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定位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目标论文,宏观经济调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宏观经济调控”是一个源自西方的概念，其传统可追溯至20世纪20-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当时，看不见的手没有能够自动实现供求平衡，于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应运而生。宏观经济理论的分野——干预主义和非干预主义——自此越发清晰。两个理论分支的共同之处表现在，它们均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自由市场体制上，均不同程度地承认政府和市场的双重作用。但是，干预主义理论表明，市场之手固然灵活可靠，但仍不足以及时出清市场，市场失灵需以政府之手加以纠正，方能维系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将损失和痛苦减至最低。非干预主义则因循古典经济学的传统，认为政府干预从长期效应看，要么由于人们完全洞察了政府的意图而失败，要么仅影响名义价格，甚至还会加剧经济动荡。尽管理论上存在争论，但在实践中，政府对经济的积极干预是当今不同体制国家的共同选择，而干预目标的确定，则是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核心。多年来，西方经济学在这方面的研究虽已硕果累累，但至今尚无定论。我们将以既有宏观经济管理理论及其政策实践为背景，主要探讨经济转轨时期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定位问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力争在以下两方面有所补充和扩展：(1)国外相关研究倾向于在认可“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这四大宏观经济政策或宏观调控目标的前提下，就达到目标的手段进行实证分析，这往往缺乏对一定经济历史条件下应该选取什么目标的规范分析。我们尝试根据中国的经济转轨阶段的国情及须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定位原则和应有的目标选择。(2)经济转轨时期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宏观经济调控的体制基础、制度因素和经济发展环境都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不同时期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导方面也有所变化。我们将充分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对已经提出的目标进行重新排序和组合，提出符合中国实际的宏观经济调控目标序列。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目前笔者所能见到的资料表明，国外学者所说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与国内学者所说的“宏观经济调控目标”，在内涵上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对二者未加区分。
（一）短期稳定——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
在特定的劳动、资金和技术水平下，经济的发展有其内在的增长潜能和长期趋势。古典经济理论认为，供给会自行决定它的需求，对于任何可能的短期冲击，借助于灵活的价格和工资机制，市场足以迅速出清，因此不存在总供求的失衡。但是伴随着“大萧条”而来的前所未有的失业现象，破坏了关于完美市场的假设，经济波动给人们带来了贫穷和苦难，甚至动摇了整个社会的基础。对这种情况，古典经济学的解释乏力，而凯恩斯学派从经济的总需求方面对此做出了解释。它指出，基于人们心理上的流动性偏好和投资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有效需求不足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现象，失业在所难免。政府实施扩张总需求的政策有助于尽快缩小供求缺口，缓和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提高总体经济效率。就其调控手段看，往往是借助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贸易政策，以移动IS、IM曲线，最终使总需求曲线发生位移。在这个过程中，假定总供给曲线保持不变，例如泰勒就认为，由于价格、工资刚性，市场在遭受冲击(stock)之后自行恢复均衡的速度较慢，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可以消除这一过程中可能带来的痛苦和不稳定因素，从而抵消冲击的消极作用，使经济回复到理想的水平，减缓经济波动的幅度。我国国内的欧阳明和袁志刚(1997)也认为，经济政策的根本目的，是保证经济稳定运行，防止过热或衰退。樊纲(1997)指出，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说得极端一点，不过是研究如何解释经济波动和如何通过宏观政策来“熨平”(fine-tuning)波动这样一个“窄”问题。它的目的是提高经济运行的“跨时期效率”，但那也不过仅仅针对跨时期效率论题中的一部分问题，即所谓的“短期内熨平波动”的问题，而不是长期增长的问题。他还认为，要分清宏观经济学的研究界线，以符合经济学研究中的分工需要，这对于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精确化和科学化是必不可少的。总之，这里所界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就是大家所说的短期稳定政策，它的目的并不在于要在短期内改变一个国家的潜在生产能力，而是尽可能使得总需求与潜在总供给之间同步增长。
（二）短期稳定还是长期增长——一种相左的观点
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把大部分经济学家的注意力吸引到了总体经济稳定问题的研究上来，在20世纪50-60年代，源于凯恩斯经济学的宏观干预理论在各国的政策实践中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辉煌。70年代以后“滞胀”出现了，现实又部分印证了货币学派对政府干预的质疑。货币主义对“滞胀”现象的解释是，虽然在短期内扩张政策能够影响产量和就业，但从长期看，菲利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任何总需求扩张，都可能只会引起加速的通货膨胀，而对生产和就业不起作用。其政策含义是，相机抉择的总需求管理会使经济陷入更大的不稳定之中，应为某种旨在保持长期价格稳定的货币规则所取代。鉴于稳定政策的负面社会福利后果，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开始，人们的注意力逐渐向经济的供给面转移。布赖恩·斯诺登和霍华德·R·文(2000)新近的论文“对‘不断发展的’关于稳定政策的作用和性质的争论作了简要的历史性综述”，并“提请大家注意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宏观经济学家越来越感兴趣的供给面的问题和长期增长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不容忽略，是因为社会福利的增进，最终仍将有赖于经济的长期增长，尽管短期稳定对长期增长仍是必不可少的。经济学要在这两方面进行研究，经济政策也要在这两者之间进行权衡。
（三）分析与综合
反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及其基本政策含义是，经济中的基本行为方程是相当稳定的，人们对短期经济行为的知识还不是制定经济政策的充分依据。从可能性看，经济可能从属于外部影响引起的十分剧烈而持续的震荡。因此，相机抉择是必要的。关键是如何根据对未来可能发展的较长期的看法来进行相机抉择（K·卡什伯特逊，1988）。
在罗伯特·霍尔和约翰·泰勒的《宏观经济学》(2000)中，他们一方面认为，“经济波动——衰退与繁荣——仍然是本书的主题”，“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在于保持低通胀，减少经济受到冲击之后产量、就业和通货膨胀波动的幅度（或持续时间）”，因为经济的短期稳定是强有力的长期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他们也认为，“对增长路径的暂时偏离，由于价格和工资粘性，经济在受到冲击后并不能立刻回到潜在水平”，但“劳动力、资本的供给，创新和技术进步过程是长期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决定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作者因而综合了现代宏观经济学解释增长和波动所必不可少的两大要素，构造了一个“完全模型”。此外，真实商业周期模型也考虑了增长和波动两个方面，但与前述的“完全模型”有所区别。
长谷川启之、梁小民以及刘朝(1995)指出，政策目标，即通过政策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基本集中在效率、稳定和公平这三个问题上，总体上可以表述为福利最大化。同时，各种经济政策还有不同的具体目标，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则是稳定和与此相关的增长。按照他们的分类，其稳定目标又包含三个相关的子目标，它们是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
三、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定位分析
（一）确定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基本原则
有关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选择，是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在这个环节上，必须引入一定的伦理规范，或者说是价值判断，才能在众多可选择的目标中作出取舍，而这方面的研究最为欠缺。J·丁伯根也仅仅提供了几条建议，他的工作主要还在于宏观经济政策目标选择的技术分析方面。我们的基本看法是：宏观经济调控的正福利效果是值得追求的，从这一点来看，我们持干预主义的观点；宏观经济调控总目标是要借助政府之手，改变各市场主体的当期行为，从而提高总体经济运行的跨时期效率，不因实际产出的波动太大，而造成潜在产出的重大损失。在这一点上，我们借鉴了凯恩斯学派宏观经济政策理论的基本观点。但是，宏观经济调控是保证总体经济运行动态效率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在具体目标的定位上，我们认为有必要借鉴其他学派的观点，根据中国具体国情，注重短期政策的长期福利效果，提出符合中国实际的宏观经济调控目标。在这个问题上要体出现我们的价值判断，特别是要有利于解决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突出矛盾和关键性任务。为此，我们认为，中国经济体制转型期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选择，似应恪守和遵循如下几条基本原则：
1.发展战略导向原则。就是说，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确定，必须以一定时期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为依据，并为其实现服务。发展战略与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简而言之，就是一种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后者服从和服务于前者。比如，在当前和今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就要充分体现确保国民经济稳定快速健康发展，促进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以及不断提高广大城乡居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等方面的战略性目标及基本要求，并以此作为衡量经济政策目标选择是否正确、是否恰当的重要标志。
2.国情原则。就是说一定时期的宏观经济调控目标，应该与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发展阶段、运行模式和其他的基本国情，以及该时期需着力完成的根本任务、需解决的主要困难和问题等等相适应，而不能照搬别国的什么“模式”。
3.短期与中长期政策效应的有机结合原则。宏观经济调控固然主要是一种旨在熨平短期经济波动，并在很大程度上不可避免地会带有相机抉择的性质和特点，然而，一国宏观调控政策目标的确定和实施，又不能仅仅着眼于眼前的调整，而需将其置于国民经济中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中来加以全盘考虑，把短期的政策性调节同经济的中长期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使短期政策效应有利于而不是有损于经济的长期发展。
（二）目标定位。
鉴于以上原则，我们认为中国经济转型期宏观经济调控目标，似应依如下顺序作出选择：
1.稳定目标。我们把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基本目标定为保持总体经济的稳定运行，这既是自宏观经济学问世以来所面对中心课题，也与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发展主题”战略目标相一致。稳定目标又由充分就业、价格稳定和对外收支平衡这三个子目标构成。有关这三项子目标的阐述，是西方经济学的常识，不必在此赘述，以下仅就其在中国的特殊含义作出说明。
首先，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目标在中国的适用性涉及到与上述原则相关的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转轨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一个明显特征，是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计划配置与市场配置的同时并存。一方面，计划体制下的短缺特征仍然在某些方面或领域存在着，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性因素，国有企业和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任务十分艰巨，预算软约束的问题依然存在，因此，体制性通货膨胀的基础并未消除；另一方面，随着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失业显性化是转型国家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严峻挑战。而且，这种失业不完全属于资源利用不充分的情况，而是经济中的结构性扭曲因素，通过需求管理并不能对它有根本的缓解。这种转轨经济的特定环境和特殊因素，如果政策上不予以考虑，则必然会加剧转轨过程中的不稳定性。特别是体制性失业的缓解有赖于改革的推进，而经济结构的调整与改革，又将加剧失业，从而加剧宏观经济的波动，这是政策运用过程中的一个难题。所以，保证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仍然是当前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任务，也是制约或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已充分证明了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妥善解决和逐步缓解我国特殊的就业压力，是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性或基础性的必要条件。
其次，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对内平衡的实现，有赖于国家间充分合作的国际经济协调机制。20世纪30年代和80年代初期，西方国家在面对世界性的萧条时，纷纷寻求利己主义的对外政策，结果是，全球经济加速恶化，谁也无法自保。对外平衡的本质实际上是要求各国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充分协调，以避免在国内平衡遭受冲击时采取利己主义政策产生合成谬误效应，使所有的国家都遭受损失。在一个封闭经济中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是一个国内平衡的问题，而随着开放程度的加深，我们必须处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对外平衡问题。通常人们习惯于把对外平衡的目标称之为“国际收支平衡”，经常项目余额是衡量国际收支是否平衡的重要指标。从经济学原理来说，巨额的经常项目赤字和盈余在特定的条件下都有可能构成对内部平衡的损害，前者意味着本国借入大量外国资本，如果这些资金被用于盈利前景并不好的投资或者只是用于高水平的消费，必将削弱本国未来的偿还贷款的能力，甚至有可能陷入债务危机；后者意味国内资金大量外流，必将减少国民储蓄用于国内投资的份额，对国内就业和税收的贡献降低，也增加了到期不能收回投资的风险。总之，“外部平衡的目标在于使经常项目处于既可能通过跨时贸易取得最大收益，又要避免以上提及的各类问题的出现。但由于政府并不总能确切地把握这种经常项目余额水平，除非有显著的证据表明跨时贸易将带来巨大收益，否则它们通常更愿意避免过大的顺差或逆差。”（保罗·克鲁格曼和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1998）
2.发展目标。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无论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来说，都很重要，只不过对后者来说，其重要性更为突出罢了。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强调指出，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实现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解决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必须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
而在现代市场经济、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的条件下，政府适时、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和公共政策选择，对于保持一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势头，较强的市场竞争能力，则是问题的关键之一。当然，政府及其宏观调控政策的作为又可能是两面性的，正如道格拉斯·C·诺思(Douglass·C·North)所说：“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注：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文版），第20页，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世界各国的实践表明，政府的公共政策选择及其有效性程度，对一国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作为一个转轨经济国家，我们在现代市场经济基本制度的形成方面，与发达国家不可同日而语。政府的相机抉择对经济的良性发展固然有不可小视的作用，但最根本的，仍然是如何尽快构建一套规范的市场运行规则。在政府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过程中，如何注意相机抉择政策与制度（规则）、机制建设之间的互动，形成规范的制度基础，值得充分加以重视。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时，既要从短期着手，又要从长期着眼。不考虑经济发展的供给面，仅从需求方进行调节的思路，不仅在西方已经受到批评（布赖恩·斯诺登、霍华德·R·文，2000），在中国也是行不通的。我国目前还缺少发达市场经国家宏观调控的制度和微观经济基础，这将影响到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实现，而制度基础和微观结构的内容在本质上都属于长期问题。
如果说，稳定目标是基于“短期”的一种政策选择，那么，我们所要求的“长期着眼”就体现在这里提出的“发展目标”上。发展的第一要义是要保证增长。一是，经济要始终保持适当的增长率，才能保证就业目标的实现，否则社会的政治稳定将会受到不利的影响。随着经济市场化过程的推进，我国的就业形势必将更为严峻，增长问题的重要性和巨大压力，也将更为凸显。二是，在转轨经济中，利益的重新调整是不可避免的，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最容易实现的制度变迁是具有帕累托改善性质的制度变迁，只有经济始终保持相当的增长速度，才能创造更多的新增财富，用以对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受损者进行补偿，以使改革进行得更为顺利。三是，在当今时代，经济增长还是政策有效性的最重要证明。传统上，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增长，所关注的是经济增长的动态效率。至于经济增长中那些可以改变潜在总供给的因素和方面，则不在探讨之列。但我们认为，单纯的需求管理固然重要，但政策的选择很难把短期和长期政策截然分开，因此，短期调控也要有利于激发和提高长期发展潜力的要求，特别是不能以短期需要损害长期发展。这要求在实践中经济速度和效益的有机结合，做到既达到短期稳定的目标，又为未来的体制转轨、结构调整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3.平等目标。稳定和发展两个目标，所关注的根本方面还是经济效率，理论和实践证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必然会相伴产生高度不平等的收入和消费差距。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市场机制主要解决效率问题，而政府行为则要侧重于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如果说前者是经济运行的基本问题，那么后者则是社会运行的基本问题，二者共同构成经济运行的环境系统，是溶为一体的。社会公众对不平等或不公平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超过一定限度就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冲突和秩序混乱。因此，在保持效率的同时促进公平，就成了现代政府和公共政策的一项重要职责。我们知道，通货膨胀（或紧缩）和失业（或过度需求），以及国际收支失衡都会导致利益在不同主体之间的重新分配，这都是造成经济不平等的原因。在这里，附带回顾一下经济学家关于“四大目标”的论述是有用的。
Howard R.Vane & John L.Thompson(1993)在其《宏观经济政策导论》一书中专辟一章，阐述“宏观经济政策目标(objectices of macroeconomic policy)”，明确提出了五点目标，包括充分就业(full employment)、价格稳定(pricestability)、经济增长(economic growth)、国际收支平衡(balance of payments equilibrium)以及再分配目标(distributional aims)，并指出，任何一个政府都关心收入和财富在个人及地区之间的分配状况。实际执行中，社会主义国家更注重通过再分配实现收入和财富从富人向穷人的转移，以塑造一个公正而人道的社会；保守主义政府则看重对承担风险和拥有创新精神的人给予应有的报偿，但同时，并不忽略缓解贫困的目标。他们认为，尽管对再分配目标存在若干争议，但是不可否认，宏观政策通常都带有再分配效应，至少政策制订者必须考虑到那些已经实施了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分配效应。
斯蒂格利茨(1997)的观点体现在他的《经济学》一书中，他重点研究了政府的三大宏观经济目标——充分就业、价格稳定和快速增长，认为这些宏观经济目标必须与政府的其他目标（如收入分配与减少贫困）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在很大程度上，宏观经济目标的成功实现具有重要的附带效应——减少贫困，但有时也会产生冲突。宏观经济政策所涉及的总量指标的背后是个人，不同的政府行动对不同的个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也是宏观经济政策关注的一个焦点。
保罗·克鲁格曼和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1998)提出，在开放经济中，宏观经济政策有两个基本目标：内部平衡（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和外部平衡（避免过度的国际收支失衡）……简而言之，内部平衡要求一国资源的充分利用和国内价格水平的稳定。外部平衡则指一国既没有陷入赤字危机而使得将来无法清偿外债，又没有由于过度的盈余而使他国陷入此种境地。在实践中，这两个定义都无法囊括所有潜在的政策目标。例如，除了充分就业与物价总水平稳定之外，政策制定者们可能还将一定的国内收入分配状况作为附加的内部目标……但是不管如何，以上给出的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的简单定义概括了大多数政策制定者的共同目标。
平等目标的提出，要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注意在效率与平等之间的权衡。第一，从本质上说，社会主义是一种分配理论，而不是经济管理理论，社会主义价值观里所内含的人文主义信念，是值得追求的，因此也是不可以轻易抛弃的。这里，我们需要探讨在何种程度上应该注重基于需要的分配，而不仅仅是基于应得的分配。第二，尤其是在经济社会转型期，由于平均主义体制瓦解而产生的弱势群体，需要社会给予关照。当计划经济下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之后，人们需要重建一种社会公正观，以正确处理效率与平等之间的关系。
尽管尽了最大努力，但我们以上提到的宏观经济调控的诸目标之间，在内涵上的部分交叉仍然不可避免。也正是由于各个目标之间有着紧密联系之故，在随后的论述中，针对不同的目标，也许不得不从相同的角度进行阐述。当然，力求做到保持各个目标之间的相对独立性，在对策上，也力求集中在与其直接相关的方面则是必须的。
四、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其他方面
（一）公共选择与政策目标
“经济政策问题还涉及一些‘超经济’因素，尤其是目标的选择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手段的选择问题也是如此”（J·丁伯根，1988）。从民主制度的一般道理说，中间投票人决定政策的形成。政治家为了得到最多的选票，往往使中间选民的目标成为现实。但是考虑到代议制民主和官僚体制本身的缺陷——那就是选民与真实的政治过程之间的隔膜——由于政策的制定本身便是一个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从做好经济决策所需的信息量来看，选民一般处于理性的无知状态，他们也没有足够的激励去选择宏观经济调控目标。任期制使政治家未必以长远的眼光来决定宏观经济政策目标。这样，我们常常发现，宏观经济政策里时常依稀可见强势利益集团的影响力。
（二）时代更替与主要目标的演变
从19世纪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世界经济全球化正经历着一个黄金时代，金本位制创造了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当时的经济发达国家都想从中分享繁荣红利，作为强势集团的金融资本，其利益决定对外平衡在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必然优先于对内平衡。一战期间金本位制受到破坏，1925年英国为了维护战前金本位制下的汇率水平，可以容忍10%的高失业率。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庞大的军费开支使各国放弃了金本位制，它所带来的物价不稳定使各国经济深受其害。战后，为吸取这一教训，布雷顿森林体系恢复了固定汇率制，实行金汇兑本位制。但这一制度安排并不能阻止在世界性的萧条来临时，各国仍然不惜以邻为壑，竞相采取保护主义政策。20世纪70年代以后，不得不转向实行浮动汇率制。事实证明，二战之后，民族国家的利益越来越清晰，对内平衡也越来越成为政策目标的重点。而由于中产阶级的崛起和势力的不断增强，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也随之成为政策的中心目标。因为中产阶级关注的是稳定的就业机会，以及稳定的收入前景。以至于“经济增长已经成为发展中工业化社会的世俗宗教”（丹尼尔·贝尔，1992）。可见，政策目标的选择须因应时代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