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我国高校德育课程设置的得失分析及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育论文,得失论文,课程设置论文,建国以来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5X（2007）05-0070-05
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思想品德课程的改革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非学科化到学科化、从非正规化到规范化的过程，既反映了时代特征、打下了时代烙印，又表现了思想品德课程的内在性规律。分析建国以来我国高等学校德育课程设置的得与失，有利于德育课程的改革与发展，有利于德育课效果的改进与加强。
一、德育课程设置的历史轨迹
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思想品德课程的建立发展大体可分为五个时期：酝酿探索期（建国至20世纪60年代初）、课程建立期（1963年初到1966年初）、课程设置脱轨期（“文革”十年）、课程恢复发展期（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3年）、规范成熟期（1984年至今）。
（一）酝酿探索期
酝酿期：开展“五爱”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新型的道德观念，是建国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改造旧思想、旧道德，建立和发展新思想、新道德的具体措施。这一时期的有意义事件：一是1950年1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开展抗美援朝的政治教育》的社论，揭开了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的序幕。二是1957年6月30日，毛泽东在接见青年团的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时，提出青年学生要做到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号召，使“三好”成为高校学生的努力目标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三是1954年11月和1955年9月中共中央先后转批团中央关于加强对青年道德教育的文件，有效抵制了资产阶级思想对青年学生的侵蚀。[1] 83
探索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全国人民及时投入到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这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是把阶级和阶级斗争作为一门主课列入了教学计划。而这一时期的有意义事件：一是1961年9月15日，中共中央批准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试行“高教六十条”，思想政治教育逐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二是1964年10月28日，直属高等学校理工科教学工作会议上提出：“把阶级斗争锻炼作为一门主课，将参加四清和军训正式列入教育计划”。这就以阶级斗争锻炼取代了日常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系统的马列主义教育。
（二）课程建立期
1964年7月10日至8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政治部理论课工作会议，确定高等学校建设“形势与任务”课的教育制度。规定高等学校的“形势与任务”课由学校党委宣传部负责领导，学校党委有关负责人、马列主义理论课教师、学生政工干部共同组成“形势与任务”教研组，采取做专题报告、组织小组讨论等形式进行。
（三）课程设置脱轨期
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给党和国家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一时期推行的极“左”路线直接导致学校正常工作的瘫痪。取消了高等学校系统的政治理论课和正常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片面强调所谓“社会实践”、“开门办学”，以“阶级斗争为主课”，以“社会为课堂”，培养所谓“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敢于反潮流”的英雄，把青年学生引向歧途，也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振荡和危害。
（四）课程恢复发展期
1980年5月，《中国青年》第五期登载了一封署名“潘晓”的青年来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由此，中国第一场人生观大讨论开始了，并且持续多年。高等学校的学生不仅有着与社会青年一样的困惑与探求，而且更加热衷于人生的话题。因此从1980年夏季起，人生观教育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课题，并走进了一些大学的课堂。“学雷锋”、“创三好”活动以及人生观教育的展开，体现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在逐步得到恢复。
1980年4月，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指出，思想政治教育要旗帜鲜明地对学生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的教育、革命理想、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培养学生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逐步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2] 80-81由此，不少高等学校开始尝试开设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进行革命人生观的理论教育。同年6月20日～7月2日，教育部在京召开京津等地十四所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大连工学院在会上介绍了成立“学生思想教育研究室”和开设形势任务课、思想修养课的初步经验。思想品德修养课作为一种经验得到推广，更促进了各地高校开设思想品德课进行人生观教育。1982年10月，教育部又发出通知正式要求在高校逐步开设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程。通知说“有必要把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作为一门必修课，纳入教学计划”。思想品德课作为一门必修课正式纳入教学计划，标志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正式得以恢复。[3] 248
（五）规范成熟期
第一，课程建设的规范时期——思想品德课程由三门必修课组成。1982年10月，教育部发出《关于各高等学校逐步开设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程通知》，各高校陆续开设了“大学生思想修养”、“形势与政策”、“法律基础”等必修课和“人生哲理”、“职业道德”以及美育等选修课程，进行紧密联系实际的理论引导。1986年开始设立了“法律基础”课，对大学生进行法律知识教育。随后十几年来，围绕思想政治教育的必修课和选修课，各高校组织力量联合攻关，编写了一批符合时代特点、针对性强的教科书以及配套教材。
第二，课程发展的标志——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立。20世纪80年代初，中共中央批转了《国营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纲要（试行）》文件，要求全国综合性大学、文科学院，各部委、总局所属的大专院校，有条件的都要增设政治工作专业。1984年教育部批准了12所院校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采取正规化方法培养大专生、本科生和第二学士生等各种规格的思想政治工作专门人才。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的《国家教委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明确肯定：“思想政治工作是一种思想性政策性很强的科学。”1987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又再次确认“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综合性和实践性都比较强的科学”。[3] 265同年10月，国家教委发出《关于高等学校思想教育课程建设的意见》，规定高等学校思想教育课程设置《大学生思想修养》、《人生哲理》、《职业道德》、《法律基础》和《形势与政策》五门课程。1988年，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10所院校开始招收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生。1993年6月，原设的《大学生思想修养》和《人生哲理》被调整为一门54学时的必修课。1997年专业目录调整，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两个学科合并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并建立了博士点。
第三，课程发展的成熟时期——从“98方案”到“2005方案”。作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举措，2004年中发16号文下发后的一个重要变化和成果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提升为一级学科，并且把“98方案”形成的七门必修课改变为四门必修课。其中思想品德课程由原来的三门必修课（“法律基础”、“思想道德修养”和“形势与政策”）改变为一门必修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和一门必选课（“形势与政策”）。
二、德育课程设置的得失分析
（一）课程建立酝酿探索时期的得与失
这一时期取得的成绩表现在：第一，“建立了政治思想工作机构和制度。”1952年10月28日，教育部发出文件，提议在高等学校中有准备的设立政治工作机构，名为“政治辅导处”，使高校政治思想教育有了组织保证。第二，“三反”运动密切结合思想教育，广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学生普遍认识到剥削群众、损人利己、享乐主义思想是可耻的，树立为人民、为祖国、为社会主义勤奋劳动的思想。第三，在思想文化战线上扩大了马列主义阵地，发展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第四，广泛开展学习雷锋、学习毛泽东著作、学大庆、学大寨、学解放军的活动，使广大学生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形成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第五，1964年10月28日召开的直属高等学校理工科教学工作会议上确定把阶级和阶级斗争作为一门主课列入教学计划，这也是德育课程第一次有了必修课。
这一时期的不足之处表现在：第一，政治思想工作代替课堂教学，思想教育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第二，劳动教育在理论上宣传不够，研究不够，有些学校和教师缺乏对劳动教育的正确认识，有的误解为临时任务，有的认为仅仅是让学生进行一些体力劳动，甚至就是农业生产。第三，把阶级斗争作为学校教育的中心课题，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逐步进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
（二）课程建立标志时期的得与失
这一时期取得的成绩表现在：第一，1964年“形势与任务”课程的正式确立，为开展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开展学雷锋运动提高学生思想觉悟、道德品质，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第二，在青年学生中强调阶级斗争教育，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积极意义的。它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使之掌握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基本知识，并学会运用阶级分析法分析国际国内的形势，在大是大非上能坚持无产阶级立场，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防止“和平演变”等等。第三，1966年3月5日在教育战线上掀起一个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新高潮，这对于引导学生逐步学会运用毛泽东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激发学生学习马列主义基础知识的兴趣和热情，培养他们无产阶级世界观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这一时期的不足之处表现在：第一，在这些批判中也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缺点和错误，主要是混淆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用政治批判的办法代替学术研究和学术讨论，不但不利于学术繁荣，而且挫伤了一批知识分子的感情。第二，事事强调“阶级斗争为纲”，把学生的主要精力放在参加阶级斗争实践方面，花大量时间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偏离了教育目标，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违背了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产生了许多不良后果。第三，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运动到后来被林彪所利用，成为其“突出政治”的一种工具和手段，把学习引向邪路。
（三）课程恢复发展时期的得与失
整个“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都是错误的，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也不可避免的会走向错误。粉碎“四人帮”后，从得的方面看，各高校把学雷锋、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与新时期的总任务紧密联系起来，使“学雷锋、创三好”活动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措施之一。
从失的方面看，那场人生观的大讨论是一场“在沉默中爆发”的必然结果。当那个时代的青年学生慷慨过、追求过、得意过，但到头来却是青春被耽误、心灵被伤害时，他们心中那种失落的痛苦和愤怒是难以言说的。在一些年轻人那里，既有痛感人的尊严的失落、人生价值的失落，又有迷惘于迷信的破除、偶像的破灭，从而导致思想上的混乱。这场人生观大讨论当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总结并没有做出令人满意的答案，甚至提出了一些错误的命题，在客观上至少是放弃了引导的责任，结果造成了“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口号的流行，也给社会风气造成了消极影响。
在1982年前后，继人生观讨论热潮之后，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共产主义渺茫论”；同时又有人提出了“一切向钱看”的口号，并宣传“向钱看，讲实惠”的“合理性”。这些思潮对青年学生的人生观教育冲击不小。1982年10月，教育部发出通知正式要求在高校把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作为一门必修课，纳入教学计划，这不但给当时的辅导员压了担子、提高了他们的素质，而且使原来每周一次的政治学习正规化、课程化、科学化，增强了思想教育的权威性、科学性与实效性。但由于当时课程存在初创性、随意性、校本性的特点，任课教师基本上是校党委负责人、系党总支书记和政治辅导员兼任，课堂教学的理论性、科学性和实效性存在不足。编写的教科书和配套教材比较粗糙，学科性还不强；教学方法过于呆板，灌输意味过重，调动学生学习思考的主动性也很不够。
（四）课程发展规范成熟期的得与失
思想品德修养课作为一门必修课被确定下来，以及以后确定“大学生思想修养”、“形势与政策”、“法律基础”三门必修课后，高等学校组织了理论课教师和专职政工干部，编写教材并走上讲台，力图广泛吸收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的成果，增强说服力；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原则、规范，引导青年学生寻找人生真谛、树立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人生观。1984年还正式创建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
1983年5月11日，邓小平同志为张海迪题词：“学习张海迪，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同年10月1日，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在此后的教育工作中，“三个面向”和“四有人才”的要求，成为指导各项工作的依据。198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通知》中，要求各级学校“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指导思想，对思想品德课和政治理论课的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认真改革”。[1] 295-296这些指示，对于抵制西方社会思潮的侵蚀，培养社会主义的新一代，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科学”的命题的提出，具有拨乱反正乃至开山创业之功效。它既为思想政治工作正名，又提醒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注意，不能满足于忙忙碌碌、事务主义，还要注意摸索思想工作中带规律性的东西。思想政治教育课的开设，配合党在各个时期的任务和方针政策，力图解答大学生最关心的现实问题，对帮助大学生健康成长起了积极的作用。不过，各地各高校此项工作发展也不平衡，尤其是教师队伍和上课时间，有些学校未能得到保证。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科学，也是艺术，特别需要深入研究。“98方案”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作为独立的两门思想品德课程，在引导大学生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加强社会主义道德修养，增强遵纪守法意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值得充分肯定。但应该认识到，与法律修养相分离的思想道德修养，对于优秀思想品德的形成来说，是不充分的。因为加强法律修养、增强法制观念、培育法律人格，也是优秀思想品德形成的一个必要条件；法律基础的学习只有提升到思想品德修养的高度，与提高法律素质紧密联系起来，才能够真正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必要构成。2005年2月，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明确规定四年制本科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必修课程。[2] 215新设立的《基础》课，以提高大学生的整体素质为出发点，把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和法律素质的提高有机统一起来，这是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对立德树人工程的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级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下面五个二级学科之一，其学科地位的确立，也必将有力地促进和改进高校德育课程的建设与发展。
总而言之，这一时期成绩是主要的，改革方向是对的，效果是好的。两次方案的确定都是经过中央政治局审定的，这是其他课程所没有得到过的“礼遇”。课程设置上的改革与变化是必要的、顺势而变、与时俱进，也是符合时代要求、教学实际和学生内在需求的，而且改革的方式也是积极稳妥、符合德育教学规律的，因而必将带来德育课教学的新发展与新提高。但同时也将涉及到学科建设的变化，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学单位、教学计划和课程教学内容的调整，以及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知识更新与素质改善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
三、德育课程发展的思考
通过回顾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发展历程，总结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变化和改革的得与失，结合时代发展的新特点、新要求，我们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确保课堂教学的主渠道是德育课程建设的根本。课堂教学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必须得到制度保证和一以贯之的坚持，决不是可有可无的，更不能被取代。这既是一条经验，也是一条原则。从1964年下半年“形势与任务”课的教育制度的建立，到20世纪80年代初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的开设，再到90年代教材建设的规范，以及到21世纪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的新改革，每一个阶段都说明了思想政治教育课堂教学的重要作用和不可替代性。如果当时没有展开课堂教学，仍然采取过去那种开大会、交心谈心、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常规的政治思想工作，是难以抵制当时的社会消极面和西方思潮对大学生人生观的影响，难以解决好青年大学生带有普遍性和深层次的思想问题的。网络信息时代对革命理论的指导性、丰富信息的选择性和观念行为的引导性方面，任务更紧迫也更艰巨，德育课堂的教学意义也就更大。
第二，各级政府领导和教育部门的高度重视是德育课程建设的关键。高度重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重要政治优势。从德育课程的发展历程看，它是各级领导高度重视的结果。“98”和“05”两次方案的确定都是经过中央政治局审定的，这是其他课程所没有得到过的特殊“礼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教材由中宣部、教育部组织全国的力量实行统编，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点教材来建设。胡锦涛总书记和中央政治局每一位常委都亲自审阅了教材的编写提纲。2006年7～8月间，中宣部、教育部还联合主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教师培训班，教育部长周济开讲第一课。他强调指出要努力使该课成为大学生真心喜爱又终生受益的一门优秀课程。这一切不但反映了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本身的价值和对大学生培养所承载的重要作用，而且也说明了我们党和政府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高度关注与重视。因此，各级领导高度重视是传统也是关键。它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也是巩固意识形态、坚持马列指导、确保国家安全的必然要求，所以必须作为经验、作为纪律、作为制度、作为规律坚持下来，发展下去。
第三，遵循规律性、体现科学性是德育课程建设的重要原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既要体现其政治功能，反映教育的阶级属性，也要体现其经济功能、社会功能与开发人的功能，反映教育的科学性、指引性功能；既要重视学生政治素质的改造与提高，也要重视学生思想素质和道德素质的完善；既要科学“灌输”，也要有效疏导。要重视教材规划的整体性。现行的《小学德育纲要》、《中学德育大纲》、《高等学校德育大纲》是分别制定的，对大、中、小学德育的衔接没有给予充分的考虑，因此不同程度地存在倒挂、脱节、简单重复和不适应学生身心特点的问题。在德育目标上尚未做到分层递进，在德育内容上尚未做到循序渐进。“小学讲共产主义，中学讲爱国主义，大学讲文明礼貌”是客观的现实与无奈。搞好高中和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衔接工作非常重要，它不仅有利于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提高高中和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质量，而且将对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产生重要影响。此外，还要重视德育课程与人文课程的整合性。
第四，改进教学方法是德育课程建设的重要方面。从教育方法上看，要更加重视“榜样引路”、“对比教育”和“知行统一”。首先，榜样引路的方法是思想政治教育行之有效的方法。1963年初，全国从上到下，动员各种宣传力量，广泛深入地宣传雷锋的先进事迹，包括组织雷锋事迹报告团，举办雷锋事迹展览，出版各种小册子和连环画，文艺团体通过各种形式演唱雷锋，学校共青团组织举办读报组、故事会宣讲雷锋。如此大张旗鼓地宣传，使得雷锋这个光辉形象，在青年学生头脑中扎下了根，触动了学生的心灵深处，出现了一个“人人夸雷锋、人人学雷锋”的生动活泼的局面。许多学生边学边对照、边模仿。“像雷锋那样生活、学习和战斗”、“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逐渐成为广大青年学生的普遍愿望。其次，对比教育，感染力强。1962～1964年底，通过请“三老”（老农民、老工人、老红军）做回忆对比、忆苦思甜报告，并通过社会调查写村史、家史、社史、厂史等活动，向学生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不少大学生，怀着深厚的阶级感情，忆劳苦大众受旧社会“三座大山”压迫之苦，思新社会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政治上经济上平等自由之甜。毛泽东同志充分肯定了这种作法，他在对东北、河南两个报告的批示中指出：“用村史、家史、社史、厂史的方法教育年轻群众这件事，是普遍可行的。”[3] 137开展忆苦思甜活动，往往能产生十分显著的效果。这一种教育方式对于我们今天仍有借鉴作用，尤其面对今天“80后”的大学生，更有必要重视这种教育方式。此外，从知行统一的高度，强调青年学生要重视社会实践，也是十分正确的。现在当然不宜再搞“上山下乡”、“半工半读”，但加强实践环节的教学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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