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周书》所见灭商之前的周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所见论文,周公论文,周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910(2008)01-0016-09
作为周初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周公稳定和巩固周王朝的卓著功绩可谓彪炳史册。周公被后世尊为圣人，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由于记录周初历史的材料很少，后人对这些有限的材料又理解不一，使得周公事迹显得模糊不清。在不少现代人那里，周公这位伟大的圣贤居然还是一位比较陌生的人物，即使在专门的研究者中，有关周公的事迹也存有很多不同看法。
我们认真观察，即使有限的周公研究成果，也都集中在成王即位、周公摄政时期，这当然主要是因为有《尚书》中的周初诰辞作为依据，而对武王克商以前的周公事迹几乎没有人加以研究。其实，灭商之前，周公已经在辅佐武王，在准备灭商的特殊重要历史时期，做了大量工作，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认为，全面理解周公事迹，正确认识有关的殷末周初史实，认真检讨《逸周书》中有关周公事迹的记载，十分必要。以前，笔者曾经专门就《逸周书》中有关周公的篇章进行议论，[1]在此基础上，本文专就《逸周书》所载灭商以前的周公事迹进行研究，不周之处，敬请教正！
一、关于《逸周书》的记载
在关于周公事迹的记载中，最原始、最可靠的要数《尚书》和《逸周书》两部典籍。《尚书》中的《周书》部分有12篇与周公有直接关系，尽管现存的《逸周书》有的仅存篇目，但也有21篇出现了周公的名字。由于种种原因，《逸周书》的记载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其中关于周公的材料自然也没能得到很好利用。
《逸周书》与《尚书》本来是同一类的著作，人们起初并没有把两者分开。《逸周书》本来的名字叫做《周书》，其材料系孔子删订《尚书》之余的“周史记”。书中所记载的史事，上自商朝末年的周文王、武王时期，下到春秋中期的周灵王、景王时期，内容十分丰富。从《左传》、《战国策》等早期的典籍看，春秋战国时期的人们已经常常征引现存《逸周书》中的一些篇章，而且，往往称作引自《书》或者《周书》，与后来被称作《尚书》的各篇没有什么区别。《汉书·艺文志》中著录这部书，其题目就是《周书》，被列于《六艺略》的《尚书》各家之后，本来与《尚书》具有同等的地位。
可是，后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渐渐忽略《逸周书》的价值，其地位慢慢降低。目录学家虽有人把它列入“书”类，但更多的则列之于史类。《隋书·经籍志》开始把它列在“杂史”之首；清代修《四库全书》，则把它收入到“史部”的“别史类”中。这样的分类事关重大，因为在古代人们重视经书，这样，《逸周书》便与在经部的《尚书》形成了巨大差别。
《逸周书》问世以后，也有人对此书有所留意，但多数是进行文字的校勘，很少人能对此书做综合研究。徐珩为《周书解义》作跋，称《逸周书》“千百年来未有专家”，基本上符合实际。自清人朱右曾作《逸周书集训校释》以来，《逸周书》已经引起了不少学者的重视，现在也有学者倾力加以研究，但与此书的重要性相比，它还应该受到更多的研究和关注。
《逸周书》中大量的内容属于文、武、周公之政，春秋战国时期的人们，尤其是以孔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家也都十分推崇“文武之政”。儒家四书之一的《中庸》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道出了尧、舜、禹、汤以及文、武、周公对儒家思想体系的重要影响。在孔子那里，尧、舜、文、武是圣王名君，他特别向往周代的礼乐制度，所以他对于文、武、周公更是十分推崇，孔子的弟子子贡便说孔子学修“文武之道”。
文王是周政最主要的创始人，周公也动辄引述文王的言语，对于文王，孔子自然情有独钟。即使在周游列国途中被围于匡时，孔子还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由此可知，孔子是以文王之道的担当者自期的，或者可以说他自认是文王之道的传人。《中庸》又记孔子之言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方”指方版，“策”即册，指竹简，“方策”泛指典籍。这句话是说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政治都明白地记述在方版和竹简的典籍上。
《逸周书》乃是后人根据古代“方策”写定的，只是其中个别的言语可能由写定者改用了当时通用的词语，基本内涵却不会发生大的改变。长期以来，由于疑古思潮的巨大冲击，不少本来已经比较清楚的历史问题反而模糊起来，许多历史文献得不到正确认识。与疑古思潮的消极影响密切相关，学界对不少上古文献的成书问题缺乏正确的认识，如《周礼》、《六韬》、《古文尚书》等，这就影响到了人们对《逸周书》年代问题的看法。
值得庆幸的是，随着学术事业的进步，人们正在不断超越疑古思潮的束缚，逐步走出迷茫，对中国的上古文明进行新的估价，对于《周礼》、《六韬》、《古文尚书》等书的认识也会逐渐接近历史的真实。例如《周礼》一书，旧说为周公所作，现在相信此说的人很少。不过，由于文物考古资料的日渐丰富及学术研究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此书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人们认识到该书的记述都有历史的根据，并非像有人所说的是出于后来“大国主义”者的设计。有的研究者认定《周礼》“只能出于一人之手”，[2]231-233如果是这样，这位作《周礼》的人是否周公，笔者以为很值得认真探讨。
学术的进步自然也有利于对《逸周书》本来面目的探讨。例如，人们怀疑《逸周书》的一些篇章时代较晚，往往主要是认为“文字不古”，似有后代词语。如《逸周书》的《柔武》中有“德”、“义”、“信”等；《小开武》中有“五行”说；《宝典》中则有“信”、“义”、“仁”等。其实，仁、义、圣、智、德、信、孝、慈等等概念西周时期已普遍运用，《周礼》中这样的词语就有不少，如西周的师儒与教化便对此涉及很多，地官之“大司徒”职中的所谓“十二教”，“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的“六德”、“六行”、“六艺”，国子教育中的“师氏”、“保氏”所掌等等，都是道德教育与礼仪教育相结合的，其中就出现了不少“仁”、“义”之类的概念，这正是后世儒家思想的渊源所在。看来，以所谓的“文字不古”而确定《逸周书》各篇的写定时间尚须慎重。
《小开武》中出现的“五行”与前述情况相类似。该篇的文字中提到文王时“循用五行”，后文具体地说到：“五行：一黑，位水；二赤，位火；三苍，位木；四白，位金；五黄，位土。”前人以为五行为战国时代的产物，是阴阳家出现以后的事情，学者已经指出这种看法不可信据，因为《国语·郑语》载厉王时的周太史史伯之言就说：“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可见五行为西周时已有。另外，《小开武》所言五行之顺序与《尚书·洪范》同，而与战国时有别，说明《小开武》非战国时文，应与《洪范》时代基本相同。但是，后人论《洪范》，多以其为春秋中期的作品，因而《小开武》的时代亦被后置。
其实，《洪范》写定很早，著名学者金景芳先生说，“它为西周的作品是不容怀疑的”，李学勤先生也说：“《洪范》一篇成于西周，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从《书序》、《尚书大传》、《史记》以至现代不少学者如王国维等，都认为《洪范》所载是周武王时实有之事。从史籍的引用看，春秋战国时人已经把《洪范》奉为经典，援引其中带有原理性质的文句，加以推阐引申，儒、墨、法等家概莫能外；又如《诗·小旻》中的语句也与《洪范》“五事”节的句子有显著关联，这都是《洪范》成于西周的重要证据。李学勤先生还说：“很多人觉得《洪范》晚出，是由于篇中首列五行，而近人的一项成见，是以为五行的出现很迟。这种论证的方式，在逻辑上是颠倒的。”[3]310-317实际上，人们论说《逸周书》各篇的时代，也往往陷于这样的错误。
读《逸周书》，很容易得到的印象是其“驳杂”，因为其书已佚不全，不仅各篇文气不类，纪年方式不一，属辞成章体制有别，而且有的完整，有的残缺；有的有注，有的无注。正因如此，后人对《逸周书》的性质有种种推测。其实，这正昭示了《逸周书》的古朴可信。例如，关于文王去世后武王时期的纪年，有学者已经指出：“武王没有改元，继续以文王受命称王之年为元年，文王称王七年而死，武王仍以即位后的一年称为八年。”[4]85在《逸周书》中，文章的纪年方式有的是“维……祀”，有的则是“维王……祀”，其实前者是文王受命之年，后者一般是指具体的周王，有的是武王，有的是成王。
实际上，确实有不少学者看到了《逸周书》的重要价值，如姜士昌《逸周书序》说“其文辞湛深质古，出左氏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究厥本始，终为三代之遗文”；谢庸《周书序》说“其宏深奥衍，包孕精微，断非秦汉人所能仿佛”；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说“虽未必果出文、武、周、召之手，要非战国秦汉人所能伪托”。这些观点都程度不同地接近了此书成书的真相。清代大学者孙诒让精研周代典籍，他在《周书斠补叙》中说此书“古事古义多足资考证，信先秦雅记壁经之别枝也”，他认为《逸周书》一定早于《左传》以及战国诸子，为早期篇帙的遗留，足应视为瑰宝。
二、灭商之前周公的事迹与思想
《逸周书》中大量记载的关于周公的事迹，其实也不是孤立的，而是有其他文献可以佐证。从《逸周书》的记载看，武王在文王去世后即位，他凡事都与周公商量，共同谋划，对武王来说，周公既是亲密无间的弟弟，更是最可信赖的辅相。司马迁的记载正是如此，《史记·鲁周公世家》说：“及武王即位，且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
周文王时，周人已经开始了与商王朝的周旋与斗争。当初，文王取得了商纣王的信任，殷王赐命姬昌弓矢、斧钺，可以有征伐之权。这一年（公元前1057年），有虞、芮之人争讼，来见文王。至其境内后，见其民风敦厚，互让互谅，皆觉惭愧而回。大概就是这一年，姬昌称王，后来被谥为文王。文王受命七年驾崩，武王即位，武王仍然以太公望为国师，以周公且为辅相。太公、周公是武王最为得力的助手。周公是武王的同胞弟弟，这一点与太公不同，因此，无论军国大事，还是其他的疑难小事，武王总是与周公商讨。从《逸周书》的记载看，武王、周公议论的中心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谋划倾商过程中的问题
文王时期，商王朝的各种矛盾已经突出地表现出来，内部可谓危机四伏。为了成就灭商的大业，文王时期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方面，他们顺应商王，就像《逸周书》的《程典》篇中所说“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以西方诸侯之伯的身份服从商朝的统治；另一方面，他们继续发展自身的实力，继续修德行善，取得更多的信任与支持。
自取得商纣王的信任而受命以后，文王已经悄悄进行着灭商的各种准备。在文王的基础上，武王要继续隐忍待时，蓄积力量，继续修复与商纣王的君臣关系，而在维护这种关系的同时，他们还要加紧进行克殷的准备。
武王即位之初，他当然明白自己最为重要的使命，他要完成灭商大业。因此，他思虑的重点也在于如何戒备殷商，制定周密的计划，一步一步地达到最终“倾覆”商朝的目标。据《大开武》篇记，武王正式即位之年（公元前1050年）二月，武王在丰地秘密地与周公接触，他询问周公说：
呜呼！余夙夜维商，密不显，谁和？告岁之有秋，今余不获，其落若何？
武王日夜思虑灭商之事，悄悄地考虑怎样才能得到诸侯的配合与响应。武王担心推翻商朝的时机到来后会轻易丧失，就像到了秋天，庄稼已经成熟，如果不去收获，颗粒会自动落地。周公回答说：
兹在德，敬在周，其维天命，王其敬命。远戚无干，和无再失。维明德无佚，佚不可还。
在周公看来，决定的因素在于德。对周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敬尊天命，远近诸侯都不要冒犯，已经和好的诸侯不要再失去。要继续修明道德，不要安逸无为，否则会难以收拾。
武王计划灭商，但也担心有些事情做不好。在即位第二年（公元前1049年）一月的一天，武王又把周公召到跟前，对周公说：“余夙夜忌商，不知道极。敬听以勤天下。”说自己早晚都在戒备殷人，可不知道最好的办法。他向周公求谋，从而恭听以勤谨地为天下努力。于是，周公又劝诫武王顺德谋事。
在这一年举行的孟津（一作盟津。今河南孟县西南）会盟与誓师中，也体现了周公敬德的思想。武王先祭祀天神，向东校阅军队，一直到达孟津。这次行动，是武王即位后第一次大规模出师。《史记·鲁周公世家》说此次行动由“周公辅行”。他们制作了文王的神主，用车子载着，置于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表示是奉文王之命进行征伐，不敢自己专行。于是昭告各官，要求大家谨敬虔信，自己承袭先人的德业，还明定赏罚，以更好地完成任务。此次观兵显然带有演习的性质，这便于熟悉地形和路线，以利于以后大军渡河北伐，也可试探商朝的虚实和诸侯的反应。据说，这次会盟，不期而至的有八百诸侯。这对于武王坚定灭商决心，继续修德待时，是一个更好的促动。
据《酆谋》篇记，武王即位的第三年（公元前1048年），武王在丰邑时，周公将谋商的话告知武王。武王召周公说：
呜呼，商其咸辜，维日望谋建功，谋言多信，今如其何？
武王认为，商纣已经罪孽深重，大家天天盼望灭商，建立功勋，周公的谋划也多切实可行，应该采取切实的措施开始行动。周公说：
时至矣，乃兴师循故。初用三同：一戚取同，二任用能，三矢无声。三让：一近市，二贱粥，三施资。三虞：一边不侵内，二道不驱牧，三郊不留人。
周公也认为已经到了实行谋商计划的时机。他认为应当发动军队，修固山川之险，还应采取一系列具体的措施，如用三同：统一兵器型号，官吏一律任能，箭簇一律无声。施三让：市场近民，降低物价，向商贾施资。行三虞：边境不侵内地，道路不驱牛羊，使人皆居邑中。这样，他们顺应时机，细致谋划，除患兴利，积极应对。
武王日夜谋虑，以至于过度疲惫，心情不安，周公则及时为武王鼓劲，成了武王的主心骨。据《寤儆》篇记，这年四月初一，武王惊恐地召来周公，以为灭商的计划泄露了。他说自己做了一个梦，是商朝人惊吓了自己，他感到惶恐，认为想服从没有好的法则，想进攻怕没有功绩，想称王条件却不成熟。对于武王的忧虑，周公劝慰到：
天下不虞周，惊以寤王，王其敬命！奉若稽古维王，克明三德维则，戚和远人维庸。攻王祷，赦有罪，怀庶有，兹封福。监戒善败，护守勿失，无虎傅翼，将飞入邑，择人而食。不骄不吝，时乃无敌。
在周公看来，上天不让周人安逸，所以托梦惊王，他认为武王要敬重天命！奉顺天命，稽循古道，这才是称王天下的条件；能够明了天、地、人三德，就是服从的法则；使远方的人亲近和睦，就是进攻的功绩。周公认为，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如认真祈祷，赦免有罪，安抚众人，这便是大福。只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鉴戒成败得失，不骄不躁，就会做到无敌。
（二）继承文王的政治经验
周文王时在位时间很长，在与殷商的复杂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这是武王、周公时期应当很好继承的宝贵财富。武王与周公都深深知道这一点，他们在一起时，便常常总结历史经验，常常总结他们的父亲文王的政治经验。从《逸周书》的记载看，武王初即位的几年中尤其如此。
还在武王（姬发）作太子的时候，文王就常常以仁、义、礼仪等问题教导他，文王去世之前，还在告诫身为太子的姬发，教育他“所保所守”，向他讲述为君之道及治国理财的大法。
据《柔武》篇记，武王正式即位之年（公元前1050年），武王召见周公，武王说起了文王时期政治成功的原因：
维在文考之绪功，维周禁五戎。五戎不禁，厥民乃淫。一曰土观幸时，政匮不疑；二曰狱雠刑蔽，奸吏济贷；三曰声乐□□，饰女灭德；四曰维势是辅，维祷是怙；五曰盘游安居，枝叶维落。五者不距，自生戎旅。
故必以德为本，以义为术，以信为动，以成为心，以决为计，以节为胜。务在审时，纪纲为序，和均□里，以匡辛苦。见寇□戚，靡适无□。胜国若化，不动金鼓，善战不斗，故曰柔武。四方无拂，奄有天下。
他们认为，不能不耕而望获，以免赋税匮乏；不能收受贿赂，使仇人系狱，疲敝受刑；不能纵情歌舞，贪恋女色，以免劳损心志，毁灭身性；不能依靠权势，依赖祈祷，凭借祭祀；不能游手好闲，安居无事，失去辅佐。如果不禁绝这些，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就会生出军旅之祸。所以，必须以道德为根本，以礼义为办法，以诚信为行为方式，以诚实为计策，以决断为谋虑，以节度为取胜之道。这样，防患于未然，不需要动用军队，战士虽然善战，却不需要战斗，这叫做“柔武”。这样消弭四方的反抗，便能够保有天下。
对于文王的德业，周公十分明晰。据《大开武》篇记，当武王与之谈起如何进行灭商的准备时，周公说：
维文考恪勤战战，何敬，何好，何恶。时不敬，殆哉！
周公也提到要想着其先父文王勤敬谨慎的样子，要像他那样，知道敬重什么，喜好什么，憎恶什么。周公认为，如果不重视这些，就会遇到危险。
周公显然也从文王那里学到了很多的见识。据《小开武》篇记，武王向周公询问灭商的最好的办法，周公又想到其父“文考”。他于是讲出了一番大道理：
在我文考，顺明三极，躬是四察，循用五行，戒视七顺，顺道九纪。三极既明，五行乃常；四察既是，七顺乃辨；明势天道，九纪咸当。顺德以谋，罔惟不行。
三极讲的是天极九星、地极九州、人极四佐（四佐，即天子的前疑、后丞、右辅、左弼）；四察讲的是耳、目、口、心所察的颜色、声音、言语、意念；五行是水、火、木、金、土；七顺是指顺天得时，顺地得助，顺民得和，顺财利足，顺得助明，顺仁无失，顺道有功。九纪是指辰以纪日，宿以纪月，日以纪德，月以纪刑，春以纪生，夏以纪长，秋以纪杀，冬以纪藏，岁以纪终。周公所讲，包含了天时、地利、人和等方面，他希望武王修德待时，把握时机，静观时变，遵从事物发展规律，综合各方面因素，对形势客观预测、判断。
（三）周公早期的思想主张
在武王与周公的谈论中，集中体现了周公的天命观以及政治主张。周人“受命”，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接受了天命，即天命已经转移到了周人这里。从周文王时期开始，周人已经认为殷商已丧失天命，尤其商纣王的残暴肆虐，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即人人都希望殷商灭亡，认为商纣可伐。
周公看清楚了历史大势的发展变化，当武王担心形势会出现逆转的时候，他便以自己对于历史大势的认识加以劝导，安慰武王。周公多次说到“天命”、“天道”，他希望武王的行为要“顺天”、“敬命”。周公认为，周人代商，使周人在殷周之际的变化中生存和发展，是天命所决定的。他们所应当做的，是敬尊天命。当武王被殷商惊吓，从恶梦中醒来时，周公同样劝导武王要敬尊天命，奉顺天命，借鉴历史经验，遵循古道行事。
《逸周书》中有《小明武》篇，其中讲攻人之道说：“凡攻之道，必得地势，以顺天时。”文王时期就十分注意循时而动，武王与周公论及文王之政时还谈到关于“务在审时”的话题。周公也常常说到“时”、“势”等的概念，这其实也是周公天命观的体现。《小开武》篇记周公讲“顺天得时”，又讲“时候天视可监”，是说应当顺势发展，遵从上天的昭示。他反对不顺应时势的做法，反对逆“时”而动，《大开武》篇记周公之言，认为“动不时，民不保”。在武王、周公看来，应当“明势”，应当“应时作谋”，正确估价形势，按照时势行事，主张“时不失”，即及时预见吉凶，以便抓住时机，不轻易丧失机遇。当商纣王成其罪孽时，周公说：“时至矣！”主张立即行动起来。
周公所讲的“天时”、“天视”，都是在全面分析天下各种因素之后得出的判断，与他的所谓“势”相联系。这里的“势”，则是明察天、地、人，顺应社会人心与日月四时等自然规律的综合结果。
与关心自然时势相比，周公似乎更看重人为的方面，即注重社会的因素，周公“明德”、“敬德”的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阐发出来的。
周人取代殷商为天命所定，周人敬尊天命，更需要顺从天命。而顺从天命，最重要的是做好现实的事情。比如，周公认为，周人已经具备的优势不应再失去，而不具备的优势应当加以扩大，取得诸侯人心就是如此。为此，周人应当修德，不可安逸；应当亲近同姓，和睦姻亲，任用人才，哀恤辛劳；应当使民以时，协和民众，纯德正民，百姓富足，使人民礼让、和谐、遵法、顺从。
武王与周公还说到修养自身、选择人才、完善计谋、谨慎言语的问题，而以修养自身为先。在修身方面，周公提到“四位”、“九德”之说。所谓“四位”，即定、正、静、敬。《宝典》篇记曰：
敬位丕哉！静乃时非，正位不废，定得安宅。
在四者之中，“敬”最为重要，依次是“静”、“正”、“定”。说到这里，会自然联想到《中庸》、《大学》中的有关论述。《中庸》讲“诚”，讲“诚敬”，《大学》中则说：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
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大学》强调追求至善境界，认为人的修养应当明确努力的目标，明确所当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明确了这一点，就会志有定向，心不妄动，所处而安，从而处事精详，得其所止。周公所说的“定得安宅”其实就是《大学》中的“得”，即得其所止。很显然，周公的思想主张是深刻的，以至于儒家的经典中都有与之相近的表述。《中庸》所讲的“诚”，或者“诚敬”，《大学》里讲正心、诚意、致知、格物，讲内在心性的修养功夫。这些都是为了修身，都是为了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这里的“四位”与“九德”是相互联系的，也就像《大学》里的正心、诚意、致知、格物与修身的关系。周公所说的“九德”，包括孝、悌、慈惠、忠恕、中正、恭逊、宽弘、温直、兼武（明刑）。这些概念，都为后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积极倡导。《论语》中还记有孔子的话说：“甚矣吾衰也，久矣我不复梦见周公。”孔子不能梦见周公，就认为自己已经衰老，在这里可以得到理解。
武王、周公还讲到“信”。信，即诚信，即诚实无欺，它也是一个道德概念。《宝典》中说道：
言有三信。信以生宝，宝以贵物，物周为器。
言语诚信可以视为国家的宝物，所谓宝物乃是由于物品的可贵，而物品是可以被广泛使用的。治理国家的人，最重要的是要以“信”为“器”。为政治国的人，一定要以诚信行事，养生殖财就像春生夏长那样公正无私，百姓就不会迷惑；赏善罚恶就像秋落冬杀那样有一定之规，政教才能通行；尽人之性以尽物性，了解人与物的情性，使人与物各得其所，这样人们都能感君之德。
三、对灭商之前周公记载的认识
毫无疑问，在灭商之前，周公辅佐武王，为了完成克商大业，已经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对《逸周书》的记载心存疑虑，人们叙述周公德业，很少论及灭商之前周公的事迹与思想。我们翻看现有的一些西周史著，其中论述周公事迹者很少，对《逸周书》中所记载的周公事迹与思想甚至很少提及，这对于全面了解周公，全面认识与他相关的历史问题十分不利，更与周公的重要地位极不相符。其实，只要正确了解有关问题，认真分析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还是可以得出正确认识的。
（一）周公与“文、武之政”
对殷末周初的历史，由于时隔久远，我们已经了解相对较少，因而，对于那时的许多历史问题，言人人殊、莫衷一是的情况十分突出。然而，学术界已经公认，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十分悠久，史官纪事制度也由来已久。夏商周三代时期，每个王朝都有一些历史记录流传下来，到了周代，人们的历史意识增强，从而对这些文献加以整理，于是便有了大量的“书”在周王朝和诸侯国中流传。
孔子有一句话很值得注意，这句话见于《礼记·中庸》，即“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同样的记载也见于《孔子家语·哀公问政》篇，这一句话的可靠性毋庸置疑。鲁国的国君向孔子问政，孔子首先想到“文武之政”。这里有两点可以肯定，其一，孔子对周文王、武王时期的政治不仅推崇，而且熟悉；其二，孔子之时，有关周文王、武王时期的历史记载一定还都存在。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为了发挥“书”的教化作用，并用以教育弟子，他曾对大量古代史官所记录的“书”加以整理，他自己一定拥有或者看到大量的有关记载。如果《逸周书》真的像前代学者所说的那样“断非秦汉人所能仿佛”、“非战国秦汉人所能伪托”，那么，其中的记载可能的确曾为孔子所能得见。
周文王在位时间很长，他经历了殷末复杂的历史变故，他应该是一位非常高明、非常出色的政治家，否则，在商朝的统治下，周人发展成那样拥有民心、得到诸侯拥戴的邦族，是难以想像的。《逸周书》中有《度训》、《命训》、《常训》等篇，这应该就是后人常常言及的周先王的训典，即史书中所说的“训语”、“遗训”等等。各篇言为政牧民之道，而且从天道、民性问题谈起，内容丰富，“理极精深”。[5]440周训既为先王遗训，自然会支配到周人的政治思维，理应也影响到儒家的学说。[6]《逸周书》中的其他相关篇章如《文酌》、《大匡》、《程典》、《文儆》、《文传》等篇章都可以作为印证。
文王死后，武王、周公动辄称及“文考”之言，甚至武王死后，周公辅佐成王时期，还不断地与成王提到文王，希望他效法“文祖”，搞好周初政治。武王灭商以前，与周公有关的《逸周书》各篇，其中所表现出来的周公的谋略以及他的政治远见，都与文王、武王相互协调，思想一贯。这也说明，无论武王，还是周公，在殷末周初的政治风雨中，都被砥砺成了像文王一样出色的政治家。
从武王时期的周公事迹中，我们也能想像到周公在灭商以前所能发挥的作用，从而可以理解《逸周书》中的记载不会是空穴来风。
武王时期，他的周围有一批大臣辅佐。除了作为国师的太公望，三公之一的周公，还有召公奭、毕公高以及治事的八位大臣，他们便是史书中所说的“尹氏八士、太师三公”。就在王朝鼎革的牧野之战的第二天，周人举行隆重的祭社典礼，以宣告周人正式继承了殷商的天命。在这次典礼上，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在武王左右，向上天和殷民宣布纣王罪状，正式宣布殷朝灭亡，周朝取而代之，武王为天子。周公、召公手持象征军事权力的斧钺，分站在武王的两边。周公把的大钺是一种权力的象征，不难看出，周公的地位仅次于武王。
周朝建立后，他们要迅速稳定局势，拨乱反正，收拢人心。商朝灭亡了，纣王也死掉了，但是，如何处置殷商旧的上层贵族，周人的决策层中却有不同看法。按照《尚书大传》的说法，武王曾经分别征求太公、召公和周公的意见，周公与太公、召公的杀戮办法不同，主张让殷人在他们原来的住处安居，耕种原来的土地，尽力争取殷人当中有影响有仁德的人。周公这种主张深得武王赞许，因为周人虽然灭商，但却是利用了殷商内部的矛盾，殷商王朝经过数百年的经营，毕竟是当时的“大邦”，任何轻率的做法都是十分危险的。周公的头脑十分清醒，他认识到应该给殷商贵族以生路，就地安置，分化瓦解，对他们采取怀柔政策。周人后来采取的一系列政策，都与周公的这种主张一致。而这些，又都与《逸周书》中所显示的文王、武王、周公一贯的“柔武”主张完全一致。
由于过度的操劳，武王的身体受到了严重影响。在班师返回镐京途中，武王忧虑天下，一连几天没有睡好。周公得知此事，急忙赶到武王那里。武王觉得自己身体状况很差，将不久于人世，便殷殷相嘱，并希望与周公“兄弟相后”，死后由周公继承王位，主掌天下。按照我们的研究，夏、商时期，可能已经通行嫡长子继承制度，夏、商王朝以及周代的诸侯国的“兄终弟及”现象，都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变通措施，是作为“父死子继”的补充出现的。[7]可是，“父死子继”的继承制度虽然由来已久，但武王还是希望传与周公，说明只有周公才有能力控制周初的复杂局面，这是武王对他的信任，更是对他能力的肯定。
克商以来，武王不断地操劳，终于武王支撑不住了。武王病重时，群臣忧惧，太公和召公打算到文王庙去敬求卜问。周公则设立祭坛，为武王祈祷，甚至愿以自身代替武王。这也都说明武王与周公兄弟之间不寻常的关系。所有这些，都与《逸周书》中所记载的有关周公的事迹与思想相契合，甚至可以视为有关周公与武王的关系记载的印证或注脚。
（二）《逸周书》与《尚书》的比较
如前所述，《逸周书》本来为孔子删订《尚书》之余，《逸周书》与《尚书》具有同样的性质。《尚书》在孔子时代共有百篇，但现存的《今文尚书》仅有28篇，即使连16篇的《古文尚书》加上，也只是百篇《尚书》的一小部分。尽管如此，《逸周书》71篇仍在百篇《尚书》之外。
如果按照单个的人物分析，无论是现存的《尚书》还是《逸周书》，其中有关周公记载的篇章都是最多。有学者注意到《逸周书》中的这一现象，认为是“编者有意突出周公”①。其实，我们认为，这些情况可能是古“书”真实情况的反映，未必是编者有意为之。
周公历文王、武王、成王三世，不仅经历了殷周王朝的更迭，还经历了三监之乱以及东征平叛；不仅稳定了摇摇欲坠的周朝江山，还分封诸侯、迁都制礼，奠定了周朝礼乐文明的基础，巩固了周朝的统治。《尚书》与《逸周书》中的记载，正是周公德业实际的反映。
事实上，无论《尚书》还是《逸周书》，在有目无文的篇章中，与周公有关，或者出于周公之手者还有不少。相比之下，与灭商以前周公事迹有直接关系的篇章，其数量所占比例并不大。周公处在周朝建立和巩固的关键时期，周人感念祖先，自然首先念及周朝江山的奠定人文王、武王和周公。与文王、武王相比，周公的地位同等重要，既然周公在世日久，又功德卓著，那么，周人编订周朝历史文献，周公的地位就不可能不显得十分突出。
将《尚书》与《逸周书》比较，可以看出《尚书》中的《周书》部分没有克商之前周人谋划对付商王朝的文献，这与孔子选编《尚书》的原则有关。孔子之于《尚书》，看重的是其教化功能，此即孔子的“《书》教”。《孔子家语·问玉》与《礼记·经解》都记有这样的话：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疏通知远，《书》教也。”
孔子所说的“疏通知远”就是通达政事，了解历史，他认为这是《书》教的结果。从孔子对《尚书》的有关评论中，我们可以窥得他整编时选材的倾向。《孔丛子·论书》篇记曰：
子张问曰：“圣人受命必受诸天，而《书》云：‘受终于文祖。’何也？”孔子曰：“受命于天者，汤、武是也；受命于人者，舜、禹是也。夫不读《诗》、《书》、《易》、《春秋》，则不知圣人之心，又无以别尧、舜之禅，汤、武之伐也。”
子夏问《书》大义。子曰：“吾于帝典，见尧、舜之圣焉：于《大禹》、《皋陶谟》、《益稷》，见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勋焉；于《洛诰》见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观美，《大禹谟》、《禹贡》可以观事，《皋陶谟》、《益稷》可以观政，《洪范》可以观度，《秦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诫，通斯亡者，则书之大义举矣。”
不难看出，孔于注重的是书的教化作用。在孔子所选《尚书》之《周书》部分中，于《洛诰》见周公之德，《五诰》可以观仁，其他各篇，其着眼点也分别在“圣”、“忠勤功勋”、以及“美”、“政”、“度”、“义”之类。在孔子的思想中，对于“阴谋”、“攻伐”之类显然是排斥的。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注重德政，反对刑杀，因此，灭商之前周人谋划商朝的篇章自然不会在其选编之列。
孔子以后的儒家也是这样，他们继孔子之后，大力宣传孔子的教化主张，他们在修习《尚书》的过程中，也对孔子选编的百篇《尚书》继续进行筛选淘汰。我们看现存的《尚书》各篇，绝大多数篇章都与儒家道统中的圣王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有关，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西汉时期，百篇《尚书》仅存28篇，而且又都与《孔丛子·论书》中所记孔子所说到的各篇相应，这也同样不是偶然的。
然而，商、周王朝的鼎革，显然是与谋划、战争、攻伐、刑杀相伴随的，《逸周书》中有《世俘》篇，有《克殷》篇，这些都不见于今存《尚书》，而《逸周书》中却保存了这些篇章，这是由《逸周书》的性质所决定的。孔子与早期儒家以《尚书》为教化典籍，而我们研究商周之际的历史，则不能舍弃《逸周书》，应当将《尚书》与《逸周书》合观，应当将两部著作等量齐观。
（三）周公思想的整体性与阶段性
周公处在殷末周初的风云际会中，如果细分，他经历了武王时期（或者还可分成克商以前、克商以后）、摄政时期、还政以后等历史阶段，似乎周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思想表现。其实，这关系到对当时历史发展阶段的基本估价问题。
如前所说，由于疑古思潮的影响，人们对《逸周书》的“文辞不古”十分强调，其实，这些都是后人整理过程中造成的，或者说带有了后人改变的痕迹，但这不是说这样的改编失却了《逸周书》的原意。正像许许多多后人对这类古籍的改编一样，文章的本来意义并没有丧失。
以前学术界对《逸周书》的看法有不少偏颇，严重影响了对此书的利用。值得注意的是，1987年湖南慈利县出土了战国时期的楚简，其中就有《逸周书·大武》的两种写本，一种字体方正，类似楷书，一种则结构随意，略显潦草。据介绍，简本和今本《大武》有一定的差异，如《四库备要》本《逸周书·大武》开篇作“武有六制：政、攻、侵、伐、搏、战”，《北堂书钞》引《大武》则是“武有七制：一曰征、二曰攻、三曰侵、四曰伐、五曰阵、六曰战、七曰斗”，而简本则作“武有七制：征、攻、侵、伐、搏、战、斗”。将三者比较，不难看出，这样的差异都是流传过程中造成的，它与后世人为的作伪完全是不同的概念。慈利竹简中《逸周书·大武》篇的发现证明《逸周书》早已流传于世，这应该可以引起人们对《逸周书》成书与史料价值问题的深刻反思。
据介绍，与《逸周书·大武》篇同出一墓的慈利楚简中，同时还发现了目前所见最早的《国语》抄本；又有《宁越子》一书。②《国语》与《左传》同类；而据《汉书·艺文志》，《宁越子》属于儒家，此书《隋书·经籍志》已经失载。由此我们想到，战国时期，《逸周书》的一些篇章已经备受重视，它同其他的一些儒家文献一样，已经流传到南方的楚地，甚至受到珍视，以至于被人作为死后的随葬品。
孔子以及早期的儒家“法先王”，他们重视古代圣王的政治，慈利古墓同出的古籍再一次以实物印证了这一点。从前，《逸周书》的《大武》篇被视作“兵家的话”，被认为“近于诸子”，[8]440显然不确。
既然《逸周书》的记载不是后出，那么，我们就应该给书中记载的文、武、周公的事迹与思想以足够的重视。大量的出土文物说明儒家的不少思想概念都有较早的渊源，这些思想都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对于商周之际的文化上的发展，以前有“剧变”说和“微殊”说的差异，其实，孔子所说的三代之礼的“损益”关系可以最恰当地表述商周文化的关系。周公的思想也是如此，他那个时期，并不是中国文明形成的初期，那时历史的巨大变动当然会给周公的思想带来巨大触动，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周公的思想主张也会有重大变化。
我们认为，周公继承了夏商时期的文化，《尚书·金縢》篇所记他自称“多材多艺”，《逸周书·度邑》所记武王称他“大有知（智）”，说明周公了解掌故，勤于学习，在当时的人们中十分突出。因此，他对事物的发展变化往往有准确的判断，他也因此受到武王的信赖。这些都说明周公在武王时期已经具备了一位政治家、思想家的素养，《逸周书》有关篇章中所记述的周公事迹与思想自然也不会是后人凭空捏造，也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注释：
①如黄怀信说：“本书不唯于克殷以后之篇多言周公业绩与建树，于灭殷及灭殷之前，亦多有周公之谋”，“可见其书编者是有意突出周公”，见其《〈逸周书〉源流考辨》，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日本学者谷中信一则说：“该书中周公旦的名字屡屡出现”，“周公旦的名字与文王、武王、成王相比，则出现得更频繁，而成为本书的主要人物之一”，见其《〈逸周书〉中的周公旦》，载黄留珠主编：《西北大学史学丛刊》(4)，《周秦汉唐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三秦出版社，2001年。
②关于慈利楚简的发掘简报，已经分别发表在《文物》1990年6期和《考古学报》1995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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