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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中国的史学研究很有成绩，成果甚多，其中不乏优秀论著，颇有创见。但是，毋庸讳言，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需要讨论，以分清是非。
如何看待帝国主义的入侵
以1840年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为开端，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止的109年中，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压迫剥削中国人民，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苦难，造成中国的贫困落后。为了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中国人民前仆后继、英勇顽强地进行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结束了苦难、屈辱的历史。这是已经走过来的历史事实。但是，有些论著却提出异议。例如，认为“殖民化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现代化进程”；鸦片战争打晚了，如果提前到明朝，“我们中国就远不是如此的面貌了”；“中国要富强康乐，先得被殖民150年不为过”。在他们看来，帝国主义侵略不是有罪，而是“有理”、“有功”。与美化侵略的同时，他们竭力否定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有些人的逻辑是，西方列强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是落后的国家，落后应该欢迎先进，先进可以帮助落后。如果反抗，就会“让我们中华民族退回到刀耕火种”。抵抗不可取，和才是明智，等等。那么，西方列强侵入中国，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还是使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化、殖民地化？
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破坏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从而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外国资产阶级为了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为了维护侵略权益，以及生活上的需要，也兴办一些近代工业和设施。但是，我们能据此就去赞颂殖民征服，证明侵略有理、有功？！马克思在论述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时，指出英国在印度造成的社会革命，“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有的研究者以此来作为赞颂殖民主义的依据，证明侵略有理、有功。事实上，这是片面曲解了马克思的原意。马克思虽然肯定英国为了掠夺的需要，在印度修筑铁路，举办工业，发展了资本主义，“造成社会革命”，但他旗帜鲜明地对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给予严厉的谴责，指出那“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他说：“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马克思还明确指出：“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这就是说，英国虽然在印度播下了“新的社会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带给印度人民以灾难和枷锁。英国资产阶级只能是在印度实行殖民化，不可能帮助印度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印度的复兴和重建只有靠印度自己，只有在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之后，只有在生产力归人民所有之后。马克思对英国统治印度论断的基本精神，同样适用于中国。
中国虽然不像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但是同样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大大小小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剥削、掠夺的历史；正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和掠夺，造成了中国的贫穷落后。中国虽然产生了资本主义，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它始终没有能够得到正常的充分的发展。西方列强依仗不平等条约取得的特权，在中国经营了许多企业，不断扩大外资在华的势力，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据统计，外国在华资本总额的比重：1894年为60.7%，1913年为80.3%，1920年为70.4%，1936年为78.4%。可以看出，外国在华资本比中国资本占有明显的优势。而且在中国资本中，官僚资本逐渐压倒民族资本，民族资本在中国资本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是十分微弱的。在外国资本的压迫摧残下，中国民族资本无力与之抗衡，许多民族工业逃避不了破产或被兼并的命运。例如，被认为中国自己经营最成功的开平煤矿，就在中外合办的名义下，被英国资本加以吞并。轻工业中的棉纺织业是发展较迅速的，但在1918—1927年间，因欠帝国主义债务无力偿还而被拍卖、被吞并的中国纱厂就有7家。本世纪30年代，上海纱厂资本家已开始呼号：“究竟中国纱厂的致命伤是什么？”他们自己回答道：“痛痛快快地说，中国纱厂的唯一致命伤，在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中国纱厂一业的复兴与繁荣，必然在现状变化以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日、美等帝国主义势力和官僚资本的压迫下，命运更为悲惨，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据统计，近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1920年为4.9%，1936年为10.8%，1949年为17%。这个数字表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很缓慢的，在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09年里，我国才积累了17%的近代工业经济，而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占了83%。小农经济如同汪洋大海，而近代工业只不过是这个大海中的几座孤岛。毛泽东同志深刻指出：“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帝国主义还和中国封建主义结合起来，支持反动派作为他们统治中国的支柱。正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维护，封建的土地关系、商业高利贷资本和一切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及上层建筑得以继续存在下来。帝国主义使中国沉沦为半殖民地化，又使中国停留在半封建状态。历史事实表明，帝国主义的入侵既没有使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使中国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不进行反帝斗争，不改变半殖民地的地位，不改变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压迫和掠夺，要实现中国的近代化是不可能的。
否定中国反帝斗争还有一种“信守条约”论。该“理论”认为，西方列强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是因为中国“违约”。帝国主义靠武力逼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后，可以随时违背条约，从而再逼迫中国签订条件更为苛刻的新约，以扩大在华的侵略权益。而被侵略和奴役的中国人民稍有不满和反抗，却被指责为“违约”，是以“愚昧”抗拒“文明”。这是一种赤裸裸的强盗逻辑！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就是这一强盗逻辑的体现。其实，在《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曾梦想信守所谓“万年和约”，但英法联军的炮火将这一梦想打得粉碎。对于帝国主义以武力强加于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人民完全有权反对，有权要求废除，不存在违约不违约的问题。如果按照所谓“信守条约”的说法，中国只有永远沦为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殖民地，中国人民永远遭受帝国主义的奴役不得翻身。这是一切还有民族良知的人都会懂得的道理。一生为谋求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而努力奋斗的民主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就曾明确指出，不平等条约“就是我们的卖身契”，“一定要主张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直到去世之前，他一再反复强调说：“我们中国人的地位，堕落到了这个地步，如果还不想振作国民的精神，同心协力，争回租界、海关和领事裁判权，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我们中国便不是世界上的国家，我们中国人便不是世界上的国民。”他还把这个主张，写进了他的遗嘱。
如何看待革命和改良
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否定人民的反封建斗争，否定革命：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直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全部给予否定。太平天国起义被说成是把历史“拉向后退”，是“破坏”。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等都是“激进主义思潮”的产物。有的人声称革命不如改良，辛亥革命“搞糟了”，“清朝的确是已经腐朽的王朝，但是这个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时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逼着它迈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一下痛快地搞掉，反而糟了，必然军阀混战”。“袁世凯称帝等现象乃是革命的后遗症，是暴力革命这种方式本身带来的问题。因为革命只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它破坏了一种政治框架之后，并没有提供新的政治框架”。究竟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这是值得讨论的。
把一场伟大的革命简单地归之于某些人的“情绪化”的“激进主义”思想的产物，归之于某些人头脑中的主观意愿和人为因素的结果，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革命不是只凭少数人一时的情感冲动就能发动起来的，也不是只凭某个阶级和政党的意志就能发生的。革命的产生除去革命阶级主观的条件外，必须具有革命的客观形势。没有革命的条件，革命时机不成熟，任何人的“情感激流”，也制造不出革命来。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革命，都是客观情势使然。正如列宁所说：“要使革命到来，单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辛亥革命是如此，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如此。它们都是代表人民群众的意愿，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以辛亥革命而言，它是民族危机严重和社会矛盾尖锐的产物，是腐朽的清政府不愿意或没有能力抵御外国侵略和领导国内变革的结果。当时我国的客观情势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遍布全国各地的群众反清运动。20世纪初，清政府声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而沦为“洋人的朝廷”。为了维护腐朽的统治，清政府对内实施“新政”，从而加捐增税，勒索人民。广大人民难以为生，民怨沸腾。种种因素，激化了清政府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抗捐抗税、抢米风潮等各种类型的抗清斗争遍布全国城乡，连绵不断。据统计，从1902年至1911年，各地民变多达1300多次。日趋尖锐的阶级斗争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使清政府陷于困境，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创造了客观环境和群众基础。二是清政府一次又一次拒绝立宪要求，拒绝速开国会和成立责任内阁的请愿运动，变本加厉地加强了皇族集权，并于1911年组成被称为“皇族内阁”的“责任内阁”。这使得越来越多的立宪派人士对清政府感到绝望，放弃了改良的幻想而投入革命阵营。所谓可以通过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着清政府走上现代化道路的说法，当年就被清政府所粉碎。三是清政府内部满汉权贵之间、汉族官僚集团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官僚们离心离德。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督抚或保持观望，或弃城逃跑，或附和革命，几乎没有人为清政府效忠卖命，与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的情况大相径庭。对于一个连自身内部矛盾都无法解决、意志难以统一的政府，又怎么能够指望它去化解更为严重的外部矛盾，将社会整合一起，从而领导国家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呢？当时的清政府，正如孙中山所形容的那样，像“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的腐朽了”，“全国革命的时机，现已成熟”。可见，辛亥革命的发生，是客观情势使然，而不是什么“激进主义思潮”的产物。
近代中国革命，可以说是被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反动统治者逼迫出来的。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和不少骨干分子，并非一开始就主张以革命推翻清政府，而是经历了一条从改良到革命的道路。孙中山曾经说过：“可用和平手段即用和平手段，必须用强力时即以强力临之”。事实也是如此。孙中山即曾上书李鸿章，试图通过清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来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家富强。然而事与愿违，孙中山要求改良的愿望换来的却是李鸿章的极其冷漠。这条改良道路走不通，才使孙中山最终坚定了革命的决心。章太炎、秦力山等不少人也是在自立军起义失败前后放弃改良主张，转向革命阵营的。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中，如李大钊、毛泽东等人，早年也曾想以温和、改良的方式来推进中国的发展，只是当他们感到必须以革命的方式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时，才提出革命的主张。
革命和改良究竟哪一种好，不能抽象地论定。在一个国家内部的现代化变革中，是采取革命的方式，还是改良的方式，不能一概而论，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历史状况、社会政治经济状况、阶级状况等现实国情。对革命、改良的得失，必须作实事求是的具体的分析，完全抹煞革命，一味颂扬改良，是错误的。当一个国家内部需要革命，而革命条件又已具备，在这种情况下鼓吹改良，就不足取，应该给予批评。就近代中国历史而言，无论是戊戌维新运动还是立宪运动，对中国社会发展都曾不同程度地起过积极推动作用。但无论是维新派还是立宪派，以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主张“中间路线”的人士，他们试图以改良方式来解决中国问题的尝试，均以失败而告终。只有中国共产党承续辛亥革命没有完成的任务，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才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从而才有可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进。这是客观的历史事实，谁也无法抹煞的。
宣扬“告别革命”的人攻击革命的另一个论点是所谓“杀人流血”。这种说法并不新鲜，戊戌维新失败后的康有为等改良派攻击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就是如此说。当时的革命派对此作了明确的回答，指出：“革命不免于杀人流血固矣，然不革命则杀人流血之祸，可以免乎？革命之时，杀人流血，于双方之争斗见之。若夫不革命之杀人流血，则一方鼓刀而屠，一方觳觫而就死耳。为国而死，则吝惜之；为野蛮异族政府所蹂躏而死，则忍受之：何死之不择也？”他们还指出，革命可以“救人救世”，“无革命，则亦无平和，腐败而已，苦痛而已”。这些对所谓革命“杀人流血”作了有理有力的回答。不用革命，不“杀人流血”，社会永远是平和地发展，当然很好，但这只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列宁明确指出：“只要社会还分成阶级，只要人剥削人的现象还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要想消灭这种剥削，我们是逃脱不了战争的。战争无论何时何地总是由剥削者、统治者和压迫者阶级挑起的。”被压迫阶级反对压迫阶级的国内战争是合理的、进步的和必要的。不同立场、观点的人对革命的评价自然是不同的，这不足为奇。
否定革命的又一观点是，“革命只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它破坏了一种政治框架之后，并没有提供新的政治框架”。这种看法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没有根据的。任何真正的革命都不仅破坏了原有的政治框架，而且还提供并建立了新的政治框架。无论是孙中山和同盟会领导的革命，还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推翻什么政治制度，建立什么政治制度，都是很明确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辛亥革命后由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走不通，出现了帝制复辟、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局面，这不是辛亥革命带来的，而是袁世凯和其他军阀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应当尊重历史事实，不能任意颠倒。如果要说辛亥革命的失误，那恰恰是它对旧制度破坏不彻底，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这就为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窃取革命果实和日后的军阀割据和混战留下了隐患。
如何看待统治阶级代表人物
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入，对近代中国的历史人物提出一些新的看法，这本是正常现象。然而，现在做翻案文章成为一种时髦，贬林则徐捧琦善，否定洪秀全称颂曾国藩，抑谭嗣同、孙中山美化袁世凯，一方面贬低、否定进步的、革命的人物；另一方面拔高、美化封建统治者、反动派，这不能说是正常的。
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必须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符合客观历史实际。然而，有的研究者却是凭自己的主观意愿去论述历史人物，严重背离了历史的真实。如赞扬袁世凯推行的经济、政治、外交、文化等各项政策，“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宽松政策，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代新文化大师脱颖而出；……革命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北洋时代成长起来”。一个搞专制统治、复辟帝制、把历史拉向后退的历史罪人，却变成了推动中国社会变革发展的民主政治家，历史完全被颠倒了。辛亥革命后，大致是1912年3月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至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的一年时间里，社会上确是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民主空气浓厚，政党、社团、报刊大量涌现。但是，这种局面的出现，是辛亥革命的结果，是清王朝的覆灭、帝制的废除、民国的成立所造成的，不能归功于袁世凯。当时的袁世凯虽还不能不有所顾忌，但实际却是不断地向集权专制的道路上推进。在刺杀宋教仁、镇压“二次革命”后，他集权专制的做法就更明显了：革命报刊被查封停刊，报人遭逮捕、枪杀，使当时国内的报刊锐减300多种，酿成“癸丑（1913年）报灾”。有的是专制、强暴，而不是宽松、自由。至于说陈独秀、李大钊等一代新文化大师的“脱颖而出”，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成长，都是袁世凯北洋政府政治上“宽松”出来的，未免荒唐得可以。
这种不顾历史事实，对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一味称颂、美化的情况，并不少见。例如，有的人对袁世凯的密友和支持者徐世昌，更是大加颂扬，称赞这个晚清重臣、北洋总统坦荡无私，不为利诱，忠于国家，高风亮节，品德节操光明磊落，是推翻旧时代的先行者，是近代中国大政治活动家、经济家、教育改革家等等。然而在其约20万字的传记中，却难以找出对上述谀词给予有力支持的历史事实。
当然，有些研究者也声称是“依据历史事实”而提出的新论断或新观点。问题是所依据的是什么样的“历史事实”。“历史事实”不等于都符合历史的真实，有些“事实”是靠不住、不可信的，尤其是一些统治阶级代表人物的言论，更需要具体的分析，不仅观其言，更要察其行。如果不加分析地把他们的言论随意用来作为我们今天研究历史的立论依据，那么即使口是心非的巨奸大恶也会变成为伟大的人物，袁世凯不也把接受日本“二十一条”的卖国活动说成是“以保全国家为责任”的“爱国”之举吗？
历史人物的活动不是孤立地进行的，而是在社会各阶级、阶层、集团的联系和矛盾斗争中展开的，所以必须把历史人物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做具体、全面的考察。如果把历史人物抽象、孤立地加以描述，或抓住某些言行加以片面渲染，以偏概全，随意拔高、美化，不仅不能揭示其本质，而且将会导致对历史的歪曲。近年来，在一些研究者的笔下，曾国藩几乎成了一代“完人”。有的人对曾国藩在家书中告诫其子弟要“爱民”等思想大加颂扬，但这只是一面。曾国藩还有另一面，就是在镇压农民起义时心狠手辣，不惜滥杀无辜，而在家书中也对其家人强调对造反的农民军必须“斩尽杀绝”，“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因此，不能只说曾国藩“爱民”的一面，而掩盖他杀民的一面。而且对曾国藩的“爱民”，也要与杀民的阶级本质联系起来考察、分析。这样才有可能对这个封建王朝的“中兴名臣”有全面、本质的认识。
历史上任何一个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都有其复杂性、多面性。即使是圣贤、伟人，要想找出他们的缺点、错误，并不太难；而那些巨奸大恶，也不一定桩桩件件干的都是坏事。但是，这丝毫也不能改变他们各自的基本面貌，不足以推翻已有的定论。不看主流、本质，不从全面出发，只抓住某些个别事例加以渲染、放大，任意贬损或美化，这不是严肃的学风。列宁曾批评说：“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知。”这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是有指导意义的。
上述美化帝国主义的入侵、否定革命、颂扬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等观点的出现，就多数情况而言，是有的人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历史的结果。任何一个史学工作者，不管他是否意识到，或是否承认，其研究工作都是在一定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在它的指导下，史学才真正成为一门科学。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近些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却受到了一些人有意无意的冷遇或排斥，有的公开声称马克思主义过时了。这一倾向已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产生了不良的影响。正是因为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出现上述种种错误的观点就不足为奇了。历史研究任何时候都必须采取科学的、严肃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这就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最科学、最完善的理论，只有运用它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历史，才能够把握本质，明辨是非，使历史得到最清楚、最全面的解释。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为指导，通过健康的百家争鸣，我们的史学研究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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