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德治”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治论文,思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国，“德治”几乎是从社会统治思想产生起就已萌芽的国家治理方式，并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典籍中得以完善。虽然毛泽东并未直接用过“德治”这一概念，但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和全部社会实践活动中却始终贯穿着“德治”的精神。可以说，毛泽东“德治”思想体系完整、内容丰富、特点鲜明，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社会整合作用，留给后人以深刻的借鉴和启示。
一、完整的思想体系
有别于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德治”观，毛泽东“德治”思想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吸收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无产阶级道德思想，构成了完整而富有时代特色的理论体系。概括起来，这一思想体系的结构可表述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在全社会树立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内容，以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关系为基础，坚持不懈地加强共产主义道德建设，不断提高党员、干部和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觉悟，增强整个社会的思想政治素质，培养社会主义一代新人，不断向共产主义目标迈进。
第一，这一思想体系以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为其最高目标。作为一种“德治”思想体系，其基本任务，是为民众描绘出前进的目标和奋斗的理想，为社会指明未来的发展方向。封建统治阶级的“德治”理想是要保持皇权的“万世长存”；资产阶级希望通过宣扬本阶级的政治伦理观念保持资本主义社会的永恒。毛泽东明确了我国人民的政治理想是要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从而为我国社会的思想、行为规定了总的道德方向和要求。由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他提出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但他认为，即使在民主革命时期，也不能忘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指出：“当作国民文化的方针来说，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并且我们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4页。）在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以后，他更是强调要大力提倡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6页。）
第二，这一思想体系贯穿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核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中，涌现了一大批具有崇高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优秀人物，毛泽东用“为人民服务”高度概括了这些人的崇高品质。他指出：为人民服务，就是“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4～1095页。）“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6页。）；为人民服务，就是要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0页。）。
第三，这一思想体系建立在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兼顾的原则基础之上。如何评价一个社会中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如何评价物质利益原则，是伦理学及其实践的一个基本问题。毛泽东提出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同时兼顾的原则。首先，“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6页。）他认为，随着长远的、整体的、集体的利益的发展，当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也会相应地得到发展。其次，也不能忽视个人利益。“公是对私来说的，私是对公来说的。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早就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又说过先公后私。”（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4页。）再次，应对群众进行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精神的教育。他指出，要使崭新的社会制度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必须清除旧制度的思想残余在人们头脑中的影响：“应该承认：有些群众往往容易注意当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而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长远的、全国性的、集体的利益。……因此，需要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6页。）
第四，要求国家的领导力量具备高尚的思想道德品质，是这一思想体系的支柱之一。由于党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如何，决定着国家的治乱和兴衰。毛泽东提出：首先，共产党人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不要争个人的名利地位，“要保持……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285页。）其次，要做老实人，办老实事，“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50页。）再次，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78页。）
第五，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一代社会主义新人，是这一思想体系的又一支柱。毛泽东认为，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同以往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于不是要扭曲人们的心灵，使人们成为循规蹈矩的“臣民”，而是要培养出具有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品质的一代新人，实现同传统思想的决裂。首先，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教育方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26页。）在这一方针中，“德育”是一个内容广泛的概念，不仅包括道德品质，而且包括思想政治觉悟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毛泽东“德治”观中，政治和道德伦理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实施“德治”，就是通过教育的手段，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达到培养一代新人的目的。同时，社会主义新人还应具有丰富的文化知识、专门的工作技能以及强健的身体素质。其次，他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培养一代新人的方法：一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要在革命的实践中，不断提高道德品质，锻炼成为社会主义一代新人；二是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抵制、批判和肃清剥削阶级传统观念的影响；三是通过学习模范人物的高尚道德品质，发扬正气，压倒邪气，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
二、民族性、革命性、实践性
毛泽东“德治”思想在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道德学说，扬弃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基础上，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归纳起来，表现为“三性”：
第一，民族性。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十分丰富的“德治”思想，毛泽东不能不从中吸取有益的营养。但众所周知，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民主主义者一样，毛泽东曾给予封建传统道德以猛烈的抨击。他对传统“德治”思想的继承，是体现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底蕴，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民族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再现于国家治理的舞台上。
一是注重对群众的道德思想教育。儒家思想中含有丰富的德治教化思想，孔子就主张道德教化的作作要比刑罚作用大得多，要保证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必须强调道德的感化和激励作用，发挥其劝导力和说服力。青年毛泽东受古人“天人相分”、“人定胜天”思想的影响，很早就认识到加强道德思想教育、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意义。并认为，“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把这一思想运用于革命队伍的教育、管理之中，充分发挥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巨大威力。在党的七大上，他对此总结说：“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4页。）建国以后，他又把道德教化思想运用于国家治理当中，强调要在全社会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形成共产主义的道德风尚。
二是注重领导者的以身作则。儒家思想强调“德政”，要统治者以良好的道德示范作为治理国家的方法。这一思想认为，为政者的道德自觉和道德实践至关重要，只有把自身的道德品质体现在具体的政治措施上，才能达到安人、安社会的目的。孔子所谓“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都是讲的这个意思。毛泽东也十分强调领导干部要成为广大群众实践共产主义道德的模范。早在1937年为陕北公学的题词中他就指出：“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注：《毛泽东年谱》（中），第33页。）他本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过着极其简朴的物质生活，真正实践着“为政以德”的道德要求。可以说，无论是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还是身体力行共产主义道德，他都为全体党员、干部树立了楷模。
第二，革命性。毛泽东“德治”思想是在“五四”运动的洗礼中萌芽、成长起来的。为该时代的革命性所决定，这一思想具有十分强烈的革命色彩。它倡导彻底的道德革命，推翻封建旧道德，在全社会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道德。它的诞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德治”思想的革命性变革。
一是始终体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道德。以往的“德治”建立在“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思想基础之上，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
毛泽东“德治”思想则以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具革命性的道德规范指导人们的行为，以期达到人们社会关系的理想状态。同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道德的一系列论述，给了这一思想以丰富的理论来源。从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主张用暴力革命行动、革命战争打破旧的道德传统，到抗日战争时期倡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功利主义，再到党执政后在全社会推广共产主义道德，这一系列“德治”思想，无不闪耀着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道德思想的光辉。
二是具有鲜明的阶级立场。旗帜鲜明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来看待道德问题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特色。他批判了那种认为道德超脱于阶级属性的错误观点，指出：“道德是人们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的要求的反映，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这就是我们的善恶论。”（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84页。）在功利主义问题上，他认为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反对超阶级的功利主义：“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4页。）
第三，实践性。毛泽东“德治”思想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强烈的实践性，是其显著特点。
首先，这一思想是在革命斗争实践中生长、成熟起来的。大革命时代，毛泽东总结农民运动的革命实践，对其作出了“好得很”的道德评价，认为它冲击了全部封建宗法制度的基础，反抗社会恶习，整顿社会风气，使农民在思想上获得了解放，促进了社会和个人道德的巨大进步。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总结革命军队初建时期的经验与不足，强调要肃清红军党内的非无产阶级道德思想。“古田会议”决议分析了红四军党内的“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等一系列错误道德观念，提出了加强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解决办法。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以及党执政后，他以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为指导，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提炼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实践中形成的“为人民服务”、“批评与自我批评”、“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等崇高品质，多方面地阐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德治”思想。
其次，这一思想在实践中得以运用和推广。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毛泽东“德治”思想在团结、激励党和人民英勇斗争的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党取得执政地位以后，继续表现出强烈的实践色彩，用无产阶级思想占领意识形态阵地，用共产主义道德规范人们的行为，引导人们不断为共产主义目标奋斗。
三、巨大的社会整合意义
道德对一个社会的调节整合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它是一条无形的纽带，规范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道德伦理和政治又是密不可分的，二者总是紧密结合在一起对社会的治理共同发生作用。二者的结合就构成了社会政治伦理整合体系。
任何社会都有其相应的政治伦理整合体系。如果这一体系是完善的，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那么它就能在社会整合中发挥积极作用，提升整个社会朝着健康方向发展；如果它是支离破碎的，特别是如果不能在大多数社会成员中形成共同信念，那么它就会导致非道德的东西泛滥，社会出现混乱和倒退。
在我国历史上，道德和政治合二为一的特点尤为突出。从儒家明确提出“德治”思想起，经过历代统治者的不断总结、完善，形成了源远流长、内容丰富的“德政”传统和以儒家文化灌输整个社会的治国方略，支助了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二千多年的稳定。
这一状况在19世纪中期发生了变化。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维持中国封建统治的传统政治伦理整合体系开始坍塌，中国社会进入混乱无序的状态，一步步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华民族及其古老文明都面临着被肢解和堙没的危险。如何挽救社会、使之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用什么样的政治伦理整合社会，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重大问题。可以说，毛泽东“德治”思想的产生，是历史要求中国社会形成新的政治伦理整合体系的必然。
第一，它结束了中国自19世纪中叶起一百多年走下坡路的历史，发挥了巨大的社会整合功能。腐朽的封建王朝抵挡不住殖民主义的屡屡入侵，证明了封建制度下落后、保守的政治伦理思想的破产，中国已不能也不可能再固守以往的封建道统，必须形成一条新的适合国情的治国之道、强国之路。毛泽东“德治”思想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它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首先凝聚起中华民族的精英组成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以共产主义崇高理想为旗帜，通过不懈奋斗夺取了政权，建立起统一强大的国家，然后又在全社会宣传、倡导共产主义的理想和道德，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统一人们的思想，在中国社会全体成员中形成了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使一个陷入四分五裂、迷茫不知所向的东方古老国家重新站立起来，明确自己的前进方向并焕发出新的生机。从此，中华民族以新的坚强有力的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第二，它调整了社会关系特别是社会利益关系，保持了社会、政治的高度稳定。毛泽东“德治”思想为中国历史上新型社会关系的建立和调节奠定了理论基础。社会关系，主要是指社会利益关系，包括个人与社会集体的利益关系，同时也包括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与以往剥削阶级社会的利益关系不同，社会主义社会的利益关系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不存在对抗性的冲突。但是也要看到，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之间、这部分人和那部分人之间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确实存在着不利利益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如果不能得到有效及时解决，有时也会转化为激烈的冲突和对抗，严重破坏社会、政治稳定。在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关系上，毛泽东“德治”思想确立了三者兼顾的原则，为有效缓和化解人民内部利益关系的矛盾奠定了基础，使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在基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团结了起来，保持了整个社会的平等、和谐和稳定。即使遭遇“十年文革”这样大的动乱，中国社会仍然保持了很强的凝聚力。
第三，它指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形成了良好的党风和社会风气。一个社会的健康向上，在于其成员有先进的理想。理想，又总是通过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表现出来。毛泽东“德治”思想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作为全国人民共同的理想，着力在全社会塑造共产主义道德思想和品质，在解放后至“文革”前的一段时期内，形成了令世人瞩目的良好党风和社会风气。
四、深刻的启迪与借鉴
毛泽东“德治”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革命和建设的一份宝贵财富，其中当然也有不少教训。总结毛泽东“德治”思想与实践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第一，“德治”与思想政治工作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实施“德治”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开展积极主动的思想政治工作。毛泽东实施“德治”的主要方式是大力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他在继承中国传统道德修养思想的基础上，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创设了比较完备而有效的关于人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原则和方法。究其一生的思想和实践，他一以贯之地强调要做好人的工作、要有正确的政治观点，指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等等，都是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在“德治”中的重要性的具体表现。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正是靠着这一条，我们党才能在艰难环境中同强大敌人展开斗争并取得胜利。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有一段时间内忽视思想政治工作，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对此，邓小平深刻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6页。）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在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的今天，只有靠积极主动的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有助于解决干部群众的一系列思想问题，才能为改革、发展、稳定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重要政治保证。
第二，注意把“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结合起来，不能因强调一个方面而废弃另一个方面。毛泽东非常重视“德治”，非常强调人的思想、品质的作用，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他本人的阅历、知识面等主观因素的作用，他不是很重视“法治”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不是说他没有“法治”思想，事实上他亲自领导制定了新中国一系列法律制度，但相比较，他更强调人的思想的力量，更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更注重政策和策略的作用。江泽民同志总结古往今来治国的经验和教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注：《论“三个代表”》，第135页。）这是很有见地的。道德是“自律”，法律是“他律”；“德治”依靠社会舆论，依靠人的价值判断，依靠人的良知和传统习惯，对社会生活是一种强大的约束力量；“法治”依靠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性，避免了随意性、任意性，保证国家社会生活有序进行和人民的合法权益，也是一种强大的约束力量；“德治”是“法治”的思想前提，“法治”是“德治”的制度化、规范化，二者相互联系，缺一不可。“德治”和“法治”结合起来，就能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
第三，要注重把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先进性要求是对社会上的一部分先进人物，特别是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要求，它不仅包括社会主义阶段的道德规范，也包括更高的共产主义阶段的道德规范；广泛性要求是对全体公民所应具有的道德品质的共同要求，是适应社会主义现阶段经济基础的道德规范。毛泽东在“德治”实践过程中，非常注重对道德的先进性要求，强调不断提高全社会的共产主义道德水平，要“斗私”、“批修”，要做到“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应当说，这作为对社会主义道德的先进性要求是完全必要的，有利于弘扬共产主义道德，培养一代社会主义新人。但是以此作为社会主义道德的广泛性要求，则超越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脱离了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实际。道德作为上层建筑，毕竟不能超脱于其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如果一味拔高道德要求，只会适得其反，造成人民群众对空洞道德口号的反感和厌倦。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正是把对道德的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倡导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义利观，才取得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
第四，加强“德治”，一定要围绕经济建设来进行，不能冲击和代替经济建设这一中心。毛泽东晚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失误，值得我们引以为训。“德治”是精神文明，经济建设是物质文明。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物质决定精神，社会主义建设要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一起抓，但最终还是要以物质文明建设为中心。这样才能满足广大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维护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毛泽东“德治”思想从人的精神层面出发，以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为己任，其根本目的，也在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归根到底，二者应是殊途同归，最终实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断向共产主义社会前进的目的。但是如果不能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撇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去单纯追求更高层次的思想品德，甚至为达到这样的思想境界而不惜诉诸阶级斗争，则是治国方略的重大失误，是对“德治”思想的误解。“文革”时期只讲精神、不讲物质，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给我们留下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是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得出的必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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