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家庭债务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韩国论文,债务论文,过程中论文,经济转型论文,家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顺应世界经济的再平衡趋势，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出口导向型国家将经济增长的政策着力点转向刺激国内消费。然而，内需拉动型增长模式并非毫无风险，次贷危机充分表明，消费繁荣导致家庭债务的增加也会威胁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2012年以来，以韩国为代表的部分东亚国家已经显露出“家庭债务危机”的迹象，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为此，我们对韩国家庭债务的特征、起因、影响等问题进行研究，从中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韩国家庭债务的主要特征 （一）政府债务相对安全，家庭债务处于危险阶段 韩国企划财政部的统计显示，截至2011年年底，该国政府债务规模为468.6万亿韩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37.9%。这一比例明显低于以美国（102.2%）、日本（205.3%）、德国（86.4%）为代表的主要经济体，也明显低于经合组织平均102.9%的同期债务水平。也就是说，韩国的政府债务处于安全健康状态。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韩国的家庭债务始终居高不下。截至2011年年底，韩国家庭负债余额为912.9万亿韩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81%。这一比例高于经合组织平均73%的同期债务水平，在经合组织中仅次于英国、加拿大、美国和西班牙，比面临经济崩溃的希腊还要高出20个百分点，已经处于国际公认的危险阶段。 （二）家庭债务规模持续攀升，债务负担不断增长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家庭债务开始持续攀升，而家庭收入却未能同步增加，导致家庭债务负担不断增长。1999—2012年，韩国家庭债务的年均增速高达11.7%，同期家庭收入的年均增速只有5.7%，反映家庭债务负担的指标（家庭债务/家庭可支配收入）从2004年的102%持续升至2012年的136%（见图1）。尽管家庭债务增速在近几年有所放缓，但债务绝对规模仍在继续膨胀，2013年年底韩国的家庭债务总量已经达到1021.3万亿韩元的历史高点，并且家庭负债增加势头呈现出迅速扩散到年轻职场人和老年层的征兆，七成的家庭表示“还贷款本息有负担”，甚至有8.1%的家庭认为“可能无法偿还贷款”。[1]
（三）低收入家庭的债务负担最为沉重，且偿债能力趋于弱化 虽然韩国家庭的总体债务负担较高，但低收入家庭的债务负担远高于中高收入家庭，2013年低收入家庭的债务偿还比率高达56.6%，而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家庭的债务偿还比率（即全体家庭成员的税前收入当中用于还债的比率）分别只有28.1%和26.2%。[2]一方面，低收入家庭多为个体户、临时工等脆弱群体，工作机会和收入来源的保障性较差，经济低迷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更大；另一方面，低收入家庭为减轻还款压力，通常只能偿付贷款利息，甚至借新债还旧债，而中高收入家庭则倾向于偿付贷款本金。收入水平和待偿债务的此消彼长，导致低收入家庭的债务负担越来越重，这也成为韩国社会最大的隐患。 （四）家庭债务集中于高收入家庭，降低了债务问题的严重性 韩国的家庭债务主要集中于收入水平位于前20%的高收入家庭，约占家庭债务总量的49.8%。在这些高收入家庭中，有81%的家庭借入债务，负债家庭的户均债务规模约为1.6亿韩元。相比之下，收入水平位于后20%的低收入家庭只承担家庭债务总量的3.7%。在这些低收入家庭中，有32%的家庭借入债务，户均债务规模约为0.3亿韩元。由于高收入家庭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使得韩国家庭债务的违约率长期保持在1%以下的低位。正因如此，即便家庭债务规模已经处于危险阶段，但韩国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相信这不会引发债务危机，国际评级机构也只是就此做出风险警示，却普遍认为家庭债务风险可控。 （五）家庭债务以住房抵押贷款为主，房价波动的影响很大 由于房产市场在韩国经济金融体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家庭债务多是在房产交易过程中形成的，主要表现为住房抵押贷款的债务形式。2012年3月末，在商业银行和专业银行投放的家庭贷款中，住房抵押贷款占比高达67.8%，非银行存款机构的住房抵押贷款占比相对较小，但也达到45.5%的较高水平。与此同时，住房资产在韩国家庭财富中所占的比重高达70%，而其他发达国家的这一比重不到50%，美国只有24%。高比例的住房抵押贷款和住房资产使得房价波动对韩国家庭债务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甚至决定了家庭债务问题乃至整体经济金融形势的走向。房价上涨不仅通过财富效应扩大家庭消费，而且通过住房抵押品增值减轻家庭债务负担和降低银行信贷风险。而房价下跌则使得所有问题全部暴露，对经济运行和金融稳定造成巨大冲击。 综上所述，韩国的家庭债务问题已经发展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但债务比例与家庭收入的有利分布使得风险仍处于可控状态，特殊的债务结构决定了房产市场在解决家庭债务问题上扮演着关键角色。 二、韩国家庭债务问题的起因 韩国的家庭债务问题起源于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是宏观经济、金融政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诱因： （一）政府着力刺激消费增长，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负面冲击 亚洲金融危机使韩国政府意识到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具有内在的脆弱性，经济运行容易受到外部需求的剧烈冲击，因而采取刺激国内消费的政策抵御危机冲击和推动经济转型。政府不仅宣称借钱和消费是爱国之举，而且通过减免信用消费的个人所得税、要求银行和信用卡公司提高消费信贷额度等措施鼓励消费者贷款。[3]与此同时，韩国企业正在努力去杠杆和修复资产负债表，没有意愿去申请贷款，商业银行也不敢贷款给处于财务困境中的企业，更愿意将信贷投放给居民家庭。这些因素使得家庭消费空前高涨，迅速扭转了经济形势，经济增速从1998年的-5.7%回升至1999年的10.7%。然而，信用卡消费也因此处于失控状态，家庭债务急剧上升，最终于2003年爆发信用卡危机，拖累经济增速大幅下降4.3个百分点。 （二）宽松货币政策维系经济景气，却助长居民消费的信用泡沫 21世纪初期，受互联网泡沫破灭和“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影响，包括韩国在内的世界经济再度陷入低谷。韩国政府为了维系经济景气，大幅降息以刺激需求，仅2001年一年就下调了11次利率，银行一年期的储蓄存款利率从年初的7%降到4%。另外，储户还要交纳16%的利息税，储户存款的实际利息收入还赶不上当年物价上涨3%的幅度。低利率政策不仅显著减轻了企业利息负担，而且有力刺激了居民消费，对于稳定经济形势起到积极作用。然而，低利率政策促使韩国国民的理财观念转向“少存钱、多借钱”，家庭经济结构从“储蓄型”转向“贷款型”，政府制造的信用泡沫导致家庭债务爆发性增长，为家庭债务问题的形成埋下了隐患。 （三）房价上涨和投机操作的循环作用，导致债务风险持续累积 为规避信贷风险，韩国商业银行偏好住房抵押贷款和住房净值贷款业务，作为抵押品的住房价格决定了家庭所能获得的信贷额度。在低利率政策的刺激下，韩国房价指数从2001年开始快速上涨（见图2），房价上涨所引起的抵押品资产增值，使得人们可以借入更多的贷款用于消费。“地产不败”预期还引发大量的房产投机交易，许多家庭利用住房贷款的便利条件，通过重复抵押、多笔借贷的方式买入多套住房，以获取看似“无风险”的投机收益。在真实需求和投机交易的循环作用下，韩国房产价格从2001年1月的55.4连续升至2012年5月的100.8，家庭住房贷款余额和债务风险也随之攀升。然而，自2012年6月开始，韩国房产市场陷入一年多的持续低迷状态，房产价格下跌和房产交易萎缩产生的连锁反应使得家庭债务风险在近期逐渐暴露。
（四）金融监管不到位，非银行机构放贷缺少有效的外部约束 面对投机盛行的房产市场和日益凸显的债务风险，韩国的金融监管部门综合运用杠杆比例、债务收入比率、贷款许可限制等政策工具对房产市场实施紧缩调控，督促银行业机构严格贷款审批要求。[4]在严厉的监管压力之下，许多信用级别较低的居民只能向信用卡公司、信贷联盟等非银行机构寻求贷款支持，家庭债务中来源于非银行机构的贷款比例从2008年年底的43.2%升至2013年3月底的49.1%。然而，债权人的结构转换又产生了新的风险：一方面，韩国的非银行机构并没有接受严格监管，信贷审批标准较松且风险管控能力较弱，客户对象又以低信用阶层为主，存在较大的违约风险；另一方面，非银行机构通常收取远高于银行贷款的利息费用，低信用人群的贷款年利率往往高达30%～40%，从而加重偿债压力。 三、家庭债务问题对韩国经济社会的影响 （一）挤占储蓄资金进而抑制国内需求，阻碍经济可持续增长 家庭债务增长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家庭储蓄趋于下降，1990—1999年韩国家庭的平均储蓄率为19.8%，2000—2010年平均储蓄率快速降至4.7%。2011年韩国家庭的储蓄率只有2.7%，而同期经合组织国家的家庭储蓄率约为5.3%，即便是以消费著称的美国，其家庭储蓄率也有4.2%。[5]储蓄、投资、经济增长之间的宏观经济联系决定了储蓄大幅下降将会通过恶性循环作用损害经济增长。测算结果显示，韩国的家庭储蓄率下降1个百分点，将会拖累社会投资减少0.25个百分点，进而导致经济增速降低0.1个百分点。[6]此外，在当前经济不景气和房产市场低迷的情况下，家庭债务负担过重必然减少消费支出，从而阻碍韩国经济的恢复进程。 （二）引发破产、违约等一系列问题，威胁金融稳定和社会安定 在2003年的信用卡危机中，很多韩国年轻人因无力还款而被迫自杀或犯罪，许多家庭也因此而破产，信用卡欠款形成的诸多坏账也使大量信用卡公司濒临破产清算的边缘。如今，过度负债所引起的“房奴”现象成为威胁金融稳定和社会安定的新因素。到2012年10月底，韩国的“房奴”家庭达到57万户，即使立即出售房子并掏空金融资产也无法偿清银行贷款的“罐头住宅”家庭多达10万户，金融机构发放给这些家庭的贷款高达47.5万亿韩元。一旦收入减少或房价下跌的话，这些家庭很有可能最先破产，由此引发的大面积违约将连带金融机构面临破产风险。2011年以来房产市场的低迷态势，已经导致8家共同储蓄银行破产倒闭，对金融稳定和社会信心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三）迫使政府提供财政救助，推动政府债务水平大幅升高 面对不断加重的家庭债务负担，为使更多家庭免于破产危险，韩国政府不得不加大财政救助的力度，通过减免学费、提高生活补贴、增加转移支付等措施缓解家庭债务压力。财政救助的结果是政府部门债务规模大幅上升，从2000年的111.2万亿韩元快速升至2012年的445.2万亿韩元，同期政府部门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8.4%升至34%。尽管目前韩国政府部门债务水平并不高，但随着负债不断扩大，一旦出现外部冲击，财政负担会突然加重。西班牙和爱尔兰在欧债危机以前财政也比较健全，但在危机解决过程中国家负债比率短期内大幅上升。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将国有企业债务考虑在内，那么政府债务规模将高达1255万亿韩元，政府债务比例也将达到65%的危险水平。 （四）缓释风险与稳定经济进退两难，限制宏观调控的政策空间 在韩国，90%的家庭贷款都是浮动利率贷款，家庭债务状况对于利率变动非常敏感。如果中央银行出于抑制通胀或其他目标而采取加息政策，将会显著加重家庭债务负担，使得本已严重的家庭债务问题变得更加危险。若要缓释家庭债务风险，下调利率将是必然的政策选择。然而，在美国逐步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即将进入加息周期的情况下，韩国央行的宏观调控政策不可避免地陷入“两难”境地。另外，韩国的家庭债务问题与房产市场休戚相关，要化解债务风险，必须通过减免税收或放松监管等政策来刺激房价上涨，但这些宽松政策又会增加经济运行中的通胀压力。 四、韩国政府应对家庭债务问题的措施与成效 面对日益严重的家庭债务问题，韩国政府在近几年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应对措施，虽然取得初步成效，但也引发诸多争议，并且未能从根本上消除家庭债务风险。具体的政策措施与成效评价如下： （一）依靠财政资金来减轻家庭债务负担，虽有助于缓解民众困境，却面临道德风险和政府债务等问题 作为缓解家庭债务问题最重要的一项措施，韩国政府于2013年3月29日推出规模为18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034亿元）的“国民幸福基金”。该基金是一项债务重组制度，用于购买金融公司和民间资产管理公司持有的债务人滞还债券，让申请人长期分期偿还。另外，政府下属的金融委员会、金融监督院、资产管理公社和信用恢复委员会通过“微笑金融”、“阳光贷款”等项目，对低信用等级、低收入平民阶层提供低利率贷款和紧急救援资金，防止他们陷入债务危机。据统计，2013年共有85万民众获得各种债务减免或资金援助，帮助40万低收入家庭走出困境。然而，政府偿还私人债务的做法会产生诸多副作用。首先是引发道德风险。公众可能误认为自己不必还债，因为政府会出面解决。部分人即使具备偿还能力，也会故意通过延期还款以获得政策优惠。其次是有失公平。认真履行债务负担并还款的人不能得到优惠，反而是欠债不还的人获得好处。最后是增加政府债务。这些债务救助措施大多要通过政府发债来筹措资金，不可避免地抬高政府债务水平。 （二）适度放松金融监管要求，虽便利居民借债和机构放贷，却埋下家庭债务险和借贷风继续增加的隐患 为缓释家庭债务风险，防止潜在的信贷风险演变为真实的信用违约，韩国监管部门在保持银行部门监管标准和强化非银行部门监管的同时，①也针对性地放松了部分监管要求。例如，在保持债务收入比率这一监管要求不变的条件下，调整年轻购房者的预期收入计算方法，使其更容易地获得贷款；要求商业银行对有能力偿还债务但遇到短期困难的贷款者启动债务调整制度，根据借款人的还款能力调整还款日期和减免利息；韩国央行还敦促部分机构核销了40%的个人贷款，甚至删除10多万借款人的不良信用记录，让他们可以继续向银行借钱。此外，韩国立法部门在2013年年底还修改一项法案，允许商业银行发行以抵押贷款作为支持的资产担保证券（covered bonds），帮助其降低融资成本和对冲利率风险。这些监管调整虽然有利于维持家庭债务的资金流，避免违约风险过早出现，但也使得债务规模继续攀升和借贷风险继续累积。 （三）通过税收和金融支持来稳定房产市场，虽成功刺激房市回暖，却给经济金融体系带来新的风险 为刺激房价回升和促进房产交易，韩国政府在2013年4月1日出台房产新政。主要内容包括：停止对多套房产业主征收惩罚性资本利得税的计划；豁免短期持有或出售房产的资本利得税或收入税；豁免首次购房者的契税；使低收入者和首次购房者能够更容易并且以更低利率获得贷款；允许部分地区调高新建公寓的价格上限等。以税收优惠为主的房产新政与适度放松的监管政策共同刺激房产市场迅速回暖，公寓价格指数从2013年3月的最低点99.5连续升至2014年4月的103.4，同期公寓交易量指数从50.8升至59.6。虽然房产新政取得显著成效，但政策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住房贷款快速增加和房产价格持续上涨，将会加重经济金融体系对房产市场的依赖性；另一方面，优惠政策将会诱导逐利者在房产市场进行投机交易，成为影响房市稳定的潜在因素。 （四）制定一揽子计划推动经济结构性调整，其成效还有待观望 除前述应急性措施之外，韩国政府还制定了一揽子计划来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转型。2014年2月韩国总统朴槿惠宣布了一项“三年计划”，未来三年内将投资37亿美元，用于支持小型新建企业、增加国内消费、促进就业等，将潜在增长率提高到4%。主要内容包括：在财政预算中分配必要的资金，支持中小企业和增加家庭收入；加大研发投入，使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提高1个百分点；将就业率从目前的60%提高到2017年的70%；增加住房供应，并为购买住房的韩国家庭提供低利率贷款；放开五个关键性服务行业的管制，即医疗、教育、金融、旅游、软件；改革管理混乱、负债累累的国有企业等。这些致力于改善经济基本面的政策措施不仅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家庭债务问题，而且有利于支撑韩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但从目前来看，这些措施的推进将会面临资金来源、利益团体、外部环境等方面的巨大挑战，实际成效尚待观望。 总体而言，韩国政府应对家庭债务问题的策略是以巨额财政救助为主，适度放松监管为辅，旨在增强偿债能力和缓释债务风险。这些措施虽然在短期内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只能将风险延后，并且伴生较多的副作用，导致债务雪球越滚越大。能否从根本性上解决家庭债务问题取决于结构性调整措施的成效。 五、韩国家庭债务问题的前景判断 尽管韩国的家庭债务规模仍在继续走高，但我们认为，现阶段韩国家庭债务风险仍然可控，不太可能演变为债务危机。理由如下： （一）家庭偿债能力总体较高 在韩国家庭债务总量中，有71%集中于收入水平位于前40%的中高收入家庭，近半债务集中于收入水平位于前20%的高收入家庭，这些家庭的债务偿还比率不到30%，正常收入足以应付债务支出。韩国家庭部门的资产负债状况也很健康，家庭拥有的金融资产总量约为负债总量的2倍，资产负债比例远优于多数发达国家。另外，随着近期债务应对措施的效果显现，预计韩国家庭的债务收入比例将趋于下降，从而进一步提高偿债能力。 （二）金融机构运营较为稳健 在应对家庭债务问题的过程中，韩国金融监管部门仅仅是选择性地微幅放松监管要求，却坚定捍卫杠杆比例、债务收入比率等核心监管指标，并且强化对非银行机构的监管，确保韩国金融机构始终维持稳健的经营状态，避免重蹈信用卡危机的覆辙。韩国银行体系的资本充足率正在稳步提升，现已处于14.5%以上的较高水平，家庭贷款的不良率长期低于1%。另外，非银行机构的家庭信贷增速已经显著下降，部分不良资产正在重组过程中，这一潜在风险也得到有效缓解。 （三）经济已显企稳回升迹象 在一系列刺激政策的作用下，韩国经济形势在近期明显回升。经济景气指数从2014年年初的72连续升至2014年4月份的77，达到近20个月的最高点。合成先行指数从2012年9月的107.8连续升至2014年3月的118，预示未来韩国经济仍将延续回升势头。经济好转带动失业率趋于下降，从2014年2月的最高点4.5%降至2014年3月的3.9%，但20～29岁的年轻人失业率仍然处在10%的高位，显示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如果没有父母等家庭成员的援助，年轻人负债的违约风险较高。 尽管近期发生债务危机的概率较低，但韩国家庭债务的结构脆弱性未有根本改变，债务收入比率仍在高位，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的债务负担依然沉重。引发家庭债务问题的风险因素也未能完全消除，利率调升、房价波动、资本外流等特定事件仍有可能对韩国家庭以及经济金融体系造成较大的短期冲击。 六、韩国家庭债务问题对中国的启示 （一）转向内需拉动型增长模式，一定要控制好家庭负债风险 中国家庭债务比率和风险程度远低于亚太地区新兴经济体，还有较大的信贷空间来刺激消费。[7]实际上，偏低的家庭负债水平也反映出金融部门对于居民需求的支持不足，是金融抑制的一个重要表现，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8]出口受阻、投资低效的情况下，以财税和金融支持带动消费扩张就成为经济转型的必然选择，韩国正是借此成功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和次贷危机的冲击。然而，韩国的经历也表明，消费刺激政策是把“双刃剑”，在拉动短期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容易导致家庭负债快速上升，阻碍经济可持续增长和威胁金融稳定。为此，必须谨慎推行扩大内需政策，并做好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工作，确保家庭部门的消费扩张与偿债能力相适应。 （二）针对经济周期和债务结构，实施逆周期监管和差异化监管 一方面，家庭债务风险具有顺周期特征。经济扩张时期，在居民收入增长、资产价格上涨、市场乐观预期等因素的作用下，家庭债务快速增长，潜在风险持续积累。进入经济收缩时期，家庭债务风险逐渐暴露；另一方面，家庭债务风险具有结构性特征。对于高收入家庭而言，即便债务总额相对较大，风险水平也不一定高。与生活必需品相关的债务风险相对较低，而与投机交易相关的债务风险则要高得多。为此，应当借鉴韩国的监管策略，对家庭债务实施逆周期监管。在经济扩张时期逐步收紧监管标准，控制消费信贷风险和避免债务过快增长；在经济收缩时期适度放松监管标准，缓释家庭债务风险。与此同时，根据债务收入比率和消费信贷用途实施差异化监管，视居民收入层次确定相应的贷款限额，高收入家庭可以获得更高的贷款额度；大力支持生活必需品的消费贷款，对于投机交易和过度消费之类的贷款则应从严控制。 （三）强化“类银行”机构的监管，确保家庭债务不脱离监管视野 在中国，典当担保、融资租赁、小额贷款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具有信贷投放功能的“类银行”机构（或影子银行机构）近年来发展很快。与银行业主流机构相比，这些“类银行”机构的风险控制体系相当薄弱，所受的监管约束也要弱得多，部分机构甚至处于监管真空状态。一旦资质不高的家庭部门因银行信贷渠道受限而转向“类银行”机构，很容易累积金融风险，韩国在这方面已有过深刻的经验教训。为此，有必要强调“类银行”机构主管部门的监管职责，针对家庭部门的信贷业务制定相应的监管标准，引入抵押品杠杆比例、债务收入比率等监管指标，设定合理的利率、费率上限，并对其经营状况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检查评估，确保“类银行”机构的家庭信贷业务处于有效监管之下。 （四）建立家庭债务监测系统，为金融监管提供充分的信息支持 有效金融监管的前提是能够获得充分的信息支撑，韩国在家庭债务数据统计、征信系统、风险监测等方面的完备性，使监管部门得以对家庭债务采取及时的逆周期监管和精确的差异化监管，不仅确保家庭债务风险始终处在可控状态，而且减轻了“一刀切”监管政策对于经济金融体系的不利冲击。相比之下，中国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基础工作要做。例如，大部分“类银行”机构尚未接入征信系统，难以对家庭信用状况做出适当的风险评估；家庭部门的资产、负债、收入等数据也没有进行详细的分类统计，监管部门难以准确判断家庭债务的真实状况，更谈不上实施有效的逆周期监管和差异化监管。在这些基础条件尚不完善的情况下，过分强调刺激消费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为配合扩大内需的政策推进，统计、征信、监管等政府部门应加快行动，尽早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家庭债务信息管理和风险监测系统，为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提供完备的信息支持。 ①在保持对商业银行严格监管的同时，为填补监管空白，韩国金融监管部门自2012年2月起，重点强化对非银行部门的监管，对其引入杠杆比例监管（即抵押品贷款比例）和提高贷款损失准备金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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