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文化演进：卡内罗的限制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争论文,理论论文,文化论文,卡内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家起源问题长期以来都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从平等的原始社会发展到以阶 级为基础的国家，人类经历过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国家起源的基本动因是什么？它经历了什么 样的一个过程？这几个问题在学术界一直引起激烈的争论。我们知道，可以大致把学者们在 国家起源动因与过程问题上的观点分为两个大的派别：整合论或融合论与冲突论。前一派别 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卢梭、梅因(Henry Maine)、摩尔根、洛伊(Robert H.Lowie)、霍卡特(A.M.Hocart)、福蒂斯(M.Fortes)、埃文斯—普里查德(E.E.Evens-Pritchard)、魏特夫(Karl Wittfogel)与塞维斯等人，后一派别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纳德尔( S.F.Nadel)、古穆洛维茨(Ludwig Gumplowicz)、奥本海默(Franz Oppenheimer)、奥伯格(K alervo Oberg)、恩格斯、蔡尔德(V.Gordon Childe)[有意思的是，蔡尔德被卡内罗(Robes t Carneiro)归为“自动理论”(the“automatic”theory)，属自愿论(the voluntaristic theories)，与强制论(the coercive theories)对比（注：卡内罗：《国家起源理论》(Robert L.Carneiro,“A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St ate ”)，《科学》(Science)，169(1970)，第733页。）
]、怀特、斯图尔德、弗里德和卡内 罗等人。（注：塞维斯：《民族学百年争论：1860—1960》(Elman R.Service,A Century of Controver sy,Ethnological Issues from 1860—1960.Orlando:Academic Press,Inc.,1985)，第173 —199页；塞维斯：《有关政府起源的古典理论与现代理论》(Elman R.Service,“Classica l and Modern Theories of the Origins of Government”)，科恩与塞维斯主编：《国家 起源 研究：政治演进人类学》(Ronald Cohen and Elman R.Service,eds.,Origins of the Stat e:The Anthropology of Political Evolution.Philadelphia: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Human Issues,Inc.,1978)，第21—34页；卡内罗：《国家起源理论》，《科学》，169( 1 970)，第733—734页；卢埃林：《政治人类学导论》(Ted C.Lewellen,Political Anthropo logy:An Introduction.Massachusetts:Bergin & Garvey Publishers,Inc.,1983)，第41— 62 页。）
国家的战争起源论当然是冲突论中最为显眼的学派。当然，这并不是说，凡是冲 突论者都拥护或者说至少不反对国家的战争起源理论，弗里德就是一位典型的不赞同把人类 社会的演进包括国家的起源与战争必然关联起来的学者。战争起源论的著名提倡者有斯宾塞 、奥本海默和当代的卡内罗等人。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宣称，战争产生领导权，战争选 择政府，（注：斯宾塞：《社会进化论》（选自斯宾塞《社会学原理》）(Herbert Spencer,The Evolutio n of the Society:Selections from Herbert Spencer’s Principles of Sociology.Chic ag 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7)。）
这些观点影响所及，直至现在。（注：当然，严格说来，斯宾塞的观点不能说是国家的战争起源论，而是战争选择论。
）奥本海默的国家产生于征服活动，产生于胜利 者永久地臣服失败者，把军事组织扩展于和平时期的行动的理论，更是政治学中大家都知道 的 学说。（注：奥本海默：《论国家》(Franz Oppenheimer,Der Staat.Dritte Auflag.Jena:Verlag vo n Gustav Fischer,1929)，第1—106页。）
在当代文化人类学家关于国家起源问题的讨论中，卡内罗的学说独具特色，影响极大；甚 至可以说，今天研究文化演进与国家起源问题的学者，没有人能够忽略他的理论。1970年， 他发表《国家起源理论》一篇不太长的文章，（注：卡内罗：《国家起源理论》，《科学》，169(1970)，第733—738页。）
提出了著名的限制学说，很快受到广泛注意 。以后他又利用各种机会，阐述和完善这一理论。1988年，《美国行为学家》杂志，甚至用 了整整一期的篇幅，集中许多学者讨论他的限制学说。（注：《美国行为学家杂志》(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s)，31(1988)。）
他的影响甚至扩展到了古代史研究 领域。1989年，他与女埃及考古学家巴德(Kathryn A.Bard)发表了合作撰写的一篇文章，运 用他的限制理论来解释古代埃及国家的起源。（注：巴德与卡内罗：《前王朝聚落区模式、社会演进与限制理论》(Kathryn A.Bard and Rob ert L.Carneiro，“Patterns of Predynastic Settlement Location,Social Evolution,a n d the Circumscription Theory”)，《里尔纸草学与埃及学杂志》(Cahier de Papyrologi e et d’Egyptologie de Lille)，11(1989)，第15—23页。）
他还从上个世纪冲突论的代表人物斯宾塞的 《社会学原理》中选编了一部著作，这部著作遂成为了当今人们了解斯宾塞社会进化论的流 行本子（注：斯宾塞：《社会进化论》（选自斯宾塞《社会学原理》）。）
。在中国学术界，卡内罗的名字虽然尚不响亮，但也开始受到了学者们的注意。比 如，谢维扬在《中国早期国家》里，就多次提到了卡内罗和他的国家起源理论。（注：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7—68、205页。）
稍早一些 时候，童恩正也谈到过几句卡内罗的限制学说与酋邦定义等。（注：童恩正：《中国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发明轨迹之异同》，《中国西南地区古代的酋邦制 度》，分别见童恩正：《人类与文化》，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第402—403页和479—480页 。
）只是这些中国学者的讨论， 大多失之于过分简略。由于卡内罗的理论在当今国家起源问题讨论中的重要影响，我们这里 特对它稍作介绍，希望中国学者从中可以找到借鉴的地方，用来研究中国国家与文明起源的 问题。
限制理论
卡内罗的理论可以概括为限制理论。它首先涉及到一些特殊的环境。那些环境上受到种种 限制的地区，比如古代尼罗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以及新大陆 的墨西哥谷地和秘鲁的深山峡谷与海边小河流域，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都是可以用于农 作的土地，而被山峦、海洋或沙漠等所隔离；其环境特征可以概括为，早期的农民们可以用 以居住与农作的地区，截然地与其他的地区分隔了开来。在这些地区，随着新石器时代农作 技术的进步，人口增长，小村庄逐渐增大，然后分化、扩展，终至于较适宜种植的土地都被 利 用了，争夺土地的战争因而兴起，并且渐趋激烈。由于环境的限制，战败的村落居民无处可 逃 ，或者因为利弊的权衡，不愿逃走，故而屈服于战胜者，或者沦为附属纳贡，或者整个村 落干脆被战胜者所吞并。随着这种过程的反复出现，较大政治实体的整合情况出现了，政治 于是演进到了酋邦阶段。随着土地资源的进一步紧张，战争进行得也更趋激烈。而在这个时 候，参与战争的诸方已经是酋邦了。强大的酋邦征服弱小的酋邦，政治实体迅速扩大。最后 ，政治单位的复杂情况与权力集中情况都演进到一定的程度，国家也就随之产生了。这就是 卡内罗限制理论的基本内容。（注：卡内罗：《国家起源理论》，《科学》，169(1970)，第734—736页。）
卡内罗用作上述论证反面例子的是，亚马逊河流域一些社会演化的过程。（注：卡内罗：《国家起源理论》，《科学》，169(1970)，第735页。
在亚马逊河 流域，广阔的森林提供了几乎没有限制的潜在耕地。因此，在那一个地区，人口密度很小， 村庄与村庄之间，距离很大。战争在亚马逊河流域虽然时有发生，但都不是为了争夺土地， 而是为了复仇、抢夺妇女和提高威望之类。战败的一方往往整个集体迁走，搬到另外一块无 人居住的适宜耕作的地方。这样，这种战争与逃逸的过程，使得那里的园耕部落渐渐散居于 几乎整个流域。但是，在亚马逊河流域，人口密度仍旧十分的低，大多数村子仍旧能够保持 各自的独立地位，没有结合成为大的政治实体。
卡内罗用作亚马逊河流域对照的是，秘鲁沿海狭窄的小河流域。（注：卡内罗：《国家起源理论》，《科学》，169(1970)，第735页。
他认为，在那个地区， 政治演进的过程足以用来支持他的限制理论。在那里总共只有约78个短而狭窄的小河 流域，每个流域都夹挤在山峦与海洋之间，两边还都是干旱的沙漠。在那种环境中，人口一 增长 ，土地一紧张，战争一激烈，其结果就与亚马逊河流域的战争后果大不一样了。
在那些环境受到限制的地区，随着自治村庄演进为酋邦，酋邦演进为国家，那些社会内部 的政治结构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战功卓著者获得了政治上的地位，负起行政职责，执行法 律，维持秩序，动员劳力修筑灌溉工程，修筑道路、要塞、宫殿与庙宇。那些人与其亲属， 成为了上层阶级的核心。下层阶级由用作奴仆的战俘组成。“这样，战争促成了社会阶级的 产生。”（注：卡内罗：《国家起源理论》，《科学》，169(1970)，第73 6页。
）被征服的村庄缴纳实物税，其中大部分用来供养统治阶级，因此后者得以完全从 食物生产中脱离出来。
最后，因战争而失去了土地但尚未沦为奴隶的人民，被吸引到了那些因其行政、商贸或宗 教功能的增长而成为市镇的地方，成为工人匠人，使用自己的劳动或者劳动产品，交换统治 阶级从村社农民那里榨取过来的剩余产品。
在《国家起源理论》一文中的后两个部分，卡内罗还对自己的限制学说做了两个补充。
首先，他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亚马逊河流域拥有几乎不受限制的可以用作耕地的土地 情况下，为何在河流沿岸却有酋邦兴起？他的回答是，在这些地区资源十分集中。在河流沿 岸以及河中岛屿上，有一种土地叫作várzea，每年洪水上涨，淹没它们之后，便覆盖上了 一 层肥沃的淤泥。这使得这种土地可以年年耕作而不必抛荒，大家都愿意得到它们。亚马逊河 本身还提供了各种各样丰富的水产品。显然，这种地区的自然资源远远优于其他内陆地区 。卡内罗认为，资源集中的地方也相当于环境受到限制的地方，因为它虽然不像秘鲁等地那 样，可用于生产的土地与不可用于生产的土地截然分开，但是，它与周围地区的生态环境相 比，还是有着明显的差异的。亚马逊河的优越条件吸引了周围的人们聚集在这里。故而，争 夺沿岸土地的战争变得越来越激烈，战败者为了不离开河流，往往屈服于战胜者。因而酋邦 在 此得以兴起。这就是他称作“资源集中”的第一个补充。（注：卡内罗：《国家起源理论》，《科学》，169(1970)，第736—737页。）
其次，他提出了一个社会限制的补充学说。（注：卡内罗：《国家起源理论》，《科学》，169(1970)，第737—738页。）其实，社会限制这个概念首先是由查格农(Na poleon A.Chagnon)在讨论委内瑞拉的雅诺马么(the Yanomam
)印第安人时提出来的。（注：《第八届人类科学与民族科学国际大会录》(N.A.Chagnon,Proceedings,VIIIth Interna t ional Congress of Anthropological and Ethnologyical Sciences.Tokyo and Kyoto,196 8)，第3卷：《民族学与考古学》(Ethnology and Archaeology)，第249—251页，尤其是第 251页。）
查格农认为，在一个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对于居住于中心区域的人们来说，也可以产生一种 相当于环境限制的效果。
雅诺马么印第安人的数目约有一万，他们居住在一座环境不受限制的雨林里。查格农注意 到，在雅诺马么居住区中心区域的村庄，比边缘区域的村庄更为紧密地挤在一起，由此，战 事发生得更为频繁与激烈。处于中心区域的村庄，四周被其他村庄所包围，因而难以迁走以 逃避攻击，只得加强力量来保卫自己。结果是，中心区域的村庄发展得比边缘区域的村庄规 模要大，原因在于，无论是在攻击还是在防守方面，大的村庄都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激烈 的战事也使得中心村庄的头人变得更加强有力，他们也是战争首领，其影响力随着战事的增 长而增长。村庄与村庄之间攻防联盟的出现，也比周边地区的情况更为普遍。
有意思的是，在卡内罗看来，限制理论还可以用来解释中国北方黄河流域国家的兴起。（注：卡内罗：《国家起源理论》，《科学》，169(1970)，第737页。）
他认为，在那里，资源集中与社会限制这两种因素都起过作用。
最后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在下一节里将要介绍的那篇文章中，卡内罗根据考卡山谷酋邦的 情况，修正了自己的酋邦互相征战最为基本的动因在于争夺土地的理论，提出，并非所有的 酋邦发动战争都为土地；因为在考卡山谷，战争的主要动因在于虏获俘虏，而非土地。（注：卡内罗：《哥伦比亚考卡山谷证据所揭示的酋邦性质》(Robert L.Carneiro，“The Nat u re of the Chiefdom as Revealed by Evidence from the cauca Valley of Colombia”) ，兰博与吉洛格利主编：《文化演进研究：塞维斯学术研究庆贺会文集》(A.Terry Rambo and Kathleen Gillogly,eds.,Profiles in Cultural Evolution:Papers from a confere nc e in Honor of Elman R.Service.Anthropological Papers,No.85.Ann Arbor:Museum of A nthropology,University of Michigan,1991)，第185页。）
卡内罗的理论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赞同之声颇高，但也遇到不少挑战。比如，前面提到他 与巴德合作研究限制环境与埃及国家起源关系的文章发表之后，在同一杂志上即刊登了另外 一篇文章，对他们的解释提出了批评。（注：拉伽查：《埃及国家的兴起与卡内罗的限制理论》(Antonio Perez Largacha,“The Ris e of Egyptian State and Carneiro Circumscription Theory”)，《里尔纸草学与埃及学 杂志》，18(1996)，第107—118页。）
谢维扬教授也提到过，哈里斯曾经举出了国家也有 兴起于非限制环境地区的例子。（注：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第67—68页；M.哈里斯：《文化人类学》，李培茱、高地 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241页。）
顺便提一句，大家可能会认为，因为强调战争尤其征服战争在整个早期社会演进过程中的 作用，近些年来在中国国家起源讨论中受到十分关注的谢维扬教授也许会将卡内罗引为知己 。但是应该知道，卡内罗的理论与谢维扬的有一个根本的不同之处。在卡内罗看来，所有的 酋邦与国家都是通过战争而发生发展的，谢维扬则有一个与战争无大关系的部落联盟模式。 （注：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第69—76、121—235页。关于谢维扬部落联盟模式、酋邦 模式与战争尤其是对外战争关系理论的讨论，参见拙文《部落联盟模式、酋邦模式与对外战 争 问题》，《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第90—105页。）
战争与文化演进
1962年，塞维斯发表《原始社会组织的演进》；1967年，弗里德出版《政治社会的演进》 ；它们同属于Random House的《人类学研究》丛书。这两部书遂成为当代文化演进理论中的 经典著作。谢维扬正确地告诉我们，“弗里德的理论与塞尔维斯（即本文之塞维斯——引者）
的理论相互补充，成为现代人类学中关于人类社会和政治组织分类的最有影响的一种学说（ 应当说，两种学说——引者），同时也可以说他们的理论不断得到现代人类学观察的支持。 ” （注：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第171页。）
最后一句话虽然不敢说得那么绝对，但是，可以认为无大疑义的是，在塞维斯的《原始社 会组织的演进》和弗里德的《政治社会的演进》发表以后，文化人类学界关于早期人类社会 演化的讨论，的确大致都是在他们的理论架构之上进行的，或者至少可以说，不敢忽视他们 的理论的。尤其是塞维斯的酋邦学说，更是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讨论。与本文相关的是，人 类是怎样从平等的社会演化为不平等的酋邦社会的呢？又是怎样从拥有权威性权力的酋邦演 化为拥有强制性质权力的国家的呢？基本动因是什么？塞维斯提出的是酋邦与国家和平兴起 的观点。他的同窗好友弗里德（注：弗里德是塞维斯在哥伦比亚大学时的研究生同学，他们一起师从多线进化论者斯图尔德( Julian Steward)，两个人维持着终生的朋友关系，在学术思想方面也相互有着重大影响。 塞维斯1975年出版的《国家与文明的起源：文化演进的过程》，题辞首先就是献给弗里德的 。）
也认为，级别社会、分层社会和国家的起源与战争没有什么 必然的关联。（注：弗里德：《政治社会的演进》(Morton H.Fried,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Society.New York:Random House,1967)，第105页。）
虽然，塞维斯的基本动因是整合，弗里德的基本动力则是来自于冲突，但是 他们两个在否定战争与文化演进有着必然的联系这一点上看法相同。他们的这种和平兴起观 得到了大多数当代人类学家的赞同，（注：卡内罗：《酋邦：国家的前一发展阶段》(Robert L.Carneiro,“The Chiefdom:Precurs o r of the State”)，琼斯与考茨主编：《新大陆国家形成研究》(Grant D.Jones and Robe rt R.Kautz,eds.,The Transition to Statehood in the New World.New York:Cambridge Un iversity Press,1981)，第63页。）
当然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挑战，其中就有来自于卡 内罗的挑战。1991年，卡内罗发表了一篇文章：《哥伦比亚考卡山谷证据所揭示的酋邦性质 》，收集在专门对塞维斯表示敬意而召开的一次研讨会的文集里，对这种和平兴起观表示了 比较激烈的反对意见。（注：卡内罗：《哥伦比亚考卡山谷证据所揭示的酋邦性质》，兰博与吉洛格利主编：《文化 演进研究：塞维斯学术研究庆贺会文集》，第167—190页。
）这篇文章所提供的材料十分值得酋邦起源问题研究者的注意，加上 卡内罗又对他自己的理论进一步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证，我们在此特别介绍，希望可以使读 者加深对他战争与文化演进关系学说的理解。
我们知道，卡内罗的酋邦与国家的定义与塞维斯的定义便有所不同。在这篇文章中，他首 先把自己原先的定义抄录了下来：（注：卡内罗：《酋邦：国家的前一发展阶段》，琼斯与考茨主编：《新大陆国家形成研究》 ，第45、69页；卡内罗：《哥伦比亚考卡山谷证据所揭示的酋邦性质》，兰博与吉洛格利主 编：《文化演进研究：塞维斯学术研究庆贺会文集》，第168页。）
“酋邦是一种由若干公社组成的自治的政治实体，处于一个最高酋长的稳定的控制之下。 ”（注：卡内罗：《酋邦：国家的前一发展阶段》，琼斯与考茨主编：《新大陆国家形成研究》 ，第45页。）
“国家是一种自治的政治实体，其领土由许多公社组成，有一个集中的政府(centralized government)，它有权征募兵员或劳力，征集税收，颁布与强制实施法律。”（注：卡内罗：《酋邦：国家的前一发展阶段》，琼斯与考茨主编：《新大陆国家形成研究》 ，第69页；卡内罗：《国家起源理论》，《科学》，169(1970)，第73页。）
总起来说，看得出来，与塞维斯等人的对照起来，卡内罗的酋邦概念强调“若干公社”与 “最高酋长的稳定的控制”两个方面，也就是说，强调规模与政治控制，而忽略了级别或者 等级。卡内罗自己认为，他的这两个定义较之大多数其他定义更为苛刻。（注：卡内罗：《哥伦比亚考卡山谷证据所揭示的酋邦性质》，兰博与吉洛格利主编：《文化 演 进研究：塞维斯学术研究庆贺会文集》，第168—169页。））
比如，通常被人 们 认作是酋邦的一些社会像北美西北海岸印第安人的社会，（注：比如，可参见塞维斯：《原始社会组织的演进》(Elman R.Service,Primitive Social O rganization: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2[nd] edition.New York:Random House,1971) ，第143、145、152—154、164页；塞维斯《国家与文明的起源：文化演进的过程》(Elman R.Service,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 .Ne 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75)，第178页。）
根据卡内罗的酋邦定义，就 被排除在酋邦社会之外了。（注：卡内罗：《哥伦比亚考卡山谷证据所揭示的酋邦性质》，兰博与吉洛格利主编：《文化 演进研究：塞维斯学术研究庆贺会文集》，第168—169页。
他的这一做法得到了约翰逊和厄尔的赞同，后面两人也把西北 海岸的印第安人社会划入了地方团体的“大人聚合体”范畴。（注：约翰逊与厄尔：《人类社会的演进：从游团到农业国家》(Allen W.Johnson and Timoth y Earle,The Evolution of Human Societies:From Foraging Group to Agrarian State.S 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第161、167页。）
不足的是，卡内罗的酋邦和国家的定义很难将酋邦与国家清晰地区别开来。这点在与其他 人的定义比较时，尤其显得突出。比如，塞维斯、厄尔和约翰逊认为，酋邦的特征之一，便 是有一个“集中管理”的“中心”，这个“中心”同样可以“征募兵员或劳力，征集税收” 。（注：塞维斯：《原始社会组织的演进》，第161—162、165页；厄尔：《夏威夷考爱岛哈勒利 地 区一个复杂酋邦的经济与社会组织》(Timothy K.Earle,Economic and Social Organizatio n of a Complex Chiefdom:the Halelea District,Kaua’i Hawaii.Anthropological Pa pers of the Museum of Anthropology 63.Ann Arbor:Museum of Anthropology,1978)， 第180—190页；约翰逊与厄尔：《人类社会的演进：从游团到农业国家》，第230—238页； 厄尔：《酋长走向权力之路：史前时代的经济政治》(Timothy Earle,How Chiefs Come to Power:The Political Economy in Prehistor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 7)，第67—142页。
）在这方面，从表面上看，塞维斯他们的酋邦与卡内罗的国家也就相差无几了，相互之间 不太容易区别开来。在这里我们介绍的卡内罗关于考卡山谷酋邦的文章中，他自己也提到， 那里酋邦的酋长有权力“征募兵员或劳力，征集税收”，这又如何与他自己定义的国家这方 面的权力区分开来呢？正因为有着这样一些问题，所以，虽然有一部分学者大体上使用卡内 罗的定义，大多数人类学家讨论酋邦之类社会的问题，仍旧是在塞维斯和弗里德理论的基础 之上。
抛开定义问题不谈。我们来认真地看看卡内罗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它的确很能够代表文 化演进包括国家起源的战争起源论者在20世纪80—90年代的观点。
考卡山谷如今是哥伦比亚首要的咖啡生产地区。它地势狭长，从南到北约300英里，处于th e Cordillera Central和the Cordillera Occidental两座山脉之间。在那里，考卡河夹在 两座高5，000至10，000英尺的山脉之间，山谷时不时宽达300英尺左右。在南北走向的主山 谷之外，还有着一些东西走向的侧面小山谷，在那些地方也发现过酋邦。总的来看，这是一 个相当典型的受到限制的环境。卡内罗认为，这种限制环境在这个地区酋邦的兴起过程，具 有重要的意义。（注：卡内罗：《哥伦比亚考卡山谷证据所揭示的酋邦性质》，兰博与吉洛 格 利主编：《文化演进研究：塞维斯学术研究庆贺会文集》，第170页。）
在16世纪早期，根据记载，在西班牙殖民者开始到达美洲时，在the Circum-Caribbean地 区发现存在着为数众多的一种社会，现在可以认作是酋邦。卡内罗认为这里可能是世界上出 现过酋邦最为集中的地区，而考卡山谷又是这个地区酋邦集中的最为重要的地方之一。（注：卡内罗：《哥伦比亚考卡山谷证据所揭示的酋邦性质》，兰博与吉洛 格 利主编：《文化演进研究：塞维斯学术研究庆贺会文集》，第169页。
）根 据统计，在考卡山谷及其周围，大约有典型的酋邦80个。（注：卡内罗：《哥伦比亚考卡山谷证据所揭示的酋邦性质》，兰博与吉洛 格 利主编：《文化演进研究：塞维斯学术研究庆贺会文集》，第172页。
）考卡山谷当时总人口可能在50至 75万之间，平均每个酋邦约有十几个村庄，每个村庄人数在数百与数千之间。大的酋邦如 Guaca，人口在48，00—60，000之间。（注：卡内罗：《哥伦比亚考卡山谷证据所揭示的酋邦性质》，兰博与吉洛 格 利主编：《文化演进研究：塞维斯学术研究庆贺会文集》，第172页。
这里酋邦大致的政治结构是，每个村庄有一个酋长，权力不大，在村庄酋长之上有一个最 高酋长，西班牙人叫作se
or或cacique，他拥有相当大的权威，普遍受到人们的敬畏。（注：卡内罗：《哥伦比亚考卡山谷证据所揭示的酋邦性质》，兰博与吉洛 格 利主编：《文化演进研究：塞维斯学术研究庆贺会文集》，第172－173页。
） 酋邦中没有长老会议，有小酋长与战争首领组成的战争会议，其作用在于决定战略战术 问题，而非政治政策。战争与和平之决定权掌握在最高酋长手中。
总的说来，最高酋长手中掌握着相当大的权力，甚至有人认为他掌握着“专制”的权力。 （注：卡内罗：《哥伦比亚考卡山谷证据所揭示的酋邦性质》，兰博与吉洛 格 利主编：《文化演进研究：塞维斯学术研究庆贺会文集》，第173页。
）他控制着重要的战略资源，如金矿和盐矿，十分富有，拥有许多奢侈品。他的房子也很大 ，并且他常有数处房子。最高酋长还拥有职位的象征物，如金冠或权杖，他还设有原始的法 庭。由于其身份地位特殊，他出行时坐在轿子上，或者坐在侍从们的肩膀上。他的侍从 包括有贵族与战争首领，他还有着数目不少的家庭仆役（有些是自由人，有些是奴隶）、使者 、译员和轿夫以及耕作奴隶。但他在宗教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在考卡山谷也有祭司，只是 其政治作用微不足道。最高酋长死亡后，他的坟墓要精心装饰，陪葬品也很丰富，并且要杀 死若干侍从来陪葬。（注：卡内罗：《哥伦比亚考卡山谷证据所揭示的酋邦性质》，兰博与吉洛 格 利主编：《文化演进研究：塞维斯学术研究庆贺会文集》，第174页。
）新酋长通常是老酋长的儿子，如果老酋长没有儿子，便由外甥继承他 们的职位。在邻近的the Magdalene Valley的the Muisca(Chibcha)，则是实行着地道的“ 母系继承制”。 （注：卡内罗：《哥伦比亚考卡山谷证据所揭示的酋邦性质》，兰博与吉洛 格 利主编：《文化演进研究：塞维斯学术研究庆贺会文集》，第174页。
在考卡山谷的酋邦社会中，共有4个主要的阶层：最高酋长，贵族(principales)，自由的 普通人和奴隶。（注：卡内罗：《哥伦比亚考卡山谷证据所揭示的酋邦性质》，兰博与吉洛 格 利主编：《文化演进研究：塞维斯学术研究庆贺会文集》，第174页。
贵族有三种，他们是血缘贵族(nobleza de sangre)，军事贵族(nobleza de cargo)如战争 首领，以及基于财富的贵族(nobleza de riqueza)。但在这三种贵族之间，并无什么截然的 不同。贵族的身份原则上靠继承获得，然而实际上更多地是直接靠战功获得。(注：卡内罗：《哥伦比亚考卡山谷证据所揭示的酋邦性质》，兰博与吉洛 格
利主编：《文化演进研究：塞维斯学术研究庆贺会文集》，第175、177页。)贵族比普通 人更为富有，拥有更大的房子，占有更多的土地；他的财富主要为他们所拥有的奴隶和控制 的人口所创造。
在这个地区普通实行奴隶制，奴隶贸易很发达，甚至存在着奴隶市场。在酋邦社会的经济 生活中，奴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耕作酋长与贵族的土地，服务于最高酋长，做他的 私人仆从。奴隶的主要来源是战俘。(注：卡内罗：《哥伦比亚考卡山谷证据所揭示的酋邦性质》，兰博与吉洛 格
利主编：《文化演进研究：塞维斯学术研究庆贺会文集》，第175页。)酋长的臣属也常用来为酋长建造房屋，耕作土地。一 般的平民也常被征募前去开采金矿。在最发达的酋邦之一Guaca，还征募劳役，征收实物税 ， 最高酋长并且索取金首饰和棉斗篷等。
但是，在考卡山谷的酋邦社会中，习惯法仍然盛行，有些犯罪行为，允许有关当事人自行 处置；甚至，除了极个别的例外，事实上几乎再没有什么记载，表明犯罪行为发生后，政治 官员采取过什么措施。因此，卡内罗认为，这表明在刑事审判活动中实施惩罚行为的垄断暴 力的政府(a government monopoly on the use of force)，也即国家，尚未存在。(注：卡内罗：《哥伦比亚考卡山谷证据所揭示的酋邦性质》，兰博与吉洛 格
利主编：《文化演进研究：塞维斯学术研究庆贺会文集》，第176页。)
在这个地区的酋邦社会里，也没有什么消费限制的法律，谁愿意穿戴什么都可以。但在前 面提到的the Magdalena Valley的the Muisca，则有这种限制。(注：卡内罗：《哥伦比亚考卡山谷证据所揭示的酋邦性质》，兰博与吉洛 格
利主编：《文化演进研究：塞维斯学术研究庆贺会文集》，第176页。)
西班牙人到达这一地区时，发现战争在这里十分盛行。到处都在打仗，战事无休无止，战 争时常还进行得十分激烈；有人因此认为，当地人是在进行一场“全面的战争”。他们相互 拼打，主要的动力在于捕获战俘。食人、人牺、陪葬和采矿所用强制劳动力等等需求，消耗 了这里酋邦的奴隶供应，战争是补充的主要来源。大的战役可动员多至12，000人，小的战 斗只有几百人参加。有些酋邦之间还建有军事同盟关系。最高酋长独自决定和战问题。在没 有酋邦的the Catío地区，战争首领在战时选举产生，战事一结束，其职权也就停止行使。 (注：卡内罗：《哥伦比亚考卡山谷证据所揭示的酋邦性质》，兰博与吉洛 格
利主编：《文化演进研究：塞维斯学术研究庆贺会文集》，第172、179-180页。)
卡内罗认为，考卡山谷酋长权力的根子植基于战争之中。他引用了特林本(Herman Trimbor n)的话来证明，酋长权力的增长与战争直接相关联：“作为无休无止战争的结果，酋长的权 力增加到没有限制了。”(注：卡内罗：《哥伦比亚考卡山谷证据所揭示的酋邦性质》，兰博与吉洛 格
利主编：《文化演进研究：塞维斯学术研究庆贺会文集》，第178页。)
战争也增加了村庄的人口。在16世纪早期的考卡山谷，一个村子的人口通常在500至1，000 之 间，这较一般的自治村庄在100至150的人口数字，大了许多倍。(注：卡内罗：《哥伦比亚考卡山谷证据所揭示的酋邦性质》，兰博与吉洛 格
利主编：《文化演进研究：塞维斯学术研究庆贺会文集》，第179页。)但是，在大多数考卡山谷 的酋邦中，人员组成是单一的，也即酋邦社会的成员都是同一个“部落”的人。只有Guaca 和Popayán，征服了本“部落”以外的人，由此合并了所谓“外国的土地”。比如后者，据 说吞并了十几个原先独立的酋邦。(注：卡内罗：《哥伦比亚考卡山谷证据所揭示的酋邦性质》，兰博与吉洛 格
利主编：《文化演进研究：塞维斯学术研究庆贺会文集》，第180页。)因此，至少可以说，Guaca和Popayán，已经迈在国家 形成的道路上了，处在国家的门次边上了。
根据上面描述的情况，卡内罗重复了自己过去提出的战争在酋邦与国家形成过程中起了极 其重要作用的观点。他认为，战争为酋邦与国家的形成提供了主要动力：“毕竟，在克服小 的政治实体的自治性方面，形成继起的更大的政治实体方面，战争是最主要的——的确，也 可能是唯一的——机制。”(注：卡内罗：《哥伦比亚考卡山谷证据所揭示的酋邦性质》，兰博与吉洛 格
利主编：《文化演进研究：塞维斯学术研究庆贺会文集》，第180页。)根据考卡山谷酋邦的材料，他否认了十分广泛认同的酋邦是以 和平方式兴起的观点，指出，酋邦兴起于战争活动之中，有力地形成于战争活动之中，并且 ，在演进的过程中，一直深深地卷入于战争活动之中；而国家兴起于强大的酋邦战胜、吞并 和 同化弱小的酋邦的过程之中。（注：卡内罗：《哥伦比亚考卡山谷证据所揭示的酋邦性质》，兰博与吉洛格利主编：《文化 演 进研究：塞维斯学术研究庆贺会文集》，第180-181页。
由此，卡内罗再次向塞维斯等人的酋邦兴起与再分配活动之间关系密切的观点提出了挑战 。（注：卡内罗：《哥伦比亚考卡山谷证据所揭示的酋邦性质》，兰博与吉洛格利主编：《文化 演 进研究：塞维斯学术研究庆贺会文集》，第181—182；关于塞维斯的观点，参见塞维斯：《 原始社会组织的演进》，第133—169页；塞维斯：《国家与文明的起源：文化演进的过程》 ，第75—80页。）
在他看来，不是作为再分配者而获得了财富、威望与权力，而是作为战争首领，酋长获 得了这些东西。卡内罗当然也没有放过弗里德，对他的级别社会的兴起与战争没有必然联系 的看法也提出了批评。（注：卡内罗：《哥伦比亚考卡山谷证据所揭示的酋邦性质》，兰博与吉洛格利主编：《文化 演 进研究：塞维斯学术研究庆贺会文集》第182页；关于弗里德的看法，参见弗里德：《论社 会分层的发展与国家的演进》(Morton H.Fried,On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Stratificat ion and the State)，戴蒙德主编：《历史上的文化：雷丁学术研究庆贺文集》(Stanley D iamond,ed.,Culture in History:Essays in Honor of Paul Radin.New York:Columbia Un iversity Press,1960)，第721页；弗里德：《政治社会的演进》，第105—106、181—182 页；弗里德：《怀特的能源与演进关系理论》(Morton H.Fried,Energy and the Evolution of Leslie A.White)，《人类学评论》(Reviews in Anthropology)，3(1976)，第596页。
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在卡内罗的观点与材料之间存在着一个问题。正如卡内罗自己提到过 的，西班牙人留下的关于考卡山谷酋邦的记载，表明这些酋邦早已经越过从自治村庄到酋邦 的门槛，已经进入了酋邦社会成熟发展的阶段。（注：卡内罗：《哥伦比亚考卡山谷证据所揭示的酋邦性质》，兰博与吉洛格利主编：《 文 化演进研究：塞维斯学术研究庆贺会文集》，第186页。 ）实际上，即便根据卡内罗自己的定义来看 ，在那里最为发达的一些社会，不说已经进入国家阶段，也应该可以认为，已经走到了国家 的门槛边上，正如他自己指出Guaca和Popayán酋邦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注：卡内罗：《哥伦比亚考卡山谷证据所揭示的酋邦性质》，兰博与吉洛格利主编：《 文 化演进研究：塞维斯学术研究庆贺会文集》，第178—180页。 ）而早在西班牙 人到来之前，在考卡山谷，酋邦社会已经存在了1，000多年，甚至2，000多年。（注：卡内罗：《哥伦比亚考卡山谷证据所揭示的酋邦性质》，兰博与吉洛格利主编：《 文 化演进研究：塞维斯学术研究庆贺会文集》，第184—185页。 ）那么，我 们要问的是，卡内罗如何能有信心，根据这些成熟酋邦的材料，推断出所有酋邦的兴起都与 战争必然相关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