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崛起的原因及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原因论文,地区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60、70年代，以东亚、拉美、南欧的一系列国家和地区步入现代工业社会并发展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1〕为转折点，自18世纪工业革命开始的全球性工业化进程终于跚跚来到了一些曾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的国家和地区。这是世界工业化有史以来发生的重大变化之一。这一重大变化的出现，曾引发了许多国内外学者对落后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问题的思索和探讨，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理论。〔2〕本文不打算再卷入这些看来无休止的理论之争，而企图把20世纪中后期发生的这一重大变化置于全球工业化史中加以考察，分析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探究这一变化的世界历史性意义及其对全球工业化进程的影响。
一
“工业化”作为一个以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为根本特征的经济进步过程，是每个现代国家都必经的强国富民的历史过程。自英国开始工业化以后，世界各国逐步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全球性工业化进程就拉开了序幕。随着一个又一个的国家通过工业化而走上发达领先的道路，到20世纪中叶，“工业化实际上已成为一个在全世界使人着魔的字眼”〔3〕。渡边利夫提出的后发性利益理论就认为：“先进国家创立的工业化传播到后进国家，后进国家受其波及，然后使之内部化，就能走上急剧发展的道路。资本主义世界就是由这种工业化的波及过程多次反复而展开的”〔4〕。但是，我们只要考察一下世界工业化史就会发现，直到20世纪中后期，工业化的“波及”和展开一直是局限在近代世界的所谓“中心”地区。“工业化”基本上只是属于少数先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全球性工业化作为一种趋势只在理论上存在。
18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工业化的扩张基本上是围绕着英、法、德、美、俄、日等国家展开的，这一时期的世界工业化进程实际上只是先进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它的发展，一方面开辟了现代经济增长的新道路，极大地改变着世界的面貌。因为工业化意味着现代工厂制度、分工生产，意味着人类开始用非生物动力取代生物动力等等。所有这些都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社会生产力，从而改变了以往农业社会中生产力的发展远远赶不上人口增长的落后面貌。另一方面，它不仅能波及到广大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反而还要以落后国家的殖民地化、贫困化为代价。近现代史上，少数西方国家的工业化之所以能获得很大的发展，除了工业化本身的技术等因素之外，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在外部。众所周知，工业化需要稳定的原料来源和产品销售市场，近代资产阶级之所以带着产品奔走于全球，之所以用屠刀和洋枪强占殖民地，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因此近代西方国家的工业化是以其机器发明夺走诸如印度、中国等一系列落后国家无数工人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为背景的。
我们不妨从历史上来看，在18世纪中叶时，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原工业化〔5〕水平总体上原本是大致平衡的。1750年，整个欧洲在全世界工业产量中所占比重为23.2%，美国占0.1%，日本占3.8%，第三世界73.0%。如果按人均工业化水平来看，欧洲的指数为8，美国为4，第三世界为7。相互间的差距并不明显。但是，经过一个世纪的工业化，到19世纪中叶，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从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比重来看，1860年，欧洲占53.2%，美国占7.2%，广大第三世界只占36.6%，如按人均计，整个欧洲的人均工业化水平指数为16，美国为21，第三世界只为4〔6〕，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又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德国、英国、法国、俄国、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产值指数仅用了五十来年的时间就分别从1860年的14、34、26、8、8迅速增长到了1913年的100或100以上。〔7〕而正是在这一段时间内，广大落后国家和地区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了这些国家的掠夺，成为这些国家工业化的牺牲品，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别的不说，光是日本在甲午战争后通过《马关条约》就从中国索取了二亿两白银，此外满清政府至少还向日本另赔偿白银一亿两（其中包括因俄、德、法三国干涉日本“还辽”而追加给日本的三千万两以及日本因参加八国联军“有功”而在庚子赔款中连本带利分得的七千五百万两）这三亿两白银相当于日本1895年的财政收入的六倍多〔8〕。有了这笔巨款的支持，“一直苦于经济贫困、财政拮据、资源匮乏的贫国、小国日本，像经过了大量输血一样，顿时财源富裕，活力大增”。〔9〕其工业、金融、对外贸易等都获得了飞速发展。而中国却因此“一蹶不振”，被战争的失败“拖得精疲力竭，世界各国也就立即乘虚而入”〔10〕。
铁的历史事实说明，在18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世界工业化进程中，当工业化的条件在欧美日资本主义国家成熟的同时，在广大落后国家却被剥夺了。西方国家为扶持国内的工业化，把侵略和压制其它民族国家工业化的魔爪共同伸到了广大落后国家，以其工业化的优势无情地摧毁破坏了落后国家的原工业化结构而又不让它们向工业化过渡。“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在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11〕。20世纪中叶以前，广大落后国家几乎都是这样，古老的工业被消灭了，但又缺乏建立新的工业的条件。因此它们完全无望在那样环境下来圆自己的工业化梦想。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世界工业化进程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广大落后国家彻底摆脱了殖民主义统治，实现了政治独立，这些都为落后国家的工业化提供了重要的保证。其次，社会主义力量的壮大，一方面为一部分新独立的落后民族国家通过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逐步向工业化过渡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也迫使资本主义世界尤其是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新独立的民族国家的争夺和拉拢，在对付社会主义力量的过程中，美国不得不把它在战争中聚敛的大量财富的一部分以“军援”和“经援”的形式提供给一些落后国家和地区，结果也启动和促进了这些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进程。最后一点很重要的变化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的国际化、全球化对落后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进了落后国家中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
然而，对落后的国家来说，搞工业化并非轻而易举，它需要克服许多困难。首先要克服的困难就是资金严重短缺。广大落后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绝大部分都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曾长期遭受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掠夺和压制，经济机体发育不良，积贫积弱，战后虽然获得了独立地位，但经济上的贫弱状态不可能象政治变革那样一下子扭转过来，内部积累因基础虚弱而呈严重不足状态，工业化投资面临着严重的“饥饿症”。其次要克服的困难就是技术落后。在长期的殖民统治过程中，落后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处于垂直分工体系的最底层，几乎与工业化无缘，因而工业基础薄弱、工业设备奇缺，技术十分落后。第三个需要克服的困难便是落后国家支撑国家工业化的国内市场容量太小，难以使工业化顺利进行。落后国家的市场狭小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由于经济落后，国民收入低下，国民购买力不强，这样的情形无论对大国还是对小国来说都不能形成工业化所需要的大容量市场。其二是由于一些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本身的地域就很狭小，其内部市场容量再怎样发掘也是极为有限的。因此在落后国家，内部市场的狭小与工业化本身所要求的大容量市场之间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所有上述困难都是广大落后国家的工业化普遍面临的困难，如果解决不好，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将流于空泛。而这些困难如果都要在落后国家内部依靠自身来解决的话是相当困难甚至是不现实的。
那么，是不是落后地区的工业化就毫无希望可言了呢？当然不是。战后世界整体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世界经济的日趋国际化和全球化，为一部分落后国家和地区解决在工业化过程中遇到的上述各种困难提供了有利条件。问题是，世界经济的国际化和全球化究竟是怎样促进了落后国家的工业化的呢？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找到答案。
第一、从国际资本流动来看，作为战后世界经济全球化重要表现之一的大规模国际资本流动，为一部分落后国家和地区缓解甚至解决了工业化面临的第一大困难--资金匮乏。随着世界经济国际化的发展，通过资本输出在各国间建立起来的经济联系成为资本输出国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的最佳途径。因此，二战后各个资本主义国家都竞相进行资本输出。资本输出的规模急剧膨胀，资本输出的来源国从战后初期的以美国为主发展到50、60年代的美、英、法、德、日等国并重。资本输出总量也由1945年的510亿美元增长到1960年的1230亿美元和1972年的3450亿美元。〔12〕大量的资本输出在全球经济关系中形成了一股通过借贷、投资等手段在全球范围内调拨和运用的庞大的国际资本。战后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方向虽然是在发达国家之间，但其中也有一部分分流到了发展中国家，而且相对集中于巴西、墨西哥、印尼、百慕大、委内瑞拉、阿根廷和新加坡等12个国家和地区。据统计，1987年这些国家和地区得到的资金占发达国家和地区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的56.5%〔13〕。大量的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调拨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具有一定工业基础的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搞工业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值得注意的是，战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输出，从发达国家的角度来说虽然是为了保持和加强其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地位，是为了使昔日的殖民统治藕断丝连，但是，从发展中国家来看，由于实现了政治独立和自主，完全可以在获取和利用外资的过程中趋利避害，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实际情况来利用外资。战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就是一个很好的典范，他们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解决了自身工业化建设过程中遇到的“贫血”问题，促进了自身的经济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发达国家向落后国家和地区的资本输出主要是集中于采掘业，战后则逐步转向制造业，到70年代，制造业已成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主要部门。从总体来看，如1975年在主要工业化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总额中，制造业占了43%，已大大超过传统的主要部门采掘业所占比重（23%）。〔14〕从各国的具体情况来看，同一时期，英国在发展中国家的私人直接投资总额中，制造业比重达到了40-47%左右、而采掘业的比重则由25%减少到19%；联邦德国在发展中国家的私人直接投资总额中，1974年制造业占到了60%〔15〕。发达国家资金流向的这一重大变化，正好为一部分落后国家和地区发展制造业提供了比较充足的资金来源，使一系列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和发展阶段克服靠自身力量难以克服的“资金瓶颈”困难。
第二、作为世界经济国际化、全球化重要表现的国际分工与合作的不断深化和拓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一部分落后国家和地区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促进了落后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战后，随着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和高科技新兴产业的兴起，发达国家之间的横向水平分工与合作越来越精细和密切。发达国家之间的分工关系的发展虽然与广大落后国家的工业化没有直接机缘，但是它通过促进发达国家的产业日趋高级化，加快了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从而促使发达国家将一部分传统的产业（夕阳产业）转移到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导致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分工关系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工业国与农业国的分工升级为发达国家的技术密集型工业与落后国家的劳动密集型工业之间的分工。国际分工关系中的这一变化虽然没有彻底改变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垂直分工体系，但它毕竟把先进国与落后之间的垂直分工从以往的“工业---农业”范围提升到了工业，从而有利于启动了落后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它的重要意义在于把一部分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带进了工业化的门槛。这种国际分工格局的形成表明，在世界经济日趋全球化的背景下，当一部分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被新科技革命的成就推到更高层次的时候，同时也会有相当一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因此而相继进入工业化的行列。
第三、从国际贸易的发展来看，由于生产的国际化深入发展，致使国家间各种零部件、半成品、成品以及技术专利等往返流通量急剧上升，国际贸易规模也因此而空前扩大，国际贸易增长速度大大加快。1870一1900年，资本主义世界的贸易增长速度为3.2%，1900-1913年为4.1%，1913-1938年为0.7%，而到1948年一1973年，资本主义世界的贸易增长速度提高到7.6%。国际贸易的扩大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更为重要的是，战后建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等国际组织在促进世界贸易发展的同时，也给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带来了诸如关税等方面的有利条件。如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成员国在经过1963-1967年的减税谈判（肯尼迪回合）后就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主要工业国家在60年代后半期至70年代初对70%的应税进口商品（不含谷物、肉类和乳制品）实行了减税，工业品的关税降低了35%，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各工业化成员国的工业品进口的平均关税从10.9%下降到了6.2%〔16〕。国际贸易中的这种变化对60年代后半期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扩大工业品出口是个极为有利的条件。至少亚洲的几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就正是在这一时期借世界贸易的有利时机成功地实现了从进口替代发展向出口导向发展的根本转变。第四、从60年代中后期开始，西方发达国家逐步实施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普惠制（GSP）”，也为一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品出口提供了极大的优惠，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落后国家国内市场狭小对工业化的制约。所谓普惠制，即指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出口的制成品和半制成品给予普遍的、非歧视的、非互惠的优惠关税制度。普惠制作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成果，其目标就是要扩大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制成品和半成成品的出口，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加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到80年代中期，有28个国家实施了普惠制。普惠制的实施对发展中国家有如下好处：其一，由于关税大幅度降低，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品在发展国家市场上的价格下降，从而刺激了发达国家市场对发展中国家产品的需求。其二，对发达国家的进口商来说，从发展中国家进口转向从发达国家进口的产品在竞争上更为有利，因此把过去从发达国家的大量进口转向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其三，由于普惠制可以利用来扩大对发达国家的工业品出口，发达国家的一些跨国公司便乘机转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行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在发展中国家发展出口生产以享受普惠制带来的优惠。因此，在普惠制背景下，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也明显地加快了步伐。虽然到80年代后期全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3／4仍集中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之间，但投向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已占到1/4〔17〕。可见，普惠制对一部分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起到了一石二鸟的作用，它一方面刺激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品出口，从而解决了工业化所需的市场问题；另一方面也刺激了一部分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将资本和技术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所遇到的资金与技术难题。
当然，普惠制虽然是向世界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开放，享受普惠制待遇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多达170多个，但真正能够收益的却只是那些具备一定的出口能力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特别是那些工业化程度比较高，出口能力较强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因为普惠制的机制决定了收益国必备的基本条件就是要具有出口能力，只有当发展中国家发生对实施普遍惠制的发达国家的出口行为时，发达国家的优惠进口税率才会使该出口国得益。正以为如此，普惠制的实施，对促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扩大出口、加速工业化进程，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尤其是东亚几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它们的出口导向工业化从普惠制中受益最多，工业化进程也最快。1978-198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从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普惠制进口年均增长率都在25%以上，而从南斯拉夫的普惠制进口年均增长率只为11.4%，从墨西哥的普惠制进口年均增长率中伙22.8%。这不能不说是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迅速实现工业化的原因之一。到1988年1月29日，美国决定从1989年1月2日开始取消了对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普惠制待遇。
总之，在战后世界经济、政治形势变化的推动下，尤其是在经济国际化、全球化的直接作用下，一批落后国家和地区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工业化”从发达国家的专利柜中搬了出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工业化浪潮，把长期以来只属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扩展到了广大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发展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从60年代开始起飞，70年代仍保持高速增长。1955年，后来发展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10国家和地区的GNP只占世界的GNP的5.1%，经过60、70年代的工业化发展，到1980年扩展至占7.7%。1963年，上述十国与地区的工业生产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仅为5.4%，到1977年扩大到9.3%；工业品出口占世界工业品出口的比重也从1963年的2.6%扩大到了1976年的7.1%〔18〕。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及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曾引起经合组织的非常关注，1979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表的关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报告书就充分表露了这一点。
三
事实上，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对世界造成的影响绝不止于制造业和贸易方面。它在世界工业化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全球工业化产生了深远广泛的影响，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
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改变了世界工业化进程的发展方向，是世界工业化进程的重要转折点，它标志着工业化突破了长期囿于近代世界的“中心地区”的局面开始向落后国家、“边缘地区”发展。从此，广大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在世界工业化进程中占据了应有的不可忽视的地位。
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进一步拓展了工业化的地域范围，使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由原来集中于西欧北美地区扩散到了东亚、拉美、南欧等地区，改变了世界工业地带的分布格局。18-20世纪中叶，世界的工业地带主要分布在西欧北美的大西洋沿岸地区和北美西部的“阳光地带”。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崛起以后，在西太平洋地区、南欧地区和拉美都形成了巨大的工业地带，尤其是西太平洋地区形成的从北起韩国往南经日本、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离岸工业带”〔19〕，堪与世界上任何巨型工业带媲美。工业化的地域范围的扩展，从浅表层次来看，只是扩大了世界整体中的工业社会的份量。缩小了传统的农业社会的范围，从而加速了世界整体的“工业化”一致性的形成，减缓了世界整体进一步发展过程中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的对立性。而从深层次来看，由于工业社会的生产力和经济体系具有农业社会无法具备和抗拒的渗透力和扩张力，工业化范围的扩展必然会进一步加深已有的世界经济联系，使全世界各民族国家和地区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相互依存。这种相互依存随着工业化的过程，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而且还要扩展到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正如帕尔默·科尔顿所言：“正当亚洲和非洲采用西方新技术的时候，欧洲人和美国人却在探求东方的宗教，或是发掘西非部族艺术的新意义”〔20〕。因为工业化的发展不仅带来了经济联系，而且还带来了日益突出的全球性问题，它迫使世界各国人民不得不从各民族国家和文化中搜寻有利于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文化精髓。
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在全球工业进程中为广大更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起到重要的楷模和桥梁作用，带动和促进了一批更落后的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在近现代世界历史中，各民族国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是个大趋势。而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实质应是要摆脱农业社会，实现向工业社会的过渡，实现这一过渡的根本途径就是要搞工业化，实现现代经济增长。但是，落后的民族国家在搞工业化时就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呢？它们可否沿袭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道路来圆自己的工业化之梦？在这方面，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以自身的实践为落后国家作了回答。
首先，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过程表明，落后国家在当代历史条件下要实现工业化，必须依靠政府强有力的干预，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通观世界工业化史可以发现，发达国家的工业化也显示了越往后越需要政府和国家的力量这一点。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民族，其工业化并非由政府刻意追求和事先规划的结果，而是一种源于民间私人资本“对财富的追求”和“贪欲”的结果，英国人“是到了工业革命已成气候并大大改变了国家的面貌时才有所发现”〔21〕。而英国之后，情况则大不一样，后继工业化的法、德、意、俄、日等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其政府都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从各国推进工业化的主体力量的相互比较中就可以看出来：第一代工业化国家英国的工业化主体是国内的民间私人资本，而第二代工业化国家诸如法国、德国等国的工业化主体是银行资本，第三代工业化国家如意大利、俄国和日本的工业化主体则是国家资本或民族资本〔22〕。政府行为的参与，加大了工业化的力度，使工业化的发展和现代经济增长速度呈现出了越来越快的趋势。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当现代经济增长在英国开始出现时，人均国民收入年均增长1%就算是高增长率了，到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西方发达工业国的这一增长率提高到了1-2%〔23〕，约翻了一番。1870年一1940年日本以年均4%的增长速度才从极为落后的状态转变为一个主要的工业国〔24〕。发达国家工业化的上述特点向落后国家预示了这样一点：落后国家如果不能在经济增长速度方面大大超过发达国家，想要实现工业化是不现实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落后国家和地区在政府强有力的引导和干预下，保持了国民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率，亚洲四小龙就是明显的例证。1973-1979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年均增长率平均为5.1%，西方发达国家的平均增长为2.8%，而香港、新加坡、台湾、韩国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7.9%、12.7%、11* 0%和10.1%。亚洲四小龙正是靠这样超乎寻常的发展速度才使自己跻身于世界工业化国家之林，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
其次，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表明，落后国家可以不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掠夺型”工业化的老路，也不象脱钩论者所断言的那样，“落后国家处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控制之下，不与之完全脱钩就不可能真正取得经济发展”，而是可以在现有的世界整体背景下，充分利用世界体系提供的各种有利条件，发挥自己的后发性优势，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实现工业化。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这一实践，为广大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注释：
〔1〕1979年经合组织（OECD）发表的《新兴工业国家对制造业的生产和贸易的冲击》报告书中列举了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巴西、墨西哥、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南斯拉夫等十个国家和地区。
〔2〕70年代以后，国外学者用各种不同的理论来考察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渡边利夫的后发性利益论、金泳镐的第四代工业化论等。
〔3〕布赖斯：《工业发展》，1960年英文版，第3页。
〔4〕转引自陈鸿斌、朱心坤主编：《亚洲经济的第三次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35页。
〔5〕“原工业化”（Proto-Industrilization）是西方学者提出的概念，“指资本主义工业化以前的农村中的家庭工业发展阶段，或称“工厂制以前的工业化”。参见富兰克林、门德尔斯《原工业化：工业化进程的第一阶段》(Flankin Mendels,Proto-Industrialization:the First Phase of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XXXI-I,1972,第241－261页。
〔6〕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175－176页。
〔7〕F·斯藤伯格：《实验中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F.Sternberg,Capitalismand Socialism on Trial），纽约1951年版，第21页。
〔8〕吴文：《日本原始资本积累的来源》《光明日报》1997年3月1日第六版。都留重人估计日本在甲午战争后获得的赔款达3.64亿日元，大约相当于当时日本国民收入的1／3（见都留重人《日本的起飞，（1868－1900）》，载W·罗斯托《从起飞进入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4－177页）；加藤佑三认为，“通过甲午战争，日本获得了数额庞大的赔款，如按明治28年的财政收入计算，这笔赔款相当于四年零两个月的财政收入”（见加藤佑三：《东亚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0页）
〔9〕戴逸、杨东梁、华立：《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04页。
〔10〕赖德烈：《中国近代史》，第97页。转引自戴逸等著：《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7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页。
〔12〕参见李琮：《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史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56页。
〔13〕联合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显著特点和趋势》。纽约1983年版，第56-58页。
〔14〕彼得·迪肯：《全球性转移：经济活动的国际化》第150页。
〔15〕李琮主编：《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史略》，第360页。
〔16〕李琮主编：《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史略》，第346-347页。
〔17〕彼得·迪肯：《全球性转移：经济活动的国际化》，第54页。
〔18〕陈隆生：《走向2000年的世界经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0年版。第70页。
〔19〕指以生产离岸产品为主的工业带。参见熊承忠、姜德风等著：《大循环--世界经济运行轨迹探索》，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11页。
〔20〕帕尔默·科尔顿：《近现代世界史》（下），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145页。
〔21〕参见钱乘旦、陈晓律：《在传统与变革之间》，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页。
〔22〕金泳镐：《论第四带工业化--对格申克隆与希施曼模式的反思》，载罗荣渠等编译：《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294页。
〔23〕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3-214页。
〔24〕埃克斯坦·亚历山大：《中国的经济革命》（Eckstein Alexander,China'sEconomic Revolution），剑桥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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