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本体重建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体论文,中国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存在着两个缺陷：一是政治批判代替哲学理论批判；二是认识论研究压倒本体论批判。因此，要建设适合中国历史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最重要、最急迫的任务，应该是开展本体论的批判和重建。从我国哲学研究的现状出发，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批判和重建应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从否定、断裂方面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近代哲学传统的关系，确立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的思维路向；第二，系统清理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建立富有时代气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第三，融中、西方本体学说之长，重新思考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建立适合本民族时代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
问题的提出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已经再一次把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提到了理论界面前。中国理论界也明确地把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中国理论建设的头等大事来抓。但是，就中国现有的研究状况言，提出问题、正视问题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解决问题的真正关键在于要找到一条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道路。
中国改革开放十多年来的实践和理论研究状况表明，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水平已远远落后于改革实践的发展。对于改革所带来的中国社会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所提出的问题，理论界不是没有思考过、研究过，而是这些思考和研究的结果不尽人意。许多问题已经提出来了，但又似乎总未说透，也说不透；许多新的研究课题、研究领域开辟出来了，却又始终深入不下去。究其原因，来自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本身的两个根本缺陷：
第一，政治批判代替哲学理论本身的批判，是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说不透现实的根本所在。
我们可以认真地省思一下1978年以来的哲学发展:1978年震撼中国思想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导，对冲破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个人迷信，倡导实事求是的精神具有重大意义。这场讨论的结果为这年底所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哲学理论的讨论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而改革开放的深入又推动着人们越来越广泛地涉及批判的现实。这时，人们发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着许多的不合理的现象。这些不合理的现象有的出自我们党曾经犯下的“左”倾错误，有的来自长期积淀而成的中国封建主义的陋习，更有的来自当代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袭。若不对党内“左”的东西，对现实中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东西进行彻底的政治批判，就不可能消除由此而引发的种种不合理现象，从而必然妨碍改革事业的健康发展。这样一来，政治批判也就成为中国实现改革最现实、最直接而又最急迫的任务。面对这种繁重而又急迫的政治批判，理论界在开展理论批判时，不得不首先顾及政治批判，并紧紧步随政治批判转换理论课题，由此而构成了1978年以来哲学理论从实践标准论争——人道主义、异化问题探讨——文化理论思考——生产力标准讨论——实践唯物主义研究的发展。然而，在这种政治批判推动下发展起来的哲学理论只能在表面上展现哲学的繁荣，而在哲学理论的深层则充满着政治批判的内容，缺乏理论自身的批判和建设；哲学理论的发展实际是政治批判进程的表现，理论批判实质上已为政治批判所代替。然而，政治批判若不上升为理论批判，就不能彻底批判现存社会的不合理现象，也不能立足于时代的高度剖析、说明现存事物的发展，这就造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总在说，却总说不透当今中国改革的现实。
第二，认识论研究压倒本体论批判，是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无法突破的实质所在。
不可否认，1978年至今，是建国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最快的时期。新课题的层出，大量国外哲学名著的引进，都丰富和繁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但是，在这种哲学繁荣的深层，也存在着一个同样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以及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解，都为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模式所主导。
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模式，作为人们思考现实的一种思维方式，具有两个特征：其一，在这种模式中，主体与客观、价值与事实、理想与现实，都是对立的，人们只能两者择一：或者仅仅以客体世界、事实世界、现实世界的特点，去理解和裁决主体世界、价值世界、理想世界；或者单纯从主体世界、价值世界、理想世界出发，去看待、批判、规范客体世界、事实世界、现实世界。其二，在这一模式中，现存世界及其中所发生的事件，都是经过认识论的过滤而形成，都是人的认识结果的展示，而认识的启端又是以设定现存世界的存在为前提的。在这里，现存世界的存在是不需论证的，也是不能论证的。这样，现存世界的存在问题实际上已被排除于哲学研究的视野之外，哲学所研究的只是现存世界的表象。认识论模式的这一研究方式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中得到了最充分的揭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主要是考察人的认识能力，是对人类认识能力的批判，但同时也说明，单从认识的方面看待世界，是不能揭示事物存在的本质的，即是不能说明“自在之物”的；事物存在的本质只能通过本体论的研究才能真正被揭示出来。
1978年以前，在这一模式主导下，我们的哲学研究，或以客观性抹杀人的能动性，或又以人的能动性取消客观性，其结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些理论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说明，从而造成了现实中的一系列挫折，致使理论界在1978年不得不重提人的能动性、主体性问题。然而，囿于当时的思维水平，哲学界并没有着手这一模式的清理和改造，从而构造了1978年以后哲学发展的这一格局：一方面，新课题的不断涌出使原有的理论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另一方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模式又不断把新课题吸收到旧的思维规范之中，使新课题呈现出与旧理论相同的研究方式。既然新课题的研究挣脱不了旧的思维规范，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无法超越认识论而深入到哲学本体论，那么，旧的理论也就必然突不破，新的理论也建立不起来。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上述两个根本缺陷，以及由此而造成的理论研究落后于时代发展的局面，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种理论前景：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模式本身的局限性已经极大地限制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单纯的认识论研究并不能完成建立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任务；要建设适合中国历史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最重要、最急迫的任务，应该是开展本体论的批判和重建。这就是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研究的课题客观地、必然地提了出来。
本体论是哲学的本根
本体的批判与重建之所以能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发展的关键，主要是由本体论的性质及其在哲学中的地位所决定的。
所谓本体论，可概括为关于最高存在的学问。最高存在，亦即最后存在，是存在之为存在的根据。本体论以研究最高存在为目的，不仅为自己划定了研究领域，而且也为哲学厘定了哲学的世界、哲学的精神，从而确定了它在哲学中的地位。
展开哲学的历史画卷，我们一眼就能看到，哲学初创时期的哲学家们提出“最高存在”的直接目的，就是确定哲学的世界，建立哲学学科。在欧洲，巴门尼德最早提出“存在”概念。他把事物分立为“存在”与“非存在”，认为“存在”不生不灭、唯一、不动，只有通过理智才能把握，是哲学研究的对象；“非存在”有生有灭，是具体可变的，只要凭借感官、经验就能把握，是科学与常识研究的对象。很明显，巴门尼德通过区分“存在”与“非存在”，确立了哲学的研究对象和哲学的思维方式。自巴门尼德以后，哲学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许许多多的哲学家都批判过巴门尼德的思想，或不赞同他把“存在”与“非存在”的区分绝对化，或反对他将“存在”的研究过于理智化；哲学自身也发生过多次的分化和重构，自然科学、思维科学、历史科学都逐渐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独立出来，但这一切都无法使哲学与“存在”研究分离开来，哲学家们也都始终没有离开过对“存在”的反思；“存在”研究被哲学家们冠之以“本体论”，成为哲学说不尽、道不完的主题，是其他任何学科都夺不去的哲学领地。
设定存在物的世界之所以能使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还在于哲学家们在提出“最高存在”的同时，就已经把哲学的精神赋予了哲学。“最高存在”作为万事万物存在的根据，本身就是超越具体性的存在，从而也是非实用性的存在。对于这种存在的把握，不仅需要人的抽象思维能力，而且更需要人的非功利性的探求精神，亦即与人的本质相联系的人的自由探求精神。因此，提出“最高存在”本身就已经展示了人的自由探求精神，而依据“最高存在”建立起来的存在物的世界，实际上就是人所希望、所理解、所追求的理想世界。这种与“最高存在”相联系的人的自由探求精神，就是哲学的精神。
不能否认，人的自由探求精神与人的本质相联系，存在于人类有始以来的一切历史时期、一切人的文化创造活动之中，诸如存在于人的科学、艺术、语言、文学、宗教、神话、哲学等等形式的文化创造之中。但是，存在于一切历史时期、一切人的文化创造活动中的自由探求精神并不都是哲学精神，人的自由探求精神唯有与“最高存在”相联系才具有哲学的品格，才能称之为哲学精神。
那么，与“最高存在”相联系的人的自由探求精神具有什么样的哲学品格呢？
首先，与“最高存在”相联系的人的自由探求精神具有理解性，是人创造类精神的内在力量。人的自由探求精神，在其运用和发挥的层次上，与人的具体的文化创造活动相联系，服务于具体的活动目的和对象，主要表现为创造的内在冲动和动机；在其本质的层次上，则与“最高存在”相联系，超越具体的文化创造活动，直接寻问人的自由探求精神何以可能的问题。这就把人的探求精神转化为研究的对象，转化为尚需理解的问题。人的自由探求精神由运用和发挥转化为理解，就标志着人的思维已上升到人的自我反思阶段，进入了人的类精神的认识和创造层面。在这一层面上，理解成为人类自由探求精神的内在特性，以或肯定、或怀疑、或否定“最高存在”的方式，提出和展示人的类精神的无数“斯芬克斯”之谜，吸引着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哲学家们以自己的方式去探求、去创造，使一部以“最高存在”的探究而展开的本体论史能通过民族精神的积淀和时代精神的变迁十分抽象而又深刻地反映出人的类精神的形成和发展。由此可见，对人的自由精神的理解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连续不断的追求活动，是推动人类进行类精神创造的内在力量。
其次，与“最高存在”相联系的人的自由探求精神具有超越性，是解放人的现实的力量。从人的本质规定看，人的自由探求精神具有内在超越性，总是以否定现实、构造理想的方式创造人的存在、人的生命价值。但是，在神话世界中，人的自由探求精神的这一超越本性被扼杀了。神话世界受着神秘的原始互渗思维律的支配，一方面赋予人的创造力量以神的意义，把人的现实力量转化为神秘的超人的力量；另一方面又把这种神秘的超人的力量经验化、具象化，使人对周围的环境、对人自身的命运感到神秘、畏惧和战栗。面对神话塑造的这一世界，人的自由探求精神只有信仰而无理解，只能屈从现实而不能挣脱现实，至多只能以幻想的方式构造出人的理想世界，使人在幻想中超越现实，而根本缺乏现实的否定性，不可能把人从他的现存世界中解放出来。与神话不同，“最高存在”与人的抽象思维相联系，被视为可理解、可论证的对象。这就不仅消除了笼罩着人的身心的神秘性，而且还通过凸出“最高存在”，把人的本质与现实多变的具体世界分离出来，使人能够与他所生活的现实世界拉开距离，理智地思考、批判地否定他所生活的世界，从而超越这个世界。由此可见，正是“最高存在”重新唤起了人的自由探求精神的超越性。人的自由探求精神一旦获得了现实的超越性，就成为了一种解放的力量，能够不断地把人从他生存的不合理世界中解放出来。
“最高存在”赋予人的自由探求精神以理解性和超越性，而人的自由探求精神的理解性和超越性一旦形成，又对哲学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双重的意义：就哲学自身的发展言，理解性和超越性作为哲学的精神力量，推动着“最高存在”在形式上和内容上不断更新，从而构造出哲学理论发展的内在史；对于哲学存在的社会意义言，理解性和超越性以其意义和功能表明，哲学不唯是创造人的智慧、人的类精神的理论学科，也是解放人的手段；它创造人的理想世界，又架设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相互过渡的桥梁。既然如此，那么，哲学的存在就不单单对于人认识世界、理解自我有着深刻的理论意义，更重要的是它还对于人的思想和行为的解放有着现实的实践意义。哲学的这种理论的和实践的意义在人类历史的变革时期表现得尤其突出，并和人类历史的发展相交融，构造出哲学理论发展的外在史。当然，哲学发展的外在史总要通过哲学发展的内在史，通过“最高存在”的不断更新和重新说明，才能形成。很明显，“最高存在”对于哲学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以“最高存在”为研究对象的本体学说在哲学中占有核心地位。正是这样，任何一场哲学革命以及所造成的社会变革都必须通过哲学本体的更新而实现。
由本体论的性质及其对于实现哲学革命的意义所决定，当今中国改革所引发的哲学革命，只能通过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本体而实现。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重建的现实道路
中国社会的变革已经把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任务无可争辩地提了出来，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实现这一任务呢？在这一问题上，高清海先生和刘纲纪先生近年来的的成果令人瞩目。他们从研究马克思的实践观入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问题作了新的说明。高清海先生从现代哲学反传统本体论的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是一种现代哲学思维方式，是对传统的实体本体论的否定。由此出发，他主张以实践消解原哲学教科书体系中的本体论。与之不同，刘纲纪先生从现代哲学与传统哲学的联系的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属现代哲学，但它并没有抛弃传统哲学中的本体论问题，而是对它作了以物质的自然界为基础的实践唯物主义的解决，建立起实践本体论。因此，马克思主义应该有自己的本体论。高清海先生和刘纲纪先生尽管研究的思路不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从现代哲学批判传统本体论的角度考察马克思的“实践”概念，规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他们研究的差别和共同点提示了我们对当今中国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的现实道路的思考。
思考之一，必须立足于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水平，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近代哲学传统的关系，确立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思维路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近代哲学传统的关系问题是规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的根本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在19世纪后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多从肯定的方面解答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近代哲学传统的关系，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黑格尔辩证法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学说的批判继承，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近代哲学传统的连续性。从这一解答出发，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必然以近代哲学的研究方式理解和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和问题，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属于近代哲学的范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也被解释为自然本体论。20世纪初，葛兰西率先反对以近代哲学传统统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张从否定的方面解答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近代哲学传统的关系。他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就在于他的独创性。这种独创性“不仅在于它超越了先前的哲学，而且也在于，并首先在于它开辟了一条新路，从头到脚地更新了整个设想哲学本身的方式。”（葛兰西：《实践哲学》，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61页）这就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从近代哲学的范式中解放出来，立足于一个全新的基础之上。自葛兰西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以时代的课题、时代的哲学思维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精神，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时代气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价值；他们依据自己所理解的马克思的实践精神，建立起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
相比之下，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基本上还停留于近代哲学的水平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近代传统的关系上，我们的主导思想是强调两者的继承性、连续性。虽然我们不断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和超越，却从来没有从哲学范式的变革方面揭示两者的断裂点、非连续性。近代哲学的思维范式依然遮蔽着我们的哲学视野，妨碍着我们对新的哲学问题的探索和思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举步维艰。今天，我们要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就必须转变哲学观念，以彻底否定的精神清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近代哲学传统的关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从旧的范式中解放出来，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代成果，建立起新的研究范式，在现代哲学发展的水平上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应是我们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正确的思维路向。
思考之二，系统清理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把握现代哲学变革的实质，建立富有时代气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
破除近代哲学的研究传统，实现现代哲学的变革，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现代化的时代内容。实现这一时代内容，对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状而言，首先必须着手两项基础工作：
第一，清理现代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出发点。翻开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我们不难看到，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研究的问题及其研究方式都是建立在对科学和哲学之合的理解上，总是强调哲学的发展必须不断地吸收科学的成果、科学的思维方式。这一理解恰好和近代哲学构造哲学的方式相一致。近代哲学在反对宗教神学的斗争中，高扬科学和理性，建立起科学与哲学的联盟，科学的对象、科学的方法成为哲学的主要支柱和内容，从而构造出近代哲学的风貌。近代哲学以科学方式构造哲学，一方面把哲学从宗教的婢女地位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又使哲学沦为科学的婢女，妨碍了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发展。正是这样，现代哲学为走出近代哲学阴影，一开始就讨论科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并以不同的方式证明科学与哲学之分。科学哲学以“拒斥形而上学”证明哲学本体对科学认识的无意义性；欧洲大陆哲学则以把传统的对“存在者”的本体提问转变为对“存在”的本体提问的方式，从哲学本体中删除了科学的内容和科学的研究方式，使哲学由对自然界的探究转向了对人的生活世界、对人的生命创造活动的关注。在此基础上，哲学重新思考了本体与现象、实体与功能的关系等问题，确立了新的哲学研究方式，从而表明，哲学既不需要屈从于宗教，也不必依附于科学，哲学有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式，哲学就是哲学。这就形成了现代哲学的风貌。现代哲学的研究思路及其所讨论的基本问题，提示我们重新思考决定着我们哲学研究出发点的科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应该说，从宏观上看，即从哲学与社会的关系看，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发展的确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但是，从微观上看，即从哲学体系的建构看，哲学叉不能与科学相合，必须与科学分开，建立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式，才能发展。我们哲学研究的误区，就在于把科学与哲学在宏观上的联系置于微观上去说明，对两者关系作了狭隘的理解，以致落入了近代哲学的研究范式。因此，重新思考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清理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现代变革的基础工作之一。
第二，把握现代哲学变革的实质，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本体论。从现代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中，我们可以看出，现代哲学的变革与近代哲学的变革有着十分不同的内容和意义：近代哲学的变革仅仅停留于认识论领域，只是改变了中世纪哲学论证本体存在的方式，并未触动已有的本体论学说本身。这使得近代哲学较大地表现出对古希腊以来的哲学传统的继承性。与之不同，现代哲学的变革主要在本体论领域展开，旨在改变传统哲学的提问方式和思维方式。其变革的成果，是新建立起来的本体论取代了传统的本体论，西方哲学在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可以说，现代哲学变革是一场彻底否定古希腊以来的哲学传统的革命。由现代哲学变革的内容和意义所决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代变革从根本上说是哲学本体论的变革，必须通过现代本体的重建而实现。这就向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重建的具体内容，必须是消解传统的自然本体论，确立面向人的历史、人的现实生活的文化本体论；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加强对本体论一般理论的研究，以实现现代本体论的重建；再次，认识论等其他领域带有根本突破性的研究都必须与重建本体论的目标相一致，应该努力消解、而不是强化自然本体论，以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整体上完成时代的变革。
思考之三，融中、西方本体学说之长，重新思考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建立适合本民族现代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本体论。
就世界范围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变革都是通过对实践的本体论改造而实现的。但是，由于思维方式的差别，哲学发展道路的不同，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实践本体存在的理解和说明又应该有所不同。对于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实践的本体改造，应该以20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的研究为基础，融中、西方本体学说之长。
中国和西方的本体论具有不同和研究传统。在西方，从古希腊到近代哲学建立的是知识论本体论。这种本体在建构方式上，以真假、善恶分立本体与现象，以本体为真、为善，批判现象之假、之恶，因而对现实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在研究对象上，强调知识征服外部世界的作用，重视探讨人对外部世界的关系。现代西方哲学在实现知识论本体论到意义本体论的转变中，在建构方式上依然保留着西方哲学传统，只是在研究对象上，把人对外部世界的关注转向了对人的内在生活的考察，扩大了哲学批判的领域。与之不同，中国传统的本体论一开始就注重研究人的现实生活，强调人的生命的价值，在建构方式上，则以本末、体用关系说明本体与现象的联系，强调本体与现象的和谐和不可分性。这种本体论缺乏对现实生活的批判性，却有较强的建设性。
20世纪的中国哲学家们曾以两种不同的方式融合中、西方哲学，构建新的哲学本体论：一种是现代新儒学，立足于中国哲学的本体建构方式，探讨现代哲学本体论问题，更新和改造中国传统哲学的本体论；另一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立足于西方近代哲学知识论模式，发挥中国古代辩证思维传统，建立起以实践为基础的知识论本体论。这两种本体论学说发展到今天，暴露出各自优点和缺点。现代新儒学以现代哲学阐发中国哲学精神，指出了中国哲学与现代哲学在研究对象上的一致性，昭示了中国哲学的价值与生命力。但由于现代新儒学没有经过知识论本体论的过滤，没有借鉴西方本体论的建构方式，又缺乏人改造外部世界的内容，缺乏对现实生活的批判性。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引入近代知识论本体论模式，以西方哲学的建构方式改造中国本体论，使之具有强烈的批判性。但是，囿于认识论模式，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模糊了本体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自身价值和地位，在实际上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20世纪中国哲学家们创立的本体论学说，应是我们今天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出发点。他们学说的优点和缺点，提示了我们如何融合中、西方哲学之长，从本体的意义上改造实践范畴。
首先，在建构方式上，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知识论本体论为出发点，进而深化到以哲学本体论的方式，探究实践的哲学本性。知识论本体论尽管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在强调人的外在性，即人对外部世界的改造和批判上，又有其积极的内容。中国哲学若不经过这一本体论的过滤，就不可能把人的内在生活扩展到外部世界，人也就丧失了改造外部世界的力量。因此，实践的本体论研究必须以知识论本体论为出发点，以扬弃的形式保留其中积极的内容，然后再代之以哲学本体论的方式，深入地考察实践的哲学本性，从人的内在发展与人的改造外部世界活动的有机统一中，揭示实践的哲学内涵。在这一方式中，实践不再是仅仅与理论相对立的概念，而是与人的本体论的提问方式结合起来，成为说明人的存在的概念，即成为具有哲学本体意义的范畴。这是对实践所进行的一次哲学理论的提升。通过这次提升，不仅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得到了时代的改造，而且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建构方式也得到了更新。
其次，立足于中国哲学精神，揭示实践的文化内涵。从人的本质、人的存在的本体的高度探究“实践”的哲学本性，无非是要发现人的独特的活动方式，寻找出一种能够使人、人的历史运动同动物的活动、外部自然的运动区别开来的因素，使有关实践的各种哲学问题都能够得到合理的解决和恰当的说明。现代文化学、人类学和文化哲学的发展证明，这个因素不是别的，就是文化。然而，在西方，经过漫长的思想演变才发现的这一事实，早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就得到了深入的研究和丰富的说明。中国古代哲学把文化与人的生活、人的生命创造活动结合起来，从本体论的高度揭示了人的生命的价值本性和运动规律，从而创造出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今天，我们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就是要在现代社会的变革中改造和创新民族精神。正是这样，我们在探究实践的文化内涵时，只有立足于本民族的哲学精神，才能创造出适合中国现代发展的本体论。这些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容和途径。
由上可见，建立具有民族哲学精神、富有时代气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本身就是一场彻底的哲学革命。实现这场革命，不仅需要哲学的智慧，更需要哲学探索的勇气，中国历史的发展正期待着这场哲学革命，期待着中国哲学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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