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廉政思想的来源与内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涵论文,来源论文,思想论文,毛泽东论文,廉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155(2004)01-0066-06
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坚决反对和严惩腐败，必须首先掌握思想武器，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廉政思想的来源与内涵。
一、毛泽东廉政思想的来源
毛泽东廉政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廉政理论与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形成同其他任何科学思想体系的形成一样，都有其产生的客观条件和思想来源。
1.马克思、列宁保廉防腐惩腐的思想和中华民族传统廉政文化，是毛泽东廉政思想的理论来源
120多年前，当巴黎无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出现时，马克思高度赞扬了他们的首创精神，并及时总结了巴黎公社进行政权建设的经验，肯定“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的口号”[1](P377)，用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公仆”代替了那些骑在人民头上的官僚。更难能可贵的是巴黎公社为防止国家机关蜕化变质，进行了意义深远的探索。正如恩格斯所言：“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无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它工人同样的工资。”并一律废除高薪、兼薪，不得享有特权。“这样，既使公社没有另外给各代议机构的代表规定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1](P335)。这些措施对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进行廉政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对于保廉惩腐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第一，关于精简机构、厉行节约的思想。列宁在《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演说中说：“无论如何，我们必须精简我们国家机关，我们必须厉行节约，能够节约多少就节约多少。”[2](P666)在《宁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列宁又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2](P711)。第二，关于从严治党的思想。早在地下斗争时期，列宁就提出一个口号，“我们应当努力把党员的称号和作用提高、提高，再提高”[3](P458)，执政以后，列宁强调，执政党要善于纯洁自己的队伍，“宁可数量少些，但要高些”[2](P700)。他说：“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而注意提高党员质量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2](P76)。列宁还特别要求党员必须置身于人民群众之中，并把党员置于纪律和法律的严格监督之下。第三，关于党员犯罪，加重判处的思想。列宁曾明确指示：“加重法庭对共产党员的判罪。”他曾“向所有各省委会重申，凡有一丝一毫试图对法庭‘施加影响’以‘减轻’共产党员罪责的人，中央将开除出党”。“通令司法人民委员部（抄送各省党委），法庭对党员的惩处必须严于非党员”。“凡不执行此项规定的人民审判员和司法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应予撤销职务。”[4]并具体要求“对共产党员应比对非党人员三倍严厉的惩办”[5]。第四，关于“要大胆地同官僚主义作斗争”[2](P81)的思想等。
马克思、列宁这些思想观点不仅是毛泽东廉政思想的直接思想来源，而且为它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毛泽东廉政思想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毛泽东十分重视吸收中华民族传统廉政文化的精华，儒家的“德治”思想，某些明君贤臣的“民本”思想和“才行兼备”的用人之道，他都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加以改造，“古为今用”，赋予它崭新的内容。如，他把“民为贵”的民本思想，改造成为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动力的唯物史观；把任贤使能的用人之道，改造为党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把“重义轻利”、“克己复礼”的价值取向，概括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克己奉公”“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价值观；把“政者，正也”和“身正”“正人”的道德示范，改造成为共产党人应该具有的以身作则的先锋模范作用；把“为政以德”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义改造成为共产党人必须加强思想道德修养的党性锻炼的内容，并把个人的思想意识修养与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结合起来。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曾被毛泽东赞誉为“提倡正气，反对邪气”的好文章，对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魏征的“兼听则明”的思想方法，毛泽东推崇备至；他对有仁有勇、廉洁克己的韦睿更是敬重有加，在其传中批注：“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6](P78)。姚崇针对唐开元初年的时弊，在授任宰相之前提出的“以仁义治天下，不求边功，宦官不得干政，皇亲国戚不得任台省官，停止破格滥用人，以法制抑佞 
，公卿、方镇、戚里不得贡献求媚，不再增进寺观宫殿，开言路纳谏诤，杜绝外戚干政”[7](P5647）十条意见，被毛泽东称为“十政治纲领，古今少见”[6](P108)。称姚崇为“大政治家”[6](P109)。这些批注，流露了毛泽东对这些贤相廉将的思想赏识倾慕之情。这种源远流长的传统廉政文化正是毛泽东廉政思想的重要来源。
2.正反历史经验，是毛泽东廉政思想的历史根据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纵览中国历史，可以发现，凡是吏治比较清廉的朝代，就会出现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盛世”；凡政治腐败，官贪吏酷，往往导致政局动荡，民怨沸腾，成为封建王朝改朝换代的一个内在原因。历史知识渊博的毛泽东，十分重视总结历代王朝兴亡嬗替的历史经验。从他高度评价贾谊和马周的政治谋略，就可窥见一斑。贾谊和马周分别生活在西汉“文景之治”和唐初“贞观之治”的封建“盛世”，但他们居安思危，从盛世中看到“世风日趋侈靡”的种种弊端和隐患，出于对国家命运的高度责任心，上疏汉文帝和唐太宗，对盛世中的消极腐败现象提出了批评和建议，希望封建统治者不要“前车既覆，而后车不改辙也”。因而深得毛泽东的赞赏。他称赞《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称赞马周的“奏折”为“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6](P91)
对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失败的历史教训，毛泽东更是扼腕长叹，反复告诫全党引为鉴戒。1944年3月，郭沫若为纪念李自成推翻明朝三百周年，撰写了《甲申三百年祭》，论述了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在攻入北京推翻明朝以后，一些首领因为胜利而骄傲起来，生活腐化，进行宗派斗争，失去民心，以致陷入失败的历史过程及其教训。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8](P147)11月21日，毛泽东在致郭沫若的信中写道：“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很有益的。”1949年3月23日，在党的工作重点开始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时，毛泽东再次告诫全党：“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垮台也是它实行腐败政治的必然结果。蒋介石及其集团一贯坚持反人民的政策，“在一切蒋介石统治区域，贪污遍地，特务横行，捐税繁重，物价高涨，经济破产，百业萧条，征兵征粮，怨声载道，这样就使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9](P1237)。这样的腐败政府必然被人民所推翻。而以谋求中华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为目的的中国共产党人，厉行廉洁政治是理所当然的。
毛泽东的廉政思想正是他正确总结历史经验的光辉结晶。
3.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生动实践，是毛泽东廉政思想的现实根据
毛泽东一贯高度重视廉政建设，他为了实现廉洁政治而奋斗了一生。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为初创的中国工农红军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保证对人民的利益秋毫无犯。1934年1月，毛泽东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指出：“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用力。”[10](P134)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针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新形势，强调要“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8](P793)，同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1941年5月，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又严肃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11](P264)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正式宣布把“废除蒋介石统治的腐败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9](P238)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八项基本政策之一。共产党和根据地民主政府应自觉厉行廉洁政治，“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8](P1048)。这与国民党统治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形成鲜明的对比，因而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赢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建国以后，毛泽东强调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是廉洁政府。他主持制定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毛泽东在尔后领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几十年里，一直坚持不懈厉行廉洁政治，并成功地领导了建国后我党反腐败斗争的初战，形成了五六十年代为世人仰慕和国人怀念的清新优良的党风、政风和民风。毛泽东的廉政思想正是在领导人民群众夺取政权、建设政权并维护党的健康肌体的斗争实践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二、毛泽东廉政思想的内涵
1.确立了厉行廉洁政治的根本宗旨
毛泽东廉政思想的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认为，对共产党人来说，坚持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为政清廉、克已奉公两者是完全一致的，只有坚持廉洁政治，才能真正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既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唯一宗旨，也是党和政府厉行廉洁政治的唯一宗旨和思想基础。
毛泽东指出，共产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8](P809)。他的《为人民服务》著名演说，概括了党的宗旨。建国后，毛泽东多次重申：“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12](P365-366)，因此，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
共产党不仅要明白党的根本宗旨，更重要的是践行。践行党的根本宗旨最重要的是要在思想上树立人民权力观，强化公仆意识。毛泽东曾多次指出，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地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9](P1128)。可见，人民是权力的主体，掌握权力的工作人员只是人民的公仆。“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13]。在处事上要客观公正，廉洁奉公，以人民利益为准绳。
2.提出了保廉防腐的指导方针和原则
在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便提醒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9](P1438)。“两个务必”是战胜糖衣炮弹的最好武器。1949年10月26日，毛泽东在给延安的电报中，又热切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12](P12)。1951年11月，毛泽东在关于“三反”“五反”斗争的指示中，强调要把反贪污浪费作为“全党一件大事”，并重申了七届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60年代初，毛泽东在《八连颂》中又提出了“拒腐蚀，永不沾”的要求，并在干部中开展了“拒腐蚀，防演变”的教育。
毛泽东在把艰苦奋斗、防止腐蚀作为廉政建设基本方针的同时，还提出了践行这个方针的许多富有指导意义的思想观点和原则：
第一，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反对居功骄傲。毛泽东多次向干部进行历史教育，讲李自成、洪秀全因骄傲致败的教训，讲我们党历史上曾有几次大的骄傲，都吃了亏的苦头。1953年，他在《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一文中又重申七届二中全会的六项规定：一曰不作寿，二曰不送礼，三曰少敬酒，四曰少鼓掌，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12](P97)。即使对党政军领导干部的称呼，毛泽东也十分注意，提出“一律称某某同志”而不称职务，把旧习惯改过来；在中共“八大”上，毛泽东又再次强调，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
第二，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发扬艰苦创业精神。毛泽东指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12](P329)艰苦奋斗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艰苦奋斗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一致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14]。提倡艰苦奋斗，不是不要关心群众痛痒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12](P272)。
第三，保持旺盛向上的精神状态，克服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革命胜利后，随着环境和地位的改变，有些干部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毛泽东及时指出：“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12](P419)他说，还有“许多同志不下苦功，有些同志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打纸牌、打麻将、跳舞这些方面，我看不好。应当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放在学习上，养成学习的习惯”[12](P479)。他要求“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经过整风重新振作起来”[12](P419)。永远保持谦虚进取的精神，防止消极腐败现象的产生和蔓延。
3.指出了廉政建设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15](P522)为政之道、贵在清廉。为政清廉，包括政治、组织、经济、作风、生活以及纪律严明等多方面的内容。
第一，在政治上，坚决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廉政建设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的。党的路线和政策，正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体现。因此，毛泽东总是把党的路线和政策当作党的生命，他不仅要求各级干部记住党的具体的个别的工作路线和政策，而且必须紧紧地掌握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如果“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9](P1316)。
第二，在组织上，坚持正派公道的作风，实行“任人唯贤”的路线。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也是厉行廉洁政治的关键。毛泽东总结了历史上和我们党内在任人用事上的经验教训，规定了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他说：“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15](P527)他强调用人要正派公道，坚持搞“五湖四海”，“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9](P1443)，反对宗派主义、风头主义和其他不正派不公道的恶劣倾向。
第三，在政府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上，毛泽东一向提倡精兵简政，反对官僚主义。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精兵简政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并提出在“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8](P895)。建国后，他又再次指出，现在国家机构庞大，部门很多，许多人蹲在机关里没有事做。这个问题要解决。第一条，必须减人；第二条，对准备减的人，必须作出适当安排，使他们都有切实的归宿。党、政、军都要这样做。克服官僚主义，这也是廉政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毛泽东指出，官僚主义“就其社会根源来说，它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12](P73)，是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根本不相容的。
第四，在经济上，贯彻勤俭建国的方针，反对贪污浪费。“勤能补拙，俭以养廉”。毛泽东一向主张勤俭节约，提倡“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这就是节约的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12](P249)。他说，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的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他强调要力求节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反对大吃大喝，铺张浪费，反对追求特权、摆架子等一切坏习气。
第五，在作风上，要光明正大，严于律己。光明正大，是无产阶级党性的体现，光明正大的人能够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修正错误，也是共产党人光明正大的表现。毛泽东说：“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8](P1095)为了人民的利益，必须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同时应知错必改，决不文过饰非。共产党人不但在政治上要光明正大，在同志关系和作风上也要襟怀坦白，不要“在同志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把资产阶级政党的庸俗作风也搬进共产党里来了”[8](P822)。
第六，在生活上，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与群众同甘共苦。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强调，领导机关干部要发扬过去艰苦朴素的作风，与群众同甘共苦。他说：“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同当，这是我们过去干过的，为什么现在不能干呢？只要我们这样干了，就不会脱离群众。”[12](P317)毛泽东的一生就是艰苦朴素的典范。
第七，在对待子女问题上，应从严要求，不能恃无功之尊，无劳之俸。1967年，毛泽东推荐《触詟说赵太后》一文说，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毛泽东推荐这篇文章，是要各级干部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女，不能让他们“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
第八，纪律严明是厉行廉洁政治的重要条件。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毛泽东十分注意严明纪律。在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时，他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名义重行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又制定了《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概括了党的传统的优良作风。这也是毛泽东关于廉政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
4.构建了厉行廉洁政治的保障体系和制约机制
廉政的逻辑前提是反腐败，廉政建设离开防腐治腐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因此，毛泽东在进行廉政建设过程中，领导党和政府逐步构建了一整套防腐保廉的保障体系和制约机制。
第一，教育养廉。加强思想教育，提高党员和干部队伍的思想素质，是防腐养廉的根本保证。“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一个掌握一定权力的党政干部，如果思想道德防线崩溃，就难免产生腐败行为。毛泽东早在井冈山时期就提出用“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10](P77)。嗣后，又提出要加强教育，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政治化、科学化”[10](P92)。抗日时期，毛泽东强调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8](P1094)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又多次强调：“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12](P243)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这些都是防腐养廉的精神武装。
第二，民主治腐。在毛泽东看来，仅靠思想教育克服利己之心、破除利禄之念是不够的，还必须走民主治腐的路子。1945年7月，黄炎培等一行6人到延安访问，毛泽东问黄有何感想？黄回答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胸有成竹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7](P149)毛泽东的回答，体现了民主政治与廉洁政治相统一的正确思路。这里说的“民主”，不但是一种思想和作风，更重要的是一种制度。如何从工作上和制度上使“人人起来负责”，“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正是建国后毛泽东着力解决和不断探讨的问题。
第三，监督促廉。与民主治腐相联系的就是要强化监督。毛泽东十分重视监督。他说：“互相监督是好办法，可以促进党和国家的事业迅速进步。”[12](P155)为预防和遏制以权谋私、违法乱纪等腐败现象，必须建立和健全监督机制。一是党内监督。党要管党，即是说党要管好党员，特别是要管好党的干部。这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二是群众监督。这是毛泽东民主治腐思想的核心。这种群众监督，首先是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对政府的监督。其次是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对各级领导者的权力加以约束。与此同时，还要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群众团体在加强同群众联系中的桥梁、纽带作用和监督作用。毛泽东认为，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也应该发挥民主党派和人民政协的监督作用。三是信访接待。毛泽东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来信，把它“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指示有关部门“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并要求各省市党政机关根据情况，设置承办群众来信的专门机构和人员。四是舆论监督。1950年4月，中共中央作出在报刊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要求“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1953年，毛泽东又再次强调，“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12](P73)。以发挥报刊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
第四，法制保廉。腐败就是某些掌权者利用公共权力追求私利的违法行为，只有用法律的力量才能有效地制止公共权力的滥用。即使在戎马倥偬的战争环境，毛泽东也十分重视反贪保廉的法制建设。在井冈山时期，他就主持制定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1932年又领导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制定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和违法乱纪行为的训令》。抗日时期，各根据地民主政府，为了厉行廉洁政治，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先后制定颁发了《惩治贪污条例》（草案）、《惩治贪污暂行办法》、《惩治贪污公粮暂行条例》。建国后，毛泽东又亲自主持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等。与此同时，在毛泽东主持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工作期间，还成立了从中央到省、市、县的工农监察委员会，设立了控告局和检举委员会等检察机构以及财政审计机关。在建国初期，县市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根据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共同纲领》的规定，也都设立了人民监察机关，以监督各级国家机关和各种公务人员是否履行其职责，并检举其中之违法失职的机关和人员。这些法规和制度，都有力地保证了廉洁政治的实行。毛泽东还要求执法人员秉公执法，不徇私情。
第五，惩腐扬廉。毛泽东一向主张从严治党。对于党员干部中的消极腐败现象和腐败分子，要纪律严明，严刑峻法。早在1929年12月，由毛泽东起草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决议案中就明确规定：“如政治观念错误，吃食鸦片，发洋财及赌博等，屡教不改的，不论干部及非干部，一律清洗出党。”1937年10月，延安抗大发生了黄立功逼婚杀人案件，毛泽东及时致信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指出：“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1953年初，他又严肃指出：“各级党委应有决心将为群众所痛恨的违法乱纪分子加以惩处和清除出党政组织，最严重者应处极刑，以平民愤，并借以教育干部和人民群众。”[12](P74)
此外，毛泽东还有低薪保廉，以俭养廉的思路，以限制干部腐化的物质条件。
收稿日期：2003-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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