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吉登斯现代性反思思想的三种“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三种论文,试论论文,主义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代反思现代性的思想运动中，吉登斯、哈贝马斯以及詹姆逊被认为是提出自己独到看法的三位杰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其中尤以吉登斯的反思的现代性思想更为突出，因为他不仅尝试从现实出发解释现代性的困境和问题，得到了一系列较为深刻的认识，而且基于马克思的基本立场，探寻现代性的未来出路，尝试以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理念为基础，建构关于新的社会秩序与社会形态理论。《自反性现代性》、《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等一系列著作，都涵盖着吉登斯反思的现代性思想，闪烁着他对资本主义的颠覆性批判，并以1994年出版的《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一书为标志，形成了反思的现代性理论。反思的现代性思想以经验主义、功能主义和现实主义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在政治学、社会学和哲学等领域引发了关于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现实社会与未来社会的热烈讨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于理解现代性的本质特征不失为重要参考。本文将致力于从事实基础、目的诉求和理论指向等三个方面，就吉登斯反思的现代性理论的经验主义、功能主义和现实主义思想作出分析，探寻其方法论启迪。 一、经验主义的症候阅读 吉登斯的“反思的现代性理论”是其长期研究现代性问题的理论总结，集中反映了他社会哲学思想的基本诉求。他从英国传统的经验主义出发，就当代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全球化的冲击、日常生活和个人生活中的变化以及后传统社会的出现等重大社会变革的现实，提出了超越现行的资本主义与苏联式社会主义的“重构激进政治”的思想，尝试着打造一个“全球世界主义秩序”的制度框架，并声称是在走“第三条道路”。然而，仔细研读他反思的现代性理论的思想内涵，我们就会发现，这实际上是吉登斯基于自己的左翼立场和经验主义基础提出的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策略，体现着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内涵。他在其代表作《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的序言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我在本书中提出的观点可以归纳为重构激进政治的六点框架，它虽然从哲学保守主义那里汲取了营养，但是保留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价值观。”①可见，反思的现代性理论深刻反映出了吉登斯对社会主义解决现代性困境能力的认识和厚望。 吉登斯从现实的现代性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入手，阐述他的反思的现代性理论的思想基点。在他看来，现代性社会的现实状况是保守主义正在走向激进，而左翼正在走向保守，“已经变得激进的保守主义遭遇到已经变得保守的社会主义”，“在今天的社会条件下，已经不存在右翼和左翼的陈词滥调”②了，这意味着现代性社会正在反转，正在走向社会结构的调整。这种反转和调整正是现代性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表现，是产生新的社会秩序的前奏。之所以有这些意识方面的改变，是因为现实社会发生了三大变化。 首先，人类正在受到全球化的强烈影响。吉登斯特别强调，全球化不仅仅是大规模体系的产生，还是社会体验的本土化以及个人环境的转变。我们日复一日的活动日益受到发生在世界另一端的事情的影响，本土的生活方式、习惯已经具有了全球性的影响。国际分工和生态体系发生了改变。全球化不是一个单一的过程，而是各种过程的复合，这些过程经常相互矛盾，产生了冲突、不和谐以及新的分层形式。本土民族主义的复活以及本土认同的增强直接与相对立的全球化的力量交织在一起。 其次，后传统社会秩序的出现。吉登斯认为，我们现在已经生活在一个后传统秩序的社会中，这种社会秩序不是传统的消失，而是传统的地位发生了改变。这里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吉登斯的后传统的社会就是对他一直强调并始终关注的现代性社会的超越，因为“世界的现代性，即什么是具有现代特征，这恰恰是当代社会的社会安排，这个世界超越了自己的过去，不为传统、习俗、习惯、惯例、期望和信念所禁锢。现代性是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差异状况，它以某种方式打破了从前的一切”③。即使是“民族—国家的形成始于它们发展出明确的边界(borders)，以取代更传统的国家所特有的那种模糊边疆(frontiers)，边界是在地图上的精确界线，而且任何侵犯边界的行为都被看成是对国家主权完整性的一种损害。现在，国家再一次拥有边疆而不是边界，但其中的原因却与过去不同。当代国家的边界之所以逐渐演变为边疆，乃是因为它们与其他地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而且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各种跨国集团的交往中”④。当然，吉登斯并没有说传统至此消解了，而是说今天的世界是一个超越了传统的世界，因为“数不清的传统、信念和习俗相互混合。——没有任何单一的传统可望左右大局，也没有任何单独的习俗性行动方式能够成为人们在复杂和不断变化的现代情况下生活的基础”⑤。就是说作为人类行为经验概括或理念抽象的传统，相较现代性社会的权威——科学来讲，仍然会发挥作用，只是传统不再是绝对的唯一的权威，它的权威性要依赖于理性认识的考量，只有那些合理性和合法性的传统才具有生命力。因此，传统必须自我解释，公开接受质问或对话。在吉登斯看来，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人为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其中的风险与现代制度发展的早期阶段的风险完全不同，新型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这种人为不确定性是启蒙运动引发的发展所导致的，是现代制度长期成熟的结果，是人类对社会条件和自然干预的结果；二是无法用旧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同时它们也不符合启蒙运动开列的知识越多控制越强的药方；三是其中的后果严重的风险是全球性的，可以影响到全球几乎每一个人，甚至整个人类的存在。⑥言外之意是，新型风险的化解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条是科学的路径；另一条是能自我证明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的传统。 第三，社会的反思性得到扩展。吉登斯认为，在后传统的社会中，个人必须习惯过滤所有和他们的生活状况有关的信息，并且有条理地根据信息的过滤过程来行动，其结果首先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和社会行为，包括婚姻、性习惯和认同，而且这些已经现实地发生了改变，人们比以前要求更多的生活自主。由于社会反思性的增加推动了知识与控制的分离，使得人为的不确定性风险增加。在后传统秩序中，如果个人要在这个世界中生存下去的话，就或多或少必须参与到更广阔的世界中去。⑦这里，吉登斯潜在地强调了作为社会主体的独立性及其所固有的理性力量。因为专家(包括科学知识)制造的信息不再能完全局限在特定的团体中；相反，普通人在自己的日常活动中习惯性地对它加以诠释并作为行动的依据。社会反思性的发展是几乎没有任何共性的多种变化出现的关键因素。而且，它也深刻地影响到工业生产、社会管理、官僚体制和政治领域。在政治领域，国家不再能够随意把自己的公民当作“臣民”来对待。对政治重构、消除腐败的要求以及对正统的政治机制的广泛不满在某些方面反映了已经增加的社会反思性。⑧如果说，吉登斯的反思的现代性更多地聚焦于社会的主体——人，倡导人的理性认知和理性行为的重要性；那么，他的反射性现代化则是指向了社会变迁的客体特征，换言之，现代性社会的反射性指的是“我们的生活环境日益成为我们自己行动的产物；我们的行动也反过来越来越注重应付我们自己所造成的风险和机遇，或对其提出挑战。——过去制约社会行动的极限，现在却充斥着这种行动的后果”⑨。在这里，吉登斯说明了反思性与反射性现代化的相互影响，提出了看似相悖但却内在一致的看法，特别强调了作为主体的人的责任，因此，社会的反射性越来越成为我们反思的核心焦点，而这是吉登斯所有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反思的现代性就主体而言体验为对自我行为的理性解释，反射性现代化是就行为对象的结果而言，是主体人对自我行为意义与价值解释的行为结果，也许可以简单表述为：行为的解释和解释的行为。 吉登斯认为，现实社会存在状况的这些根本性改变，必然会在人们的生活和国家制度中反映出来，因此，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二分的制度设计和思想理念，已经不复存在，必须寻找新的出路才能拯救人类社会和秩序。正是基于现实的经验分析，使吉登斯捕捉到了现代性面临的那些影响其发展的根本问题。 二、功能主义的整体透视 吉登斯以功能主义的方法论手法，从整体上系统地分析了产生人类现实困境的原因及其根本特点，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灾难和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无奈，这些分析为他反思的现代性理论和设计新的未来社会提供了基本前提。 对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吉登斯认为，根据这些变化，我们应该可以解释社会主义遇到的问题。在他看来，当大部分风险是外部的(不是人为的)时候，并且全球化和社会反射性的程度还相对低的情况下，以苏联共产主义(在东方)和凯恩斯式的“福利妥协”(在西方)体现的社会主义还可以良好地运行。当这些情况不再存在，社会主义或者崩溃或者被迫处于守势。 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的基础是所谓的社会生活的“控制论模式”，它依靠大量的低层次的输入来实现它们的和谐(在市场条件下，这种输入是由多种地方定价、生产以及消费决定提供的)，人类的大脑可能也是以这样的方式工作的。有人曾认为，大脑是一个控制体系，在大脑中脑皮层负责把中枢神经系统整合为一个整体。但是，目前的理论更强调低层次的输入在产生有效的神经整合过程中的重要性。⑩因此，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是垂死的，这是一个更为合理的判断，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了。 基于这样的看法，吉登斯认为，现有的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模式都是行不通的。因为在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资本不可能被废除，中央计划经济所造成的困难得不到克服，社会主义将出现大量的结构性失业、技术停滞，对资本的无序政治拍卖以及中央政府为了防止或纠正工人合作社的弊端而采取的频繁的行政干预。(11)可以看到，吉登斯在这里思考的是在社会主义的现代性进程中，资本与社会秩序的关系如何处理，才能避免现代性的危机。 吉登斯认为，资本主义的现代性也逃不脱最终被废止的命运。在资本主义社会，起初保守主义是为封建主义辩护的，反对启蒙运动，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老保守主义被摧毁了，然而它又以多种形式的新保守主义的面貌出现。新保守主义承认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制度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具有普遍的影响，但他们认为资产阶级秩序毁灭了有意义的社会存在赖以生存的传统符号和实践(12)，因此，具有反资本主义的情结。资本主义真正依靠的是一种世俗的清教主义，或者说是自由主义，在当代是新自由主义。而新自由主义者不再把资本主义企业看作是现代文明的问题来源。与之完全相反：它是所有一切善事的核心。市场竞争制度不仅使经济效益最大化，它也是个人自由和社会稳定的主要保证者，把功能齐全的市场看作是自发社会秩序的主要实例和主要的制度依据，相信自由社会的利益可以扩展到整个人类。然而，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今天都遇到了巨大的挑战，诸如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大范围污染或沙漠化、大规模的战争、全球经济崩溃、人口过剩等，带来一系列严重的政治和道德问题。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化扩张，富裕国家福利制度的困难、阶级关系的实质性变化，两极分化社会的加剧以及法西斯主义和对民主的极端的破坏，这些都无法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得到解决，甚至其“解决问题的方法只能使问题更糟”(13)，从而使人类进入到了一个反思性的社会。 吉登斯对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给予彻底的否定，对资本主义社会不仅给予全方位的批判，同时也表达了失望。这一点，体现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立场。长期以来，英国的马克思主义以苏联的社会主义为楷模，然而，自1956年斯大林的问题被揭露以来，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年轻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彻底否定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在我们看来，英国人的这些工作，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精神传统的现实表现，是一种社会批判行为，它对于人们理清思路、准确认识现实，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吉登斯本人特别推崇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精神，认为正是马克思开创了批判主义的理论传统。(14)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吉登斯许多时候把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等同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因为事实上也不是一回事。另一方面，他在否定苏联式社会主义时，完全看不到其任何可取之处的历史虚无主义也是错误的，这是功能主义地分析现代性的必然结果。 三、现实主义的唯智选择 苏东社会主义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的现实困境，使得社会风险系数加大，而现代风险的原因在吉登斯看来与个人习惯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社会的反射性强化了反思性，而“一个越来越具有反思性的社会必定是一个以高度的自治组织为标志的社会”(15)。自治组织的社会也许就是吉登斯多次提到并主张的改变并能培养公民个人习惯与生活方式的场域。比如社区，在吉登斯看来，社区“不仅意味着重新找回已经死去的地方团结形式，它还是一种促进街道、城镇和更大范围的地方区域的社会和物质复苏的可行办法”(16)。事实上，社区作为人们生活的聚集空间，不仅浓缩着社会生产性质及其蕴含的理念，而且展示着文化的日常生活形态，是人们最真实和最直接的理性活动。于是，后传统秩序的社会，迎来了生活政治的时代，即认同政治和选择政治，涉及的要素遍及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包括的领域非常宽泛。(17)它涵盖了传统、自然、政治事务、社会职业、群体挑战和道德困境、社会信任、主权、资源分配、分权、婚姻以及习惯和文化。现实的生活政治受全球化和自反性社会的影响，带来了全球风险环境和人为的不确定性。吉登斯从四个方面讨论了人为不确定性和全球风险环境的影响，包括现代社会发展对世界生态体系的冲击；大规模贫困的发展；大规模破坏性武器的普遍存在以及集体暴力可能性隐约可见的情况等等；对民主权利的大规模压制“以及哪怕是自己一小部分潜能都无法开发的人数的增加”(18)。此种人为不确定性和全球风险环境使得反思基础上的生活政治建设更加重要，主体间的积极信任更加重要，制度设计的合理性更加重要。 在生活政治时代，对于发展，应该寻找到一种可供替代的发展方案。那么，如何才能找到这一替代方案呢?吉登斯以现实主义的态度，把现代性发展过程中各种理论和社会实践中有益的因素用组合的方式集结起来，形成了他的纲领性方案，显现出唯智选择的基本原则，包括了十个基本要点：其一，从“反思性参与”中汲取营养并且进一步推动它们。其二，限定现代化建设带来的破坏范围。其三，生活政治是解放政治的核心。其四，这种发展将推动作为发展的真正含义的“自立”(self-reliance)和“诚实”(integrity)。其五，可供替代的发展把生态危机的两个不同原因区分开来，即浪费型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其六，提高妇女相对于男人的地位是这种发展的基本组成部分。其七，强调自主保健的首要地位。其八，努力维护家庭的纽带，与家长制和剥削儿童的行为做斗争。其九，在发展模式中强调权利和责任。其十，要依靠来自像国家、商业组织和国际组织这样的“大部队”的干预。(19)这里吉登斯给我们指出了人类拯救的方案，揭示了拯救方案的行为主体——人的责任，因为“虽然我们不会得到历史的拯救，但是我们能够在行动时意识到风险。反射性现代化是这样一种省悟，即世界现在绝大部分是人造的，而不仅仅是天赐的，我们必须实事求是”(20)。也就是说人必须为此负起责任来，拯救世界就是拯救人类自己。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是否可以把建设生态文明看成是一场人类拯救自身的世界性运动呢? 吉登斯赋予反思或反省以全新的意义，把它看成是一种省悟，把反思的现代性社会看作是一个具有积极信任和认同的社会。在他看来，积极信任意味着能动性政治的理念，存在于把国家与社会中自由的反思性动员联系在一起的空间中，其中国家只能作为控制论中的智者来发挥有限的作用，而基于社会整体关怀和目标，寻求使个人和团体来完成任务，而不是国家为他们完成任务的政治。(21) 吉登斯基于对现实社会发展状况的分析、对资本主义和苏联式社会主义发展的困境的综合思考、对反思的内涵及其意义给予新的阐释，探求生活政治发展的激进政治的替代方案，即他所说的重构了虽然从哲学保守主义那里汲取了营养，但是保留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价值观的“激进政治”。吉登斯的这些观点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在《超越左与右》的《导论》中，吉登斯十分明确地阐述了其反思的现代性理论的要点。在他看来，首先是团结，认为我们一定要关注修复被破坏的团结，要有选择地保留传统，甚至重塑传统。其次是加强生活政治的实现，摆脱解放政治的核心地位。第三，强化积极信任。积极信任意味着能动性政治的理念，与社会反思性的普遍化相关，于是积极信任便于把国家与社会中自由的反思性动员联系在一起，在社会整体关怀和目标的环境下，强化个人的作用。第四，在新的社会秩序中，推进更彻底的民主化，强化对话民主，扩大政府的透明度以及全方位的沟通。第五，改革福利国家，把福利依赖转变成积极福利。第六，消除各种各样的暴力。(22)吉登斯的这一理论概括，再一次显示出他自己对各种理论的归纳包容能力，以及对当代西方社会变迁的客观解释力。在此基础上我们似乎看到了吉登斯反思的现代性思想所提示的未来社会建设的实践着力点。 事实上，吉登斯的激进政治纲领实现了自我思想主张的一次转变，即用生活政治的概念和思想代替他一贯倡导的解放政治的概念。一直以来，吉登斯坚持解放政治的思想，认为它既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本质体现，也符合人的本性。但在反思的现代性中，他认为解放政治是空洞的、抽象的、完全理想化的，因而不仅无法实现，甚至是有害的，而只有生活政治才是活生生的、具体的和有生命力的，生活政治的实现需要通过管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日常生活内容及形式，来实现后传统社会的生活秩序的变化，亦即社会秩序与世界秩序的变化。吉登斯甚至认为，“推进个人自主权和日常生活的自尊，应当把这看作与公共领域中的法律和其他自由同等重要的一项政治任务”(23)。一旦确立了生活政治的内涵，吉登斯便把它与人类社会的现实发展关联起来，并总结出十点可替代人类社会发展方式的具体方案，具有系统性和可操作性，能够转化为国策和政策，能够转化为具体的目标，其意义和功能是显见的。然而，用生活的政治来完全否定解放的政治是不可取的，人类追求解放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理念，是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所形成的现代性思想的核心理念，同样也是人类长期追求的一个目标，是不可放弃的。这也说明吉登斯并没有厘清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的辩证关系。另一方面，采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和唯智选择，集结各种不同理论和社会实践中好的因素，并没有建构出内在一致的理论硬核，使其理论的自洽性和实践功能大打折扣。 四、结语 吉登斯基于他的经验主义、功能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研究范式，把他的反思的现代性理论看作是一种激进政治框架和拯救意识，凸显了其期盼世界新秩序的政治诉求和一个新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立场。反思的现代性不仅仅是一种理论，而首先是一种现实的存在，一种需要践行的社会实践，即现实的现代性社会的秩序及其运行是在不断反思的过程中实现的。反思就如同系统中的反馈机制一样，具有调整、指导、规范和引导社会行为与人的目的诉求的功能。因此，与其说它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还不如说它首先表现为本体论意义上的特征，借此引领社会的发展方向。这是一个深刻的判断，因为这样一来，他就把其本体论预设和认识论的工具主义功能有机地统一起来了。只有反思才能够有效地连接过去和未来、主体和客体，因为反思意味着对传统的保留和改造，意味着基于传统的新社会秩序的形成。在反思的现代性社会中，其社会秩序是全球社会，其社会纽带不是从过去继承而来，而是必须在个人层面和集体层面上被制造出来，从而获得极大的补偿。在这种新型的相互依赖关系中，个人主义不处在秩序的核心，但个人潜力却能得到充分发挥，人人向对方敞开胸怀，伸出“友谊之手”，社会团结一致，充满对话民主的氛围，发展出真实的人类生活的机会。(24) 吉登斯的反思的现代性理论尝试以新的形式展现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从而赋予社会主义在新的现代化理论中的中坚作用，这是值得我们深入关注的。吉登斯说：“我相信，某些与社会主义有关的基本理想依然富有说服力，但是对生产主义的批判必须采取完全不同于社会主义思想的途径。”(25)吉登斯把扩大人类的幸福、建立平等的社会、对人的道德关怀、推动民主社会建设等都看成是社会主义的重要价值理念，充分认识到它们在现代性社会秩序构建中的积极作用，他的这些思想尽管存在对社会主义的某些误解，但仍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因为人类本性具有普遍性，人类社会发展具有规律性，人类理性具有反思性，所以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经验教训是能为新的社会形态的现代性提供经验启示的。 在反思的现代性理论中，吉登斯充分肯定了马克思思想的正确性。他指出，马克思正确地批判了乌托邦思想，认为它没有对历史内在的可能性给予实质性解释。在他看来，正是乌托邦没有把理论和实践联系在一起。(26)在《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中，吉登斯认为，即使在今天，马克思的著作仍然提供了一种社会历史观念，相对于后来其他作者的观念而言，它体现出弥足珍贵的价值，因为他使我们对社会理论赖以形成的背景时刻保持清醒。(27)这一点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反思的现代性理论是一种历史自觉理论。正如吉登斯所说：“作为人类，我们不仅生活在历史之中，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本身构成了历史及其未来面貌的内在组成部分。”(28)吉登斯的反思的现代性理论是在对传统社会与现代性社会的现状理解和分析基础之上，构建起的一个具有超越性诉求的激进政治框架，尝试用“全球世界主义秩序”的思想来替代人们一般所说的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超越传统的各种认识和论辩，在理论上的创新是很大胆的，同时也给出了基本能够自圆其说的论证，这一点也需要充分肯定。“全球世界主义秩序”的激进政治框架，在吸收多种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体现了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包容的学术精神。 在这个“全球世界主义秩序”的思想中，我们看到吉登斯特别强调了团结和有选择地保留传统，强调了应该更多地关注个人生活和集体生活被重新组合的条件，倡导强化积极的社会信任和对过往的社会性反思，使政治成为能动性的政治，强调把国家与社会中自由的反思性动员联系在一起，靠个人与团体承担任务。强调在全球化的、反思的社会秩序中，进行更彻底的民主化以及改革福利国家，把福利依赖转变成积极福利和消除各种各样的暴力。显然，在一个新的社会中，这些核心的价值理念都是必需的。吉登斯构建激进政治框架实际上是希望把人从现实的异化中解脱出来，这是他的一贯的思想。(29) 一般认为，现代性社会最原始的推动力是资本，是资本的逻辑化运行推动了现代性社会的发育、形成、完善，包括现代性的制度、理念和文化形态。无论我们把现代性的起源追溯到哪里，是前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现代性毫无疑问是一个逐渐生成的具有历史规律性的社会事实，尽管不同国家的现代性有差异，传统的现代性与现代的现代性有差异，但人类文明史、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具有普遍性。因此，哪怕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对我们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而言也是很宝贵的经验教训，抑或能够提供理论建构的某些元素或实践的某些启示。 尽管吉登斯强调了反思的现代性理论保留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但他在批判苏联式社会主义的背景下，从总体上不再讲社会主义，而是说正在走第三条道路，这是不足取的，也是错误的。吉登斯在批判生产主义的过程中，没有充分肯定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根本性作用，而是突出强调价值观和人际关系的作用，也使他的解释缺乏了现实基础。同样重要的是，他试图用激进政治纲领来规范社会行为的设想，也是缺乏对社会发展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把握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是一个整体，片面强调社会构成要素的某个方面，都会引发意想不到的恶劣的社会后果。 吉登斯的政治框架有着先天的不足，他把经验主义的症候阅读看作分析的事实基础，漠视了实践活动的创造性；功能主义的整体透视使之滑向了工具主义的漩涡，看不到社会变革主体的精神追求；现实主义的唯智选择缺乏科学理性的统领作用，从而使其思想不仅零散，也未达到理论的内在自洽。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没有把唯物史观贯彻到底的结果，使他不仅在政治上摇摆，而且也在理论上缺乏系统化，这是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 注释： ①[英]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李惠斌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 ②同上书，译序第2页。 ③[英]吉登斯：《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尹宏毅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④[英]吉登斯：《第三条道路》，郑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4页。 ⑤[英]吉登斯：《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第16页。 ⑥参见[英]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译序第28页。 ⑦同上书，第6-7页。 ⑧参见[英]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37页。 ⑨[英]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第17页。 ⑩参见同上书，第7-8页。 (11)参见[英]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译者序第4页。 (12)参见同上书，第31页。 (13)同上书，第164页。 (14)参见[英]吉登斯：《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田佑中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15)[英]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第84页。 (16)同上书，第83页。 (17)参见[英]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第95页。 (18)[英]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第101-103页。 (19)参见同上书，第164-168页。 (20)[英]吉登斯：《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第139页。 (21)参见[英]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第15页。 (22)参见同上书，第12-19页。 (23)[英]吉登斯：《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第113页。 (24)参见[英]吉登斯：《自反性现代化》，赵文书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34页， (25)[英]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第260页。 (26)参见同上书，第263页。 (27)[英]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郭忠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28)参见[英]吉登斯：《社会学：批判的导论》，郭忠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 (29)参见Anthony Giddens,Capitalism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p.15。标签：吉登斯论文; 现代性论文; 政治论文; 社会风险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