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林则徐和渡边华山看近代转折点上的中日西洋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山论文,西洋论文,点上论文,近代论文,中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意在通过追寻林则徐（1785—1850）和渡边华山（1793—1841）研究西洋的轨迹，在中日西洋学（为叙方便，暂以此概念含指中国的西学和日本的洋学）比较研究领域做一粗略的尝试。
一
林则徐自1838年受命钦差大臣赴广东上任后，由于处理对外问题的需要， 才开始接触并研究西洋问题， 而且主要集中在钦差大臣任内（1840年9月被革职）。 渡边华山是日本江户幕府末期三河国（现爱知县东部）田原藩藩士，于1832年天保饥馑和英国东渐势力加速的内外形势下，被任命为田原藩家老兼海防挂。当时在三河地区只有田原藩面临太平洋，因之该藩为三河地区海防的唯一据点。对此，渡边华山深感责任重大，为解决内外危机， 开始认真研究西洋问题， 直至因笔祸罹罪的1839年。与日本正统洋学家比较起来，林则徐和渡边华山的西洋研究起步较晚，时间也不长，况且二人皆不谙外国语，虽然如此，他们却分别达到了那个时代本国对“西洋问题”认识的最高水平。其中的原因，有许多具体问题有待于深入地考察研究，但是，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即他们所处的时代以及在那个时代中所担当的角色。
十九世纪中叶，就远东地区而言，西方殖民势力的攻势由“西力东渐”急速发展为“西潮东涌”的时代。中日两国面临着有史以来空前深刻的民族危机，传统的对外观念以及对外交涉原则已无用武之地，从而如何迎接来自西方的挑战便成为中日两国亟待解决的历史课题，迎接这次挑战的成功与否将决定两国近代史的发展方向。然而，在当时的中国和日本能清楚地认识上述现实的人却寥寥无几。林则徐和渡边华山同处于这一激荡的时代，并分别担当“驭夷”要职，又分属本国统治阶级中的开明人物。这些客观条件促使他们对本国所面临的险恶的国际环境以及民族前途极为敏感，面对欧美列强的强烈冲击，他们不同程度地意识到西洋诸国的先进性和自我危机的严重性。为此，他们积极了解、研究、学习西方的先进事物，以寻求摆脱民族危机的途径。在此过程中他们各自将本国的西洋学提高到一个新阶段，从而成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和“洋学的大施主”。简而言之，他们处于同一时代，有着相似的感受以及这种感受所促发的民族使命感。正是上述相似的经历将他们造就成为冷静环视周围世界的民族先觉者。另一方面，由于中日两国具体国情的差异，他们研究西洋的侧重面、深广度又不尽相同。以下扼要叙述这种差异及其这种差异的前因后果，由此，或许会加深对中日两国近代史的理解。
二
林则徐主持翻译、 编译的西方书刊主要计有：《四洲志》（HughMurray,Cyclopaedia of Geography）、《各国律例》（Vattel Emericde,Law of Nations）、《澳门新闻纸》（Canton Press）、《澳门月报》（Chinese Repository）等。《四洲志》是英国人慕瑞所著，原本于1836年在伦敦出版，属当时最新之世界地理书，书中介绍了五大洲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历史、军事、政情等。全译本共四十九页，其中欧美部分占五分之三，美国部分则占全书的五分之一。更值得注意的是书中详细地描述了美国总统、上下两院及司法等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只可惜美国的民主制度没能引发林则徐的兴趣。尽管如此，该书是为中国第一部较系统地介绍世界地理志的译著，也是林则徐译述中对后来影响最大的一部书。它使中国西学、尤其是世界地理学领域跨入了新时代。梁启超曾赞曰：“林少穆（则徐）督两广，命人译四洲志，实为新地志之嚆矢。〔1〕《各国律例》的作者是瑞士人， 汉译名为滑达尔，该中译本系原书之摘译，后收于魏源著《海国图志》。其内容包括关于一个主权国家对在留外侨的司法管辖权问题以及作为对外敌对措施的封锁、禁运等手段。《澳门新闻纸》又译作《澳门新闻录》或《广州周报》，系广州商馆英国自由贸易派商人于1835年创刊，1839年7月迁往澳门继续出版，主编为慕勒（Moller Edmund）。 由于该报“将广东事传至该国（指英国）并将该国事传至广东”，〔2〕自1839 年春始，林则徐命人将其中有关的时事报导和评论一一摘译出来，诸如鸦片生产，国际社会对中国禁烟的反应，直至西方国家在中国周边及邻国的活动等。为便于查阅，又命人将译文按时间顺序“抄齐统订数本，”〔3〕如此一直继续到林则徐被革职。现存中译《澳门新闻纸》抄本六册，译载了原刊1838年7月至1840年11月间的部分内容。 《澳门月报》亦译为《中国丛报》，由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卑治文（Bridgman）主编，1832年创刊，至 1852年共出版了二十卷。现存中译《澳门月报》译自其中1839年和1840年部分。与《澳门新闻纸》不同，《澳门月报》是按事项发类，即为：论中国、论茶叶、论禁烟、论用兵、论各国夷情等五辑，收于《海国图志》卷八十一。从林则徐组织翻译的内容看，可大致分为以下几大类，即：海外、特别是欧美国家地志学知识；直接服务于外交的情报及其外交技术；欧洲舆论对中国的反应。从以上内容结构不难看出，这些译书主要是为“驭夷”需要而作，事实上也确实为办理“夷物”发挥了作用。
由于林则徐对西洋列强及其动向有了初步了解，因此他的对外策略远高于其他官吏。当时，主和派强调不可“轻起边衅”，主张对英让步，甚至提出容忍鸦片贸易。抵抗派则主张“闭关绝市”彻底断绝一切对外贸易的强硬政策。林则徐属坚决抵抗派，反对被动让步，但同时也反对“闭关绝市”论。其原则是“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4〕他通过《各国律例》察知“此等奸夷（指欧美的鸦片走私犯）并未领照经商，而取偷渡蹿越，若被该国查出，在夷法亦必处以重刑。”〔5〕据此，林则徐采取了一系列严禁鸦片的措施。但同时他又认为：“将现未犯法之各国夷船与英吉利一同拒绝，是抗违者摒之，恭顺者亦摒之，未免不分良莠，事出无名。设诸夷禀问何辜，臣等碍难批示。”〔6〕并强调：“凡有夹带鸦片夷船，无论何国不准通商，则不带鸦片者，仍皆准予通商。”〔7〕这里林则徐实际上已在遵循国际法原则， 可以说国际法知识之引入中国并应用于对外交涉是自林则徐开始的，他的国家主权观念已开始带有近代色彩。作为具体策略，他还提出：“查英吉利在外国最强悍，诸夷中惟美利坚及佛兰西尚足与抗衡，……此中控驭之法，似可以夷制夷。”〔8〕林则徐在处理外交事物中错落有致， 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的西洋知识，林则徐自己也曾说过：“其中所得夷情实为不少，制驭准备之方多由此出。”〔9〕
林则徐得力于西洋知识的又一重要收获是他在海防上的作为。他针对英国“以船坚炮利称其强”的现实，于海防上倾注了极大的努力，在给道光的奏章中提出：“尤恐各台旧安炮位未尽得力，复设法密购西洋大铜炮，自五千斤至八九千斤不等，务使利于远攻。”〔10〕并“用价一万八千元购得西洋大号旧夷船一只，一备兵勇演习仰攻。”〔11〕（此为中国购买西洋船只之始）1840年4月又首次仿造西洋式战舰， 奏报朝廷：“今春检查旧籍，捐资仿造两船，底用铜包，蓬如洋式。”〔12〕当时有外国人记曰：“1840年4月25日，二、三只双桅船已在广州河面下水，这些船都是按照欧洲船式修造的，它们已能加入帝国的海军了。”〔13〕林则徐还曾向奕山建议：“查洋面水战，系英夷长技。……非自单薄之船所能追剿。应另制坚厚战船，以资制胜。……总需有船一百只，始可敷用。此系海疆长久之计，似宜及早筹办。”〔14〕可见林则徐是在试图建立一只有近代装备的新式海军。并认为如能拥有这样一只“器良”并且“技熟。胆壮、心齐”〔15〕的海军，“有船有炮，水军主之，往来海中追奔逐北，彼所能往者，我亦能往，……逆夷以舟为巢穴，有大邦水军追逐于巨浸之中，彼敢舍舟而扰陆路，占之城垣，吾不信也。”〔16〕综观上述不难看出，林则徐将其西洋知识付诸实践，颇有成果。总体看来，林则徐作为钦差在广州期间英国在外交和军事上始终不得要领。此外还有一点颇值得注意，即他在主持编译《四洲志》时已察知沙俄正向伊犁推进，并开始注意沙俄的动向，且预言：“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17〕对此林则徐建议在中国西北边境应“改屯兵为操防”。〔18〕而满清朝廷对西北边境的危机却无动于衷，不幸，其后不久，林则徐的忧虑变成了现实。
在中国西学中衰约百年后，林则徐能在不满两年的时间里对西方了解到如此程度，并能运用于对外策略的实践中，不能不令人叹服。
三
如前述，渡边华山真正的兰学研究是1832年被举为家老和海防挂后开始的，从这个角度讲，在关心西洋的动机上与林则徐是相同的。渡边华山明确指出：“搜索西洋诸番之事情，实今时之急务，”〔19〕“不审敌情则无以立兵备之策谋”。〔20〕渡边华山有关海防的构想集中在其《诸国建地草图》一文中，和林则徐一样，渡边华山充分认识到西方船炮的威力以及日本传统海防布局和武器的落后，并提出过海防构想图。此外，渡边华山对沙俄的扩张也表示出极大的忧虑，并认为：“鲁西亚垂涎日本最久，日本之忧患必有北陲。”〔21〕很明显二人对西洋关心的重合部分在于海防。然而，这个重合部分几乎是林则徐西学知识的全部内容，而对渡边华山来说只占其洋学成果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不太重要的一部分。华山洋学的真正价值在其引照欧洲的经验用以解决日本问题的思想和基于科学分析西洋而形成的具体的世界认识。
高野长英在述及以渡边华山为首的蛮社形成的最初动机时曾说：“近年凶欠延绵，人心紊乱，故于洋书之中抄寻万国之国体、政务、人情、世态等。”〔22〕渡边华山通过潜心研究，得出结论，认为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在于“物理之精确”，而且“不惟于万物以图穷理，且于万事议论皆专务穷理。”〔23〕并提出西洋富强的根源是“学校之盛行”，即“其政事以养才造士为先”通过教育“成才成德后，入教院、成学师，施其所学。”〔24〕渡边华山基于对西洋尊重实学、因才适用社会原理的憧憬，将当时日本的封建等级制度比作“天下（指将军）为一大箱，诸侯为小箱，士闭其内，制活物世界于死地”〔25〕的社会棺裹。在对外问题上，他对幕府采取了同样的批判态度。1837年美国商船摩里逊号为送还日本漂流民和要求缔结通商条约驶来日本，幕府决定依照祖法予以武力驱逐。对此，渡边华山通过分析当时国际形势，提出了日本应采取的对策。他清醒地指出：“五大洲内除亚细亚外，四海大抵已成洋人领地。于亚洲之内，亦仅唐土、波斯、我邦未遭洋人之污秽”〔26〕的局面。对日本来说，“英吉利（华山误认为摩里逊号为英国商船）求之于我者，如蝇逐膻，驱之而必复来”。〔27〕针对内外形势和力量对比的现实，渡边华山认为：“古来唐土御戌之论、我邦之神风不足恃”，〔28〕并揶揄幕府的攘夷政策是“井蛙之见”，主张取消“异国船击退令”，并提出“因时变而立政法乃古今之通义”〔29〕的对处原则。这便引出了华山洋学中，通过分析西洋及内外形势而得出的“变”的主题。
统观渡边华山有关西洋的论著，颇具冷静的分析和清晰的思想体系。他是站在历史哲学或称人类文明发达的高度来分析世界历史并把握当时世界现状的。因此，梳理出这些论述中“变”的主线可进一步理解华山洋学的历史地位。渡边华山的著作虽不那样庞大，但是简单扼要地勾画出了人类文明发达史上“变”的历程：“一地球因诸国变革而生生不已”，〔30〕“或英主忽出以至天地化育相变，又由政度酿出英杰，以至学风政事一变，实乃千变万化”。〔31〕首先是：“亚西亚四十度以南之地，自远古教化开、文物盛。……古代南方尊，北方卑，后来南方之教化次第扩至北方”，由此“北方剽悍诡黠之俗一变为强勇深智之国”，而南方“高明文华之地成疏大浮弱之风。……唯今欧罗巴诸国于海外无不到之隅，以押领四大洲诸国。”〔32〕此“实天地古今为之一变。……其间物极则衰，衰极则又盛，理势乘除无所不至。”〔33〕可见，渡边华山把上述盛衰兴亡看作是历史发展的铁则。那么十九世纪当时西洋变强的原因何在，或者说西洋是靠什么来押领四大洲的呢？对此，渡边华山精辟地指出：“西夷皆专于物理之学，故而，审度天地四方，不以一国为天下，而以天下为天下，因是，颇有广张规模之风气。”〔34〕简而言之即是“穷理精神”和“世界视野”。这就是西夷变强的原因，同时也是世界格局急剧变化的源点。由此渡边华山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意识，他清醒地认识到：“古之夷狄为古之夷狄”，〔35〕“时势既今非古。故以古论今者。如胶拄鼓琴。”〔36〕那么在剧烈变动的世界中，日本该如何应对？对此，渡边华山主张要向西方学习以适应世界大势之剧变。他在《
舌或问》中明言：“彼犀兕之革可以作铠。波斯之草可以活人。……非以备用者乎。若夫当路重任读之。有审其俗而知其变。防其微而杜其渐。……余望外之幸也。”〔37〕总之，西洋在变，世界在变，日本也必需要变。我们可以从渡边华山的洋学论著中，通过与西洋对比而描述日本社会的文脉中整理出其要求变革的一系列愿望。即，古来华夷之辩的“井蛙之见”〔38〕要变为“以天下为天下”〔39〕；“高明空虚之学”〔40〕要变为“万事议论皆专务穷理”；面对西洋向东亚的攻势，“唐山御戎之论、我邦神风之说不足恃，”因之“专于内患、不虑外患”〔41〕的海防体制也要变；“不痛不痒的世界”（指日本国内状况）〔42〕要变为“忧勤国政、内外慎密”〔43〕之局面。这正是渡边华山真正的苦心所在，如能达到上述变革，渡边华山大概就会感到“望外之幸”了。总之，他始终抱定一个“变”的信念，以至于临终前致好友“极秘永诀”的遗书中，仍念念不忘“数年之后为之一变”〔44〕。这里虽未更具体言明变什么、怎样变，但若通读上述论述，似已无须再做解释了。
综观上述，可映照出林则徐与渡边华山研究西洋的不同特点。林则徐的西洋知识直接应用于对外交涉，是制定具体“驭夷”策略的重要参考资料，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并确实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另一方面，可以说林则徐研究西洋还仅仅局限于直接与中国有关的知识，因此其视野还不似渡边华山那样宽阔、系统，也没能达到渡边华山那样的理论体系。对比之下渡边华山对西洋各国本质认识的水平远远超乎林则徐之上，他是从原理上认识西洋社会的。他认为“万事穷理”为西洋社会运行的基本原理，观其文脉，有理由认为他是站在新旧社会的高度来看待西洋社会与东亚及日本社会的，只是没有使用“近代社会”和“传统社会”这样的概念而已。也正因如此，在渡边华山那里才出现了相连续的“变”的思想，即西洋社会变了，创出了新的社会原理，日本也要学习西洋，以变应变，从而，在理论上提出了迎接西洋挑战的总原则。然而，另一方面也应该承认在将西洋知识付诸实践的领域，是渡边华山的弱点，他虽然也曾在海防方面倾注过精力，却是无法与林则徐系统的海防活动相提并论的。正如有日本学者所述：“就其（华山）一般施政而言，几乎找不到直接将洋学知识付诸实践的证迹。”〔45〕由此，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暂且可以得出“实践的则徐”和“理论的华山”这样的认识。当然，笔者无意否定渡边华山洋学的实学性质，而且必须承认华山洋学中浓烈的危机意识正是当时日本即将走向近代变革过程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甚至说是不可缺少的认识环节。林则徐虽然也抱有危机意识，但是，那是从当时中国所有面临的具体危机所感受到的，而不似渡边华山那样对西洋深入研究而得到的较清晰的认识，因此，林则徐不可能从东西不同社会原理的高度来理解这种危机的深刻程度，如前所述，甚至认为只要有一只近代化的舰队即可渡过危机。
四
为什么活动于同一时期的这两种西洋学会出现上述差异？
首先，追溯一下两国西洋学史就会发现，十八世纪二十年代是至关重要的历史关节点。1720年和1723年日中两国的统治者分别发出了内容截然相反的政令。德川幕府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发布“洋书缓禁”令，使洋学信息源源流入日本，包括通过荷兰商馆购入的荷兰语书籍和由中国输入的有关西学的汉文书籍。1740年德川吉宗又授命青木昆阳、野吕元丈学习荷兰语，其后，自杉田玄白翻译《解体新书》以来，洋学家学习荷兰语便成为一种传统，洋学运动在日本骤然兴起。反顾中国，明末清初有不少西方传教士将西洋书籍译成汉文，早期西学也曾一度发达，但是，因清廷与罗马教廷之间发生“礼仪之争”，康熙皇帝于1723年明令在中国禁止天主教，由此，西学在中国也随之衰落。如果说在相对和平的时代这种差异还无关紧要的话，那么在十九世纪中叶的国际环境下，这种差距所带来的恶果便暴露无遗了。我们可以从渡边华山和林则徐的洋学知识来源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渡边华山的情况约略说来主要有以下几条途径。其一是利用当时传入日本的有关西洋知识的汉籍（包括汉译西书）以及日本洋学家们译述的有关洋学的书籍。关于前者，自1720年缓禁洋书以来，有关西洋知识的汉文书籍不断流入日本。而后者，即使自1774年杉田玄白翻译的《解体新书》刊行算起，至渡边华山活动的时代也已60年，这期间日本洋学家译、著的洋学书籍已逾几百种。渡边华山任家老后极力鼓动藩主继承人三宅友信修习洋学，在此期间三宅友信购入了“一室充栋”的荷兰文书籍，仅现存兵学类即有219册。〔46〕这些书籍成为渡边华山研究西洋的基本资料，仅渡边华山所著万余言的《外国事情书》直接引用的书籍计有：《职方外纪》（在华耶稣会士艾儒略所著）、《皇朝经世文编》中的〈澳门图说〉、〈外番借地互市说〉、日本洋学教育家大规玄泽编著的《环海异闻》、日本洋学有青地林宗所译《舆地志略》等十余种。〔47〕其二，延请高野长英、小关三英等一流洋学家译读所需荷兰语书籍，《华山先生略传》即云：“（渡边华山）“常招小关、高野二氏，使读地志历史之属。”其三，直接请教荷兰商馆人员以补正自己的洋学知识。渡边华山的《舌或问》即是1838年3 月访问在江户参府中的荷兰商馆长尼曼后而撰写的有关西洋情势的访谈录。
在中国，由于西学的中衰，从皇帝到官僚以至知识层对西洋事物以及西洋所发生的变革一无所知，更可悲的是直至鸦片战争前夕“沿海文武员弁不谙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48〕此时林则徐可资利用的西学书籍，不过明末焦勖的《火攻挈要》而已。在这种背景下，林则徐要研究西洋只得依靠自身的苦心经营，在料理政事的同时，还要利用各种机会购买、搜求西方书刊，“欲系夷情，多方购求”，〔49〕且须“辗转购得新闻纸”。〔50〕由于信息源的限制，林则徐不得不采取“凡以海洋事进者，无不纳之，所得夷书， 就地翻译”〔51〕由于信息源的限制，林则徐不得不采取“凡以海洋事进者， 无不纳之，所得夷书，就地翻译”〔51〕的做法。此外，当时国内翻译人材也是凤毛麟角。林则徐到广州时，十三行（独占对外贸易的公行）中虽有华籍通事，但他们只是略知商务知识而已，而林则徐需要的译员则要具备政治、历史、军事、科学技术等诸方面知识，而且对外国语的要求也很高，通过苦心方求，也仅得四名英语译员，〔52〕因而，不得不请西洋人协助审定译文、翻译和介绍“夷情”资料。〔53〕这些翻译人员与在具有洋学功底的基础上精通本国和外国文字的日本洋学家相比，自是不可同日而语。
其次，当时西洋对中日两国冲击的力度是大不相同的。日本虽然面临“北方之警”沙俄的威胁和英国的进逼，但是，终究没有发展到培理叩关的阶段，渡边华山有充分的时间从理论上深入了解、研究西洋。换言之，西洋对日本的总攻击虽然已迫在眉睫，但终究还没有成为现实，渡边华山的洋学研究是出于一种强烈的预感，其使命是警世，即向日本的统治者说明世界旷古以来巨大的变动和随这一变动而即将到来的民族危机，并提出：“防其微而杜其渐”的对处原则。就是说，历史要求渡边华山以思想家的眼光来分析西洋社会进步的原因，从根本上为日本对付西洋的冲击寻求理性的出路，从而，产生了渡边华山那样的预感阶段，来自英国咄咄逼人的攻势已然使中国陷于名副其实的深刻的民族危机，严酷的现实不容林则徐象渡边华山那样做书斋式的研究，而只能急起应战。很明显，林则徐的西洋学是以直接抵御侵略为核心而成立的，因此，其内容除为制定外交策略所需要的知识外，学习西洋先进的军事技术就被置于首要位置。
注释：
〔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 年，第323页。
〔2〕〔3〕〔15〕〔16〕〔50〕杨国祯编：《林则徐书简》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4、174、193、186、174页。
〔4〕林则徐：《会奏川鼻尖沙嘴迭次轰击夷船情形摺》， 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二， 神州国光社1954年，第190页。
〔5〕〔6〕〔7〕〔8〕〔10〕〔12〕〔48〕《林则徐集·奏稿》中，中华书局1985年，第649、794、796、794 795、838、865、649页。
〔9〕〔14〕陈锡祺主编：《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 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01、100页。
〔11〕魏源：《海国图志》筹海总论卷八十，原叙，后叙，古微堂重印本，咸丰二年（1852年）。
〔13〕陈大宜：《从鸦片战争到一八六一年的中国军事工业》，见列岛编，《鸦片战争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58年，第163页。
〔17〕《清史稿·林则徐传》卷三百六十九，第三十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11494页。
〔18〕清朝国史管撰：《林则徐传》，见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组：《林则徐诗文选注·附》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26 页。
〔19〕〔26〕〔31〕〔33〕渡边华山：《再稿西洋事情书》。以下有关渡边华山论著之引文皆引自，佐藤昌介校注：《华山·长英论集》，岩波书店1978年。
〔20〕〔21〕〔27〕〔38〕〔40〕〔42〕渡边华山：《慎机论》。
〔22〕高野长英：《鸟之鸣音》，载《日本思想大系》44，岩波书店1977年。
〔23〕〔28〕〔29〕渡边华山：《初稿西洋事情书》。
〔24〕〔30〕〔32〕〔34〕〔35〕〔39〕〔43〕渡边华山：《外国事情书》。
〔25〕渡边华山：《退役愿书之稿》。
〔36〕〔37〕渡边华山：《舌或问》。
〔41〕渡边华山：《诸国建地草图》。
〔44〕渡边华山：《遗书》。
〔45〕佐藤昌介：《渡边华山》，吉川弘文馆1992年，第92页。
〔47〕佐藤昌介：《洋学史的研究》，中央公论社1980年， 第176197页，第184 194页。
〔48〕琦善：《奏遵查林则徐在粤办理禁烟形摺》，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中华书局1964年，第615页。
〔51〕姚莹：《康輶纪行》卷十六。
〔52〕〔53〕参见林水俣：《论林则徐组织的迻译工作》，见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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