分配性正义之后——论奥康纳的生态学社会主义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学论文,正义论文,分配论文,社会主义理论论文,奥康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著名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在1997年出版的《自然的理由》一书中，详细阐释了“生态学社会主义”理论。他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因此，“生态性资本主义”的谎言是行不通的，人类未来的出路只能是社会主义，具体表现为生态学社会主义。生态学与社会主义这两种看似并不相关的理论形态到底是如何结合的？这种新的理论阐释有何特点？它与传统社会主义之间究竟有什么差别？它究竟是否为社会主义理论的当代阐释提供了新的、合理的路径？显而易见，在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当代反思中，探索并解答上述问题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它不仅会加深我们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了解，也有利于我们在新时代下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
一、奥康纳对生态学与社会主义结合的论证
生态学与社会主义是针对资本主义危机而先后提出的两种理论。奥康纳认为，从历史上来看，西方的社会主义者为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所造成的经济危机通常采取两种举措：第一，更为平等地分配财富和收入。但这必然会损伤经济积极性，造成经济水平减退。第二，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劳动规模。但这通常意味着更高程度的剥削(而不是更低)。因此，这两种举措被历史证明都是不成功的。而绿色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生产导致的生态危机通常也有两种一般性的补救方法。第一，绿色主义者同样提倡更为平等地分配财富和收入，这样可以降低生产者对自然的破坏性开发。第二，保持经济的零增长、慢增长或可持续性的增长。这样也能较少污染，减缓对自然的开发。但问题在于，零增长意味着经济危机，而资本家常常是通过“成本的外化”(即更多地外化其社会与环境成本，也就是说，更少考虑全球环境、污染、资源的损耗、工人的健康与安全以及产品问题)降低成本来克服经济危机，这样做的结果无疑是加深了生态危机，同样是行不通的。因此，从表面上看，围绕着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问题，在社会主义者和绿色主义者之间形成某些联盟似乎是可能的。但实际上，从历史上看，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实行这样一种再分配是不可能的，归根结底，是因为它与资本生产的逻辑相抵触。奥康纳认识到：“摆脱这一困境的唯一出路在于，重新定义生产主义：一个社会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来达到更高的生产率水平，如采用更为有效的原材料再使用、循环利用等方法；减少能源使用并在改良了的绿色城市内使用大众交通工具来上班；通过发展有机农业来阻止‘反复喷施杀虫剂’；另外，还有一些别的方法，——尤其是劳动和土地的非商品化”。①这样，生态学社会主义的生产主义与生态学的合理性就不再是相互矛盾的了。
在此基础上，奥康纳进一步分析指出，世界资本主义矛盾本身已经为一种生态学社会主义的趋势创造了条件。理由有两点：第一，经济全球化的背景是生态学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现实土壤。在过去的20世纪，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世界资本主义矛盾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日益加剧，与此同时，地球的生态环境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剧恶化。奥康纳认为，在这种形势下，“通过危机实现积累”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导致了“社会经济重构”的双重效应。具体思路是：当资本主义遭遇需求不足的经济危机时，资本家主要通过扩大出口和削减成本来维持利润。由于利润的驱动，绝大多数资本家都会选择外化社会及环境的成本来降低生产成本，而极少考虑环境污染、资源破坏以及工人的健康等问题。于是，资本家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结果却导致了生态危机。反过来，这种非理性的成本外化从长远来看实际上会提高生产成本，从而引发经济危机。毫无疑问，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已经表现为同一历史过程的两个侧面，它们相互交织，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就世界范围来看，这使得更多的劳动者因为不堪忍受日益严重的经济和生态的双重剥削之苦而逐渐投身到反对资本主义的新社会运动中去。奥康纳据此断言：“备受危机折磨又依赖于危机的资本主义已把社会主义维度上的那些传统问题和生态学维度上的那些相对较新的问题(‘新’是根据大众意识来说的)，逼到政治议程的前台来了。资本主义已证明自己就是社会主义与生态学能达成某种婚姻关系的媒人，或者更谨慎地来讲，如果说这种婚姻关系的前景还遥不可及，那么至少可以说，某种婚约关系已开始了”。②第二，从理论上看，无论是生态学还是社会主义，由于它们各自的理论特色与局限性，使得它们无法单独地去解决资本主义的危机。奥康纳指出，生态学与地方主义相联系，强调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其核心在于各种有特色的地方及问题间的相互依赖性。社会主义则与国家性、国际性相联系，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在他看来，地方性不仅相互联系在一起，而且它还是与国际经济的总体性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大部分的世界性生态问题是不能在地方性的(生态/地理)层面上获得恰当阐释的”。③生态学必须把各种地方性的策略定位于普遍性的、国家的以及国际的大前提之下，也就是说，要把地方性和中心论扬弃为民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新形势。综上所述，奥康纳得出结论：“社会主义需要生态学，因为后者强调地方特色和交互性，并且还赋予了自然内部以及社会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以特别重要的地位。生态学需要社会主义，因为后者强调民主计划以及人类相互间的社会交换的关键作用”。④
二、生态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新制定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矛盾的不断激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兴起了形形色色的新社会运动(如女权运动、环保运动、社区运动等)，它们常常被不加区分地统称为生态学社会主义流派。奥康纳一方面肯定了这些新社会运动对减缓生态问题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又一针见血地指出，“保护第一！”是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取得成功的。在他看来，新社会运动既没有一个正确的理论基础，也没有一个共同的政治目标，仅仅用一些零散的社会集会直接抵制生态恶果，这使得它们不可能在各种“进步力量”之间达成持久的统一。
与此不同，奥康纳对生态学社会主义的独特阐释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的。奥康纳开宗明义地指出：“生态学社会主义所寻求的正是使传统社会主义本身的批判性理想得以实现”。⑤奥康纳认为，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而不是满足需要。因此，可以说，在资本主义社会，数量重于质量。一直以来，社会主义者都将此奉为自己的第一原理。然而，在奥康纳看来，社会主义者虽然在理论上对资本主义的生产进行了定性的批判，实践上却一直围绕着“更多、更好”的内容(例如要求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时间等)努力追求一种社会民主的“分配性正义”。“从逻辑上来讲，传统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应该导向‘生产性正义’，但事实上，它却导向了分配性正义的要求。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进行了批判，却致力于改变资本主义的交换关系”。⑥由此，奥康纳判定，社会主义否认了自己的第一原理。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某些东方国家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南方国家的带有社会主义特征的民族主义模式的破产，以及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式的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制度的合法性丧失，这三种“古典管理模式”失败的原因在于它们“在经济上都是自我-毁灭性的，因为它们在经济上的成功都带来了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是无法在这些模式各自的范围内获得合理解决的；而且，它们在意识形态上也都是自我-毁灭性的，因为所有这三种模式都把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等同于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而且通常还将其等同于各种形式的国家主义”。⑦在奥康纳看来，要想批判以上三种失败的社会主义实践模式并不困难，但问题在于，正是这些失败的实践，常常被错误地等同于“社会主义”理念的死亡，以至于使这个词汇从各种激进运动的字典中被删除。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各样的非国家主义或反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实践(诸如新自由主义、民粹主义、社群主义和各种各样的分离主义等)风起云涌，试图填补社会主义这个巨大的政治空洞。社会主义的合法性也因此遭到质疑，甚至连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本身也开始怀疑，社会主义理念本身到底可能吗？对此，奥康纳的回答是十分坚决的。他认为，社会主义理念不仅是可能的，而且还是必要的。社会主义理念必须被复活，同时还要“把它从定量性改革实践和分配性正义的迷恋中拯救出来代之以(或补充进)定性的改革实践和生产性正义；要从意识形态上斩断它与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关联”。⑧在此基础上，奥康纳用“生态学社会主义”这个术语来界定这样一些理论和实践：“它们希求使交换价值从属于使用价值，使抽象劳动从属于具体劳动，按照需要(包括工人的自我发展的需要)而不是利润来组织生产”。⑨这个定义体现出两层意思：
第一，从理论上来说，生态学社会主义重视定性的理论批判，主要体现在对使用价值、具体劳动以及定性斗争的重视。根据马克思的研究结论，奥康纳指出，资本主义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每个商品都有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交换价值是以劳动时间来加以度量的，因此是一个量的概念；而使用价值是指一种物品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属性，因而可以被看做一个质的概念。使用价值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用来生产别的商品的商品，即“作为生产性投入的那些使用价值因素”。另一种是直接用来满足人的需求的商品，也就是“用来再生产劳动力的作为使用价值的消费品”。与商品的二重属性相对应，商品生产的过程既是生产交换价值的抽象劳动过程，也是生产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过程。在奥康纳看来，由于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主要是想证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本质上来说是充满危机(并依赖于危机积累)的，因此，“马克思的危机理论重点关注的是货币资本、生产资本以及商品资本的周转过程之间及其内部(以及危机的不同形式之间)在数量上所发生的断裂或中断。它既不关注资本与劳动在阶级力量对比上的变化，也不关注作为生产性投入的那些使用价值因素(劳动力、能源、原材料及空间等)的稀缺性”。⑩并且，“虽然马克思及其追随者也强调了社会关系的质的方面(工人运动、社区、互助论等)，但是他们既没有从理论上系统地研究生产力(机器、劳动技能等)，也没有研究‘再生产力’(用来再生产劳动力的作为使用价值的消费品)”。（11）这使得他们也很少关注那些根源于劳动过程的社会与政治斗争(如对污染、危机的和不卫生的劳动条件的抗议)。简而言之，奥康纳认为传统社会主义只重视“量”的分析，轻视了“质”的研究。生态学社会主义则试图弥补这一缺憾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加强对使用价值和具体劳动的定性研究。在奥康纳看来，使用价值(最终产品)理论必须以某种需求理论为前提条件。但这种需求理论并不是根据个人对某种商品的主观评价来判断而要根据使用价值再生产劳动力(更普遍地说，再生产整个社会)的方式来研究需求。他深刻地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交换关系的明显特点，就在于使用价值是服从于交换价值的。因此，外在的交换价值被人们错误地视为所追求的对象，这种需求显然是异化的，究其实质，还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我们背后生产出来的。与此相反，生态学社会主义主张交换价值服从使用价值，抽象劳动从属于具体劳动，按照需要(包括工人的自我发展的需要)而不是利润来组织生产。同时，还要引起对(源于劳动过程的)定性斗争的重视。
客观地说，与大多数站在消费领域批判资本主义，用消费与生产的矛盾偷偷置换生产的本质性矛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相比，奥康纳从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展开他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做法无疑是进步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奥康纳对这对范畴的运用并不严谨，在使用“交换价值”范畴的时候忽略了对“价值”范畴本身的研究。马克思在1857-1858手稿中说过，价值是现代经济学的范畴，正是价值概念泄露了资本的秘密。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价值和使用价值才是商品的二重属性。价值的实体就是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交换价值是价值的外在表现。有使用价值但没有价值的物品也不是商品，价值是商品的最本质因素。马克思正是通过价值范畴，才推导出剩余价值的概念，从根本上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本质。奥康纳不加区分地用交换价值直接取代价值，这说明他并没有领会到马克思区分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理论意义，这导致他的理论批判力度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了。
第二，与定性的理论批判相应，生态学社会主义在实践上追求一种定性的改革，具体来说，就是主张一种超越“分配性正义”的“生产性正义”。奥康纳认为，“在资产阶级思想中，‘正义’是指事物的平等分配，而不是指事物的平等生产，例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不是指人人都平等地制定法律(事实上，法律是由精英制定出来的)。因此，资产阶级的正义是‘分配性正义’，不是‘生产性正义’”。（12）目前，至少有三种类型的“社会分配性正义”：(1)经济的正义；(2)生态的或环境的正义；(3)社区的或公共的正义。这三种正义的思路都建立在同一前提之上，“任何东西，不论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外化物)，都可以用一个最小公分母即金钱来进行衡量”。（13）因此，资本所欠下的经济债务、生态债务与社区债务都可以通过金钱来偿还。在奥康纳看来，这种所谓的“正义”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者所说的：“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14）因此，这样的“正义”只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追求分配的平等，就生态维度而言，实质上关涉的是生产和积累的正面因素和负面因素的平等分配，或者说关涉于交换关系，因而也可以被称为“社会民主的分配性正义”。相反，“‘生态学社会主义’则关涉于生产和积累的正面因素和负面因素的生产，或者说，关涉于包括劳动关系在内的社会生产关系。生产性正义强调能够使消极外物最小化、使积极外化物最大化的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具体劳动和使用价值)”。（15）奥康纳的具体思路为：资本的积累必然遇到“外在性的障碍”，包括自然性障碍和“社会性障碍”。消除这些障碍必须为资本生产创造社会条件，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供应不是资本家能够完成的，如公路、铁路、航空等设施，要跨越地区、国家，必须由国家来完成，比如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也不是任何一个资本家愿意且能够解决的，它必须依靠国家甚至国际这些超资本力量。当然，其中也伴随着资本的“社会障碍物”——社会运动、社会斗争、政治斗争，迫使国家不能不如此。奥康纳由此认为，资本生产条件的供应导致了生产条件的社会化和政治化。“我们必须认识到广义的关系不仅存在于劳动力与资本之间，也存在于资本与国家之间”。（16）可以说，“由国家行政机关组织生产是一系列政治要求的结果”。（17）但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为了防止出现传统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国家极权，生产资料不能归国家所有，而应采取社会化的形式。国家仅仅是作为宏观调控的中介，担当起维护“生产性正义”的责任。并且，生态学社会主义是具有明显的国际主义特征的。为了避免狭隘的地方性的“生产性正义”导致危机的地区转移，奥康纳提出了“全球性地思考，全球性地运动”口号来代替绿色主义者“全球性地思考，地方性地运动”，从而主张组织起一种国际性的激进绿色运动。因此，奥康纳特别强调，“这里所谓的‘国家’也指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这样的国际性的国家组织”。（18）
基于以上阐述，我以为，奥康纳对生态学社会主义的阐释，其理论实质是一种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调节主义，追根溯源，这是在他早期的“国家危机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国家的财政危机》(1973)中，奥康纳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质是维护统治阶级即资本家的利益的，因此，国家具有维持资本积累(accumulation)的职能，即积累性职能。同时，为了维护社会的和谐，国家必须承担起合法性(legitimization)的职能。与此相应，国家的财政支出也可以分为“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和“社会支出”(social expense)两部分。为了维护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国家必须在财政支出的分配上同时获得资本家和人民的认可。但是由于“每一个经济和社会的阶层都希望政府尽可能多地把社会支出用于自己身上，却不愿意承担更多的赋税……当财政支出增长的速度快于整个社会生产的增长时，国家的财政危机就形成了”。（19）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职能必须依赖国家扩大财政支出，以维持社会和谐，因此当财政危机恶化到一定程度，国家也将遭遇合法性的危机。在奥康纳看来，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非法性，究其实质，“财政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自身的矛盾——生产是社会的，然而生产资料被私人占有的事实”（20）。在此基础上，奥康纳断定：“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危机是国家支出与财政收入之间的结构性缺口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恒久地解决危机。”（21）
三、生态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不足与意义
毋庸置疑，在整个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谱系中，奥康纳的地位是十分显赫的。绝大多数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都片面地用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单纯从生态角度批判资本主义，这种思路使他们只能游离在制度改革之外，因而往往都寄希望于道德调节。如莱易斯主张一种“稳态经济”，“这种经济要求缩减资本主义的生产能力和扩大资本主义国家的调节作用。此外，还必须重新评价人的物质需求，并大大削减这种需求。面对能源短缺、地球自然界的‘不断萎缩’和生态支持系统日益相互依存，也许还需要实行一种新的禁欲主义”。（22）本·阿格尔则提出用“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变革模式，“这种辩证法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即在工业繁荣和物质相对丰裕的时期，本以为可以真的源源不断提供商品的情况发生了危机，而这不管愿意与否无疑将引起人们对满足方式上从根本上重新进行评价。人们对发达工业社会可以源源不断提供商品的能力的期望破灭，最终会走向自己的对立面，即对人们在一个基本上不完全丰裕的世界上的满足前景进行正确的评价”。（23）显而易见，这两种思路都是建立在空洞的需求理论上，把社会变革的动力植根于人的需求与商品的相互作用之中，这种对生态危机表象的分析令他们探寻不到危机背后的真正矛盾，从而也不可能找到科学的社会主义出路。相比而言，另一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高兹虽然借用后工业社会和生态学理论提出了一种“后工业的社会主义”，但在生态危机的具体出路上，他仍寄希望于改变生活方式、限制消费以及发展能源技术。然而，这种在消费领域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义”从一出生起就注定是乌托邦的。事实上，无论是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还是德波的“景观社会”，在消费领域中分析、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的理论路径几乎已经成为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通病了。这使得他们就像卡夫卡笔下的土地测绘员，只是围绕着城堡转圈，而从来没有进入到城堡的内部。一言以蔽之，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他们放弃了对历史本质规律的信仰，因而必然只能走向“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从而得出“暴死”、“节日狂欢”、“商谈”等乌托邦的解放路径。相反，奥康纳虽然也注重对现实社会“具体历史”经验层面的研究，但他从来没有抛弃过“具体历史”背后的本质规律，因此他就不会被日常经验层面的变动所支配。在20世纪70-90年代间，奥康纳分别考察了财政危机、国家危机、生态危机、社会危机等。在分析这些危机的时候，他从来没有直接用任何一条线索来取代生产逻辑的线索，而是把对生产逻辑的分析应用在相应的具体领域中，譬如，他对生态危机的分析就是通过对生产的分析来反观生态问题的。正因为此，他才能认识到，这些危机虽然形式不同，但实质都是经济危机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不同表现，究其根源，还在于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根本矛盾。客观地说，奥康纳把马克思的历史本质论运用到对当下资本主义现实分析上所做的努力值得我们借鉴；换言之，这也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境遇下具体化与丰富化所做的理论贡献。
然而，不可否认，奥康纳对生产逻辑的分析确实仍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通过阅读奥康纳的著作，我们发现他的理论核心范畴是“生产条件”，具体可以分为三类：自然环境、市政基础设施与空间以及社区、劳动力。他的理论思想都是围绕着生产条件的再生产叙述的，应该说，这种“再生产的思路”是符合马克思的分析思路的。但不同的是，马克思所述的再生产包含三个层面：物质的再生产、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以及劳动力的再生产。这里，细心的读者应该能发现，奥康纳只谈到物质和劳动力的再生产，而忽略了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可这恰恰是马克思更看重的部分，马克思曾说过：“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结果，首先表现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本身的，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本身的再生产和新生产。这种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实际上是这个过程的比其他物质结果更为重要的结果。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工人把他本身作为劳动能力生产出来，也生产出同他相对立的资本，同样另一方面，资本家把他本身生产作为资本生产出来，也生产出同他相对立的活劳动能力。每一方面都由于再生产对方，再生产自己的否定而再生产自己本身。资本家生产的劳动是他人的劳动；劳动生产的产品是他人的产品。资本家生产工人，而工人生产资本家，等等”。（24）我以为，奥康纳抛开了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来谈论再生产必然会滑向一种生产过程的外在批判，从而使他的“定性斗争理论”蒙上了一层人本主义的薄雾。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奥康纳对自然环境再生产的阐释不仅对当今世界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为我们构建科学发展观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总体来说，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奥康纳可谓是批判得最坚决、最彻底、最系统的西方理论家之一。可是，由于奥康纳在对资本主义、传统社会主义以及生态学社会主义的阐释中，有时没有廓清理论界限，于是，就有一些学者把它的生态学社会主义解释成“生态资本主义”，甚至认为奥康纳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最终落入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陷阱，是在为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做辩护。这实在是对奥康纳的莫大误解。应该承认：尽管奥康纳对生态学社会主义的阐释并没有描述出一幅详细的未来社会蓝图，但是，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批判必须先行，只有让大众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持续性、非正义性，才能有更多的人投入到社会主义运动中去。尽管这种生态学社会主义并没有直接触及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本问题，但它清楚地阐明了生产社会化的趋势以及与此相应的生产资料社会化要求，并要求把使用价值从资本主义的交换价值中解放出来，把劳动从资本中解放出来，这种改革正逐渐瓦解资本主义的力量，这种改革的趋势预示着资本主义的根本性变革。最后还需要指出，正如马克思所说：“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的话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25）奥康纳“关于生态学社会主义的理念不仅在于指出具体劳动(劳动与土地)以及使用价值/需求应该受到批判，而且还在于他认为它们正在受到各种社会运动的批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态学社会主义严格说来并不是一种规范性的主张，而是对社会经济条件和日益逼近的危机的一种实证分析”。（26）我们可以看到，“生态学社会主义已经来临，它们形式迥异，并且丰富多彩”。（27）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12）（13）（15）（18）（26）（27）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唐达车译，2003，第425页；第432页；第432页；第434-435页；第526页；第514页；第515页；第515页；第526页；第521页；第522页；第535页；第536页；第538页；第492页；第527页；第529页。
（14）（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89页；第285页。
（21）（22）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第474页；第490-491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50-451页。
（17）（16）（25）（19）（20）James O'Connor,The Fiscal Crisis of The State,ST.Martin's Press,New York,1973,p.64,p.64,p.1,p.40,p.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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