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先生对边疆问题的实践和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边疆论文,顾颉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顾颉刚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社会学家，他一生治学兴趣广泛、思维活跃、视野 开阔、著述丰厚，社会影响也很大。他出生在一个动荡不安又鼎新革故的时代：国家危 亡、西学东渐，新的社会问题不断爆发、新的社会思潮日新月异。这一转型时期的知识 分子肩负着沉重的社会责任，探索着前进的道路。顾颉刚先生被认为是那个时代精神的 “代表”。本文欲以他对边疆史地的实践和研究为线索，来探讨其学术道路的选择。
一、顾颉刚先生学术价值取向的转变以及对边疆史地的关注
1.新文化运动与学术道路的新认识
顾颉刚先生出生于晚清，故乡苏州是我国清代汉学发达的地域中心，又出身名门，家 学渊源深厚，从小就有志学问，他熟读诸子百家，在经学经典中度过了少年老成的童年 。先生12岁时曾作一册自述，题为《恨不能》以言志，第一篇为“恨不能战死沙场马革 裹尸”，第二篇为“恨不能读尽天下书”，第三篇为“恨不能游尽名山大川”，少年豪 迈可见一般。1916年24岁离开家乡北上，考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接受了正规的哲 学教育之后，对少年时代所接受的传统士大夫教育产生了疑问，可以说是他人生的一大 转折。在学者云集的北京，一方面结识了许多博学的师生一道谈学论道，另一方面又和 同伴们热衷于课余听戏，对时代反映最为敏感的京师文化氛围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尤其 新文化运动以来学术文化上的革新思想以及政治上的民主思潮，都对他日后学术道路的 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胡适等人倡导“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对象”，认为国 学应是国故学，包括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思想学术之大以及一支山歌之细，都是历史 ，都应该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鼓励大家对民众的存在以及他们创造的文化要给予高度 认可和重新定位，这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出现了“平民文学”、“平民史学” 等口号，扩大了传统知识分子治学的视野，也改变了他们的思维模式。
对于顾先生而言，其影响有二：一方面对传统史学产生了大胆的怀疑，在和胡适、钱 玄同许多名师一起探讨辩论的过程中，逐步提出了要求对古史重建的“层类的造成古史 说”；另一方面扩大了对学术的理解，开始了新的尝试，集中的体现在他对孟姜女故事 发展演变、吴歌(家乡苏州一带的歌谣)的搜集整理、妙峰山进香调查研究等与大众通俗 文化息息相通的工作上。这些研究和经历，使他切实的认识到了实践之于学术的重要性 和来自民间的知识和思想的力量；同时也促使他走出“士大夫的圈子”，并且到民间去 ，走近民众，以博大的心胸和同情心对待下层民众的疾苦，以平等的态度去对待民众创 造流传下来的“活文化”。正如先生后来的回忆：“五四运动给我的工作以巨大的推动 力——它使我敢于把民间的歌谣、戏剧、故事、风俗、宗教和高文典册里的经学、史学 放在平等的地位上做研究的体裁。”(注：《顾颉刚年谱》附录《著述目》1979年5月13 日。)事实也证明，这种转变对他的研究和学术，无疑产生了深刻久远、不可估量的影 响，使他“坐上了中国民俗学的第一把交椅”，也为他日后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 以及对边疆问题的重视都打下了深厚的根基。
2.对边疆问题的密切关注
“到民间去”的学界呼声和“到西北去”的抗日救国的社会呼声，是当时最具号召力 的时代强音，顾颉刚先生从事边疆研究和边疆社会活动可视为对这两种时代呼声的回应 。祖国边疆频危告急，民国政府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开发西北”的运动，先生和负有时 代使命的大批爱国学者一起积极从事边疆研究，掀起了鸦片战争之后边疆学研究的再一 次高潮。一方面希望研究唤起全民族的团结，一致抵抗外来侵略，同时也是对为辅助侵 略而歪曲我国边疆历史和打着考察幌子的大量“文化侵略”的反省和回击。此前，日本 学者早就大造“满州非中国物”的宣传，九·一八事变后，抗战形势突变，伪“满洲国 ”成立，后又欲在陕、甘、宁、青建立一个“回回国”，英国阴谋制造“大西藏国”， 法国也加紧了侵略的步伐。对此，顾先生计划编制《中国民族史》和《地理沿革史》， 创办了“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都和帝国主义蓄谋分割我国的“假历史”对抗 。他在《<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除》一文中明确指出，日本人使用“中国本部”的概念 是分化我们的毒策，“我们该依据了国家的实界和自然区来分化我国的全境，而不该颟 顸糊涂，随便使用别人蒙混我们的名词，以致国家疆土尚未受敌国武力侵略的时候，竟 先在自己的观念里消失了。”知识分子都清楚的认识到这样一种尴尬的处境，那就是对 于我们的边疆，外国人在某种程度上比我们更加的了解。顾颉刚先生在1936年在《禹贡 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中打了一个极为形象的比喻，痛心言道：“我辈生于今日，受重 重之束缚，欲求我之知彼，固不容于彼之知我。然而我之知我则必不可逊于彼之知我， 则何?主客易位则宰割由人，岂唯束手待毙，亦将无以得旁观者同情。甲负箧而趋，乙 迫之，呼曰，是吾家物也，汝何盗焉?甲止步而询曰：汝知筐中所装何物?乙瞠目不能答 ，甲乃侃侃陈词，谓中有币帛若干，金银若干，启而验之，果如所说，斯时旁观者心直 甲而曲乙矣。虽亦有明知谓盗者，然而呜呼!今日之事，何以异此……”。初读这段文 字，触动颇深，先生寓痛心疾首于这一冷静的比喻。冯家升先生也清楚的看到，“边疆 之学，吾国学者向来视为偏僻而不关宏旨，不知吾人以为偏僻，不加注意，正外国学者 努力最勤而收获最丰者也。顾彼等所以努力研究，无不有其政治背景，日俄之于东北， 俄之于蒙古新疆，英之于新疆西藏，法之于云南广西，其显著者也。虽能各就其国范围 ，争先开拓，举以夸耀，然皆出入于彼等国家政策之中，无不有侵略性之浸渍，故吾人 于自己之边疆问题亦徒仰赖外人，其害真有不堪胜言者矣”。(注：冯家升：《东北史 地研究之已有成绩》，《禹贡》半月刊，二卷十期。)这种清醒且深刻的认识，一语道 破大家共同面对的尴尬处境。先生不但在抗战期间致力于边疆史地的研究，而且广泛的 参与了边疆考察和社会活动，能够在考察中真正走近民众，关爱民众，这既是国家危亡 之际爱国知识分子应该担负起的责任，也是先生民众情结的集中体现。
二、关于边疆问题的研究和调查实践
顾先生对边疆问题的关注和成就，既包括纯学术的边疆问题的研究和考释，也包括深 入边疆进行实地考察的论说和实践，这都是他学术生涯“经世致用”的重要体现。虽然 先生向往和平宁静的治学环境，但是国难当头、时局难容，他认识到“怎觉在学问之外 ，应当做些救国救民的事”，“承平之世，学术不急于求用……国势凌夷，局天蹐地之日，所学必求致用”。(注：引自《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第1页。)九·一八 之后，目击“强邻狂施压迫，民族正义正在酝酿激发”，故亟谋边疆研究，“苟欲洞悉 边情，一赖实地调查，一在考究典籍”。(注：《发刊词》，《禹贡》半月刊一卷一期 。)所以先生一方面积极组织和参与边疆考察，了解边情，另一方面积极从事边疆研究 ，查阅典籍，著书立说，还通过其他多种方式投入到抗日运动中去。下面就从考察和研 究这两个角度来论述先生对边疆所作的贡献。
1.几次重要的边疆调查
从1931年春天开始，顾颉刚先生考察了河北、河南、山东、陕西等地国民革命后的古 物古迹，以后又号召和参与过好多次重要的边疆考察活动。主要包括1934年夏，与燕大 同事组织的绥远考察；1936年7月，组织禹贡学会河套水利调查团进行为期二十多天的 考察；1937年9月开始的西北教育考察等。此后便奔赴重庆、昆明和成都等地，抗战前 后一直执教于云南大学、兰州大学，以及抗战西迁的齐鲁、复旦等大学，几乎都在祖国 的西部度过。这样，也正如王煦华在《顾颉刚在云南》开篇所言，抗战八年，顾颉刚先 生在西北一年，云南昆明一年，成都、重庆六年。考察之中，对顾颉刚先生认识边疆问 题的严重性以及更多的关注边疆问题至关重要的考察有两次，下边我们着重来分析一下 。
第一次是绥远考察。1934年的夏天，和燕大同事前去绥远考察，不但搜集了不少塞外 的故事，而且了解到内蒙自治运动有日本人支撑，进一步深切的认识到边疆问题的严重 性。如果我们从头考察先生所创办的《禹贡》半月刊关于边疆问题的研究，就会发现一 个变化，那就是研究从传统的沿革地理内容转到了对边疆现实问题更多的关注上，也可 以说经历了一个“由古到今”的变化。引起这个变化的背景在于边疆形势的日益严峻和 边疆危机的加强，但从相对具体的变化时间来考察，1934年的绥远考察则是一个很关键 的事件。当时顾颉刚先生正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讲授“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与谭 其骧先生致力于《禹贡》半月刊的工作，正是这一次考察归来，“乃扩大地理沿革之范 围而及于民族史、边疆史，半月刊中屡出专号，讨论东北、西北、蒙藏、南洋诸方面事 故。又集燕京师生立边疆研究会，以假期从事旅行调查，平日则一星期开一次讲演会， 选延一二边疆人士之游于北平者及内地人之为边疆学者分主讲座，以是因缘，得广与远 宾交，而诸同人之边疆知识亦日趋于系统化”。(注：吴丰培：《顾颉刚先生和所著西 北考察日记》后附，《西北考察日记》自序，《西北史地》，1983年4期。)可见，这一 次旅行考察对先生治学的影响之大，此后便发表了《王同春开发河套记》、《介绍三篇 关于王同春的文字》等重要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重大的反响。
第二次是西北教育调查。时间是从1937年9月到1938年9月，整整一年，由于抗战爆发 ，先生的抗日爱国活动又遭到日本人的嫉恨，被列入抓捕黑名单，而且“榜居第二”， 于是应中英庚款委员会之邀，到祖国的大西北考察甘肃、青海的教育现状。在极其艰苦 的条件下，先生一行不辞辛劳，走遍十几个县及乡镇，对沿途校舍均做了认真的调查和 分析。结合时弊，在临洮、渭源等地举办培养师资力量的辅导班，讲解自然科学、社会 科学，以及农田水利、农村卫生等知识，难能可贵的是还结合时政进行时事教育，讲述 印发英、俄、法等帝国主义与我国边疆之关系；正规教育之外，继续发扬创办通俗刊物 的传统，任甘肃青年所办“老百姓”社社长，出版《老百姓》旬刊，以西北民歌方式作 抗敌宣传，赢得大家的欢迎而被聘为一些抗战团体的顾问，还应民众所求，为他们做了 大量的文字工作。一时各地学风渐高，“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岷县、临潭等地也竟 因先生而纸贵，使信息闭塞的大西北民众能略知当前国家所处的严峻形势，明了帝国主 义的虎狼之心而加强了民族团结。虽然国事家事忧心重重，身处险境之中，但每看到眼 前教育落后而求知心切的民众，先生终不忍离去，辗转百里，唯尽心尽力，任劳任怨， 义不容辞的承担了文化传播的使命。教育考察的结果是针对西北交通不便的实际情况， 提出了《补助西北教育设计报告书》，包括绪言、西北教育现状略评、教育改进设计方 案、预算书和结论五章。倡导各县应有中学，方能普遍受到中等教育，同时各县应有女 子小学，有利于女孩子接受小学教育。虽由于各种客观原因，一些设想未曾实现，但后 来在兰州创办了科学教育馆，并在西宁办了湟中中学，使得西北教育条件有了一点改善 。
除了教育之外，在交通、风情民俗、民生吏治、医疗卫生、方言、移民、商业、城池 、土司、山川自然环境等方面，也多出真知灼见，既为西北开发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 ，又为后人留下了第一手考察资料记录。一路考察中，尤其注意到了纷繁的边疆民族问 题，“不忍视又不得不视，泪承于睫，以为如不急谋，不但亡国，且灭种矣。”西北民 族问题复杂，他说民族关系“尤之如一家妇姑，需外人调和”。顾颉刚先生一向与回族 朋友有着友好的来往，在西北又广泛与回族接触，于是在伊斯兰会上以“如何使中华民 族团结起来”为题作了讲演，希望能够民族内部精诚团结，共同来抵制外邦的挑拨离间 和分割阴谋。并立下宏愿，想编一部中国通史，不专以汉族为本位，而以中华民族全体 之活动为中心。
整整一年的西北考察，由于先生的坦荡无私，鞠躬尽瘁，赢得了汉、回、藏各族人民 的爱戴，人们热忱地称他为“中央救苦大员”。同时与甘肃地方名流张鸿汀(维)、慕少 堂(寿祺)、水楚琴(梓)等都有密切交往。先生曾作久居之计，有“榴红照眼忆乡关，已 染胡尘不欲还”和“东方故旧如相问，马上行人不忆家”的诗句，表面的豪放掩藏着内 心深沉的痛苦。但因遭教育厅厅长的嫉恨，一年之后还是被迫离开了甘肃，前去云南。 但此后，先生不论身处何地，都牵挂着甘肃的教育事业和一些最基本的社会问题，这从 他在各种场合发表的有关边疆的演说、论文和著述中就能看出来。
2.边疆问题研究成果
顾颉刚先生的读书笔记、日记、文章和信札中，有关边疆的研究是非常丰富的。
第一类是边疆史地研究，最主要的是《中国疆域沿革史》，是顾先生和史念海二人合 著的，1938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长沙)出版。著书宗旨表明：“外侮之凌逼，国力之衰 弱，不惟汉、唐盛业难期再现，即先民遗土亦岌岌莫保”的情况下，研究中国疆域的变 迁与盈亏，是想引起人们的警戒“先民扩土之不易，虽一寸山河，亦不当轻付诸敌人” 。全书总结了“中国疆域沿革史已有了成绩”，和分章论述了自夏至中华民国各朝代民 族及其活动区域的沿革与变迁，以及论述了与疆域沿革有关的地方制度、行政区划、人 口迁徙等问题。此外，还有《禹贡》和其他刊物中发表的各类论文，包括关于疆域演变 的《古史中地域的扩张》，关于西北古代民族的《东汉的西羌》、《从古籍中探索我国 的西部民族——羌族》、《撒拉回》等文章，关于西北宗教的《甘肃密宗四大喇嘛传》 以及《佛教之下西北》等文章，和西北史迹的《西北访古小记》、《甘青史迹丛谈》等 文章。
第二类包括边疆现实问题的考察报告和论说。主要包括西北教育考察的集大成者《西 北考察日记》，全面的记录了这次西北教育调查的全过程和所见所思所得，前边已有论 述，其意义自不待言，中外学者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边疆论说文章基本依照发表时间 的先后大致包括：
《我们为什么到西北去》(注：《北平世界日报》和《世界日报·民国二十六年暑期西 北考察团特刊》，1937年6月27日。)、《边疆教育与边疆文化》(注：《晨报·社论》 ，1937年7月7日。)、《如何使中华民族团结起来》(注：《甘肃民国日报》，1937年11 月10日至14日(后修改，刊于《西北文化》创刊号，1947年5月15日)。)、《西北回民应 有之觉悟及其责任》(注：《抗敌旬刊》第2期，1937年12月中旬。)、《边疆教育和边 疆文化》(注：《甘肃民国日报》元旦特刊，1938年1月1日。)、《补助西北教育设计报 告书》(注：《甘青见闻记》，《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1988年5月。)、《边疆 问题》(注：《甘肃学生》第8卷第1期，1938年12月15日。)、《考察西北后的感想—— 关于中央政治学校附属蒙藏学校》(注：《西北史地》，1984年第2期。)、《拉卜楞一 瞥》(注：《云南日报》，1938年12月19—20日。)、《中华民族是一个》(注：《益世 报·边疆周刊》，1939年2月13日。)、《西北》(注：《益世报》，1939年1月3日。)、 《<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除》(注：《益世报·星期评论》，1939年1月1日。)、《续论 “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及“续”)》(注：《益世报·边疆》周刊，193 9年5月8日、29日。)、《边疆问题及对策》(注：《西北通讯》第3、4期，1947年5月10 日、6月10日。)、《中国历史与西北文化》(注：《西北论坛》第1卷六期，1948年10月 25日(又《陇铎》月刊新2卷6期)。)、《中国通史与边疆史料》(注：《和平日报·西北 边疆》第4期，1948年8月8日。)、《甘肃教育之我见》(注：《西北月刊》第1卷3期，1 948年9月10日。)、《中国边疆学会丛书总序》(注：《中国边疆》第2卷1—3期，1943 年3月。)、《中国边疆问题及其对策》(注：《西北通讯》，第3、4期，1943年3月。) 等诸多文章，主要集中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后的1937、1938和1939的三年中，也可以说是 《禹贡》半月刊关注边疆问题宗旨的继续。
3.与顾先生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研究边疆问题的学术或社会团体
按照时间的前后，与顾先生直接或间接相关的边疆问题研究社团主要有：一是“燕大 边疆问题研究会”。1936年9月，在讨论绥远省东部傅作义部队与日军交战事况时，顾 先生和冯家升发起成立该会，并担任理事，进行研究、调查、宣传、交际、总务等，同 时邀请许多知名人士到会讲演青海、西藏、云南、西北、新疆等边疆问题。二是西北移 垦促进会。1937年4月成立，被推为主席理事，后来与其他组织联合组织暑期西北考察 团，任团长，作《我们为什么到西北去》，但出发时因病发烧未能同行。三是昆明《益 世报》之《边疆周刊》。1938年先生到了昆明于12月创办，作《发刊词》，申明：办这 刊物，“要使一般人对于自己的边疆得到些认识，要使学者们刻刻不忘我们的民族史和 疆域史，要使企业家肯向边疆的生产事业投资，要使有志的青年敢到边疆去作冒险的考 察，要把边疆的情势尽量贡献给政府而请政府确立边疆政策，更要促进边疆人民和内地 同胞合作开发的运动，并共同抵御野心国家的侵略，直到边疆……也成了中原而后歇手 ”；四是中国边疆学会。顾颉刚与韩儒林等1940年8月在成都开始筹备，并于1941年2月 作《中国边疆学会宣言》，说道：“同人不敢避时代之使命，用自忘其谫陋，成立本会 ，欲以认识边疆之实际情况及其所含蕴之问题，共筹适宜之对策，唤起国人之注意。” 3月，学会成立，顾颉刚当选为理事长。后与重庆国民党社会部赵守钰、国民党的内外 蒙古专家马鹤天在陕西榆林地区的同名组织三会合并，重庆的为总会，其余称陕西、四 川分会，顾颉刚被推选为总会副理事长，会员一时达六百余人，凡边疆的知名人士及内 地对边疆有研究者都网罗其中。其后又在云南、西康、甘肃等省也设有分会(而且在194 8年7月，顾先生又被推举为甘肃分会的理事长，并在兰州《和平日报》发刊《西北边疆 》周刊)。1942年1月，总会编辑发行《中国边疆》，顾颉刚和黄奋生主编，1947年顾颉 刚任理事长，同年受国防部新闻局委托，编辑国防小丛书二十余种，并作了总序。五是 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1942年3月由中央组织部在重庆成立，朱家骅任主任委员，副主 任委员韩儒林因病无法就职，顾颉刚代理，第二年1月，韩就职，顾先生辞去。六是《 党军日报》之《边疆周刊》。1942年3月在成都借《党军日报》创办(原欲借成都《中央 党报》创办，未果)，并作《发刊词》，曰：“古人说得好，‘亡羊而补牢’，又说‘ 弭患于无形’”，来表明学会和期刊为时而生，及其理想。七是中国边政学会。1947年 7月，在南京成立，顾颉刚被推为常务监事。八是教育部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1947年 在南京筹建完成，内设研究、编译、文物等三组，并附设边文印刷厂一所，专事调查搜 集边疆文物，1949年4月，该馆聘请顾颉刚为研究员。
可见，先生这一时期加入或者创办边疆社团活动极其活跃。作为一介学者，顾颉刚能 够利用自己的名望和威信，宣扬时代的需求和召唤，调动社会的力量，开展与抗日救国 密切相连的学术和社会事业。此外，在西南各大学任职期间，还创办和主编过《责善》 半月刊、《史学季刊》以及《文史杂志》等学术期刊。难怪有人说，20年代到40年代， 顾颉刚先生走到哪里就把刊物办到哪里，这也正是他治学的重要体现。
三、“禹贡学会”和边疆史地研究
禹贡学会是在顾颉刚先生的领导下于1934年2月开始筹办的，并且创办了著名的《禹贡 》半月刊，欲借“中国地理沿革史的第一篇”《禹贡》来命名。
《禹贡》半月刊共7卷82期，包括大量边疆史地论文、考释、译作、考察记录等，是禹 贡学会边疆研究的主要阵地。从地域而言，包括东北、西北、北方、西南以及东南沿海 ；从朝代而言，涉及周朝、秦汉历代直至民国；从研究的内容而言，则包括疆域沿革、 地名、民族、考古遗迹、有关边疆的文献研究、边疆与中原的关系、对边疆的管理政策 、边疆古代近代人物、近代人的考察和游记、外国人对我国边疆的研究等等。1934年顾 先生从绥远考察归来，对《禹贡》半月刊办刊的宗旨有所改变，更加重视对边疆现实问 题的研究，而发展到号召全体会员集中对边疆的关注和研究，则在于1936年《禹贡学会 研究边疆计划书》的发表到边疆调查专号的不断刊出。从研究的内容而言，此前主要是 关于古代边疆问题的考释和研究，比如地理、民族、疆域等问题，此后则偏重于时下对 边疆问题的现实考察，唤起了大家对研究民族演进、边疆史地和边疆考察的热情，甚至 刊载国外的研究成果，也就是说《禹贡》边疆研究已不再只限于沿革地理的范畴，进而 又由史地研究拓展到政治、经济、国防、宗教、民族关系，以及一些社会现实问题，由 纯学术的研究担负起了抗日救亡的重任；从地域而言，前几卷多冯家升的东北史地的研 究，后来重视北部蒙古部落和西北及其他边疆地区的研究。
《禹贡》所出专号共十一号，关于边疆的就有八号，包括西北研究专号、回教与回族 专号、东北研究专号、后套水利调查专号、南洋研究专号、康藏专号、察绥专号、回教 专号，边疆专号占所有专号的十一分之八，可见比重之大、问题之急切。此外，《禹贡 》从4卷1期开始，刊登“国内地理界消息”，从《大公报》、《申报》、《上海晨报》 、《北京晨报》等当时重要的报刊上摘录关于各地交通、水利、生产、人口、行政区划 变更、贸易、通讯、农矿业、古迹古物等重大的社会事件的发生以及发展进展。半月刊 的这些转变，无疑增强了刊物的时代感，也体现了《禹贡》对现实问题的重视，表明半 月刊的确不仅关心“古代”，也心系着“现代”，同时也是科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在学术 上的实践。
除《禹贡》半月刊对边疆的研究之外，自1936年起，禹贡学会还开始有计划的出版边 疆丛书，由顾廷龙和有边疆家学渊源的吴丰培二人主编。我们从《边疆丛书》(甲集)“ 凡例”可以看出他们的工作计划，拟以未经付梓之稿为甲集，已刊而传本绝少者为乙集 ，已入他种丛书者为丙集，而且以收得先后为次每十种为一集。“边疆丛书目录”则就 择优入选的书名、卷次、作者、编印版本都作了简略的说明，并附编者按和简略的评说 。吴丰培先生后来回忆到：“一年之内，编印了《西域遗闻》等六种，我又赓续了《续 编》六种，以至近年为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编印的《中国民族史地资料丛刊》已出了30 种，也是遵循他(顾先生)的设想而进行的”，(注：吴丰培：《顾颉刚先生和所著西北 考察日记》，《西北史地》，1983年4期。)也就可以说这项工作仍是禹贡学会时期边疆 丛书编纂的继续。此外，还在顾先生的积极督导下，吴先生编成了《清代西藏史料丛刊 》第一集和《清代筹藏奏牍》三策，在禹贡边疆研究中作出了重要的努力和贡献。
顾先生和禹贡学会的工作在当时的学术界和社会上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得到了许多 志同道合朋友的支持，《禹贡》半月刊受到读者欢迎、发行量猛增。然而先生领导下的 《禹贡》对边疆的贡献，远远不止于这些论著本身，源远流长的贡献在于，培养了大批 边疆研究的学人，包括谭其骧、翁独健、白寿彝、侯仁之、史念海、顾廷龙、吴丰培等 具有权威性的著名学者，他们为我国的边疆史地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也如杨向 奎先生所言，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中的大家、名家几乎全出自顾氏家门。
四、边疆史地研究之于顾颉刚先生学术研究、社会关怀的意义
一方面，对边疆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是顾先生学术贡献和社会关怀的重要体现，另一方 面，边疆生活使他积累了大量的实践资料，对民生社会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多裨益于 日后的学术研究。抗战结束后，先生从重庆回到北平，拟恢复禹贡学会，后作《<禹贡> 周刊发刊词》，曰：抗战已还，本会集体工作虽休止，然“个人之工作决未因此而停顿 。况播迁所及，随地有考察机会，故西南西北，貊国羌乡，咸多创获，远迈前修，他日 整理成书，必可开拓知识之领域”。正如先生所言，边疆的经历在他古史辩论和民俗学 方面都受到不少启发，一流的学者必有一流的见识，对社会深切关注也必是多棱的，不 论从哪个角度审视，都折射出斑斓的色彩。在考察边疆期间，他积累了大量的读书笔记 、日记和论文，后经整理均收在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为先生出版的十卷本中，比如《 皋兰读书记》、《兰课杂记》，还有在综合历史、地理、民族、民俗等知识而写成的《 朗口村随笔》(以后修改为《史林杂识》)等等，还将几十年古史研究成果整理成目系， 成绩斐然，也正是先生抗战流离奔走中的一点欣慰吧。
可以说，边疆研究与古史研究、歌谣收集整理以及抗日通俗刊物的编印，共筑了顾颉 刚先生的学术大厦。这些科研成果，是我国历史地理和边疆问题研究的珍贵资料，同时 还构成了20世纪前半期边疆研究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顾颉刚先生的女儿顾潮女士在整 理先生年谱的基础上，客观的评说：先生出生于晚清，经历了近、现代史上多次战争及 政治动乱；他一生治学，终身以发展祖国学术事业为己任。知人论世，他亟欲通过自己 的一生描述出所处的大变革、大痛苦的时代，为这八十年的学术史、社会史留下真实的 记载。从本文对顾颉刚边疆学术和社会活动的回顾上，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巨大变革的 时代，从“到民间去”的学界意识的崛起，到“到西北去”全社会呼声的高涨，顾先生 一直热衷于热爱的学术，并且将学术研究与救国热情结合起来并运用到民生社会中去， 可以说，其贡献既是学问上的，又是社会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