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二论文,中国古代论文,二十世纪论文,史研究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50年代以来若干重大问题研究讨论的继续和深入
“文革”前研究较多的社会性质和分期、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新时期继续深入，出了一些很有分量的成果。
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文革”后出现了一个新的研究热潮，1980年和1981年就举行了4次以此为主题的全国性学术讨论会； 这些成果反映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和江苏人民出版社分别于1981年和1982年出版的《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中。60年代即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开始编写的，由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多卷本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终于在1985—1993年陆续问世，其第一卷就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该书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和相关的经济问题作了很有深度和特点的阐述。关于农业领域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新时期获得加强，李文治、魏金玉、经君健合著的《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是该课题迄今最系统深入的论著。新时期的讨论中，顾准提出的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不可能生长出资本主义的观点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有的学者从反对西欧中心论，主张历史多线发展的观点出发，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存在提出质疑。
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问题仍然经常为研究者所关注，贯通各代的土地制度史已有七八本问世，最有代表性的是林甘泉等的《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该书资料翔实， 论证深入，力图从史料与理论的结合上回答古史讨论中的一系列问题；此外还有赵俪生的《中国土地制度史》（注：齐鲁书社，1984年。该书以土地私有制逐步排除古老共同体和国家权力的干预和阻碍由浅化到深化为线索，对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变化作了鸟瞰式的描述。）和李埏、武建国的《中国古代土地国有制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等。断代土地制度史和个别具体田制的研究也硕果累累，如徐喜辰的《井田制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武建国的《均田制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朱绍侯的《秦汉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傅衣凌的《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李文治的《明清封建土地关系的松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利用民间文书研究土地租佃关系的则有章有义的《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和杨国桢的《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人民出版社，1988年）等。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的讨论中，除国有论和私有论的两极外，又出现了私有权与共同体所有权结合论（注：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国有私有循环论（注：田昌五：《中国历史体系新论》，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和等级土地所有制说（注：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4 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等新说。
经过“文革”时期的沉寂，1978年10月，《历史研究》等单位在长春召开了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会，使该问题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再度成为热点。在讨论中，不同观点的各家继续阐述、修正和完善自己的理论。“文革”前一度处于主流派地位的战国封建说受到的批评较多，主张该说的学者在重构其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发生了观点的分化，其中以田昌五的《古代社会断代新论》（人民出版社，1982年）等一系列著作和林甘泉的《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1 卷以及他的一系列论文（注：如《古代中国社会发展模式》，《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4期。 ）最有代表性。魏晋说颇有发展之势，早在30年代即已提出魏晋封建说的何兹全，在新时期继续充实和完善自己的论据，推出《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等论著，被誉为该论的扛鼎之作。陈连庆也围绕这一主张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注：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收集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陈连庆教授学术论文集》上下册（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中。）。唐长孺在其晚年著作《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中也亮出了魏晋封建说的观点。西周封建说在新时期的代表作是赵光贤的《周代社会辨析》（人民出版社，1980年）和马曜、缪鸾和的《西双版纳傣族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该书的特点是运用西双版纳傣族封建领主制的材料与中原地区的西周社会作对比研究。），最近出版的王德培的《西周封建制考实》（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对西周封建说作了新的有力的论证。比较重要的著作还有主张秦统一封建说的金景芳的《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和陈振中的《青铜生产工具与中国奴隶制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由于古史分期问题讨论长期得不到人们所期望的结果，有的学者试图突破老的套路，否定中国历史上经历过奴隶社会，认为过去的古史分期讨论是失去大前提的讨论。由此引发出奴隶制社会是否人类社会发展必经阶段的讨论。关于这一讨论的比较重要的著作，“非必经论”有张广志的《奴隶社会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必经论”有胡庆钧主编的《早期奴隶制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不过，上述讨论80年代中期以后渐趋沉寂，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发生了转移。
（二）新的讨论热点问题的出现——对传统经济特点及其近代化道路的再认识
在继续讨论传统重大问题的同时，首先成为新时期新的讨论热点的是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经历的封建时代比西欧长得多，为什么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迟迟不能发展起来，这个问题牵动着几代历史研究者的神经；而与之纠结在一起的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停滞性”，又使这个问题平添了几分“谜”的色彩。早在30年代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中，一些学者就已对中国社会是否“长期停滞”以及“停滞”的原因展开了争论。抗战时期，以吕振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批判了日人秋泽修二所宣扬的日本的侵略将最后克服“中国社会之‘亚细亚’的停滞性”的谬论，使该问题再度引起讨论（注：《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理论与实践》第2卷第2期，1940年。）。由于在讨论中许多学者指出“长期停滞”的提法不科学，它遂逐步被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迟缓”或“长期延续”之类的提法所代替。建国以后，范文澜、侯外庐、傅衣凌、傅筑夫、胡如雷等撰文继续探讨这个问题，但并没有展开交锋。“文革”刚结束，鉴于“文革”期间封建主义的泛滥，史学界揭起了批判封建主义的旗帜，于是，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又一次被提到中国史坛上来。这次讨论规模之大、文章之多、争论之热烈，远远超过以前的三个时期（注：据白钢的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到1982年10月底，将近5 年的时间里，在有关单位举办的学术讨论会上和刊物上发表的论文、综述、报道，以及涉及这个问题的学术著作，约在120篇（种）以上， 超过前三次讨论所出版的论著的总和。见所著《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论点的由来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讨论牵涉对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封建化过程、小农经济、农民战争的历史地位、游牧民族侵扰与中原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地理环境的影响、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国家作用及文化传统等问题的认识，牵涉到中国封建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内部到外部广泛的方方面面。白钢编著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论战的由来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对此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这一讨论又和“李约瑟难题”（近代科学为什么不能在中国产生）的讨论交织在一起。讨论中，有的青年学者提出了轰动一时的“新论”（注：当时影响较大的“新论”有：陈平：《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是我国两千年来动乱贫穷、闭关自守的病根》，《学习与探索》1979年第4期，《光明日报》1979年11月16日；金观涛、 刘青峰：《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贵阳师院学报》1980年第1、2期；刘昶：《试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历史研究》1981年第2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经过长期禁锢以后思想的肆恣与奔放，这些“新论”的科学性虽然一开始就受到不少学者的怀疑和诘难，但它却激发人们对中国传统经济的特点和深层次的问题进行认真的思索。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结构问题的讨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由此引发出来的。
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结构，早在四五十年代已有学者进行探讨。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这一讨论与“长期延续”问题相结合而空前热烈，在1982年广州举行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学术讨论会上达到了高潮。这次会议的主要论文结集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研究》一书（《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不同的观点可以列出十余种之多（注：参阅《中国古代史研究概述》第12篇“经济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诸多不同提法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对概念和史实的不同把握。有些学者把“经济结构”理解为基本生产单位的生产结构，强调了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另一些学者则把“经济结构”理解为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些学者又各依其认识，或强调小农经济的基础地位及其与封建专制政体的相互依存，或强调地主经济的主导地位，从而产生了不同的表述。因此，“经济结构”问题的讨论，实际上已经归结为对中国传统经济体制、尤其是战国以来经济体制的性质和特点的重新认识。
如果从这个视角看，可以把关于战国以后中国社会经济体制的形形色色的理论观点概括为以下几类：主流的观点认为是封建地主制经济，以土地私有、租佃制、小农经营等为特点。在这个问题上，西周封建说、战国秦汉封建说的观点是基本上一致的。持这一主张的学者中，认识也有分歧：或认为地主制经济是一种高度发展的封建经济的典型（胡如雷、李文治、方行等）（注：参见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三联书店，1979年。）；或认为地主制经济是一种早熟的封建经济（傅衣凌等）（注：《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稿》，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或认为地主制经济是一种变态的封建制度（傅筑夫）（注：《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另一些学者，如王毓铨，强调国家对经济的控驭，认为传统经济是一种权力经济（注：《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议》，《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 期。）；秦晖则以关中土地改革前农村的实证材料对地主经济论提出批评，认为封建社会是自然经济下以人的依附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共同体（注：《田园诗与狂想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在“经济结构”讨论中强调小农经济结构及其与封建专制政体的相互依存者，大体可归入此类。港台和海外有些学者则把传统经济视为市场经济（如赵冈、许倬云）（注：参看赵冈、陈钟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上述理论观点的分野，在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及其原因的分析中留下深深的印痕。在讨论中，国内多数学者不同意说传统经济是一种完全停滞的经济，但对明清以后的传统经济特别是农业经济是有所发展，还是停滞倒退或“有增长而无发展”，是孕育和产生了新的因素，还是封建末世的一片黑暗，国内外学者仍有较大的分歧。虽然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已经沉寂，但在探讨传统经济与近代化的过程中，明清时代如何定位，仍然是不可回避的，而且必然会继续引起争论的重要问题。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地主制经济“典型”论者强调其生命力和坚韧性（注：李文治：《地主经济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论纲》，《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研究》；方行：《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与资本主义萌芽》，《历史研究》1981年第4期。）， 地主制经济“早熟”论者则强调它的不成熟方面及其“弹性”（注：《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稿》。）等等。
小农经济也是新时期中国经济史研究和讨论的热点之一，它也与“长期延续”和“经济结构”的讨论有关。新时期之初，有的学者强调小农经济是封建专制统治的基础，是传统经济长期停滞的根本原因。这种观点受到了批评。多数学者肯定小农经济在历史上有积极作用，有些学者着重于该问题的实证研究，而“包产到户”则在实践上否定了对小农经济的“否定论”。1993年，《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召开了关于传统农业与小农经济的学术研讨会，对这方面的讨论作了一个小结（注：参看叶茂等《封建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以后， 研究的重点转到小农经济的生产结构和小农经济与市场的关系等方面来，注意小农经济力量和社会地位的变化，及其与整个封建经济发展的关系（注：参看李根蟠《从“管子”看小农经济与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 期）和方行关于小农经济的一系列文章等。）。又有的学者呼吁把经济史、社会史、农民问题研究等结合起来，建立中国的农民学（秦晖《田园诗与狂想曲》序言）。
“文革”前，对作为封建社会主导阶级的地主阶级的系统研究较为薄弱。有鉴于此，《历史研究》等单位于80年代初召开关于封建地主阶级的学术讨论会，会后出版了《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一书。此后，对地主阶级的形成、发展、构成、类别和经济状况的研究有相当进展。最近，关于地主经济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问题再度引起学者的注意（注：参阅《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 期方行和李根蟠的文章。）。一些学者通过户等制度来研究阶级关系，取得重要成果，如王曾瑜的《宋朝阶级结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陈高华《元史研究论稿》（中华书局，1991年）中关于户等和赋役的论文等。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往往被等级制度掩盖着，对等级制度的研究也有不少成果，如经君健的《试论清代等级制度》（《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工作重点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后来又作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战略决策，给中国经济史学提出了新课题，传统社会中的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等问题逐渐吸引了众多的研究者。80年代中期以后，有关的研究和讨论文章逐渐增多。在这基础上，《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等单位和中国经济史学会都组织过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根据传统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封建经济是一种自然经济，但中国战国以后商业较发达，各类市场较活跃，如何解释，形成了不同思路。有的学者（如经君健）试图对原来的理论原则进行修正，认为封建经济不一定都是自然经济，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有本质的联系（注：《试论地主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联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另一些学者（如吴承明、方行、 李根蟠）则对自然经济作比较宽泛的理解，认为地主制经济仍属自然经济范畴，但可以包容较多的商品经济成分，或称之为“不完全的自然经济”、“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注：吴承明：《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方行：《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 李根蟠：《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与中国封建地主制》，《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属“伪商品经济”（如秦晖）（注：《田园诗与狂想曲》。）。
中国市场史、尤其是清和近代传统市场的研究发展迅速，已成为新时期经济史研究的中心之一。吴承明的研究起了倡导作用。他从生产的社会分工和与此联系的长途贩运的内容考察传统市场的发展（注：吴承明：《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指出中外历史上都有一个“市场转变”的过程，它不但是市场交易量的增加，而且是市场体制和相应的政治、法律体制的变革，只有完成了这个转变，才能称之为“市场经济”，这也就是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国这一转变始于明中叶，起伏跌宕，迄今尚未完成（注：《传统经济·市场经济·现代化》、《现代化和中国十六、十七世纪的现代化因素》，《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1998年第4期。）。在对传统市场的研究中，人们注意到各类市场（农村市场、城市市场、区域市场、全国性市场；生活用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劳动力市场、资金市场、土地市场等）的发育状况及其相互关系，注意到商品流通量的计算和商品构成的分析，注意到市场价格体系及其变迁，有关成果已陆续问世，并呈不断增多之势。其中专著有龙登高《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陈春声《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姜守鹏《明清北方市场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等。
（三）经济部门与经济领域历史的研究
以生产力为中心的部门史的兴起，是新时期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显著特点之一。其中最突出的有农业史、商业史、交通史、手工业中的盐业中、纺织史等。
农业史的研究较有基础。万国鼎早在20年代末供职金陵大学时，即已着手大规模收集整理古籍中的农史资料；50年代主持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遗产研究室工作时，继续完成了这一工作。同时，农业部组织农业遗产室等单位对传统农书进行系统整理。文革后这一工作在继续，所有重要的农书均已校释出版， 缪启瑜的《齐民要术校释》（农业出版社1982年初版，1998年再版）可作为这方面的代表。除文献资料外，考古材料和民族学材料也被引进农史研究。1981年创刊的《农业考古》半年刊汇聚了许多以前被人们所忽视的考古和民族志中的农史资料及有关成果，以丰富的内容和活泼的形式吸引着国内外的广大读者。除《农业考古》外，《中国农史》、《农史研究》、《当代农史研究》、《古今农业》等相继创刊。农史研究以生产史和科学技术史为中心，并扩展到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等领域，农业生态史也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出现了梁家勉主编的《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游修龄《中国稻作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李根蟠、卢勋《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农业出版社，1987年），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农业出版社，1990年）、《1620—1850年间江南农业的发展》（英国麦克米兰公司，1998年）等重要著作。亩产和劳动生产率的研究受到重视，宁可的有关论文开风气之先（注：《西汉农业生产漫谈》，《光明日报》1979年4月10日； 《有关汉代农业生产的几个数字》，《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3期。）； 断代亩产研究以清代为盛，赵冈等和郭松义的论著较有代表性（注：赵冈、刘永成等：《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郭松义：《清前期南方稻作区的粮食生产》，《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 《清代北方旱作区的粮食生产》，《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 贯通各代的则有吴慧的《中国历代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 1985年）。与农业密切相关的农田水利史也取得许多成果，如彭雨新、张建民的《明清长江流域农田水利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等。历史地理学家加盟农史研究引人注目。史念海的《河山集》已出至4集，他又主编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季刊）， 其中有不少与农业史、经济史有关的内容；他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则出版了包括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农业地理的系列著作。
工业史的研究稍逊于农业史，但亦可观。其中盐业史成绩尤著，其巨大发展肇始于70年代中后期四川井盐生产技术史研究的突破和批判封建主义过程中对榷盐制度的研究，同时亦与四川自贡井盐历史档案的开发利用分不开。成立了盐业史学会，创办了《盐业史研究》，建立了广泛的国际学术联系。出版了郭正忠的《中国盐业史·古代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宋代盐业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彭久松的《中国契约股份制》（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等一批论著，从科学技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营管理制度到国家对盐业经济的干预和管理，研究相当深入。棉纺织史的研究较有基础，严中平早在40年代就著有《中国棉业之发展（1289—1937）》（注：该书解放后作了较大的修订，改名为《中国棉纺织史稿》于1955年再版。该书以近代为主，但也涉及古代部分。）。在新时期，棉织业的早期历史因考古新发现而有突破，而明清棉织业的发展及其社会经济意义更为学者所关注，重要论文有从翰香的《试述明代植棉和棉纺织业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1期）等。丝织史研究较多， 如范金民《江南丝绸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93年）等。还出现了综合性的纺织生产史和纺织科技史的专著。矿冶业史的研究也得力于考古发现的推动，杨宽《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对中国冶铁业的发生发展有总结性的论述，并提出中国铁农具史上三次革命的重要论点。酿酒史的研究也较突出，专著有李华瑞《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河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等。其他各种工业部门史的研究亦已广泛展开，难以一一备述。综合性断代手工业史以张泽咸的《唐代工商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最为详赡。
商业史研究相当活跃。商业史学会相继创办了《平准学刊》、《货殖—商业与市场研究》，先后出了十大本。新时期商业史研究视野开阔，往往能从整个商品经济或社会再生产的背景分析商品流通和商人资本的活动，研究领域不断开拓和深入。其中，商帮史研究成绩最著，《中国十大商帮》（张海鹏等著，黄山书社，1993年）、《徽商研究》（张海瀛等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等相继问世。专著还有刘秀生《清代商品经济与商人资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年）、姜锡东《宋代商业信用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张忠民《前近代中国社会商人资本与社会再生产》（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等。吴慧主编的4卷本200万字的《中国商业史》也即将由中国财经出版社出版。
交通史研究亦呈繁荣景象，人民交通出版社等组织出版的一整套各地区的交通史、公路史、航运史、港口史等，琳琅满目。
中外交通史和对外贸易史相辅相成，并拓展到整个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成为新时期备受重视的研究领域。出版了专业刊物《海交史研究》。许多研究是围绕着“丝绸之路”展开的，并由传统的丝绸之路扩展到西南夷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形成国际性的研究热潮。海外华侨、华人经济及其与母国的经济联系，也吸引着不少研究者。
财政金融史在资料整理和研究方面都有可观的收获。综合的断代财政史研究，以唐宋成绩最佳（注：陈明光：《唐代财政史新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李锦绣：《唐代财政史》上卷3册，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年。），历代财政改革颇受研究者关注。赋役史的研究原来基础比较好，新时期更获得长足的发展，研究已经相当深入和细致，出现了一些有创见的、比较成熟的论著，如张泽咸《隋唐五代赋役史草》（中华书局，1986年）、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等（注：这方面的论著还有：黄今言《秦汉赋役制度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袁良义《清一条鞭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郑学檬等《中国赋役制度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和直接参预，是中国传统经济的显著特色，有关屯垦、马政、禁榷、市籴、漕运、仓储、荒政等方面的研究已渐次展开（注：成果有杨尚奎、张政烺等的《中国屯垦史》（上、中、下 ），农业出版社，1988—1991年；彭雨新：《清代土地开垦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中华书局，1996年；袁林：《西北灾荒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农业出版社，1995年，等等。）。又开辟了经济法制史研究的领域。国家经济政策和经济思想的研究亦有进展，其中“重本抑末”问题引起了研究者长久的兴趣（注：经济思想史与中国古代经济史关系十分密切，但它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内容丰富，限于篇幅，本文不作介绍。）。货币金融史取得较大进展。
“文革”前人们对人口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注意不够，这种偏向，“文革”后获得纠正，人口史的发展相当迅猛，成果很多。例如葛剑雄等撰写了迄今研究最深入、规模最大的6 卷本《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李中清、郭松义主编了以利用玉牒为特色的《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此外，与经济史关系密切的宗族、家族史的研究也有长足发展。限于篇幅，不能一一介绍。
（四）区域经济史、民族经济史和城市史的研究
区域经济史的勃兴是新时期中国经济史学引人注目的现象。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各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不作分区的深入研究，很难把握经济发展的历史全貌；开展区域经济史研究，是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的自身要求。中国有纂修方志的悠久传统。三四十年代以傅衣凌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注意区域社会研究与经济史的结合，并在国外产生了影响。可见，中国的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是有自己的学术渊源的。建国以后，由于偏重于断代研究和总体规律的探讨，区域性研究相对被忽视。但在同一时期的国际学术界，与学科发展多元化的趋向相适应，社会经济史的区域性研究形成了潮流。这一潮流在改革开放后反过来影响了国内学术界，各地经济建设的蓬勃发展迫切需要历史的借鉴，这些都给区域经济史的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在这种形势下，1987年在深圳召开了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国际学术讨论会。区域经济史研究以明清和近代为主，或延伸至现代，以广泛利用地方档案、民间文书、社会调查等资料为其特色之一；上溯中古、上古者，则往往以区域文化史的面目出现，并得助于考古资料的滋润与推动。其研究选题，除综合性研究外，涉及社会经济各领域各部门，不少部门史和专题史的研究也以地区为单位进行。研究的区域遍及全国，其中基础较好、成绩较著的有江南（江苏、浙江）、华南（广东、福建）等地区（注：这方面的成果有洪焕椿等：《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罗倉等：《苏州社会经济（明清卷）》，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蒋兆成：《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史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 傅衣凌：《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 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等等。）；广东中国经济史研究会相当活跃，近年来每年都举行有国外和港台学者参加的区域经济史学术讨论会。福建、广东、江西的一些中青年学者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深入基层社会，用现代人类学等方法调查研究，收集资料，形成颇有生气的学术群体（注：属于这个群体的有郑振满、陈支平、陈春声、刘志伟、邵鸿、梁洪生等。）。以徽州社会经济史为中心的徽学，成为国际性的显学，出版了《徽州学研究》和章有义《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等一批研究成果。一些地区、尤其是周边地区的经济史研究，往往与民族经济史研究相结合。三北地区与西南地区的经济史研究也有喜人的发展（注：如东北地区很早就成立了经济史学会，正在组织编写多卷本《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史》，并出版了一批有关专史。其他地区经济史的专著有《清代北部边疆民族经济发展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中国西北地区经济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92年）、《新疆经济开发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西藏农奴制社会形态》（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等。）。关于中国历史上经济区域的总体布局及其变迁，也有研究，但仍不足。对区域经济史理论的探索尤显薄弱。近年，有的学者提出在沿海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基础上，把沿海经济史、海洋渔业史、对外贸易史、华侨华人经济史、海疆史等糅合在一起，建立海洋社会经济史学科（注：杨国桢：《中国需要自己的海洋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
少数民族经济史的研究也有较快的发展，研究较多的有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关系、物质生产、民族贸易等领域，尤以利用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研究前资本主义社会诸形态，研究人类经济演进中较早阶段的生产形态、生产类型、生产习俗，最有特色。但与汉族和先进地区经济史研究相比，少数民族经济史研究仍然比较薄弱，它往往依附于民族学、文化史等学科，没有形成自己的学科架构，与我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大国仍不相称。加强对少数民族经济史的研究，建立相对独立的少数民族经济史学科，仍然是中国经济史学的重要任务（注：参阅李根蟠、彭世奖《加强少数民族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 年第4期。）。
与区域经济史关系密切的城市史，是新时期适应城市化发展求取历史借鉴而产生的新兴学科。1995年《中国史研究》等单位在大连召开了中国古代城市史学术讨论会，推动了研究的发展。城市经济史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内容包括城市经济功能和工商业、市场、人口等，发展也颇快。在城市史研究中，既有单个城市的研究，也有同类城市（如运河城市、沿海城市、边塞城市）的研究，还有对中国城市发展史的宏观考察和中西城市发展比较研究。有的学者把城市经济史和区域经济史联系起来，把城市作为区域经济的中心地，或从中心城市与其周围城市的关系中进行研究，提出“首都圈”等概念。唐宋以来市镇的兴起，是学界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出现了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等著作。
（五）综合性的跨代与断代经济史研究、经济史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
70年代，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把“中国古代经济史断代研究”列为重点项目，通过国家立项组织全国各地经济史专家进行古代经济史的研究和写作，是新时期古代经济史研究全面开展的重要标志之一。目前已出版的有漆侠的《宋代经济史》上下册（1987年、1988年），漆侠、乔幼梅的《辽夏金经济史》（1994年）和高敏的《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上下册（1996年），均为上乘之作。由周自强（先秦）、林甘泉（秦汉）、宁可（隋唐）、陈高华（元）、王毓铨（明）、方行、经君健、魏金玉（清）分别主编的各卷亦已完成，将于近期与已经出版的几卷一起作为《中国经济通史》的古代部分由经济日报出版社成套出版。古代各断代经济史的其他著作还有不少。
跨代综合研究中国封建时代经济史的专著，80年代初有傅筑夫的《中国经济史论丛》、《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1—5卷）。近年出版的有田昌五、漆侠主编的4卷本《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齐鲁书社、 台湾文津出版社联合出版，1997年）。胡如雷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着重探讨了中国封建生产方式及其运行规律，是建立中国封建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创性尝试。
对经济史研究的理论方法进行总体论述的以严中平、吴承明为代表。严中平的《科学研究方法十讲》（人民出版社，1986年），从学科性质到研究方法总结了经济所老一辈学者的治学经验，提出了破“四就”（就中国论中国、就近代论近代、就经济论经济、就事论事）、立“四新”（新问题、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的口号。吴承明的《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对传统的和近年引进的有关经济史的理论方法，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观进行全面的评介，指出任何经济理论在历史长河中都变成一种分析方法；强调发展观、内因论和交换、流通、市场在经济史研究中的作用，把中国经济史学科自身的理论建设推进了一步。1998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历史研究所等单位召开学术会议，就经济史学的理论方法问题展开进一步的讨论（注：会议报道见《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3期。）。
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台湾、港澳的经济史学的发展走着一条与大陆不同的道路。
台湾港澳的中国经济史研究，1949年以前基本上是空白。1949年，一批史学工作者迁至港台，港台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才逐渐展开，但70年代以前，仍然比较冷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发展经济学的兴起，经济史的研究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注：发展经济学主要是研究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两大阵营对峙，不发达国家成为双方争夺焦点，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变得引人注目，以此为研究中心的发展经济学由此兴起；与此相联系，经济史学亦备受关注。）。70年代，重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风气传到了台湾；台湾本身经济的发展也提供了经济史研究发展的某种动力，而新一代的经济史研究者也逐渐成长起来。以上这些因素，使得70年代以后台港地区注意研究经济史的学者多了起来。
与“文革”结束前大陆史学界相对闭塞的情况不同，台港史学界与西方学术界的联系和交流比较多，有些学者取得了外籍，但仍在台、港兼职或讲学。在这种氛围下，一些学者较早把西方经济学社会学的理论和计量方法等运用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较早把研究重心由经济制度转向经济发展（注：参阅于宗先《经济史研究的新趋向》，《食货月刊》第1卷第3期（1971年）；侯继明、于宗先：《中国经济发展史论文选集·序》，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注意台湾地方经济史的研究（注：最近台北中研院成立以刘翠溶牵头的“台湾研究所筹备组”，准备全面推进包括经济史在内的台湾史研究。）、注意中国与海外经济文化联系的研究（注：1983年台北中研院三民主义研究所（后改称“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开始实施中国海洋发展史研究计划，1984年6月召开第一次中国海洋发展史研讨会， 着重探讨了国人在海疆的经济活动及向海外发展的经过；会后出版了《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这种活动一直延续下来，每隔两年召开一次会议，会后均出版论文集。最近中研院实施的东南亚史研究计划，内容之一是大陆和台湾与东南亚的经济文化联系。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有李东华《中国海洋发展关键时地个案研究（古代篇）》，大安出版社，1990年。），也是台港地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要特点之一。80年代以后，台港地区与大陆学者的联系、交流和合作逐渐加强，重视大陆学者研究成果的评介和出版。
台港地区没有专门的经济史研究机构，有关研究者主要散布在中研院的经济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和各个大学。台港地区也没有成立研究经济史的学术团体，但经常举行各种学术会议，它成为有关研究者联系和交流的重要方式。80年代初，台湾曾经组织过两次规模较大的中国经济史暑期研讨会。 1993 年底， 刘翠溶、 伊懋可（Marle Elvin）在香港主持召开了有台、港、 大陆和西方学者参加的“中国环境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心之一就是环境与经济的关系（注：会议论文集分别以中文和英文出版。中文版《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上下册，台北中研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印行。）。近年，中研院由院士王业键、刘翠溶牵头，举行中国经济史的双周研讨会，已经进行了两年。台湾、香港没有专门的中国经济史刊物，有关研究成果主要在上述各研究机构的集刊（最重要的是《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和各大学的历史学报上发表。1971年，停刊30多年的《食货》复刊，主编仍为陶希圣。复刊后的《食货》改为月刊，以“采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致力于中国历史与社会的研究”相号召，内容从社会经济史扩展到整个史学，从以古代为主扩展到包括近现代，但社会经济史的论文仍占相当的分量。台湾等地一些重要经济史研究成果，首先是在这里发表的。香港中文大学新亚研究院的《新亚学报》和《新亚研究院学术年刊》，发表这方面的成果也比较多。在前些年创刊的以中青年史学家为骨干的《新史学》中，也常常能看到社会经济史方面的论文。
港台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开创者和带头人是全汉 昇。1949年以后，他先后在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新亚研究所任职。他的研究重点转移到明清经济史上来，从货币、铜银币材、物价变动、国内外贸易、人口移动等多方面探讨，把明清经济史的研究推展到一个新的境界；而对清代粮价史研究用力最勤。同时他还是最早研究中国工业化历史的学者（注：全汉昇的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中国经济史论丛》两册，新亚研究所，1973年；《中国经济史研究》上中下三册，新亚研究所，1976年。）。
台湾地区在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中有成就的学者还有不少，他们各有不同的研究重点和学术风格。劳榦利用汉简资料对汉代社会经济生活的研究别开生面（注：有关论文集中在《劳榦学术论文集》甲乙编，艺文印书馆印行。）。刘翠溶利用族谱资料研究明清和近代的人口迁移，工作相当细，其成果将具有长久的意义（注：刘翠溶的主要代表作是《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台北中研院经济研究所，1992年。）。梁庚尧着力于宋代经济史的研究，尤其是南宋农村经济的研究（注：主要著作有《南宋的农村经济》（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等。）。赵雅书着力于对农业史和宋代田赋制度的研究。刘石吉、范毅军等着力于市镇的研究。杜正胜的先秦秦汉史研究更加偏重于社会史方面，代表作是《周代城邦》和《编户齐民》，仍然可以归入广义的社会经济史的范畴。在香港地区工作或工作过的学者，除全汉昇外，谭宗义的汉代交通史研究，宋叙五的汉代货币史研究，孙国栋、宋韶光唐宋人口、专卖、货币等方面的研究，亦有可观的成绩。
一些曾任台北中研院院士的美籍华裔学者，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许倬云着重于经济史与社会文化史的结合，把他的研究置于对历史作整体的理解和把握之下。他对汉代农业作了深入的独具特色的研究（注：《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英文本，华盛顿大学。1980年；中文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他的《求古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中也包含了不少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成果。何炳棣对中国农业起源及其特点（注：《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学，1969年。）、中国人口变化及土地数字的考证（注：《1368—1953年中国人口的研究》，哈佛大学出版社，1959年。《中国古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中国历代土地数字考实》，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等方面作了开创性的工作。王业键继承了全汉昇的传统，在清代粮价史等研究中做出突出的成绩（注：王业键关于清代粮价研究的成果很多，其中，有代表性的是Secular Trends of Rice Prices inthe Yangzi Delta,1638—1935，载Chinese History ineconomicPerspectiv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 最近正在致力于整理大陆和台湾清代至民国初年粮价系统资料，利用电脑建立大型的清代粮价资料库。郝延平对中国历史上的“商业革命”，刘广京对中国早期近代化颇有影响的研究，也涉及古代经济史问题。作为旅美学者一代宗师的杨联陞，在他涉猎广泛的学术领域中，也包括了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颇见功力的研究（注：杨联陞与社会经济史有关的主要著作有：《中国货币与信贷简史》、《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研究》（以上英文，剑桥出版）、《国史探微》（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此外，赵冈把西方经济理论与传统的史学方法相结合，在经济制度史、人口史、棉业史、城市史等方面均有成果问世。
五
中国经济史学自本世纪初产生以来，已经走完了差不多一个世纪的道路。它的发展，尤其是近20年的发展，得力于思想理论的更新，现实需要的推动，新资料的发掘、整理和利用，以及各学科的交流、协同和融汇等；这些因素提供了学科发展的推动力，形成了学科发展的生长点。回顾这一历程，给人以启迪。面临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应当如何推动中国经济史学的继续发展呢？今综括时贤所论，参以己意，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1）明确学科的双重任务
经济史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合上，从经济与社会文化、人与自然的关联中阐述历史上经济运行的过程及其机制的。中国经济史学除了学科自身的建设以外，还应负担起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为现实服务，另方面为理论建设服务。形象地说，中国经济史学一根扁担要挑两头。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经济史学的形成和发展是与时代的需要息息相关的。经济史研究者应当通过自己诚实的、实事求是的独立研究，为现实提供可靠的借鉴。虽不可能也不需要事事人人直接为现实服务，但研究者胸中总应装着现实，为学为文要有时代感。经济史研究需要理论的指导，首先是马列主义的指导；但经济史研究者不应消极被动地接受理论，而应积极主动地推进理论，尤其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中国独立地经历了前资本主义的各种形态，不但为经济史研究，而且为经济理论建设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素材；经济史研究应该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它的流。当前，经济史研究与现实经济研究和经济理论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脱节的现象，应当改变。
（2）调整研究的重点 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表明， 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点经历了一个转换的过程，即由以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关系、经济制度为主向以经济发展、与经济建设和现代化有关的问题为主转换的过程。这种转变，不但发生在大陆，而且也发生在台港，反映了一种必然的趋势，我们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与革命战争时代和建国初期生产关系急剧变革时代不同，现代化是当今中国时代的主题。适应这种变化，中国经济史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应把“传统经济与现代化”作为自己的中心课题。新时期已经形成的一些热门课题，如传统农业与现代化、小农经济及其现代化改造、历史上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等，均可视为这一中心课题的子课题。这些研究还刚刚开始。围绕这一中心课题开展研究，有利于对中国传统经济运行机制的深入探讨，有利于进行理论的概括，可以为中国前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建设创造条件和提供某种基础。一句话，有利于实现中国经济史学挑两头的任务。围绕这个中心，研究时段的重点应放在明中叶以后，因为从这时开始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起伏跌宕而迄今尚未完成的过程，这是与现实生活关系最密切的一个时代。自然，其它时段的研究也不应割弃。
（3）加强薄弱环节，建立学科的两翼
新时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虽已大大拓宽，但发展仍不平衡，仍然存在需要加强的薄弱环节，如社会再生产中的消费环节，部门史的某些手工业部门，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史，国家对经济的参预和国家经济职能的发展，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经济史等。尤其应当指出的是，中国是一个幅员广阔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经济史是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类型经济文化相互交流和碰撞中发展起来的“多元交汇”的体系。我们过去比较重视对汉族和比较发达地区的研究，相对忽视对少数民族和比较落后地区的研究；比较重视对农耕文化及其变迁的研究，相对忽视对游牧文化和海洋文化的研究。这既不适应学科自身发展的要求，也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少数民族经济史和海洋经济史亟待加强，它们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史学的两翼。既有主体，又有两翼，中国经济史学才能更好地腾飞。
（4）正确处理经济与社会文化和自然的关系 上文谈到， 经济史学界形成了提倡以经济学理论指导经济史研究和强调社会史与经济史结合的不同流派，这是新时期中国经济史学生动活泼的表现之一。应当继续实行百花齐放、兼容并蓄的方针。鉴于我国经济史研究的队伍中学历史出身的比学经济出身的为多，目前似应提倡经济学理论的指导，这也是经济史学科的性质所决定的。但经济史本质上是一门实证的科学，不能把它变成经济理论的演绎。同时，经济史也不能孤立地研究经济。我们承认经济最终决定社会发展的基础地位，但不应该对此作孤立的、机械的解释。唯物史观的前提是人，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因此，历史上实际上没有独立存在的经济过程，它总是和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各种因素纠结在一起的。研究经济史切忌见物不见人，决不可忽视社会和文化的因素。同时，人的活动又不能离开自然，经济史还应注意人和自然的交互作用，研究经济与生态的关系。这也就是古人所说的“究天人之际”。当前，人类在经济取得迅猛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经济与社会文化协调、人和自然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日益为人类所关注。综合性研究成为科学发展的不可抗拒的潮流，与此相伴随的则是不同学科理论与方法交叉融合的趋向。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史研究更应注意经济与社会、文化、自然诸因素的相互关系及其长期发展趋势的考察。
（5）适当提倡长时段研究 建国以来， 历史研究主要是按断代进行的，经济史研究亦大体如此。中国历史悠久，史料浩繁，按断代收集材料和进行研究有其方便之处，也是很自然的，断代经济的研究为今后经济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断代研究也有其局限性。经济史不同于政治史，政治史表现为大量政治事件的堆积，经济史虽然也要研究一些重大事件，但主要要搞清经济结构、经济形态和经济过程，比较适于中长时段的研究。经济史若局限于一个断代，往往看不清来龙去脉和长期趋势。如果有部分研究者能打破断代的局限，缩小范围，拉长时段，作前后贯通的专题研究，以至“通古今之变”，对经济史的发展将大有裨益。这也可以采取协作的方式。如果我们在横的方面注意对经济、社会、文化诸因素的综合考察，在纵的方面努力作贯通古今的专题或地区的研究，则大有利于整体的综合研究。
（6）继续在资料的发掘、整理和利用上下大工夫
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资料的发掘对经济史学科发展关系至大。中国经济史资料的蕴藏，无论文献档案、考古文物，或近现代仍存在于民间各种资料均十分丰富，是无尽的资源；但目前已经发掘利用的只是一小部分，资料的发掘、整理和利用，仍然是当前十分繁重的任务。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资料书不可能获得短期的经济效益，当前出版相当困难，加上其他的一些原因，致使不少研究者不肯或不敢在整理资料上下大工夫。这种状况，应该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积极予以解决；否则，将会严重影响学科发展的后劲。电脑的应用给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和利用开辟了崭新的前景，也给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提出了新的问题。
（7）端正学风，改变“粗放型的增长方式”
新时期中国经济史学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比较突出的是片面追求数量相对忽视质量的倾向，急功近利、贪大求全的浮躁空气在蔓延；摊子铺得过大，缺乏统一规划和协调，各自为战，重复劳动；学术批评和反批评的空气淡薄，不良作风和失范行为有所滋长等。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四新”的要求，建立学术规范，开展学术批评，端正学术风气，以保证中国经济史学的健康发展，是十分必要的。但学界的浮躁空气和失范行为是一种社会现象，不能光从个人方面找原因，还应该在推动学科发展的机制和措施方面作一些检讨。看来，经济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一个从“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增长方式的问题。应当强调精品意识，实行精品战略，加强统一规划和相互协调，使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由某种无序状态转变为有序状态。
（8）继续破除教条主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中国经济史学的形成和发展，尤其是建国以来的发展，是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指导分不开的。但我们也受到过教条主义的严重干扰。“文革”后生动活泼局面的出现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破除了教条主义的束缚，但破除教条主义的任务并没有结束。现在我们研究中国经济史所能利用的理论工具多为外国货，其概括的历史模式所依据的素材并不包括中国历史。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不自觉地以外国的模式或观念来衡量以至剪裁中国的历史。摆脱形形色色的西欧中心论的影响，真正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出发，掌握中国经济史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成为越来越多的中外中国经济史研究者的共识。但是，在各种理论蜂拥毕集、思想空前活跃的情况下，部分学者中也出现了“淡化”以至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因此，在迎接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之际，要不要和能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又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问题。我们认为，就指导经济史研究而言，还没有比马克思主义高明的理论。我们应当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当然，我们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看做方法，而不是教条，尽管它是最高层次的带有指导意义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观意义上的方法论，主要是唯物辩证法。至于马克思从西欧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历史模式，我们应该分辨其中所包含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同时我们应该在新的学术实践中，通过对生动多姿的中国经济史料的分析，作出新的理论概括，丰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经济史学，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和生命力，从而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
附记：本文写作过程中承蒙吴承明、林甘泉、方行、郭松义、王曾瑜、陈其泰、叶显恩等先生提出宝贵意见，特此志谢。
标签：小农经济论文; 地主阶级论文; 经济史论文; 中国经济史研究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观点讨论论文; 田园诗与狂想曲论文; 封建社会论文; 历史研究论文; 明清论文; 经济学论文; 中国社会出版社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