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官员礼品馈赠管理制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代论文,管理制度论文,官员论文,礼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古代，馈赠又称馈遗、馈送、赠遗等，所赠礼品称为苞苴。在官场中，除合符规定的正常馈赠外，若带有贿赂性质的，则称赂遗。有关官员礼品馈赠的规定，汉、唐时就已出现。在此基础上，到宋代进一步趋于完善。
北宋建国伊始，统治者便注意制订管理官员礼品馈赠的有关条法。宋太祖建隆四年（963年），鉴于后周遗存下来的《大周刑统》条目浩繁，且有法意不明之处，遂命判大理寺窦仪会同权大理少卿苏晓主持修订。经过修订的这部法典称《重详定刑统》，又称《宋刑统》。在《宋刑统》中，就有针对官员礼品馈赠的四条规定，但这些规定基本上沿袭了《唐律疏议》的有关内容。此后，一直到南宋亡国，经历朝统治者根据新情况不断地进行增补、修改，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较为系统和规范的管理制度。现将这一制度的基本情况论述如下。
一、公使供给例册与官员供给标准
宋代的例册种类很多，有断案的例册，行政处理公务事例的例册（注：断案的例册，见《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151；行政方面的例册，见《长编》卷175。），也有公使库的供给例册。如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命池州司法参军孙谔编定《省府寺监公使例册条贯》”，（注：《长编》卷267。）即是。公使库的设置原是为了给来往的官员提供酒食和相应的资助，或者说是提供出差补贴。（注：俞宗宪：《宋代公使钱研究》，载《宋史研究论文集》（1984年年会编刊），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王栐《燕翼诒谋录》记载：“祖宗旧制，州郡公使库钱酒专贻士大夫入京往来，与之官、罢任旅费。所馈之厚薄，随其官员之高下、妻孥之多寡。此损有余、补不足，周急不继富之意也。”（注：王栐：《燕翼诒谋录》卷3《公使库不得私用》。）王明清《挥麈录》说，宋太祖时，“置公使库，使遇过客，必馆置供馈，欲使人无旅寓之叹”。“承平时，士大夫造朝，不赍粮，节用者犹有余以还家；归途礼数如前，但少损”。（注：王明清：《挥麈后录》卷1。）这里所说的供馈，指供给和馈送两部分。供给是公使库给予的钱物，属官员的合法收入，后来逐步改为按月支付，支付的具体金额即由例册规定；馈送一般是指例册规定以外的礼金和礼物，属非法收入。凡按月领取“供给”的官员，称“有公使钱人”。仁宗时，陕西都转运使彭思永奏申：“据密院札子，贾渐起请，除旧例送酒食外，不得买置金帛，作土风赠遗。并省司参详，今后以公使钱置买珍异等物及现钱送与人者，并从违制定断；其收受人，坐赃论。其有公使钱人受还答之物入己，准盗论。”（注：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21《论以公使酒食遗人刑名状》。）即不准“有公使钱人”收受对方（指另一方官府）答谢的礼品。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河北、河东、陕西路宣抚使童贯提议立出知州、监司等“每月所受公使库应干供给纽计钱数”的最高数额，以便“多寡得中，少抑扰民之弊”。其所定的供给数额是：监司、知州，每月200贯；总管、钤辖、通判，每月150贯。（注：《宋会要辑稿·职官·俸禄五·杂录上》。）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决定“裁减”供给。经过这次裁减的供给数额分别是：帅臣每月200贯；监司、知州军每月150贯；通判每月80贯；兵职官、监司属官每月30贯（京朝官40贯）；判、司、簿、尉每月20贯；外县知县每月15贯；簿、尉、监当官每月10贯。（注：《宋会要辑稿·食货·公使酒》。）直到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十二月，户部在一份奏状中说，“在法，公使库给供给”自帅臣至监当官仍旧是上述数额，仅“外县知县”之后增加“县丞”，同为“不得过一十五贯”。（注：《宋会要辑稿·职官·俸禄》。）
以上这些供给数额都编入公使库例册固定下来，作为一种制度执行，不准随意增添。同时，这些供给并未全部给现钱，而是有现钱，又有实物。如孝宗隆兴二年，有官员对朝廷刚颁布的一项“指挥”表示异议，其中有“切见已降指挥，诸州公库合支现任官供给，止许支酒，其违者，以违制论。臣谓自来州郡每月所支供给，有支现钱，有支本色，或作分数杂支，相承已久……”，建议“且依旧例”云云，（注：《宋会要辑稿·食货·公使酒》。“已降指挥”指隆兴二年正月十四日的一份诏书，见《宋会要辑稿·刑法·禁约三》。）说明例册供给即有现钱，也有公使酒。
宋宁宗时，《庆元条法事类》馈送类公用令规定：“诸公使，例册外听长官临时支用。非现任官，不得月给。非州，不得馈送过客。其正赐钱，不拘此令。”（注：《庆元条法事类》卷9《职制门六》。）对于公使钱（非正赐钱）在例册内和例册外的使用范围作了原则性的规定。至于正赐钱，“但不入己”，可“从便使用”。（注：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奏议卷下。）
二、有关各路监司和州级官员礼品馈赠的规定
按照宋代惯例，各路监司出巡，可以接受途经诸州供应的“例册”所规定的酒食。朱彧的《萍洲可谈》记载，滕宗闵知楚州时，有一位监司过境，楚州依例给他送酒食。不料在送酒食的单子上写有“臣名……”字样，于是监司奏告朝廷，朝廷设狱审理，原来是“书吏误用贺月旦表，无他意”，但滕宗闵仍被罚“送吏部监当”。（注：《萍洲可谈》卷3。）不过，有关监司送礼和受礼的规定，直到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九月才见记载。是月，中书省上言：“奉诏除依元丰旧制，设置监司外……严立出巡骚扰及受馈遗约束。”（注：《宋会要辑稿·职官·监司提举郡守》。）估计这一“约束”早些时候已经制定，这时只是重申“严立”。次年春天，朝廷颁敕规定：“诸与所部监司，若朝省所遣使命至本路，以香药馈送者，徒二年，折计价值，以自盗论。”（注：《宋会要辑稿·刑法·禁约》。）八月，又有诏书规定诸路监司属官“即有公事差委勾当者，径诣所差处。沿路不许见州县官，及受馈送。违者徒三年，仍不许赦降去官原减。”（注：《宋会要辑稿·职官·监司提举郡守》。）亦即禁止监司属官出差时接受州县的馈赠。但是，这些约束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如大观二年（1108年）十二月，另一份诏书透露，“诸路监司贪饕无厌，冒法受馈，鲜廉寡耻”。当时有臣僚上言提出：今后监司及帅司“巡历所至，止许收例册内馈送。仍乞今后于旧例册外别作诸般名目收受，并同监主自盗法，立赏许人陈告，仍不以赦降去官原减”。同时，又要求“今后朝廷专差体量公事官，更不许收受逐处酒食、馈送，违者亦依此。伏乞立法施行。”于是朝廷下令，“宜修立法禁，遍行诸路，先后条具以闻”。（注：《宋会要辑稿·刑法·禁约》。）政和元年（1111年），有诏书指出，虽崇宁五年春颁敕，禁止各地以香药馈送本路监司和朝省所派官吏，但一些“不顾廉耻之吏”采取对策，“巧作名目”，“将香药变为饮食之类，折等价钱”。为此，进一步规定：“今后监司或朝廷所遣官至本路，虽非以香药馈送，并折计价值，而辄敢巧为别色名目收受者，并依上项崇宁五年敕条施行。”（注：《宋会要辑稿·刑法·禁约》。）政和六年十二月，刑部奏申：“修立到诸监司……收受上、下马供馈者，各徒二年等条”，徽宗“从之”。将监司收取所属州、军的上马供馈和下马供馈者，处以两年徒刑等均正式立法。（注：《宋会要辑稿·刑法·禁约》；《宋会要辑稿·职官·监司提举郡守》。）
但宋徽宗朝是朝廷上下比较腐败的时期。宣和八年（1126年），有官员上疏重新要求“今后诸路应差官吏，须择清廉介洁之人，除批券之外，其余馈送并不许接受，比以赃论”。（注：《宋会要辑稿·刑法·禁约》。）钦宗时，欧阳澈上书指出，监司每每出巡，实际是向州县勒索礼品。他说：“应监司受职之日，愿陛下召而面遣，叮咛告戒……仍乞立法禁绝其出接州县，无以顷时受官吏裒聚金银出界迎接，先次交与，谓之‘常例’。”（注：欧阳澈：《欧阳修撰集》卷2《上皇帝第二书》。）
南宋时期，朝廷不断重申禁止各路监司送遗的规定，要求严格遵守各项条法。如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军器监主簿杨民望提出，监司存在三弊，其一为“公使互送，过于供给”，请求“命监司、帅臣互察”，朝廷“从之”。（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卷188。）孝宗淳熙三年（1176年），重申“禁监司交遗，及因行部，辄受诸郡折送，计所受悉以赃论”。（注：《皇宋中兴圣政》卷54《孝宗皇帝十四》。）光宗绍熙二年（1191年），“又诏监司、郡守互送，以赃论”。（注：《续通典》卷107《刑一》。）宁宗嘉泰三年（1203年），“上御笔严监司互送之禁”。（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御笔严监司互送》。）嘉定六年（1213年），再次“申严互送之禁”。（注：《宋史》卷39《宁宗三》。）
宋宁宗时的《庆元条法事类》职制门馈送类对监司接受礼物和馈赠他人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其中“职制敕”规定了以下几方面：其一，监司“出巡，于所辖并干办处，越等及例外受供给、馈送者，以自盗论”。其二，监司（知州同）“非任满替移（在任二年以上非），虽有例册，辄馈送罢任之物及受之者，并坐赃论”。其三，监司（帅臣、知州同）子弟及随行亲属、门客，如在所部“干托骚扰，收取馈送”，罚杖八十。其四，监司的属官“缘路见州县官，若受馈送者，各徒二年”。同书“厩库敕”规定：各监司（发运司同）“若朝省所遣官至本路”，“辄以香药馈送（非以香药，别为名目馈送者同），徒二年。折计价值，以自盗论”。以上各条大多是北宋以来制定的，内容也基本相同，可以说《庆元条法事类》是这些条法的一个总结。
就各州馈送上级官员和州级官员之间互赠礼品的规定而言，早在宋太祖乾德五年（967年），就“令诸州通判及钤辖、都监使臣，毋得受所在州官赐外添给钱物”。（注：《长编》卷8。）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四月，下诏温、鼎、广等州“岁贡柑，不得以贡余为名，饷遗近臣”，“犯者有罚”。原因是“承平时，温州、鼎州、广州皆贡柑子，尚方多不过千，少或数百”，后来“州郡苞苴权要，负担者络绎，又以易腐多其数，以备拣择，重为人害”。（注：王栐：《燕翼诒谋录》卷5《禁以柑遗朝贵》；《长编》卷106。）景祐三年（1036年），国子博士王正平上疏提出，各地州官“得替进发，逐处公文百姓，用金银花送路，贫者不免作债。乞今后止许用草花献送”。于是朝廷下诏：“外任官得替，毋得受民所献金银花。”（注：《宋会要辑稿·刑法·禁约》；《长编》卷119。）这里的金银花显然是用金、银制成的像生花，不然怎能一年四季都可“献送”州官，故朝廷下令只送真正的草花。庆历七年（1047年），御史何郯上言，谓“天下州郡每岁有例以贡奉所余果实等物送遗臣僚之处，旧虽著条约不许，缘诸处相承久例，未全止绝”，要求仁宗“下有司，申明旧制，断自今后诸处更不得以贡余为名，将果实等物送遗臣僚”，仁宗“从之”（注：《长编》卷161。）这里的“旧制”显然是指天圣六年四月的规定，所谓臣僚当然只是朝廷高官。嘉祐三年（1058年），包拯上疏建议禁止各州、军以公用钱物馈送，他说：“其互以公用酒食及匹帛之类往来相馈遗者，并望严赐止绝。如敢故犯，乞坐违制之罪。”（注：《包拯集》卷5《请罢天下公用回易等》；《长编》卷188。）高宗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太学博士何俌上言：“近年监司、郡守盖有供给之外，递相送遗，公行博易……望下按察官司严行禁止，悉遵现行条法。”朝廷予以采纳。（注：《要录》卷174；《宋会要辑稿·刑法·禁约三》。）自孝宗朝起，朝廷还不断下诏严禁州郡“循习旧弊，巧作名色馈送”；或诏监司和知州“互送”“以赃论”。（注：《皇宋中兴圣政》卷53《孝宗皇帝十三》；《续通典》卷107《刑一》。）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年），进一步采纳臣僚的建议，重申“自今以往，一切互送，并行住罢”。（注：《宋会要辑稿·职官·戒饬官吏》。）
宋宁宗时的《庆元条法事类》馈送类“厩库敕”规定：其一，各公使库“若例外巧作名目馈送，及受，并在任官月给有次而特送人，或以酒及应公使物馈送出本州界，各徒二年”。“以公使（正赐非）现钱、金帛、珍宝遗人，准盗论，减一等（例删内立定节仪非）。知而受之，并非果实、食物，更相遗送而入己，或知州、通判于月支供给外受时新、折送之类，坐赃论”。其二，各州“应供给、馈送监司（属官、吏人同），辄于例外增给，及创立则例者，以违制论”。规定各州馈赠监司的礼品应严格按照例册所定，不准例外增加和另创“则例”。其三，各沿边州和镇寨“于例外馈送，以违制论。受者准此。应干办官属，唯听受到发酒食，其余供馈（例册有者亦是）及一季内再至，虽酒食各不得受，违者杖一百。所送官司，罪亦如之”。（注：《庆元条法事类》卷9《职制门六》。）同样不准例外馈送和例外受礼。
三、有关帅臣、统兵官、内侍、走马承受等官员礼品馈赠的规定
在帅司送礼和帅臣随从受礼方面，宋宁宗时，《庆元条法事类》馈送类“职制敕”规定：其一，“诸帅司（监司、守臣同）非法妄以犒设为名，辄馈送及受之者，并以坐赃论”；其二，“诸帅臣……子弟及随行亲属、门客，于所部干托骚扰，收受馈送，……杖八十。知情容纵，与同罪；不知情，减三等”。同书“厩库敕”规定：各路帅臣如果“不因赏给将士，将犒赏钱物妄作名目馈送监司或属官机幕，及受之者，以坐赃论”。这就是说，不准帅司滥用职权，以“犒设”为名，乱送钱物；也不准帅臣将“犒赏”的钱物假借别种名义馈送监司等官；更不准帅臣的随从在当地收受礼物。
在统兵官受礼和送礼方面，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群臣”奏报，军队中“诸军校御众……宽弛贪黩者，（至改迁日）乃共津送，馈遗钱物。军政如此，无所惩劝”。他们建议“自今厢主以下，至指挥使，员僚或转补出营者……乃禁止其馈遗”。于是真宗下诏殿前、侍卫、军头司及宣徽使“并依奏施行”。（注：《长编》卷71。）即禁止统兵官调动工作时向其送钱送物。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针对当时“官司差出干事及札探使臣，辄于诸军谒见兵官，收受馈送”的现象，命“除依条法断罪外，并许人告，赏钱五百贯。仰主兵官密具姓名申尚书省，仍于寨门首置立板榜晓示。”（注：《庆元条法事类》卷9《职制门六·馈送》。）限制一些使臣利用职权向统兵官索取礼物。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下诏规定：“诸路兵官，经由州军按教，辄以馈送私受钱物，并合坐赃论，仍令监司检察”。（注：《宋会要辑稿·刑法·禁约三》。）宁宗时，《庆元条法事类》馈送类“职制敕”规定：其一，“兵官因按教而经由州军，辄以馈送准折钱物，并受之者”，“以坐赃论”；其二，“诸季点官，受所季点县、镇、寨官送馈者，徒二年。有公使而例外受者，准此”。同书“职制令”规定：“诸押赐衣袄而辄受监当次序从义郎、亲民承节郎以下及将校、蕃官馈送者，所在具奏。”不准按教和季点、押赐军服的将官接受下属的馈赠。
在内侍官接受礼品馈送方面，鉴于自宋徽宗“崇宁以来，内侍用事，循习至今”的教训，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特下诏规定：“自今内侍不许与主兵官交通、假贷、馈遗，及干预朝政，如违，并行军法。”（注：《要录》卷22。）孝宗淳熙八年（1181年）正月，又重申了这一规定。（注：《皇宋中兴圣政》卷59《孝宗皇帝十九》。）宁宗时，《庆元条法事类》馈送类“职制敕”规定：“诸内侍官辄与现任主兵官交通、假贷、馈送者，流二千里；量轻重，取旨编置。其转归吏部内侍，辄往边守，及有上文违犯者，除名勒停。”严禁内侍官与统兵官相互馈送礼品，以防内侍官干预军政。
在走马承受的礼品馈赠方面，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申禁诸路走马承受使臣纳诸路赠遗。”（注：《长编》卷82。）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下诏命令各路走马承受“毋得受州郡馈遗，违者，以赃论”。不久，又下诏规定“若馈遗饮食者，听受之”。（注：《长编》卷116。）言下之意，是不准收取现钱和其他实物，但允许接受所赠食物。
四、有关朝廷派出官员和涉外使臣礼品馈赠的规定
所谓朝廷派出官员主要是指奉朝廷之命出巡地方州郡的官员。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年），有诏书指出：“比年遣使，不计重轻，皆以‘诏使’为名，凌胁州郡，甚非观风察俗之意。应文武臣僚奉使，只依所领职任称呼，其供馈依监司巡历。……如违，以违制论。”（注：《宋会要辑稿·刑法·禁约》。）也就是说，允许这些朝廷特使可以按照各路监司巡视本路的标准收受供给和馈送。但到了宁宗时，《庆元条法事类》馈送类“职制敕”又明确禁止这些朝廷特使接受供馈，其中规定：“诸朝廷遣使出外，及专差体量公事官，所至辄受供给、馈送者，以自盗论。”同书“公用令”更为具体地规定：“诸朝廷差出提、总之官（谓计置、刬刷之类）”的供给和馈送，“视通判属官（谓干办公事、主管文字之类）”。其中，寄禄官为承务郎以上者，“视签判”；承直郎（升朝官最低阶）以下者，“视幕职官”；其余官员，“视监当”；指使，“视簿、尉”；吏人，“视本州吏人”。这里的“提、总之官”，虽官阶不算太高，但总是朝廷派出的专职官员，权力较大，所以对他们享有的供给和馈送作了大致的规定，以防止这些人随意敲榨和勒索地方。
与此类似的还有朝廷派出的涉外使臣收受外国礼品和回赠对方礼品的问题。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稍前，契丹使臣萧知可等抵达白沟驿，将自己的坐骑赠送给宋朝的送伴使陈知微，又牵来另两匹马让陈挑选，陈“固辞不受”，以致宾主颇为不快。陈回朝复命，真宗认为这种“却之不恭”的行为十分不妥，为“务怀远俗”，便于是年二月下诏：“自今契丹使有例外赠遗，接伴、馆伴使者再辞不已，则许纳之，官给器币为答。”（注：《宋会要辑稿·职官·馆伴使》；另见《长编》卷71。）同年十二月，翰林学士晁迥为馆伴使，上疏说，契丹使馆伴使“有私觌马，马悉输官，而答礼皆己物”，这无疑增加了馆伴使的经济负担。为此，真宗决定“自今馆伴使所得马，官给其值，副使半之”。（注：《长编》卷72。） 英宗病死后，王瓘等人为送伴北朝吊慰使，辽使“例外”送给王等人麝香，于是王等上疏提出：“今后馆伴接送，并入国使副，如北使例外送到微少麝香等，乞令逐番使副自备茶、果、纸、笔、香、药之类回答。”神宗“从之”。（注：《宋会要辑稿·职官·祭奠使》。）宋朝官员不可以随便馈赠辽使物品，此处的茶、果、纸、笔等六类大概是法定的回赠物品名目。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有诏书规定：“入国、接送、馆伴使副，不得以无例之物送遗人使，仍立法。”（注：《宋会要辑稿·职官·国信使》；另见《宋史》卷18《哲宗二》。）
南宋时，出现了新的情况，即宋朝接待金朝使臣的官员和随从，或者差往金朝的各种使臣，往往接受沿路州、军馈赠的礼物。为此，朝廷屡下诏禁止。如高宗绍兴十六年（1146年）四月十一日，诏书规定：“今后金国使人赴阙，所差指使、亲从、谭（译）语等人，除身份合得券食钱外，其沿路州军所送钱物，并不许收受。如违，以赃论。”同月十四日，接伴使副王循友等上疏说：“接伴使副沿路收受州郡馈送，及有数处犒设官吏等，欲乞今后不许收受。”高宗“从之”。（注：《宋会要辑稿·职官·国信使》。）规定接待金朝使臣的接伴使以及随从的指使、亲从、译语等不准接受沿路州军馈赠的礼物，违者以贪赃罪论处。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十月八日，宋廷任命礼部侍郎王珉等为贺大金正旦使副，宗正丞郑楠等为贺生辰使副。（注：《要录》卷169。）次日，殿中侍御史徐嘉建请：“欲自今后，差往金国贺正旦、生辰使副，并三节人等回，并不许收受供给、馈送钱物等。如辄受者，依‘朝廷遣使出外辄受供给、馈送以自盗论’。供给者，与同罪。”高宗予以采纳。（注：《宋会要辑稿·职官·国信使》。）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年），再次下诏：“今来使人往来频併，沿路州县不得馈送。如有违戾，并以赃论。”（注：《宋会要辑稿·职官·国信使》。）
综上所述，从宋真宗朝起，在外事活动中，陆续规定了：（一）有关官员获赠的马匹，必须上缴，由朝廷给予相应的价钱；回赠辽国使臣的礼物，也由朝廷支付。（二）有关官员获赠的麝香，可以自备茶、果等礼物回赠。（三）有关官员不得随便以“无例之物”馈遗外国使臣。（四）有关官员不得沿路收受各州、军赠送的钱物，违反者以贪赃或自盗论处。
五、有关发运使、司法官及一般官员礼品馈赠的规定
宋代发运使馈送朝廷高官和属官、吏人受礼的现象屡见不鲜。如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年），淮南、江浙、荆湖制置发运使钟离瑾借上京“奏计”之机，“多载奇花怪石纳禁中，且赂权贵”，遭到殿中侍御史鞠泳等人的弹劾。仁宗作为主要受益人，一方面“面谕瑾急还所部”；另方面下诏命发运使以后“奏计京师，毋以土物馈要近官”。（注：《长编》卷108。）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特赐淮南等路发运司每年一笔公用钱专款，共300贯，规定“只得管设支用，不得辄将馈送”。（注：《宋会要辑稿·礼·赍赐》。）宁宗时，《庆元条法事类》馈送类“职制敕”规定：发运司差官出外（属官同），在“干办处越等及例外受供给、馈送者，以自盗论”；发运司（监司巡历同）“随行吏人，所在受例外供馈，以受所监临财物论”。
对于司法官员的受礼问题，《庆元条法事类》也制定了相应的条文。其中馈送类“断狱敕”规定：凡“被差鞠狱、录问、检法官吏（并谓罢本职本役者），事未毕，与监司及置司所在官吏相见，或录问、检法与鞫狱官吏相见者，各杖八十。即受置司所在供馈，并与者，各加二等（所鞫事不相干者，事毕听受）”。为了确保司法官员不受干扰，公正地审理案件，不准他们在审理案件地点接受馈赠，如果违反，包括送礼者，都要罚杖100。
对于一般官员及其亲属的馈送和收礼，也有一系列的规定。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年），中书省上言，根据官员的反映，以为“近岁士大夫奔竞成俗，馈献苞苴之风盛行于时，不可不禁”。徽宗乃“诏令立法”。中书省拟定“诸命官以金缯、珠玉、器用什物、果实、醯醢之类，送遗按察官及权贵，若受之者，并坐赃论”。徽宗“从之”。次年，又下诏：“内外官以苞苴相赂遗，其赂遗并收受人，并以坐赃论。如有违犯，必行窜责。”（注：《宋会要辑稿·刑法·禁约》。）规定送礼者和受礼者都要按贪赃罪论处。宁宗时，《庆元条法事类》馈送类“职制敕”之一，照录上述宣和七年的诏书，仅删去“如有违法”以下三句，而又以小字注明“亲故相送馈者，非”。同书“公用令”规定，凡公使库供给，“命官权摄他官而两应供给，从一多”；“若兼局者，通本职路两处具差往他处权摄者，到、罢馈送共不得过所权月，给一月之数”。只允许“权摄他官”者享受一处公库供给，而临时“兼局”者，只允许享受任职时期的“到、罢馈送”。
六、有关官员礼品馈赠的其他规定
除上述针对不同官员的专门性规定外，在宋代官员礼品馈赠管理制度中，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规定。
关于现任官员生日受礼和送礼的规定。北宋时，每逢宰执生日，照例都由皇帝赐给羊、酒、米、面等礼物。《三槐王氏杂录》说：“宋现任执政官生日，赐以酒饩。张文定（方平）以宣徽使在院，神宗特命赐之，非例也。”徐度《却扫编》记载，“宰执生日礼物，旧多差亲属押赐”。（注：《永乐大典》卷13992《饩》；徐度：《却扫编》卷下。）同时，朝廷也没有对官员生日受礼和送礼作出具体的规定。如太祖开宝年间（968-976年），一名绵州神泉县姓张的知县，刚到任，“外以廉洁自矜，内则贪黩自奉，其例甚多”。一天，在县衙门口张榜说：“某月某日是知县生日，告示门内与给事诸色人，不得有辄献送。”有一曹吏告诉县衙的其他吏人：“宰君明言生辰日，意令我辈知也。”大家点头称是。“至日，各持缣献之，曰‘续寿衣’。宰无一所拒。”接着又告诉大家：“后月某日是县君（按即其妻）生日，更莫将来。”这名道貌岸然的知县，其实是“飞来疑似鹤，下处却寻鱼”，十足的贪吏。（注：李畋：《该（骇？）闻录》（《说郛》
39）；曾慥《类说》卷19《该闻录·知县生日》。）说明在号称严饬贪墨的宋太祖时期，对借生日之机迫使属下送礼的官员没有采取具体的约束措施。南宋高宗时，宰相秦桧权势薰赫，每逢他的生日，各地争相献上礼品。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九月，太学录万成上言：“昨者大臣专国，权倾天下，乃于始生之日，受四方之献，宝货珍奇辐凑其门。”秦桧开此例，各级官员遂纷纷仿效。所以，万成象要求严行禁止。于是由刑部立法：“诸内外现任官，因生日辄受所属庆贺之礼，及与之者，各徒一年。所受赃重者，坐赃论。”同年闰十月，正式颁布此诏。由是开始明文禁止现任官员在生日时接受下属的礼品，也禁止人们送礼。（注：《宋会要辑稿·刑法·禁约三》；《要录》卷175。）孝宗淳熙八年（1181年），又下诏命令“四川制置生日，庆贺之礼，如有循袭违戾，馈者、受者并置典宪”。（注：《宋会要辑稿·刑法·禁约》。）不准制置使在生日时收取礼品。宁宗时，《庆元条法事类》馈送类“职制敕”进一步规定：“诸内外现任官，因生日，辄受所属庆贺之礼（谓功德疏、放生之类），及与之者，各徒一年。诗、颂，减一等。所受赃重者，坐赃论。”在贺礼中，包括功德疏、放生、献诗、献颂等，都属禁止之列。
关于官员犯非法收取礼品和赠送礼品罪量刑的比附标准。《庆元条法事类》迎送宴会和馈送类“旁照法”，收入“盗贼敕”两条、“职制敕”一条。“盗贼敕”之一为：“诸窃盗得财，杖六十。四百文，杖七十；四百文加一等。二贯，徒一年；二贯加一等。过徒三年，三贯加一等。二十贯，配本州。”之二为：“诸监临主守自盗，及盗所监临财物，罪至流配本州（谓非除免者），三十五匹绞。”“职制敕”一条是：“诸监临主司受（财）及乞取所监临赃百匹，命官奏裁，余配本城。”这些敕条其实都源自《宋刑统》，只是具体内容略有变化。如“盗贼敕”之二，系据《宋刑统》律文改写，原律文为：“诸监临主守自盗，及盗所监临财物者，加凡盗二等，三十匹绞。”（注：《重详定刑统》（《宋刑统》）卷19。）之二增加了“至流配本州”，并改三十匹为三十五匹。“职制敕”也系据《宋刑统》所收后周显德五年（958年）七月七日敕条：“起今后，受所监临赃及乞取赃过一百匹者，奏取敕裁。”（注：《重详定刑统》（《宋刑统》）卷11。）只是最后增加了“余配本州”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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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有关各级各类官员礼品收受的一系列规定和条例的出现，表明宋代官员礼品馈赠的管理已经走向制度化。当然，其中经历了补充、修改和完善的过程，有时还不得不删繁就简，使之更切实用。如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判大名府韩绛提出：“公使供馈条禁太密，乞删去监司卖酒及三路馈遗条。”哲宗“从之，令刑部先次立法”。（注：《宋会要辑稿·食货·公使酒》；《长编》卷373。）监司卖酒和三路馈遗“条禁”究竟如何“太密”，今天已难以弄清，但这至少说明有关馈遗条法在制度化的过程中，还做了条法的精选工作。不过，宋代官员礼品馈赠管理制度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如从总体上讲，立法不严，而执法更宽；对上宽而对下严，其大部分条法都是针对地方官员和中下层官员；没有规定允许官员受礼的最高限额；一般不对违法者实行经济制裁等等。因此，在徽宗朝和南宋时期，朝廷常常无法制止官员之间的违法送礼和受礼现象，许多官员也是有恃无恐，馈赠之风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