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云南省公共卫生事业存在的问题、挑战及对策（论文文献综述）
夏百川[1]（2021）在《云南省底线福利水平时空格局演变研究》文中认为
莫晓彤[2]（2021）在《消除阶段中国疟疾输入再传播风险评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为在消除疟疾阶段开展风险评估,构建县域水平疟疾风险评估模型,在浙琼滇三省六市开展实证研究,从而进行疟疾风险分层,为消除疟疾阶段防控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方法:运用文献调研界定疟疾风险的概念、探索与疟疾风险有关联或因果关系的因素并构建消除阶段疟疾风险评估理论框架,根据疟疾风险评估理论框架对疟疾风险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归纳汇总,建立初步的疟疾风险评估指标体系。运用德尔菲法专家咨询法收集专家对疟疾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的专业意见,对疟疾风险评估指标体系进行筛选和优化以形成最终的疟疾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对指标评分进行主成分分析、克朗巴哈系数等方法检验专家咨询问卷的信度与效度。通过问卷调查、现场走访调研、文献调研、公开统计数据查询等方式,收集2015-2019年期间浙江省、海南省和云南省各2个城市的县域水平的疟疾风险评估指标的资料,将指标区分为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再以一定的赋值规则对指标进行赋值,在完成数据清洗整理工作后形成疟疾风险评估指标数据库。为适应本研究多方案多准则、无因变量、属于评价类研究的特性,将主观和客观多种综合评价方法如德尔菲法、熵权法、层次分析法、TOPSIS法以多种策略进行组合,来对指标进行赋权和赋值,并以加权相法计算得出得分即疟疾风险值总值,同时计算疟疾风险值在细分风险上的分值。对所得的多种策略下疟疾风险评估结果,以秩和比法对各方法所得结果进行组合评价。结果:基于“可接受性-易感性”理论与疟疾再传播过程,疟疾风险是指区域内疟疾发生、再传播甚至重新流行的可能性,疟疾风险可细分为“高危人群感染疟疾风险”、“输入风险”、“未及时发现疟疾病例风险”、“未有效处置疟疾疫情风险”、“未维持与保障消除能力风险”。最终形成的消除疟疾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由6个一级指标和29个二级指标组成。指标覆盖人员流动、媒介、人群疟防知晓水平、卫生工作指标、卫生资源配置等方面。德尔菲法专家咨询结果符合一致性要求。以多个综合评价方法以及多种组合策略所得各研究地区的疟疾风险值结果显示,层次分析法（AHP）、AHP与TOPSIS组合法（A-T法）所得疟疾风险值排序结果一致,德尔菲法与TOPSIS组合法（D-T法）与前两者所得排序结果较为接近,在前三者所得排序结果中,义乌、孟连、腾冲三个地方的疟疾风险值排前三,青田、儋州、万宁则排列于后三;德尔菲法与熵权法组合（D-E法）与前两者所得排序结果不如D-T法接近,在D-E法结果显示义乌、万宁、孟连依次为疟疾风险值排前三的地区。从研究地区的角度看,义乌的R2、R4、R6相对较高,儋州、万宁的R5相对较高,孟连的R4相对较高,腾冲的R2相对较高。从细分风险种类的角度看,高危人群感染疟疾风险在各地区之间差异不明显,输入风险较大的地区是义乌、腾冲两地,媒介可接受性风险较大的地区是儋州、万宁、孟连,未及时发现病例风险较大的地区是孟连,未有效处置疟疾疫情风险较大的地区是儋州、万宁,消除能力维持与保障风险较大的地区是青田。组合评价结果显示,义乌、孟连、腾冲为“疟疾风险中等偏大”,儋州、万宁为“疟疾风险中等偏小”,青田为“疟疾风险较小”。结论:疟疾风险评估需要综合多方面因素。不同地区在的疟疾风险特征互不相同,陆路边境地区与非陆路边境型跨境交往地区的疟疾风险相对其他地方更高,本研究中消除阶段疟疾风险评估模型能较好地反映地区间疟疾风险的相对大小关系。
张文康[3]（2021）在《德宏州缅甸籍人员HIV主动检测意愿的现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了解德宏州缅甸籍人员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社会网络情况、以及性行为情况,分析影响德宏州缅甸籍人员HIV主动检测意愿的因素,为德宏州制定缅甸籍人员艾滋病防治政策提供参考。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采用非概率抽样方法对研究对象展开调查。参考既往研究,结合相关领域专家以及德宏州疾控中心现场工作人员建议,确定本研究样本量为400人。选择瑞丽市人力资源劳动局、姐告口岸、珠宝街、工业园区、瑞丽市海关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招募点。采用设计的调查问卷,对调查对象展开面对面、一对一调查。问卷主要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特征、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社会网络情况、性行为情况、HIV检测相关内容等。χ2检验进行组间比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OR值（95%CI）和P值推断影响因素与结果之间的关联强度。α=0.05为检验标准,双侧检验。结果:1 人口学基本情况:本次研究共调查422名缅甸籍人员,剔除不合格问卷29份,有效问卷393份（93.1%）。男性241人（61.3%）,平均年龄30.5±9.7岁,缅族256人（65.1%）、傣族96人（24.4%）,接受文化教育1-4年137人（34.9%）、接受文化教育5-7年96人（24.4%）,会使用汉语的有45人（11.5%）,已婚226人（57.5%）,来德宏州的主要目的是打工的273人（69.5%）,在德宏州累计居留2年以上有273人（69.5%）,确定今后继续在德宏州长期居留的有 353 人（89.8%）。经χ2分析结果显示,做过HIV检测的缅甸籍人员与未做过HIV检测的缅甸籍人员的缅甸籍人员相比,在年龄（χ2=10.27、P=0.01）、接受文化教育（χ2=12.41、P<0.01）、德宏州居住情况（χ2=5.96、P=0.02）、德宏州生活时间（χ2=12.42、P<0.01）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 艾滋病知识知晓: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为75.6%,最近6个月接受过艾滋病知识宣传教育的有172人（43.8%）。经χ2分析结果显示,最近6个月接受宣传教育与未接受宣传教育的缅甸籍人员相比,艾滋病知识知晓（χ2=56.23、P<0.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 社会网络情况:研究对象社会网络成员中有家人的有279人,占71.0%;有朋友/同事的有307人,占78.1%。95.0%（265/279）的研究对象曾遇到困难向家人求助;86.6%（266/307）的研究对象曾遇到困难向朋友/同事求助。在393名研究对象中,325人（82.7%）自述若自身感染HIV希望得到家人的理解与支持。从不参加社交活动（聚餐、互助会等）的有214人,占54.5%。每天在社交软件上花费1小时以内的有232人,占50.9%;每天花费1-3小时的有118人,占30.0%。经χ2分析结果显示,男性缅甸籍人员与女性缅甸籍人员相比,在社会网络成员缅甸籍较多（χ2=62.89、P<0.001）、社会网络成员人数（χ2=25.60、P<0.001）、每天花费在社交软件时间（χ2=15.93、P<0.01）、参加社交活动情况（χ2=10.29、P<0.01）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4 性行为情况:在393名研究对象中,246人（62.5%）自述发生过性行为,其中60.1%（165/246）的研究对象自述最近6个月发生过性行为。自述最近6个月发生过性行为的165名研究对象中,与商业性伴侣发生性行为的有4人（2.4%）;发生同性性行为5人（3.0%）;发生性行为的对象是中国籍的有73人（44.2%）;使用助性物品（酒、rush等）的有12人（7.3%）。最近6个月发生性行为的165名研究对象中,71.5%的研究对象发生性行为时从未使用安全套。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最近6个月从未使用安全套与男性（与女性相比,OR=4.24,95%CI:1.34-13.42）有关。5 HIV主动检测意愿:22.9%的缅籍人员自述在发生同性性行为、注射吸毒、无套性交等无保护行为后,会有主动寻求艾滋病检测的意愿。185人（61.1%）是因为害怕花钱、139人（45.9%）语言交流不便而不愿意主动检测。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HIV主动检测意愿与女性（与男性相比,OR=2.05,95%CI:1.09-3.85）、“接受文化教育5-7年、8-10年或者10年以上”（接受文化教育 1-4 年相比,分别为 OR=3.07,95%CI:1.27-7.39;OR=8.93,95%CI:4.08-19.51;OR=3.07,95%CI:1.27-7.39）、最近6个月接受过艾滋病知识教育（与未接受相比,OR=2.17,95%CI:1.21-3.89）、艾滋病知识知晓（与不知晓相比,OR=7.17,95%CI:2.60-19.76）、自述有过性行为（与没有过性行为,OR=2.67,95%CI:1.40-5.10）有关。结论:1德宏州缅甸籍人员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低,最近6个月接受艾滋病知识教育对艾滋病知晓具有促进作用。最近6个月接受过艾滋病知识教育的缅甸籍人员回答HIV传播途径知识条目正确率更高。2德宏州缅甸籍人员社会支持来源种类较少,家人是获得的理解与支持最理想的的来源。社会网络成员人数少,参与聚餐、互助会等社交活动的主动性低。3德宏州缅甸籍人员安全套使用率低。存在商业性行为以及男男同性性行为,特别是已婚、使用助性物品、发生高危性行为时不坚持每次使用安全套的缅甸籍人员有感染传播HIV的风险。4德宏州缅甸籍人员HIV主动检测意愿低,HIV检测知晓率低。语言不通和担心检测费用是其发生高危行为后不愿意主动做检测的原因。
黄锦南[4]（2021）在《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的《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中国形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哈萨克斯坦是我国的世代友好邻邦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首倡之地和先行先试地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中国在哈萨克斯坦媒体中的国家形象研究越来越受到各学科研究者的重视。然而,已有成果大部分采用了基于还原论的研究方法,并不能完全契合国家形象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其本身固有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特质,忽略了国家形象系统内部的动力学特征和涌现。因此,本论文将网络科学的复杂网络方法引入国家形象研究,以检验该方法在国家形象系统研究中的有效性。本文选取了哈萨克斯坦官方报纸《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为研究对象,收集了2014年7月至2018年6月的全部涉华报道和2019年12月至2021年2月与新冠疫情相关的部分涉华报道文本,构建了一大一小、一整体一局部的两种文本数据库,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结合诸如国际关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中哈两国政府的各项大政方针政策,对“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在哈萨克斯坦官方媒体中的整体国家形象进行了全面挖掘和研究,并对新冠疫情背景下中国在哈官媒中的国家形象进行了具体的个案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哈真理报》涉华报道主要展现了以下4个角度的中国形象:（1）哈萨克斯坦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形象;（2）哈萨克斯坦的全方位支持者形象;（3）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形象;（4）灾害频发的国家形象。本论文的研究目的主要包括:（1）对国别区域研究的方法创新作出探索,尝试复杂网络方法在国家形象研究中的应用;（2）挖掘和呈现“一带一路”和新冠疫情背景下哈萨克斯坦官方报纸《哈真理报》中的中国形象;（3）为国家形象、国别区域、乃至其他领域研究者提供哈萨克斯坦官方报纸的客观中国形象数据和真实报道文本。
杨嘉宜[5]（2021）在《认知共同体与区域公共卫生治理 ——大湄公河次区域传染病跨境协作治理研究》文中认为2020年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令全球及区域公共卫生治理问题再次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本文从大湄公河次区域传染病跨境协作治理现象出发,试图回答认知共同体在区域公共卫生治理中的作用问题。论文对现有的公共卫生学与国际关系学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细致的回顾,指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视角、卫生外交视角、安全化理论视角和制度主义视角的分析框架各自具备一定的解释力,但也存在不足,尤其是忽略了非国家行为体在区域公共卫生合作中的重要作用。本文进而提出认知共同体推动区域各国实现协作治理的理论框架。本研究假定认知共同体是一些特定的专家基于公认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汇聚到一起,通过对相关议题的参与和互动,塑造了该群体特有的身份和利益,遵循着共同的规范,并为实现特定目标而采取一致行动。认知共同体能够通过产生新的认知结构或政策参考的因果框架、作为政策选择的“过滤”机制、为决策提供有效性和合法性,以及提出替代性方案和路径等四种机制影响决策。此外,认知共同体不仅是知识的生产者,还可能是知识的实践者,他们分别在国际、国家和地方三个层面来落实相关政策,从而能够快速感知相关政策是否有效,进而提出新的知识或政策建议。这就使得知识的生产与政策的制定始终处于动态的互动之中,实现了协作治理机制的不断发展。本研究以大湄公河次区域跨境传染病联防联控机制为案例验证以上假设,发现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公共卫生认知共同体的推动下,该联防联控机制得以建立并不断发展,从中缅两国的跨境疟疾防控项目发展为覆盖多病种、由多国参与的协作治理机制,并且为本地区其他国际合作框架所接受。本研究反驳了西方学术成果中有关认知共同体在东亚地区合作进程中作用甚微的观点,指出东亚背景下的认知共同体具备知识生产者和实践者的双重属性,对于我们理解东亚地区其他领域合作进程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就有关问题进行的大量访谈与实地考察,也为国际关系与公共卫生的跨学科研究积累的宝贵素材。
闫晓燕[6]（2021）在《澜湄合作的府际治理和云南参与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以及国际分工的驱动,次区域合作蓬勃兴起,次区域合作理论也成为地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的新交叉方向和研究热点。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强化次区域合作成为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战略选择。亚洲开发银行牵头建立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以下简称“GMS合作”）机制,经过多年的发展,已趋近于资源分配的“帕累托最优”;从经济贸易、基建水平、能源保障、非传统安全、民族团结、科教文卫事业等领域合作看,与澜湄次区域主体需求错配,趋近于一种非合作博弈的“纳什均衡”。次区域合作的层次、范围、规模和水平迫切需要实现提升。中国倡导建立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以下简称“澜湄合作”）,可以看做是是次区域合作的提质升级版。自成立以来,澜湄合作进展良好,成效显着。作为一个崭新的合作机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先行先试的典型引领方面,在中国塑造良好国际形象、着力促进周边外交方面,显现出了积极的作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世界政治经济的热点地区,澜湄次区域不可避免地受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影响和冲击。在次区域合作过程中,由于地缘重要性、民族宗教复杂、国家实力悬殊、民粹主义盛行、发展理念差异、深度贫困及大国博弈的影响等,导致次区域各国一边互动活动增多、程度增强,不断获取澜湄合作的利益;一边又出于各方面考量主动或被动地做出不同的决策,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次区域合作的发展进程。在我国参与澜湄次区域合作进程中,除国家层面主导和助推之外,地方政府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如云南省,地处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结合部,与流域内各国地缘区位临近、地域文化相通、边贸合作历史悠久、互联互通无缝衔接,具有先天地缘优势;而且作为次国家行为体,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云南主动融入、积极参与澜湄合作,致力于实现“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和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最前沿,参与次区域合作的积极性较高、能动性较强。鉴于次国家行为体融入次区域府际关系治理对于促进此区域合作具有现实意义和正外部性效应,通过次级政府府际合作和府际关系治理,不仅可以解决国家主体的功能不足或机制不畅问题,还能够实现地方政府自身发展利益,激活内生动力,借助外部推力,坚持重点带动、整体推进,对于拓展次级政府发展空间,推动次区域合作的发展具有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论文以澜湄合作为研究背景,围绕次区域合作过程中的府际关系治理这一研究主题,以云南省参与澜湄合作的路径为实证内容,借助次区域合作理论、府际关系治理理论、劳动地域分工理论、地缘经济外部性理论和演化博弈理论等,运用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假设分析法、因子模型构建法、演化博弈分析等方法,通过分析澜湄合作的外部环境（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大国战略博弈日趋激烈、全球治理体系需要变革与发展、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风险交织）、次区域的现实情况（外交取向选边站驱稳、发展梯度倒逼合作力度驱强、经贸合作向多领域拓宽、制定主张地缘战略趋同）,从微观机理、中观区域和宏观政策三个维度,对微观主体利益决策特征、博弈过程和驱动机理进行分析,厘清次区域主体利益诉求和决策特征,构建了一个次区域合作中府际关系治理驱动机制的微观机理分析框架—（APT—R）因子模型,并进行了多情境府际合作关系的模拟和验证,比较分析了三种策略扰动下的府际关系演化过程与机制运行效果,揭示府际合作实现的驱动机制与实现过程,从府际关系、策略扰动者利益承诺和策略随动者利益诉求三个方面揭示了驱动因素与驱动过程,表明了多主体、多领域、多层级的合作框架是澜湄机制的独特优势,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次区域合作研究的框架和方法论。为次区域合作中的府际治理的多主体磋商、多利益导向、多层级合作提供理论支撑。本文聚焦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等实践热点问题,以次区域经济地域分工新趋势和不同阶段主体利益诉求变化为线索,通过分析阐述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成效与利益契合度;澜湄合作成效与利益契合度;云南融入澜湄合作机制的必要性与路径选择,提出了如下观点:一是逆全球化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下,湄公河流域国家发展诉求由外向型经济向多领域合作共赢转变;二是澜湄合作机制契合了这一府际合作需求变化,强调多边网络化合作、多领域共建共享和命运共同体等合作理念与机制,是次区域合作的更高版本;三是中国作为大国,推进澜湄合作中不可避免的受到地缘博弈阻力,而云南在区位、文化、基础方面具有消除合作阻力的先天优势,因此得出“畅澜湄机制必先强云南功能”的结论,也为强化云南建设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功能,提出了路径设计与对策建议。在实际运用层面,对“黄金四角”府际合作案例进行实证分析,提出实施“黄金四角”府际合作,有助于将府际关系“问题区”向府际合作“试验区”转型。对于云南省充分发挥自身区位优势,强化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功能,提出了路径设计与对策建议,对于云南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因地制宜助推国家推进澜湄合作的进程具有一定的参考性。论文在理论分析框架、研究视角拓展、模型机制构建等方面的创新如下。一是将云南融入澜湄合作这一实践问题纳入框架进行分析,并建立次区域合作的演化博弈模型,比较分析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和澜湄合作机制两种情境下的演化博弈过程与合作驱动机制,模拟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澜湄合作和云南融入澜湄合作三种情境的演化过程,从驱动机制、情景模拟的微观层面论证得出“畅澜湄机制必先强云南功能”、“次区域府际治理需要的多主体磋商、多利益导向、多层级合作”的结论。二是将府际关系治理纳入次区域合作的研究中,是次区域合作研究的视角拓展。构建次区域府际关系治理的分析框架,丰富并拓展了传统国家内部次级政府合作研究。梳理了云南参与湄公河流域区域合作的历史进程、作用瓶颈和强化辐射功能的对策,验证次区域府际关系研究框架的可行性和云南开展次级政府府际合作的路径,为拓展云南参与的路径,强化云南辐射功能提供对策建议与科学机制支撑。三是构建APT—R因子模型。通过分析演化,强化“云南功能”在中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对云南辐射功能的强化赋权、拓展路径、参与领域进行了政策框架构建,针对服务国家推进“命运共同体”需求和云南功能短板的供需矛盾,提出拓展云南参与路径的5大领域和增强云南功能的5点建议,充分发挥云南区位优势和开放功能,服务“一带一路”和澜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使云南省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
曾慧娟[7]（2021）在《昆明市主城区基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慢性肾脏病调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 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NCD,Non-communicable chronic Diseases）是 2 1 世纪全球公共卫生问题,其中慢性肾脏病（CKD,chronic kidney disease）因为起病隐匿并发症严重,医疗资源消耗巨大,患者生存质量低,对家庭、社会、国家影响严重,CKD同样是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挑战。CKD患病率高,在中国CKD患病率达10.8%,特别在CKD早期缺乏有效的早期诊断识别及管理。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指导下,强调基层预防疾病为重点,目前暂缺云南省CKD的公共卫生流行病学等相关调查,结合目前昆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已有的高血压、糖尿病慢性病管理基础,本研究将CKD在临床医学及预防医学中融合起研究,基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从公共卫生角度按健康生态学模型理论,基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居民进行CKD的四部分系列调查研究,发现基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CKD的影响因素及流行病学调查情况,建立社区CKD诊断模型,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管理CKD提供早期诊断及防治提供策略和理论依据。本研究旨在:1.探索CKD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管理的可及性,基于健康生态模型理论,采用多维多层次健康相关调查方法,探讨云南省昆明市基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中CKD影响因素等。2.基于目前已有国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慢性病管理基础,对CKD高危人群（糖尿病和高血压人群）,进行CKD横断面流行病学调查,发现CKD高危人群的流行病学特点,为高危人群中CKD防控提供理论支持。3.考虑个体基因层面,对筛查出CKD患者进行分子流行病学实验研究调查,发现云南省昆明市社区居民CKD易感基因,提供精准的实验室诊断依据。4.探索构建适用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方便实用的CKD早期诊断模型,为社区CKD早期防治提供实用工具。5.提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管理CKD相关政策建议及管理策略。[方法]首先,基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针对社区全部居民,采用宏观问卷调查及体格检查调查昆明市主城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关于CKD的基本情况,掌握居民关于CKD危险因素、知晓情况、社区卫生服务利用评价及居民健康素养情况调查。其次,针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经管理的慢性病人群（高血压和及糖尿病患者）进行CKD横断面流行病学调查:采用问卷、体格检查、血清实验学检测、尿常规分析、尿早期肾损伤（尿微量白蛋白）检测,得出这两类CKD高危人群中CKD流行情况。再次,针对个体先天特质,对CKD易感基因PVT1基因进行检测5个SNP基因位点多态性分析,为CKD诊断提供分子生物学证据。基于前三部分数据,采用机器学习建立四种基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CKD风险评估预测模型,发现13个指标对模型建立起主要作用。并建立社区CKD诊断模型,对社区居民实现早期诊断CKD,为CKD早期诊断提供依据。最后,总结四部分研究结果,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管理CKD提出建议及策略。[结果]第一部分,发现社区居民中对CKD管理需求度高,社区居民中CKD危险因素存在并在慢病人群突显,居民CKD知晓率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居民对CKD的供需矛盾不平衡,居民个人健康素养意识强,但实际居民健康效能评价低,特别需要关注慢性病CKD高危人群（高血压、糖尿病人群）,慢性病人群对社区CKD管理的需求更高。第二部分,基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高血压糖尿病人群中CKD流行病学调查,发现高血压糖尿病人群中CKD总患病率为42.6%。高尿酸、男性、肥胖是CKD危险因素。采用尿微量白蛋白检测,白蛋白尿异常阳性率高达37.0%。分别采用中国人改良MDRD公式、2009 CKD-EPI公式、2012 CKD-EPI胱氨酸抑制素C公式计算eGFR下降率不同,其中2012CKD-EPI胱氨酸抑制素C公式估算eGFR下降阳性率最高（13.4%）,用中国人改良MDRD公式估算eGFR下降阳性率最低（4.8%）。通过采用患者积极度量表（PAM13）分析不同分组的慢性病人群,发现不同分组对疾病积极度有统计学差异,需要社区医护及患者提高对慢性病的积极度。第三部分,在昆明市主城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中,采用PCR-RFLP 进行 PVT1 基因 5 个 SNP 位点（rs1499368、rs1121947/rs2608030、rs11993333、rs2720659、rs2720660）多态性研究,基因 PVT1rs11993333 及rs2720659多态性在CKD组及非CKD组间有统计学差异,rs11993333基因型TC及TT基因和rs2720659基因型AG及GG在CKD组人群中高表达,其可能为CKD诊断预测的因素之一,并且建议采用PCR-RFLP对社区CKD高危人群进行PVT1基因进行SNP多态性检测,在早期筛查、疾病随访观察及并发症监测中作为影响因素分析。第四部分,基于前三部分调查数据,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建立基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CKD风险评估预测模型,发现13个指标对模型建立起主要作用,纳入并建立SVM、RF、Naive Bayes和ANN建立CKD预测模型,比较四种模型各项性能,提出最佳社区CKD诊断ANN模型。最后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实用方便的CKD诊断预测模型,最后提出社区筛查、管理CKD的策略及建议,为社区CKD管理提供理论依据。[结 论]基于昆明市主城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经有的条件及资源,对社区中不同风险居民进行CKD防控非常有必要。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CKD管理,做好CKD基层预防。需要在社区慢性病人群（糖尿病高血压患者）开展早期CKD筛查,并对该类人群进行尿微量白蛋白检测,可以提高医护对CKD早期筛查的意识,给予社区管理的慢性病患者更多CKD早期防治干预。建立并实现为社区医护方便实用的社区CKD早期诊断模型,提高社区居民对CKD认识、早期发现CKD患者,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的CKD管理提供三级预防管理理论依据和策略。本研究创新性:本研究为云南省昆明市首个基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CKD调查,研究按健康生态学模型理论,从个体先天特质、个体行为、家庭、社区及生活环境、社会经济卫生政策,包括健康因素的整个多维多层次内容,融合预防医学及临床医学,从公共卫生角度调查出发,基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CKD与慢性病高血压糖尿病防控结合,从全社区普通居民到CKD高危人群,再到筛查出CKD人群基因多态性分析,调查方法全面包括:宏观问卷调查、体格检查、血清生化检测及尿液检测、肾损伤早期标志物检测、基因多态性分子检测,弥补了既往单个层面的研究,最后构建出社区CKD早期诊断模型,为社区早期诊断评估CKD提供实用工具。
邢功伟[8]（2021）在《卫生署与全面抗战时期的医疗卫生动员》文中认为
严宏[9]（2021）在《我国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和战略性产业。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要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就必须首先保障城乡居民享受基本的均等化公共服务。而公共服务供给的数量和质量通过改变社会经济的福利状态,进而影响到国民经济发展条件和收入的高低。然而,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需一直处于不平衡状态。不同地区间,尤其是城乡间的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已经成为日益突出的矛盾。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仍处于不平衡的状态,并且这种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均等状况,随着“三农”问题的凸显,已经成为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农村公共品供给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础,对于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重要要求和贯彻乡村振兴战略、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公共服务便是国民收入分配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分配是国民收入的均等化分配的重要方面,能够增进社会经济福利,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保障农村居民生存权,享受基本的均等化公共服务,尊重农村公共品需求的表达权是尊重农民民主权利的重要内容,更是“三农”问题的重要方面。西南地区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均等化方面与东部、中部地区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并且这种差距仍在扩大。鉴于西南地区所处的地理、政治、文化、生态地位的特殊性,这种差距的扩大会随着一些不确定、不和谐因素的出现会越发的凸显,会给社会稳定带来更多的问题。首先,西南地区作为我国少数民族重要聚集区主要涵盖四川省、西藏、云南省、贵州省、重庆市五个省市区民族自治区。该地区主要为农村地区,是我国重要的能源矿产基地和生态保障区,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边疆稳定、生态环境保护作出了巨大贡献。其次,西南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聚集较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也是欠发达地区,相对于东部仍然比较落后;西南地区包括了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四省藏区多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此外,我国构建了“两屏三带”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其中黄土高原-川滇生态屏障就在西南地区。近些年来,由于受特定区位、自然条件、历史和社会环境等因素的限制,与东部地区相比,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滞后,公共品供给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公共品供给失衡问题已成为亟需解决的突出问题。本研究针对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数量和质量不足,供给区域失衡,有限的资金渠道限制供给,单一的供给模式无法有效实现村民的需求表达等现状,立足西南地区,开展了如下研究:一是导论与基础分析。本部分围绕选题的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以及研究方法进行了详细阐述,并依据公共品理论、公共品供给主体理论、农村公共品供给理论、农村公共品供给模式理论对本研究的农村公共品概念、研究范畴,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进行了界定,并将农村公共品划分为生活服务型公共品、生产保障型公共品、发展促进型公共品三类。二是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理论逻辑提出与现实基础的研判。本部分基于西南地区农村生活服务型、农业生产保障型及发展促进型三类农村公共品供给现状考察、投资效率和结构效率评价基础上,提出发展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的逻辑起点、开展理论论证,剖析现实基础,提出构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机制。三是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的现状和投资效率分析。本部分在以往公共品供给研究文献分析基础上,立足西南地区,通过对农村公共品进行准确分类基础上,开展生活服务型公共品、生产保障型公共品、发展促进型公共品的投资效率和结构效率评价基础上,深入探究不同类型农村公共品效率提升研究。四是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案例分析。本部分主要通过西南地区“珙县农村修路”、“万春镇L村路灯维修”、“成都农贷通”三个案例,开展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模式及绩效评价研究。五是国外农村公共品供给经验借鉴。本部分通过对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的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经验进行总结,比较了不同国家间的共性与差异。提出对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经验借鉴。六是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的配套制度设计。本部分从明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创新制度设计引导非营利组织和个人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激励机制、强化农民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及优化激励机制设计,加强农村公共产品质量监管,开展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配套制度设计分析。基于上述分析,形成如下研究结论:一是当前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存在农村公共品供给总量不足且低质量、农村公共品供给结构失衡且模式单一、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低、农村公共品供给区域间失衡、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错位等突出问题,并进一步梳理其成因,包括:农村公共品需求日益增长且出现多元化态势、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不健全、农村公共品供给过程监管不足、农村公共品供给单向决策限制、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权责划分不明确。二是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投资技术效率水平呈现出梯度变化特征,即从高到低依次是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各地区对农村公共品自身资源利用有效程度的差异和资金投入的差距相对较大。具体来看,重庆市和四川省的综合技术效率和规模技术效率较高;西南地区的农村公共品投资的投入和产出效果存在差异。三是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投资结构效率呈现梯度变化特征,即从高到低依次是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区域间在农村公共品资源配置和投资结构上的差距显着,但总体上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投资结构效率逐渐改善。四是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得较为显着的成效,较大的改善了农村公共品的供给状况,满足了农民多元化公共品需求的表达,极大地调动了农村公共品受益主体参与的积极性,农民的满意度评价较高,但存在诸多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方面。五是依据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的农村公共品供给经验的概括总结,本文从明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创新制度设计引导非营利组织和个人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激励机制、强化农民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及优化激励机制设计,加强农村公共产品质量监管开展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配套制度设计分析。
蒲懿[10]（2020）在《云南省传染病防控管理与监控机制健全程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的:本研究围绕云南省传染病领域防控管理与监控机制的健全程度及相关要素,通过政策文本量化明确健全程度现况及历年变化趋势;探究管理与监控机制健全程度的提升对云南省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的影响;通过与传染病防控管控机制适宜标准对比,明确差距所在,总结云南省传染病防控管理与监控工作的问题与不足,并根据实际问题提出健全完善传染病管理与监控机制的对策与建议,进一步推动提升当地传染病防控管理水平。方法:在卫生系统宏观模型的理论指导下,通过德尔菲法明确了传染病防治体系的组织架构、适宜标准、评价指标。全面收集在云南省人民政府、省卫健委等官方网站发布的公开信息,共纳入法律法规、计划规划、通知公告等政策文件215份。通过内容分析法,围绕管理与监控机制的健全程度及其构成指标的字段定位及赋值要求对文件关键信息进行摘录;采用Excel2010汇总、分析云南省传染病防控管理与监控机制的健全程度现状、变化;运用Spearman相关分析管理与监控机制健全程度与云南省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之间的相关关系,单因素线性回归分析两者间的关联程度;采用规范差距分析法研究云南省管控机制现实情况与“适宜标准”间存在的差距,探寻管理与监控机制建设存在的问题。结果:1.云南省传染病防控管理与监控机制齐全程度由2000年的15.58%增长至2017年的28.58%。管理内容形式完备程度为64.11%,25类内容形式中,实际覆盖近期目标、任务和措施、政策制定等16.4项,相对缺乏中长期目标、部门协调方式、评价指标及标准等8.6项内容。职责分工明确程度为32.83%,平均提及了12.4类部门的职责,职责清晰可考核的部门平均仅4.0类,主要是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专业防控机构、其他组织,关键支撑部门和多数其他支撑部门职责均不可考核。2.云南省传染病防控管理与监控机制权威程度由2000年的26.11%增长至2017年的36.09%。其中,政府层面分管负责人的权威程度为13.80%,实际可协调5.4类部门,包括省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疾控中心、医疗机构、红十字会;不可协调关键支撑部门和多数其他支撑部门。管理与监控机制文件集的权威程度为72.19%,发布层级主要是省人民政府,相对缺乏立法机构、多部门联合的权威发布保障。3.云南省传染病防控管理与监控机制可行程度由15.49%增长至16.90%。传染病防控部门（机构）职责清晰可考核且有考核主体的程度由11.86%下降至9.28%,其中主要部门职责清晰可考核且有考核主体的程度由13.79%增长至16.68%,在提及职责的12.4类部门中,平均仅有有1.6类部门设置了外部考核主体,其中包括1.5类主要业务部门,为专业防控机构,其余部门均未设置考核主体,职责难以有效落实。4.综合来看,云南省传染病防控管理与监控机制的健全程度由2000年的18.97%增长至2017年的27.26%,其中3类三级指标:管理与监控机制的齐全程度、权威程度、可行程度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云南省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由2002年的278.85/10万降低至2017年195.04/10万。管理与监控机制的健全程度与云南省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之间存在显着负相关关系,健全程度的提升影响云南省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下降,方程解释程度为76.1%（P<0.05）。结论:目前云南省传染病防控管理与监控机制尚不健全,管理内容形式覆盖不足,部门职责分工尚不明确,缺乏外部考核主体进行监督,协调机制缺乏法律权威保障,各维度要素有待进一步完善;管理与监控机制的不断提升,将有效降低云南省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要推动云南省传染病防控体系建设,必须建立健全管理与监控机制,提升其全面性、权威性、可落实性。进一步覆盖管理内容形式,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完善任务完成标准,形成“跨区域、跨部门、跨边界”共同联合的协调机制,完善政策发布层级,强化管理与监控机制法律权威约束力。加快建设防控体系监控考核机制,赋予组织体系某一方如卫生行政部门或第三方对其余各参与方的监督考核职能。此外,政府还要合理扩大对传染病的关注范围,以此触动防治管理与监控机制完善落实的“开关”,切实降低传染病发病率。
二、云南省公共卫生事业存在的问题、挑战及对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云南省公共卫生事业存在的问题、挑战及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2）消除阶段中国疟疾输入再传播风险评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常用缩写词中英文对照表 |
| 前言 |
| 1 研究背景 |
| 1.1 疟疾防治现状 |
| 1.2 疟疾风险 |
| 1.3 疟疾风险评估研究进展 |
| 1.4 在消除阶段疟疾输入再传播风险评估的挑战 |
| 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2.1 研究目的 |
| 2.2 研究意义 |
| 3 研究内容 |
| 4 研究方法 |
| 4.1 文献评阅法 |
| 4.2 德尔菲法 |
| 4.3 其他综合评价方法 |
| 5 技术路线 |
| 第一部分 消除阶段疟疾风险因素分析 |
| 1 疟疾风险的内涵及理论基础 |
| 2 疟疾风险的分类及其影响因素 |
| 2.1 高风险人群感染风险 |
| 2.2 感染者输入风险 |
| 2.3 媒介可接受性风险 |
| 2.4 延迟发现疟疾病例风险 |
| 第二部分 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数据来源 |
| 1.2 研究方法 |
| 1.3 统计分析工具 |
| 2 结果 |
| 2.1 构建疟疾风险评估理论框架 |
| 2.2 初步拟定的消除阶段疟疾风险指标体系 |
| 2.3 德尔菲法结果 |
| 2.4 德尔菲法权重 |
| 2.5 消除阶段的我国疟疾风险评估指标集的变化 |
| 3 讨论 |
| 第三部分 风险评估模型构建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数据来源 |
| 1.2 研究方法 |
| 1.3 主客观综合评价方法的结合策略 |
| 1.4 组合评价方法 |
| 1.5 模型优劣的判断方法 |
| 1.6 统计分析工具 |
| 2 结果 |
| 2.1 德尔菲法与熵权法结合的权重系数 |
| 2.2 层次分析法权重 |
| 2.3 TOPSIS法 |
| 3 讨论 |
| 第四部分 消除阶段疟疾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的实证研究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研究区域 |
| 1.2 数据来源 |
| 1.3 统计分析 |
| 1.4 质量控制 |
| 2 结果 |
| 2.1 指标观测值的分析 |
| 2.2 各县市风险值总值与分值 |
| 2.3 多个综合评价模型所得结果的分析 |
| 2.4 组合多个综合评价模型所得结果 |
| 2.5 模型的优劣程度判断结果 |
| 2.6 疟疾风险因素调研 |
| 3 讨论 |
| 全文总结 |
| 1 主要结论 |
| 2 科学性、特色和创新之处 |
| 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表1 指标值来源 |
| 附表2 指标观测值原始值 |
| 附表3 专家咨询表 |
| 附表4 疟疾知晓情况调查问卷 |
| 附表5 层次分析法专家的权重体系 |
| 附表6 层次分析法思想下疟疾风险值总值及排序 |
| 附表7 基于AHP-TOPSIS赋值结合的疟疾风险值总值及排序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 附件 |
（3）德宏州缅甸籍人员HIV主动检测意愿的现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常用缩略词表 |
| 一、研究背景 |
| 1.1 我国艾滋病流行特征 |
| 1.2 我国外籍HIV感染者流行特征 |
| 1.3 云南省外籍HIV感染者流行特征 |
| 1.4 德宏州缅甸籍HIV感染者流行特征 |
| 1.5 HIV主动检测的意义 |
| 二、研究目的 |
| 三、内容与方法 |
| 3.1 研究设计 |
| 3.2 研究现场 |
| 3.3 研究对象 |
| 3.4 样本量 |
| 3.5 研究内容 |
| 3.6 调查方法 |
| 3.7 相关定义 |
| 3.8 资料整理与统计分析 |
| 3.9 质量控制 |
| 3.10 伦理审查 |
| 3.11 技术路线图 |
| 四、研究结果 |
| 4.1 研究对象人口学特征 |
| 4.2 艾滋病知识知晓 |
| 4.2.1 艾滋病知识知晓基本情况 |
| 4.2.2 接受宣传教育与艾滋病知识知晓的比较 |
| 4.3 社会网络 |
| 4.3.1 社会支持来源 |
| 4.3.2 社会网络成员构成 |
| 4.3.3 社会交友情况 |
| 4.4 性行为 |
| 4.4.1 性行为基本情况 |
| 4.4.2 安全套使用情况 |
| 4.4.3 安全套使用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5 HIV主动检测意愿 |
| 4.5.1 人口学特征的比较 |
| 4.5.2 艾滋病知识知晓的比较 |
| 4.5.3 社会网络的比较 |
| 4.5.4 性行为情况的比较 |
| 4.5.5 HIV主动检测意愿的多因素分析 |
| 五、讨论 |
| 5.1 艾滋病知识知晓 |
| 5.2 社会网络 |
| 5.3 性行为 |
| 5.4 HIV主动检测意愿 |
| 5.5 研究意义与局限性 |
| 六、结论与建议 |
| 6.1 结论 |
| 6.2 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件一 知情同意书 |
| 附件二 调查问卷 |
| 综述 我国外籍人员HIV感染者概况及防治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4）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的《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中国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 研究对象 |
| 1.4 研究方法和思路 |
| 1.5 研究创新点及论文结构 |
| 2 整体中国形象系统网络构建与测量 |
| 2.1 关键词同现网络构建及其网络特性分析 |
| 2.2 网络层级分析及核心关键词节点提取 |
| 2.3 核心关键词节点内部网络构建及其加权聚类分析 |
| 3 中哈非经济关系属性聚类之中国形象分析 |
| 3.1 中哈首脑外交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3.1.1 不断升级的全面战略伙伴形象 |
| 3.1.2 值得信任、不吝支持的好朋友形象 |
| 3.1.3 潜力巨大、优势互补的合作伙伴形象 |
| 3.2 中哈边境和安全合作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3.2.1 中哈边境繁荣共建者形象 |
| 3.2.2 上合组织框架下哈重要安全合作伙伴形象 |
| 3.2.3 哈打击边境走私活动合作者形象 |
| 3.3 中哈人文交流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3.3.1 哈萨克斯坦文化传播的支持者形象 |
| 3.3.2 中哈人文交流的推动者形象 |
| 3.3.3 丝路复兴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形象 |
| 3.4 关键词节点“2017 阿斯塔纳世博会”的中国形象分析 |
| 3.4.1 阿斯塔纳世博会的积极参与者形象 |
| 3.4.2 阿斯塔纳世博会的全方位支持者形象 |
| 3.4.3 历史悠久、底蕴丰厚的可持续发展大国形象 |
| 4 经济属性聚类之中国形象分析 |
| 4.1 哈对华出口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4.1.1 哈对华出口贸易的积极推动者形象 |
| 4.1.2 哈出口贸易的重要市场形象 |
| 4.2 中哈交通运输合作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4.2.1 富有成效的交通运输合作伙伴形象 |
| 4.2.2 哈过境运输潜力释放的驱动者形象 |
| 4.3 中哈投资合作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4.3.1 中哈投资合作的推动者形象 |
| 4.3.2 带来多重利好和雪中送炭的对哈投资者形象 |
| 4.4 中国国内经济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4.4.1 飞速发展、迎难而上的经济强国形象 |
| 4.4.2 攻坚克难、施工高效的基建强国形象 |
| 5 游离核心关键词节点之中国形象分析 |
| 5.1 游离核心关键词节点“技术”的中国形象分析 |
| 5.1.1 自主创新、积极进取的科技强国形象 |
| 5.1.2 科技惠民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
| 5.2 灾难属性游离核心关键词节点的中国形象分析 |
| 5.2.1 灾害频发的国家形象 |
| 5.2.2 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
| 6 中国形象之新冠疫情涉华报道个案分析 |
| 6.1 中哈关系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6.1.1 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形象 |
| 6.1.2 哈重要经济合作伙伴形象 |
| 6.2 中国国内抗疫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6.2.1 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
| 6.2.2 医疗系统强大、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大国形象 |
| 7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5）认知共同体与区域公共卫生治理 ——大湄公河次区域传染病跨境协作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词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国际公共卫生合作的起源与发展 |
| 第二节 研究问题 |
| 第三节 理论框架与研究设计 |
| 第一章 大湄公河次区域公共卫生合作的理论解释 |
| 第一节 公共卫生、国际卫生与全球健康 |
| 第二节 关于国际公共卫生治理的理论解释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认知共同体析论 |
| 第一节 认知共同体理论 |
| 第二节 跨国倡议网络与第二轨道外交 |
| 第三节 认知共同体的形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认知共同体如何影响决策 |
| 第一节 认知共同体发挥作用的外部条件 |
| 第二节 认知共同体影响决策的方式 |
| 第三节 认知共同体作为公共卫生治理的实践者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大湄公河次区域传染病防控认知共同体的形成 |
| 第一节 区域传染病防控认知共同体 |
| 第二节 中国传染病防控认知共同体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大湄公河次区域传染病防控认知共同体的实践 |
| 第一节 联防联控机制的建立 |
| 第二节 联防联控机制的发展(2006-2010 年) |
| 第三节 联防联控机制的升级(2011-2014 年) |
| 第四节 联防联控机制的成熟(2015-2019 年)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与理论及现实意义 |
| 第二节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认知共同体的实践 |
| 第三节 疫情后时代跨境传染病防控的挑战与建议 |
| 致谢 |
| 附录一:专家访谈列表 |
| 附录二:参会调研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6）澜湄合作的府际治理和云南参与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 1.3.1 次区域合作研究进展 |
| 1.3.2 府际治理研究进展 |
| 1.3.3 云南参与次区域合作研究进展 |
| 1.4 研究方法与内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内容 |
| 第2章 理论基础 |
| 2.1 次区域合作 |
| 2.1.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2 合作特征 |
| 2.2 府际治理 |
| 2.2.1 理念演进 |
| 2.2.2 次区域府际治理实践路径 |
| 2.3 地域分工理论 |
| 2.3.1 中心—外围理论 |
| 2.3.2 地缘区位论 |
| 2.3.3 劳动地域分工和协作理论 |
| 2.3.4 经典博弈理论 |
| 第3章 次区域府际合作的驱动机制 |
| 3.1 府际关系的APT—R因子模型 |
| 3.1.1 发展引力(Attraction) |
| 3.1.2 梯度压力(Pressure) |
| 3.1.3 战略推力(Thrust) |
| 3.1.4 博弈阻力(Resistance) |
| 3.2 基于主体异质性的府际博弈分析 |
| 3.2.1 有限理性概念 |
| 3.2.2 群体策略选择 |
| 3.2.3 演化稳定策略 |
| 3.2.4 合作博弈机制 |
| 3.2.5 群体选择与直接互惠 |
| 第4章 云南参与澜湄次区域合作进程 |
| 4.1 澜湄合作机制演变 |
| 4.1.1 合作成效 |
| 4.1.2 存在问题 |
| 4.2 阶段特征 |
| 4.2.1 前期积累准备阶段(1950-1991 年) |
| 4.2.2 构建合作框架阶段(1992-2002 年) |
| 4.2.3 积极参与实践阶段(2003-2014 年) |
| 4.2.4 融入澜湄合作阶段(2015 年—今) |
| 4.3 重点合作区域 |
| 4.3.1 中越河口—老街跨境经济合作区 |
| 4.3.2 中缅瑞丽—木姐跨境经济合作区 |
| 4.3.3 中老磨憨—磨丁跨境经济合作区 |
| 4.3.4 临沧边境经济合作区 |
| 4.3.5 境外合作区 |
| 4.4 主要合作领域 |
| 4.4.1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
| 4.4.2 产能合作成效显着 |
| 4.4.3 贸易畅通方兴未艾 |
| 4.4.4 资金融通格局初现 |
| 4.4.5 民心相通深入人心 |
| 4.5 问题与瓶颈 |
| 4.5.1 支持沿边地区开放的机制与功能不完善 |
| 4.5.2 边境贸易互补性不高 |
| 4.5.3 交通瓶颈 |
| 4.5.4 产能合作示范效应不显着 |
| 4.5.5 非公共安全隐患较大 |
| 第5章 基于APT—R因子的府际合作机制研究 |
| 5.1 次区域主体利益分析 |
| 5.1.1 泰国利益诉求 |
| 5.1.2 缅甸利益诉求 |
| 5.1.3 越南利益诉求 |
| 5.1.4 柬埔寨利益诉求 |
| 5.1.5 老挝利益诉求 |
| 5.1.6 中国及中国云南利益诉求 |
| 5.2 基于APT—R模型的府际关系动力机制 |
| 5.2.1 合作发展引力(A) |
| 5.2.2 发展梯度压力(P) |
| 5.2.3 战略协同推力(T) |
| 5.2.4 地缘博弈阻力(R) |
| 第6章 基于APT—R模型的府际关系情景模拟 |
| 6.1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情景分析 |
| 6.1.1 实施前稳态 |
| 6.1.2 策略扰动者 |
| 6.1.3 实现路径 |
| 6.1.4 模型设计 |
| 6.1.5 策略模拟 |
| 6.1.6 府际合作驱动分析 |
| 6.2 澜湄合作机制情景分析 |
| 6.2.1 实施前稳态 |
| 6.2.2 策略扰动者 |
| 6.2.3 实现路径 |
| 6.2.4 模型改进 |
| 6.2.5 策略模拟 |
| 6.2.6 府际合作驱动分析 |
| 6.3 强化云南辐射功能的情景分析 |
| 6.3.1 辐射中心策略 |
| 6.3.2 策略模拟 |
| 6.3.3 府际合作驱动分析 |
| 6.4 案例:中缅泰老“黄金四角”府际治理研究 |
| 6.4.1 府际关系情境分析 |
| 6.4.2 府际合作领域 |
| 6.4.3 府际治理政策设计 |
| 第7章 云南参与澜湄合作的府际治理路径与建议 |
| 7.1 府际合作路径 |
| 7.1.1 促进互联互通 |
| 7.1.2 促进跨境产能合作 |
| 7.1.3 支持次级政府府际合作 |
| 7.1.4 促进跨境旅游合作 |
| 7.1.5 促进贸易畅通 |
| 7.2 府际治理保障措施 |
| 7.2.1 要素流动保障 |
| 7.2.2 企业主导保障 |
| 7.2.3 政府推动保障 |
| 7.2.4 辐射功能保障 |
| 7.2.5 改革赋权保障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创新点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发表论文情况 |
| 参加课题研究情况 |
| 致谢 |
（7）昆明市主城区基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慢性肾脏病调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缩略词表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研究背景 |
| 1. 慢性肾脏病是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 |
| 2. 慢性肾脏病流行病学现状 |
| 3. 基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慢性病管理 |
| 4. 健康生态学模型及我国慢病防控 |
| 5. 研究基础及重要性 |
| 研究目的及框架 |
| 1. 研究目的 |
| 2. 研究框架 |
| 第一部分 社区居民中CKD宏观基本情况调查——CKD危险因素、知晓情况、社区卫生服务利用评价及居民健康素养情况调查 |
| 资料与方法 |
| 1. 研究对象 |
| 2. 样本量估算 |
| 3. 研究地点选取 |
| 4. 抽样框架 |
| 5. 诊断标准 |
| 6. 调查研究方法 |
| 7. 统计方法 |
| 结果 |
| 1. 人口学特征描述 |
| 2. 居民个人健康体检情况 |
| 3. 居民CKD危险因素分析 |
| 4. 居民对CKD知晓情况分析 |
| 5. 居民健康素养评价 |
| 6.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PCAT评价 |
| 7. 社区居民关于慢性肾脏病在社区管理意愿调查 |
| 讨论 |
| 1. 昆明市主城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调查居民基本情况 |
| 2. 昆明市主城区居民CKD危险因素 |
| 3. 昆明市社区居民CKD知晓率 |
| 4. 昆明市社区居民健康相关生命质量评分 |
| 5. 社区CKD管理可行性分析 |
| 结论 |
| 第二部分 高危人群CKD筛查——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中CKD流行病学调查研究 |
| 资料与方法 |
| 1. 研究对象 |
| 2. 样本量估算 |
| 3. 诊断标准 |
| 4. 研究方法 |
| 5. 统计方法 |
| 结果 |
| 1. 人口学特征描述 |
| 2. 社区不同慢性病人群实验室检测结果 |
| 3. 社区慢性病人群CKD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
| 4. 慢性病人群慢性病控制情况问卷调查 |
| 5. 社区慢性病人群其他慢性病调查情况 |
| 6. 社区居民家庭支持调查及疾病指导需求调查 |
| 7. 慢性病患者积极度量表调查 |
| 讨论 |
| 1. 社区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中CKD流行病学调查分析 |
| 2. 社区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慢病控制调查分析 |
| 结论 |
| 第三部分 CKD患者基因多态性研究——PVT1基因5个位点实验研究 |
| 资料与方法 |
| 1. 研究对象 |
| 2 .样本量估算 |
| 3. 实验研究方法 |
| 4. 数据分析 |
| 结果 |
| 1. PVT1 5中SNPs实验图谱 |
| 2. 调查对象人口学资料 |
| 3. 基因型Hard-Weinbery平衡检验 |
| 4. PVT1 5个SNPs基因型在所有组间分布比较 |
| 5. PVT1 5个SNPs基因型在CKD和非CKD组间分布比较 |
| 讨论 |
| 结论 |
| 第四部分 建立CKD早期诊断预测模型——基于前期数据采用机器学习建模 |
| 资料与方法 |
| 1. 研究对象和相关资料 |
| 2. 统计学方法 |
| 3. 社区慢性肾脏病预测模型的建立 |
| 结果 |
| 1. Logistic回归建立CKD风险评估系统 |
| 2. SVM模型预测结果 |
| 3. RF模型预测结果 |
| 4. Naive Bayes模型预测结果 |
| 5. ANN模型预测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全文总结 |
| 1. 本研究的意义 |
| 2. 本研究创新性 |
| 3. 本研究不足及未来展望 |
| 4. 政策建议 |
| 4.1 落实《“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预防为主、做好基层CKD防控 |
| 4.2 结合社区慢病管理基础,针对高危人群重点防控CKD |
| 4.3 基于社区,建立CKD三级防控 |
| 4.4 基于本研究结果,具体建议和措施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CKD调查普通居民用表 |
| 附录2 CKD调查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用表 |
| 综述 慢性肾脏病流行病学调查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获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9）我国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及评述 |
| 1.3.1 公共品内涵研究 |
| 1.3.2 公共品供给主体研究 |
| 1.3.3 农村公共品需求研究 |
| 1.3.4 农村公共品供给研究 |
| 1.3.5 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研究 |
| 1.3.6 研究评述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研究内容 |
| 1.6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农村公共品 |
| 2.1.2 农村公共品供给 |
| 2.1.3 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基于W-L模型的农村公共品最优供给 |
| 2.2.2 多中心治理理论 |
| 2.2.3 基于效率研究的福利经济学理论 |
| 第3章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逻辑与现实基础 |
| 3.1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逻辑起点 |
| 3.1.1 政府供给与政府失灵 |
| 3.1.2 市场供给与市场失灵 |
| 3.1.3 第三方供给与志愿失灵 |
| 3.1.4 农户参与 |
| 3.2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的现实基础 |
| 3.2.1 农村公共品供给总量不足且结构失衡 |
| 3.2.2 农村公共品需求日益增长且出现多元化态势 |
| 3.2.3 农村公共品供给地区差异明显 |
| 3.2.4 第三部门壮大 |
| 3.2.5 农民收入水平提高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的历史演进与现状考察 |
| 4.1 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发展历程 |
| 4.1.1 改革开放前中央“大统一”单一制农村公共品供给 |
| 4.1.2 改革开放至分税制改革中央地方分层的农村公共品供给 |
| 4.1.3 分税制改革后农村公共品供给 |
| 4.1.4 全面税改后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探索 |
| 4.2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种类多元化供给现状考察 |
| 4.2.1 生活服务型农村公共品 |
| 4.2.2 生产保障型农村公共品 |
| 4.2.3 发展促进型农村公共品 |
| 4.3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存在的主要问题 |
| 4.3.1 农村公共品供给总量不足且低质量 |
| 4.3.2 农村公共品供给结构失衡且模式单一 |
| 4.3.3 农村公共品供给碎片化 |
| 4.3.4 农村公共品供给区域间失衡 |
| 4.3.5 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错位 |
| 4.4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种类多元化供给问题的成因分析 |
| 4.4.1 农村公共品需求日益增长且出现多元化态势 |
| 4.4.2 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不健全 |
| 4.4.3 农村公共品供给单向决策限制 |
| 4.4.4 农村公共品供给过程缺乏监管不到位 |
| 4.4.5 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权责划分不明确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效率测算、演化趋势和影响因素研究 |
| 5.1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效率测算 |
| 5.1.1 研究方法 |
| 5.1.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
| 5.1.3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测算 |
| 5.1.4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区域异质性分析 |
| 5.2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效率的时间演化趋势 |
| 5.2.1 研究方法 |
| 5.2.2 研究期间划分 |
| 5.2.3 核密度估计结果分析 |
| 5.3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结构效率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 |
| 5.3.1 结构效率空间理论模型 |
| 5.3.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
| 5.3.3 农村公共品供给-结构效率测算分析 |
| 5.3.4 农村公共品供给-结构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案例分析 |
| 6.1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模式应用及分析 |
| 6.1.1 政府—市场—农民供给模式:以“珙县农村修路”为例 |
| 6.1.2 村集体—政府—市场供给模式:以“万春镇L村路灯维护”为例 |
| 6.1.3 政府—自治组织—私人部门供给模式:以“和顺镇H村图书馆建设”为例 |
| 6.1.4 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模式评价 |
| 6.2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绩效评价:以“农贷通”为例 |
| 6.2.1 “农贷通”平台介绍 |
| 6.2.2 数据来源与样本介绍 |
| 6.2.3 “满意度评价内容与基本情况 |
| 6.2.4 “农贷通”平台满意度综合评价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的国际经验借鉴 |
| 7.1 主要发达国家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模式 |
| 7.1.1 美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模式 |
| 7.1.2 德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模式 |
| 7.1.3 日本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模式 |
| 7.1.4 韩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模式 |
| 7.2 主要发达国家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的共性与差异 |
| 7.2.1 主要发达国家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的共性 |
| 7.2.2 主要发达国家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的差异 |
| 7.3 主要发达国家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的借鉴与启示 |
| 7.3.1 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构建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制度体系 |
| 7.3.2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健全农村合作组织体系 |
| 7.3.3 多主体筹措资金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建议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配套制度设计 |
| 8.2.1 构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体系 |
| 8.2.2 明确农村公共品供给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8.2.3 引导非营利组织与村级组织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 |
| 8.2.4 强化农民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主体地位 |
| 8.2.5 优化激励机制设计,健全农村公共品质量监管体系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读博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10）云南省传染病防控管理与监控机制健全程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引言 |
| 1 研究背景 |
| 2 研究意义及目的 |
| 3 研究内容 |
| 4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5 研究框架与定位 |
| 第二章 材料和方法 |
| 1 理论指导依据 |
| 2 具体研究方法 |
| 3 资料来源与收集 |
| 4 资料量化方法及过程 |
| 5 资料质量检验 |
| 6 研究技术路线 |
| 第三章 结果 |
| 1 云南传染病防控管理与监控机制的齐全程度现状 |
| 2 云南传染病防控管理与监控机制的权威程度现状 |
| 3 云南传染病防控管理与监控机制的可行程度现状 |
| 4 综合分析云南传染病防控管理与监控机制的健全程度现状 |
| 第四章 讨论 |
| 1 内容形式设置逐步完善,防控管理工作仍不全面 |
| 2 管控机制覆盖程度提升,部门职责分工尚不明确 |
| 3 防控联动机制落实不足,管控机制权威保障较弱 |
| 4 组织体系缺乏监督主体,部门职责难以有效落实 |
| 5 重视常见新发传染病防控,病种关注范围仍然不足 |
| 6 管理与监控机制健全程度提升,促进云南传染病健康结果改善 |
| 第五章 对策及建议 |
| 1 明确防控内容形式,补齐管理工作短板 |
| 2 明确部门职责分工,设置任务考核标准 |
| 3 建立联防联控协作机制,完善监督控制方式 |
| 4 完善法律制度保障,增强管控机制约束力 |
| 5 健全管理考核评价机制,设立外部监督控制主体 |
| 6 扩大传染病种关注范围,提升防治服务实施效果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四、云南省公共卫生事业存在的问题、挑战及对策（论文参考文献）
- [1]云南省底线福利水平时空格局演变研究[D]. 夏百川. 云南师范大学, 2021
- [2]消除阶段中国疟疾输入再传播风险评估研究[D]. 莫晓彤.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1(02)
- [3]德宏州缅甸籍人员HIV主动检测意愿的现况研究[D]. 张文康.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1(02)
- [4]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的《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中国形象研究[D]. 黄锦南. 浙江大学, 2021(08)
- [5]认知共同体与区域公共卫生治理 ——大湄公河次区域传染病跨境协作治理研究[D]. 杨嘉宜. 外交学院, 2021(11)
- [6]澜湄合作的府际治理和云南参与路径研究[D]. 闫晓燕.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9)
- [7]昆明市主城区基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慢性肾脏病调查研究[D]. 曾慧娟. 昆明医科大学, 2021
- [8]卫生署与全面抗战时期的医疗卫生动员[D]. 邢功伟.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9]我国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研究[D]. 严宏. 西南大学, 2021(05)
- [10]云南省传染病防控管理与监控机制健全程度研究[D]. 蒲懿. 重庆医科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