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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赵宇梓向《财经时报》讲了这样一个例子：曾经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归纳了这样一种经济现象——用钱买东西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用自己的钱买东西；另一种是用别人的钱买东西；第一种情况你可以不去管他，他会左右权衡的，不会乱花一分钱，可以自觉约束。
但第二种情况就不同了，给谁买东西？是自己还是他人？花多少钱比较合理？情况比较复杂，很难有一个明确的标准。这时的“自觉”已经变成了一种“靠不住”的东西，必须有一个相应的制度予以约束。
赵宇梓有些遗憾地表示：我们的国有商业银行不幸就属于第二种情况。“它在用别人的钱为别人做事。所以，外部监管机制如果不健全，发生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
最大障碍是不良资产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银行副行长孙昌基在接受《财经时报》专访时坦率地指出，国有企业有的弊端国有商业银行也都有，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目前最大的障碍还是不良资产率过高。其中除了历史原因，说到底还是管理问题；资产不良率降不下来，国有商业银行无法满足上市条件。因此，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要从加强管理入手。这也是理论界认同的观点。有专家认为，与世界先进的外资银行相比，中国银行业最大的落后其实就在于管理问题。
据统计，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是11万亿元人民币，而员工却超过了100万人；美国花旗银行的情况则是6万精兵强将，管理着全球8000亿美元的资产——相比之下，我们国有商业银行的人均盈利率、资产盈利率都不可与之同日而语。
孙昌基认为，应该说，改善国有商业银行管理，目前压力是有的。从外部看，新兴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外资银行的市场进入，给国有商业银行带来了巨大的竞争；从内部看，提高效益的要求、职工提高收入水平要求等，也使银行的高层管理者有着空前的紧迫感。
但是，要搞好管理就要有明确的目标、科学的决策、富有激励作用的绩效考核制度、有效的员工培训制度，在此基础上形成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而做到这些并不那么容易，因为它对于国有商业银行都是全新的课题。
他说，解决不良资产率过高问题不外乎两种方法，“一是缩小分子；二是增大分母”；缩小分子其实就是清收历史不良资产，用利润冲销不良资产，最为关键的是不增加新的不良资产；加大分母就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扩大贷款规模，必须强调的前提是，一定保证新增贷款的安全，不出现新的坏账。
孙昌基表示，中国银行已经制订了目标，争取在两年内实现在国内股票市场上市。
先明确“谁代表所有者”
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田瑞璋委员认为，“监管”——外部约束机制——是政府的事，而作为银行要解决内部约束问题，惟有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而要达到这一目的，首先要明确国有金融资产的所有者代表是谁。因此，有必要成立一个专门的国有金融资产的管理机构，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负责。
他对《财经时报》解释：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在保值增值的压力下履行所有者的职责，向银行派出董事会、监事会；董事会按照市场原则聘用管理层，形成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有关这个问题，香港著名学者朗咸平曾对世界78个国家的958个上市银行进行过实证分析，最后证明，银行的收益和股权结构之间没有必然相关性。因此，他得出结论：银行改革中产权问题并不重要。
但也有专家对此表示质疑，认为国家作为资产所有者，可能不一定能够像私有者一样约束自己的行为。比如，国有资产代表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动力在哪里？资产增值的幅度目标应该如何确定？当资产增值的目标和国家的其他目标（如就业、社会稳定）发生冲突时如何决策等。
其实，田瑞璋也好，孙昌基也罢，两位国有商业银行的高层管理者都认为，上市并非国有商业银行的终极目标，真正的目的还在于通过上市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效益，完善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改善管理。
国有银行“合四为一”？
作为一个国有商业银行分行的行长，赵宇梓委员认为，建设银行上海分行的改革一定会在总行乃至国家金融改革的整体框架内进行，而改革的关键就是要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竞争力。但他同时认为，从理论上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老板”目前只有一个——就是“国家”。因此，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犹如“同一个人的左手与右手相残”。所以在同一主体下，四家商业银行最终是否应当合为一家，似乎也是管理当局应当考虑的问题。
事实上，如今中国的银行市场上，几米之遥，就存在多家国有商业银行的网点并肩而立的景观。在这种情况下，各银行大量投资建立自己的计算机网络造成了资源的严重浪费。同时，银行彼此间的封闭也给客户带来了很多麻烦，至今大部分地区客户的储蓄存款都无法跨行转账，只能从一个银行支取现金，再存入另一家银行。2002年中国银联公司的出世可谓艰难，也是一个例证。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国有商业银行的管理者可能“互换位置”——今天在建设银行当行长，明天就可能被任命为工商银行行长，竞争对手之间几乎没有商业秘密可言。这种矛盾在明确了国有商业银行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后，可能表现得更为突出。仅在此次全国“两会’期间记者采访所见，无论是国有商业银行的管理者还是经济学家，在人们讨论成立国有金融资产管理机构的时候，已经注意到了这一问题。
如果真正实现了这个具体化的“老板”，而它真的像私人投资者看守“家财”那样行为，那它可能不会任凭这样的资源浪费和内耗式的竞争。因此，赵宇梓判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改革之中势必需要整合为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