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后期的外币流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币论文,清代论文,后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74(2002)03-0307-06
清代后期，巨额的外国货币在中国众多地区广泛流通，其种类多样，既有新式银元、纸币，也有旧式铜钱。来源更是复杂，出自十几个国家，或其殖民地和在华企业。据估计，清末全国货币总额中外国货币占很大比重，超过30%，在当时中国的经济生活里面有着重要地位。
对这一问题，不少综合性货币史著作都有涉及，以彭信威《中国货币史》和耿爱德《中国货币论》为代表。专题研究较少，20世纪50年代献可编著了《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在华银行发行纸币概况》，此外多是零星的钱币学研究，观点单一，主要认为这是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反映了当时中国经济的殖民地性”。
本文拟全面研究外币在华流通，将侵略——反侵略与货币制度的传统——近代转型两种思路结合起来重新审视这一历史现象，一分为二地看待它发生的原因和产生的影响。
一、外币流通的格局
鸦片战争前，已有外币进入中国的货币流通领域。
一是外国银元，俗称洋钱或番银。外国银元流入始于明代。清朝开海禁后外贸迅速发展，外商购买我国丝、茶、瓷等土特产用的几乎都是各种银元。洋钱流入中国，长期只作银块流通，要称重量、较成色，并被改铸为银两。至乾隆中后期（约18世纪70-80年代），因机器铸造的外国银元重量、成色能够标准化，使用时不像银两那样须“较银色之高低”、“称分两之轻重”，且式样精美，适应了当时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逐渐“计枚核值”，凭个数流通，成为异于银两的另一种白银货币[1]（第43页），势力从闽广向北扩展，道光年间，“自闽、广、江西、浙江、江苏，渐至黄河以南各省，洋钱盛行”[1]（第42页），但“长江溯流而西，至芜湖即不用，北上过黄河亦然”[1]（第52页）。输入中国的银元总共有几十种，最流行的莫过于一种西班牙银元——本洋（又称佛头、老头），即铸于墨西哥的加罗拉四世银元，重416英厘，合中国库平七钱二分多，含纯银90%。因供不应求，本洋出现升水，流通时作价高于实价（实际含银量）。同为西班牙银元的加罗拉三世币和斐迪南七世币虽重量成色一律，却要对本洋贴水[1]（第55-56页）。
二是“夷钱”，即越南和日本的铜钱。道光初年，日本宽永通宝多从宁波、上海、乍浦等港口贩入，“为数众多。近年一船所带或数千串至数万串不等”[1]（第85页），越南光中、景盛、嘉隆、景兴通宝、景兴巨宝、大宝等在缺少制钱的闽广地区大量流通，广东潮汕，福建泉州、漳州等地尤甚，“掺杂行使，十居六七”。“夷钱”并已向内地渗透，如山东“兖州间或有光中、景盛字样钱”[1]（第99-101页）。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及中国周边国家的侵略不断加强，中外交往日渐深入，在我国流通的外币种类愈多、范围愈广、势力愈大，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到1870年前，主要是鹰洋取代本洋。
五口通商后银元日益流行，本洋是华东华南最受喜爱的货币。虽然墨西哥独立（1821年）不久便停铸本洋，但中外贸易的需要和它在中国的升水吸引世界各地的本洋源源流入。到1852年底为止升水通常维持在8%到16%[2]（第528页）。1853年太平军攻占南京后，一方面因为战乱人们纷纷收藏这一公认的价值标准，另一方面那几年上海生丝出口剧增，需大量本洋供收购生丝之用，本洋出现短缺。4年内输入约6000万元仍不敷用，升水稳定在50%以上，有此币者愈视为奇货。到1856年夏季，在欧洲不论用什么价格再也搜罗不到本洋，它在上海的升水达到86%，依然极难得到。鹰洋开始取而代之，本洋衰落下去[3]（第55、56页）。清朝末年仍在流通的各种西班牙银元可能还有几千万元。
墨西哥从1823年自铸银元，成色重量皆仿本洋，因镌有鹰徽，俗称“鹰洋”。进入中国后长期不大受欢迎，对本洋贴水有时超过25%。直到1853年在广州取代本洋，1857年“攻克”上海，势力迅速扩张，60年代势力达到广东、广西、福建、台湾、江苏、浙江、江西、安徽，始终保持一定的升水[4]（第150-154页）。鹰洋也是当时远东地区，包括香港、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南洋、朝鲜、安南等地最好的硬通货。
这一时期，“夷钱”进一步向内地渗透。咸丰初年在北京查获“光中通宝”字样的小钱[1]（第99页）。
第二阶段从19世纪70年代至清末，外币在华流通获更大发展，呈现多元化状态。
1.外国银元。鹰洋在东亚独步一时，各国政府（或殖民政府）渐自铸银元抵制。而美国羡其利，更仿制一种贸易银元出口远东。这些银元重量、成色都以鹰洋为准，略有出入。于是又有数种外国银元流入中国，在一些地方成为鹰洋劲敌。
日本银元（也称日本龙洋或龙番，1871-1897），成色90%，重416英厘。流入中国约2000万元，流通于福建沿海、台湾、广东的潮汕和琼州、江西的九江和南昌、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等处[5]（第112页）。
美国贸易银元(1873-1887)，成色90%，重420英厘（库平0.7296两）。一度在东南沿海颇受欢迎，1887年停铸。留在中国的被熔化（因含银较多），19世纪结束前已绝迹[4]（第144页）。
西贡银元，1885年法国人在安南开铸银元，因重于鹰洋（420英厘，90%成色），被熔解或藏匿。1895年铸新币，减重至416.66英厘。流入我国两广和云南，人称法光，可能达上千万元[5]（第146页）。
香港银元。1866年英国在香港发行一种银币，因含银量低于鹰洋不受欢迎，两年后停铸。1895年又在印度的造币厂仿鹰洋开铸新币，获得成功，流入我国的不少于8000万元，人称站人或杖洋。除在两广、福建有行使外，更在华北的直隶、河南、甘肃、山西、山东、陕西、绥远等省广泛流通[6]（第880页）。
虽然受到其他外国银元和中国自铸银元的挑战，直到清末鹰洋仍是流行最广的银元。其势力范围以江浙为主，上海是大本营，并扩及两广、福建、台湾、安徽、江西，内地通商口岸也多有踪迹，输入总量在3亿元以上[6]（第880页）。
除外国大银元，广东、福建等地还有外国银辅币流通，“一角、二角者数种，便于零用，民尤赖之”。据说光绪前期，“沿海各市面，凡贸易至百十文以上，从无用现钱者，皆以一角二角之洋钱代之”[1]（第633-634页），其种类复杂，数量很难估计。有人认为，合大银元能达到1.8亿元，显然太多[7]（第73页）。
此外，光绪年间印度的卢比银币（重库平三钱二分）渗入西藏，“流行藏卫，渐及各台”。后来“竟侵灌至关内打箭炉并滇省边境，价值任意居奇”，数量则不详[1]（第840-843页）。
2.外国纸币，包括外国银行在清朝境内发行的和外国银行或外国政府在境外发行而流入的。有的用中国货币单位，有的用外国货币单位，信用有好有坏，流通范围有大有小。
英钞行用地域最广。一是汇丰、麦加利银行发行的港币（俗称港纸），70年代流入内地，渐在两广、福建蔓延，一度对银元竟有升水。二是其内地分行发行的银元券、银两券。汇丰纸币在所有外钞中流通最广、“信用最佳”，除上海等通商口岸外，还渗透到许多内地的省会城市。麦加利的只能在上海附近行使。1910年，英钞在内地流通的折合银元可能达1500万（汇丰的超过1000万）[8]（第70-74页）。
日钞主要是横滨正金银行的日本银元票、金元票（俗称老头票）。始于1902年，日俄战争期间日军在东北发行了巨额军用票，战后允许用正金钞票收回，遂得以在东北南部确立地位，并在吉林与卢布争夺，至1911年共发行约800万日圆（折合中币数量相当）。清末，日殖民者所设台湾银行的银元纸币(1899-1904)、金元纸币(1904-)，朝鲜银行的金元纸币(1909-)有流入，数量尚不多[8]（第80、81页）。
俄钞数量最多，范围在东北和新疆。1895年成立的华俄道胜银行发行银两、银元和铜钱票，清末主要流通在东北，估计仅二、三百万元[8]（第128页）。帝俄卢布（羌帖、俄帖）则流入甚巨，光绪初年已渗入东北，“（中俄）边界数百里，俄帖充溢，不下数百万”[1]（第1033页）。八国联军时沙俄入侵，卢布势力遍及东北各地。经1902年俄军撤退和1904-1905年日俄战争，卢布信用削弱，被兑现的数以亿计，地盘大为缩小[6]（第888页）。黑龙江“俄国羌帖通行，几至反客为主”，吉林则是卢布与日钞相争夺[1]（第997、1002页）。在新疆北部，同治变乱时卢布趁虚而入，日甚一日，伊犁一带“若忘其为中国地面”[1]（第1003页）。清末的卢布流通额折合银元至少有五六千万，“但说成一倍也没有什么不可以”[6]（第888页）。
法钞是东方汇理银行在安南发行的纸币。修筑滇越铁路时流入，人称法纸。主要行使在云南和广西，数量合银元超过千万元[8]（第126页）。
其他在中国流通的外钞有：德华银行银两、银元票(1890-)，主要用在山东，近200万元[8]（第99页）。美国花旗银行银元票(1907-)，清末限于上海、天津一带，数十万元[8]（第162页）。华比银行银元票(1910-)只在上海流通，数量很少[8]（第168页）。
3.铜币。日本、越南铜钱的流通又有扩张。清末，光中、景兴等钱至少流通于闽、广、台湾、山东济南等地、北京附近乡村和四川重庆。在闽广一带势力接近清钱，在台湾和济南也占铜钱的百分之十几。日本宽永钱在江、浙、闽、台、江西甚至重庆的许多地方行使着，但数量不多[6]（第884页）。旧式铜钱外，英属香港所铸铜辅币（铜仙）也有一些流入广东，日常贸易中“商民间亦搭用”[1]（第872页）。
以上大略概述了外币在中国流通的格局，总的趋势是从南向北、从沿海沿边到内地、从城市到乡村蔓延，与各式各样的中国货币交错流通。它们的流通数额综合各家观点得出。总计起来，清末外币在华流通额巨大，银元要超过5亿元，外钞折合银元超过1亿元，与彭信威先生的估计相近。因没有可靠的调查或统计可作依据，这只能是（偏于保守的）估计，实际数字也许高出很多。（美）郝延平的估计竟达11.9亿元。清朝末年，外币占全部货币供应的比例十分可观，彭信威先生估计有30%[6]（第888、889页），郝延平则估计有47.8%[7]（第76页）。
二、外币流通的“半殖民地性”再讨论
清代后期外币的流通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过去的评价很简单，认为是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是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反映了当时中国经济的殖民地性”[6]（第889页），“外国货币在中国流通是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表现”[9]（第90页），“是货币流通的半殖民地性的表现”[10]（第121页）。由于外币的流通与各种形式的侵略活动间存在许多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上述观点有着不可动摇的合理性。
一些外币本身便是对我国和我国周边国家侵略活动的产物。有的是殖民地货币，如港币、法光、日本台湾银行纸币；有的产生于不平等的中外关系，如外国银行在中国设立分行，发行纸币，却受其本国法律管辖，中国政府不能干预；还有在中国境内强行使用的，如八国联军时俄国在东北付出的卢布、日俄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发行的军用票。
在很多情况下，外币的流通范围与其母国在华势力范围重合，外币扮演着侵略活动的帮凶，是一种经济侵略手段。尤其是纸币，等于空手套取中国的财富，是不流血的经济掠夺。
外币的流通侵犯中国主权，加剧货币领域的混乱局面。在原有的银两铜钱外，又逐渐加入几十种外国银元和纸币交叉流通，它们与银两、铜钱、私票以及中国新式银元、铜元、纸币间的关系复杂，而且所有货币的流通都有相当的地方性。这加深了中国币制的长期不统一，成为经济正常运行的一个严重障碍。
然而，讨论这一问题又需采取历史的、具体的态度。今天，人们习惯了货币主权观念，认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决不应让外国货币自由流通，更何况晚清时期外币的流通经常是与侵略和屈辱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但在当时特定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中，事情要复杂许多，至少要面对以下几个问题：其一，早在鸦片战争前已有洋钱大量行用，此时中国还未进入“半殖民地化”过程；其二，外币中数量最多的鹰洋来自墨西哥，该国从未有侵略中国的行为；其三，在大部分情况下，外币是由中国人自愿而且乐意使用的，没有出现强迫或欺骗的情况，事实上，如果某种外币信用不好，它会很快被抛弃；其四，清政府对外币的使用基本上是听之任之的，或者说，多数外币在中国的流通并不是违法行为。要解释这些疑问仅仅用“侵略”、“半殖民地性”是不够的，结合货币制度的传统——近代转型也许能看得更清楚。
外币流行客观上反映了经济发展对币制变革的要求。
清代币制是银（两）（铜）钱复本位（或称平行本位）。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更经常地、在更大范围内、更大额度地使用货币，传统币制的缺陷决定了它愈发难以满足这些需要。首先是低效率，银两铜钱都缺乏一致性，银两成色不一，重量标准因地而异。铜钱虽有定制，实际的重量和质量也是参差不齐。两者的总换比率又随行就市，波动频繁，而且大量携带都很不方便。其次，货币供应要取决于银铜两种金属的可得性，但中国产量有限，致使阶段性或地区性的货币短缺经常发生。尤其是东北、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货币供应长期不足。
有效交换手段的缺乏大大提高了商品流通交换的成本。变革币制，打破传统复本位制的藩篱势在必行。这时，出于先进货币制度的外币先是通过贸易、继而在炮舰和商业双重推动下进入中国，它们与传统货币相较，优势明显。洋钱是机器铸造的标准化银元，“市肆可以平行，无折扣之损；囊橐便于携带，无笨重之虞。较之纹银，实属简便”[11]（第691页）。“（银两）轻重成色操于奸商之手，及洋钱流入，诸弊悉空，人情乐趋简易，故能风行一时，其实为乘我之虚”[1]（第749页）。外钞产生于近代信用货币制度，不但“无须较论成色，携带甚便”，优于金属货币，且依托新式银行，信用远胜旧式银钱铺的私票。而边疆地区货币短缺，外国货币不免乘虚而入。既然外币能够弥补传统复本位制的不足，满足社会经济的需要，于是受到欢迎，有了巨大的生存空间。这是它们在中国流行的根本原因。而外币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起到了提高商业运行效率、增加货币供应的积极作用。
19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币制改革运动迅速展开，新式银元、铜元和纸币陆续投入市场，其抵制外币的作用也逐渐显现，不过在辛亥革命前这种作用尚不十分明显。银元铸造权分散在各省政府手中，重量、成色彼此稍有差异，各省又限制他省龙洋的流通，致使“彼省之银元，流行于此省者须加贴水”，“民间显分畛域，仍不如墨银（即鹰洋）之南北通行”[1]（第807页）。至于各省之公私钞票尤其混乱，信用败坏，不但不能抵制外钞，反倒助长了外钞的势力。“外钞之所以盛行，其最大原因尚不在外钞之信用太好，实在乎本国钞票信用太坏。……为渊驱鱼，负责者盖有人焉”[12]（第897页）。
外币流行的另一个背景涉及主权观念。货币主权观念是近代货币制度的产物，中国人接受它是很晚的事情。鸦片战争前也有人质疑洋钱的流行，并非反对洋钱行用本身，只是不同意它溢价使用，认为这造成白银外流。光绪五年（1879年），法国要求清政府允许法属安南即将铸造的银元在中国流通。曾纪泽还认为，“我国家于商民生计，纯任自然”，只要百姓自愿行用，“事苟便于民生，一任流通，未始不足与钱法相辅”[1]（第720页）。曾氏曾出使英法，见过世面，清廷颇为倚重。他尚作如是想，可见当时国人何等缺乏主权观念。19世纪80年代以后，货币主权意识开始传播，一些接触“洋务”较多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才认识到外币流通侵犯了中国的“利权”，但普通的中国人对此仍很陌生，如1909年德华银行在山东推行银元钞票，“华商不知币制为国权所在，非常欢迎，价值较现银略高”[1]（第1092页）。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外币能够自由地、合法地流通便不难理解了。直到“五四”运动以后，“外钞之侵蚀国权，危害金融，渐为一般人注意”，并多次出现民众拒用外币的斗争。1924年我国才有了第一个禁用外币的法令，即广东省政府颁布的《行使外币取缔条例》[13]（第5页）。
三、外币流通与晚清时期的币制变革
清代后期（考虑到历史的连续性，完全可以提前至18世纪下半叶），“在日益增长的商业和工业活动的推动下，金融部门展示出根本性的变化”。货币领域，币制的早期近代化逐步展开，主要表现为新形式的货币不断侵蚀传统复本位制的地盘[7]（第78页）。到清朝结束时，虽然银两、铜钱在内地和落后的乡村保持着优势，银两仍是多数大宗贸易的计价单位，但它们占全部货币供应的份额退缩至1/3左右。光绪末年制钱正式停铸，宣统二年公布的《币制则例》最终废除了银两的官方计价单位的地位，采取库平七钱二分、纯度90%的银元为银本位的基础[1]（第785页）。1911年所有的政府预算都以银元计。传统复本位制的法偿地位宣告结束。在这个传统——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外币的流通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外币流通本身是币制变革的一部分。外币主要是银元纸币等新型货币，它们挤压传统复本位制的势力，客观上扩大了新式货币形态的生存空间。中国人藉此对西方币制及其先进性有了直观、感性的认识。清朝结束时，外币占到全部货币供应很大的比例，可能超过1/3，大大改变了中国货币流通格局。
在很大程度上，晚清币制改革运动是受外币流通的刺激而产生。光绪年间，货币主权观念在中国传播。许多政府官员意识到外国货币流通侵犯了中国的“利权”。同时从外币流行的客观现实看到西方币制的先进性、优越性，及中国社会对币制变革的迫切需求。“中国不自印钞票，自铸银币，乃使西人以数寸花纹之券抵盈千累万之金，……以低潮九成之银易库纹十成之价”，呼吁“仿造西法办理”，“明以收回权利，暗以便益民生”[1]（第637、639页），这成为币制改良运动的一个直接动力。而币制改革的很多方面是直接模仿在中国行用的外币，中国的新式货币因此深深打上了仿铸（制）外币的痕迹，影响至今。
晚清币制改革的最大成就是自铸银元。洋钱流行显示了银元对银两的优越性，指出一条改革币制的出路。鸦片战争前，林则徐、魏源即有自铸仿铸之议。光绪年间，自铸银元以改良币制、维护“利权”的呼声越来越紧，普遍意见是“仿铸番钱样式”，推动了自铸银元运动。光绪十三年(1887)两广总督张之洞奏准设造币厂试铸银元，意在抵制外币“以保利权”，隔年开铸。仿照西方币制，分主币1种和辅币4等，因背铸龙纹称“龙洋”。主币“俯顺商情”，仿鹰洋，重库平七钱二分，“与向有洋钱一律”，成色90%，“较之外洋所铸成色相符”[1]（第672-677页）。广东龙洋获得成功，各省纷纷效法，中国银元制度建立。此外，光绪年间四川曾仿造一种卢比银币与印度卢比对抗，是中国最早的人像币[6]（第799页）。
铸造铜元为晚清币制的另一转折，始于仿铸香港铜仙。香港1868年起发行三等铜辅币，流入广东，第二等（英文"HONGKONG ONE CENT"，人称一仙，重约2钱）向被商民当10枚制钱使用[14]（第22页）。19世纪70年代后，铜贵钱荒问题逐渐困扰朝野，翰林院检讨宋育仁、御史陈其璋、河南试用知县黄景棠等纷纷建议仿铸铜仙以解钱荒[1]（第649-651、659-663页）。1900年，广东当局为“济制钱之不足”正式仿铸，重量、成分都照香港一仙，形制也完全一样，取消了秦汉来的方孔钱式。背面边缘也镌英文，上为"KWANG TUNG"，下为"ONE CENT"，“译曰广东一仙”。流通时也作十枚制钱，后来英文改为"TEN CASH"（10文）[14]（第22-23页）。新铸铜元大受欢迎，先后有11省仿行，制钱因此停铸。“孔方兄”渐成历史上的名词了。
纸币形制也因外币完全改变。传统纸币为竖式，文字直读，官方纸币票面多印有告示，私票常印有著名文章如《兰亭集序》、《谏太宗十思疏》。围绕票面的是祥瑞符号、图画或经典故事画面[15]（第13-15页）。晚清时，外钞流通日益增加，受其影响，甲午战争后中国自己发行的新式钞票形制大都模仿外钞，横式，编号用阿拉伯数字，票面印有人像、标志性建筑物或风景。纸币的传统形制从此让位于西方风格。
外币的流通还影响到我国货币单位。传统复本位制下，白银称两、钱、分、厘……，铜钱称文（枚）、串、吊。洋钱流行中，因其圆形被称为银圆，派生出单位量词“圆”，俗省作“元”。外国银辅币则被称为“银角”，发展出辅币单位“角”。中国的自铸银元流通后，民间仍以元、角称之。宣统二年《币制则例》规定：“中国国币单位，著即定名曰圆，……以一元为主币……元角分厘各以十进。”“元”、“角”正式取得国币单位的地位，沿用至今[16]（第33-38页）。
收稿日期：2001-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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