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当代美学建设之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之魂论文,人文精神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提出，当前我国正在讨论的“人文精神”问题，其实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本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美学界许多思潮之争，归根结蒂是现代科技主义与人文精神之间的斗争；本文认为，中国历史有较深厚的人文精神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人文精神进行了批判、改造和更新，形成了新的人文精神传统，建国以来，政治功利主义与当今的物质功利主义造成人文精神的两度失落与危机；本文主张，当代中国美学建设应以上述大文化背景为参照，把重建人文精神作为灵魂与核心，克服种种对人文精神的偏离，才能使美学走出低谷。
近两年，国内学术界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开展得如火如荼，颇为热闹，它涉及的范围早就超越了单个学科，已经成为人文和社会科学界共同关心的一个热点问题了。
其实，人文精神的讨论在90年代的中国出现，是有其必然的社会历史背景的，它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心，也不是偶然的，它同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历史性转型是息息相关的。
本文不直接参与人文精神的讨论〔1〕， 而主要就当代美学建设与人文精神的内在联系作一初步思考，提出几点不一定成熟的看法，以期抛砖引玉，为当代中国美学的建设拓展思路。
一
人文精神问题，其实不是一个新问题，也不仅是一个当前中国学术界关注和讨论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是本世纪以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界，特别是哲学、美学界思考和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
这并非信口开河。因为本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特别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带来的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与人自身的全面异化，深刻的精神危机和空虚，这样一种巨大的历史反差和两极分化。这种两极分化，就其实质而言，是人文精神的淡薄与失落。具体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第一，人与自然相异化。现代科技的高度发展，使人类具备了利用、改造、征服自然的巨大能力，同时也使作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同自然相异化、相对立。对自然的过度开发与掠夺，造成环境的污染，气候的改变，人口增长超过生产发展速度而素质下降，自然界生态平衡的破坏，职业病的扩大和增多……人与自然的异化也造成了人的生存环境的恶化，使人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面临着重新受自然统治、报复和威胁的严重困境，这是一种关系到人类基本生存的危机。然而，片面的物质技术文明却在五光十色的繁华外表下竭力掩盖和冲淡这种深刻的危机。
第二，两次世界大战造成全世界人民心灵上无法愈合的创伤。现代科学技术的一些先进成果在两次大战中被用来充当屠杀成千上万无辜民众的武器，给全人类造成史无前例的空前灾难；核武器和核威慑已构成足以毁灭人类自身的巨大破坏性；现代局部战争继续造成人类的分裂、对立和冲突。战争的恐怖和死亡的威胁仍然笼罩着人们的心灵。人类凭借高科技创造的东西现在却反过来成为威胁、毁灭人类的可怕的、强大的异己力量。但对高科技的盲目崇拜使一些人忘却了能够毁灭人类自身的现代战争的危险。
第三，片面物质利益的追求和拜金主义的盛行。现代科学技术创造了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和无比丰富的物质产品，但也在一定条件下，唤起了人性中“恶”的一面，导致物欲横流，金钱至上，道德沦丧，价值崩溃，严重地压抑、扭曲、肢解着人性，窒息、扼杀、吞噬着人们的心灵，使人心变得狭窄、自私、冷酷、片面、机械、枯燥，使人与人的关系紧张、隔膜、冷淡甚至仇恨，人际缺乏精神的交流和爱的抚慰，精神上的孤独、失落、空虚感日甚一日地增加，这种人与社会的异化是从内部导致人类社会消解的强烈腐蚀剂。
第四，现代科学技术日益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的统治力量。法兰克福学派当代最杰出的代表哈贝马斯在对当代“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作分析时指出，其最重要特点是“科学技术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2 〕，表现为科学研究与技术应用形成相互依存关系，从科技成果转化为工业生产力形成一体化，科技更新与商品化速率加快，科技在生产力结构体系中起决定性作用，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手段和科学价值的独立来源，社会对科技的需求也急剧增加，这一切，使“当代的科学技术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成了理解一切问题的关键”〔3〕。 科学技术的这种统治地位直接影响着人们的全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迅速改变着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交流方式，一句话，改变着人的生存方式，同样，也对人们原有的哲学观、伦理观和价值观，乃至整个思想文化观念造成巨大冲击和动摇。这是一种科学技术力量对人文精神的压抑。
第五，适应着现代社会上述种种新的变化，特别是科学技术日益上升为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这一现实，哲学、人文学科中的科学主义思潮的崛起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从皮尔士、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到罗素、维特根斯坦（早期）、卡尔纳普等人的逻辑实证主义和语言（逻辑）分析哲学，从布里奇曼等的操作主义到柯日布斯基等的普通语言学派，从维特根斯坦（后期）、赖尔、布莱克等人的日常语言哲学到奎因、古德曼等的逻辑实用主义，从波普的批判理性主义到库恩、拉卡托斯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虽然兴衰更替相当快，但始终跟随着本世纪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在人类生活中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这一大趋势，是这一现实的理论表达。这些科学主义的哲学思潮以主观经验主义为基础，对传统形而上学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把人类极为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和心灵世界的研究排除在外，尤其反对关于世界和人生终极存在与永恒价值的追求，忽视了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的永恒的精神性需求。换言之，科学主义构成了对人文精神的巨大压力和障碍。
以上种种，是现代科学技术和科学主义思潮客观上对人文精神造成的压抑。
我们这里不想评价科学主义的历史功过，因为它作为20世纪物质技术文明的孪生物确实有其产生与发展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它本身也是人类精神生产和精神文明的重要成果。但是，不能忽视的是，它在本世纪思想文化发展中，对人本主义思潮的发展和现代人文精神的张扬却主要起到了负面作用。而高扬人文精神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人之为人的根本要义，是人类精神文明建设的永恒主题，是指引人类思想文化不断前进的明亮灯塔。
因此，本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美学流派中的人本主义主潮，以极大的努力从各个方面为人文精神争得应有的地盘与位置。这种努力主要表现在：
首先，对以数理逻辑为主导内容、以主观经验为基础和根据的现代科学理性进行不遗余力的批判，从人的非理性领域进行广泛开掘，以拯救出一部分长期受理性主义压抑和冷落的人类心灵功能和精神生活。如克罗齐、柏格森对直觉的推崇，弗洛伊德、荣格对无意识领域的发现和开拓，卡西尔对“前逻辑”的隐喻思维的重视，苏珊·朗格对人类情感和生命形式的关注，胡塞尔对逻辑理性的“悬置”，海德格尔借助“思”与“诗”把语言从“逻辑”、“语法”中解放出来的尝试，伽达默尔“合法的偏见”的提出，尧斯对“审美期待视界”的强调，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都可以看成对传统科学和逻辑理性的攻击与突破，都是对人的精神领域中非科学非逻辑非理性方面的发现与张扬，也是对传统人文精神所作的一种现代开拓。
其次，对现代“技术至上”观念进行激烈批判，为人类寻找存在的精神家园。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至上”倾向从词渊学上作了深刻的剖析。他指出Techne（技术）在古希腊同poiesis（创造、 产生）有着天然的联系，早先它与艺术一样，有着把业已内在于phusis（自然）之中的东西带入存在的“天职”，是一种对生命的“呼唤”和美化，但随着科技革命，它的原初意义被贬低、破坏了，注入了“挑衅”（das Herausfordern）的含义。 他认为，技术至上是对自然的挑衅和帝国主义奴役，人命令自然，自然服从其掠夺性的指令，但自然必然反过来惩罚人类。正如英国学者乔治·斯坦纳所归纳的那样，“我们的否定价值从T-echne 的积极价值的分裂，我们把‘天职’（vocation）粗暴地歪曲为‘挑衅’，使我们在地球上无家可归。技术目前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可怕物，它存在着征服甚至毁灭它的创造者的危险”，为此海德格尔“呼吁‘拯救地球’”〔4〕。 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之一马尔库塞更明确指出，“不仅对技术的运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5〕；“今天， 统治不仅通过技术而且作为技术而使自身永久化和扩大化，技术为日益膨胀的政治权力——它囊括了所有的文化领地——提供了巨大的合法性”，换言之，技术通过政治权力对人的全部精神文化领域实施了统治，因而“技术还使人的不自由变得非常合理化”〔6〕。这样一种对技术至上主义的奋力抗争，实际上还是要为人自身的自由的精神文化生活寻找一块尚未被技术污染的“净土”，海德格尔”拯救地球”的呼吁实质上也是要为人类争得一方精神家园。
再次，对建立在数理科学基础上的近代认识论进行批判，为哲学和人文学科寻找自身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根基。科学主义就其实质而言，是对人文科学持排斥态度的。人文科学要成为“科学”，与自然科学相抗衡不能没有自己的认识论、方法论基础。近代自笛卡尔、康德以来的哲学，基本上都以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认识论为基础，现代科学主义在认识论上也严格限定在数理逻辑与自然科学理性范围内。现代人本主义就努力打破这种一统天下。狄尔泰在把世界分为自然与历史—人文两大部分的同时，提出了相对应的两门科学：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后者有自己独立的方法论根据。卡西尔则明确批评以数理逻辑为基础的“一般认识论，以其传统的形式和局限并没有为这种文化科学提供一个充分的方法论基础”，主张把认识论范围“扩大”到人类精神文化的其他领域（如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等），重视语言、神话、宗教等思维和艺术直观等认识论功能。这样，就为哲学与人文科学寻找到不同于科学主义的独立的认识论、方法论，有助于使人文科学真正迈入科学的殿堂，成为与自然科学并驾齐驱的“科学”。也有助于使人文精神提升到科学的高度，获得理论的辨护和阐释。
又次，对科学主义彻底否定形而上的追求进行批判，强调哲学应张扬人性，决不能放弃形而上的追求。科学主义对传统哲学形而上的追求持彻底否定态度。如维特根斯坦就认为传统哲学对世界本源、本质和终极存在、价值的探索都是毫无意义的，其命题都是“非命题”或“假命题”，都是对“语言的逻辑”的误解，所以，哲学的全部任务就是取消形而上学，对之进行语言批判，以“澄清”其语言的混乱。而人本主义则持相反的维护形而上学的立场。如胡塞尔建立起现象学时，仍继承了狄尔泰对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划分，把哲学探讨的重点放在人的精神和人性的绝对追求方面，强调作为“终极科学”的哲学的“目的是成为最高尚、最严格的科学，这表现了人性对纯粹而且绝对知识的不懈追求（与这不可分离的是人性对纯粹而且绝对的估价与意愿的需求）”，“哲学的天职是教导我们如何贯彻人性的永恒工作”〔7 〕。这种对人性的永恒、绝对、终极需求的重视及以此作为哲学的目标，充分体现了人文精神对科学主义的激烈抗争。
由此可见，压抑还是张扬人文精神，实际上是本世纪西方哲学、美学思潮争斗的一个核心问题。我们应当把当前国内人文精神的讨论放在这样一个宏观背景下看待，才能发现其蕴涵的深刻意义。
二
现在，再来看看我国精神文化和人文学科的建设与人文精神的关系。
笔者认为，人文精神、精神文化与人文学科的关系相当于灵魂与肉体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文化，任何一门人文科学，倘若缺少强有力的人文精神的支撑，就会形容枯槁，萎靡不振，没有生气。
在当前人文精神的讨论中，有人断言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人文精神，所以也就谈不上人文精神的“失落”与“危机”，更谈不上人文精神的呼唤与复兴。对此，我不敢苟同。
简要回顾一下中国思想文化史，并与西方略作比较，就可以知道，其实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着较深厚的人文精神的传统。当然，这里所说的人文精神与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含义并不完全相同。与西方自古希腊以降，一直重视自然科学、高扬自然科学精神不同，中国自古以来，更重视人自身的精神活动与人生状态的体验，也就是更强调人文精神的贯彻。大家知道，西方文化源于欧洲文化，欧洲文化源于古希腊，而古希腊文化的基础是自然科学，其哲学也都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之上，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自然科学是希腊文化之母，如中期的米利都学派主要寻找万物的自然本质，认为世界之本是水和气，基本上属于自然哲学；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哲学更趋数学化，把数看成万物之本；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的素质就是一团不断转化的火；等等。到了近代，无论是笛卡尔开创的理性派哲学，还是培根开创的经验派哲学，也都是从自然科学入手展开哲学探讨，并都以自然科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作为其基本依托。即使西方近代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传统，一方面极大地提高了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对人的本质的规定却仍然没有超出自然科学的视界，譬如“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一“人”的定义，就仍从人对自然的认识能力和掌握方式的角度，以建立在数理等自然科学基础上的理性为尺度来概括、规定人的本质的。可以说，19世纪以前，西方思想文化中自然科学精神是占有主导地位的，人文精神则相对薄弱。而中国则不同。中国古代，无论是儒家或道家，还是后来传入的佛家，都持有“天人合一”的观念，认为自然与人本来就是不可分离的统一体，世界不在人之外，而是与人的本性、与人的生命活动、生存方式休戚相关、相互交融的，因而相对不重视把世界、自然放在客体位置上加以观察、分析、研究的自然科学，而更多地追求、体验人与自然契合无间这样一种人生境界和精神状态；也因而更关心人生、人事，重视内在精神境界之追求。譬如先秦道家倾向于“以人合天”，老子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8〕；庄子则更崇尚自然、天性， 反对“以人灭天”〔9〕，提倡通过“坐忘”、 “心斋”等修养方式来超越人与自然的差别，达到“以天合天”〔10〕的人生至境。先秦儒家则侧重于“以天合人”，处处介入人生，孔子“仁学”主张“克己复礼”，目标是使“天道”在“人道”中得到完满实现；孟子更主张自我修养，思诚尽心，达到“知天”、“事天”的目的。正因为中国古代哲学自然科学精神较弱，人文精神较强，所以，人伦成分占优势，具有鲜明的伦理化倾向。这一传统发展到宋明理学达于顶峰。从整体上看，中国文化中人文精神是强于自然科学精神的。
当然，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有曲折起伏的，而且其间也常有反人文思潮的涌动；就古代人文精神而言，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内涵也不尽相同，也有其发展、丰富的过程。特别要指出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人文精神有很大的批判、冲击、改造、更新和发展作用，虽然由于国内革命战争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全社会的大动荡，未及将这种新人文精神充分地巩固、发扬，但其历史贡献不应低估。
应当承认，建国以来，中国人文精神的发展走过了更为曲折、艰难的道路。“文革”前由于“左”的路线的影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路使“五四”以来的新人文精神传统受到压抑，并被政治功利主义严重地扭曲，而“文革”中极“左”思潮被推到极点，已被压抑、扭曲的人文精神更进一步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四人帮”倒台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与改革、开放新格局的形成，“五四”开创的新人文精神得到了迅速的复苏和重振，当然已注入了新时期的新历史内容。这种新人文精神的复苏突出表现在通过对政治功利主义统治的抵制和反拨，取得了越来越大的独立自主性，对人的尊重和人格、个性的尊重和对思想文化主体性的倡导，也使新人文精神增添了活力。哲学和各人文学科思想的普遍活跃，学术研究的空气日渐浓厚，老、中、青人文知识分子在学术研究中的人文追求普遍提高，80年代的学术成果远远超出建国到“文革”近三十年的成果，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是如此。
然而，这种局面进入90年代以后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迈出决定性的起步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都进入了一个历史性的转型阶段，文化的转型也已启动。毫无疑问，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对于中国经济的加速走向现代化，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包括文化的发展，从长远来看，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其深远意义会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逐渐显示出来。但是，也不能不清醒地看到，市场经济体制，就其性质而言，对于精神文化的建设，也有其负面影响一面；特别在走向市场经济的初期，其运作机制尚不完善、不规范，市场法律尚不健全，这种负面影响往往就格外突出。它往往在市场竞争机制和追逐最高利润的目的驱动下，把人们心中的“恶魔”召唤出来，诸如物欲横流，私心贪欲膨胀，超前享受欲急增，拜金主义盛行，社会责任心淡薄，公共道德沦丧，孜孜于眼前小利，抛弃远大理想，传统价值观念崩溃，人际关系冷漠，……这一切，从另一方面严重打击和摧残了80年代刚刚复苏的人文精神，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人文精神的再度失落和危机。
这种人文精神的危机在当代文化艺术和哲学、人文学科的研究中也已露出了症兆。譬如文学艺术中媚俗倾向的抬头，在通俗文学创作中达到了泛滥的地步；就是在纯文艺领域中，也已出现把文艺创作当作“游戏”，有意“躲避崇高”，拒绝价值判断，竭力消解意义，玩世不恭、调侃人生等反人文精神倾向。文艺批评、研究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思潮，从提倡所谓零度感情的“新写实”小说到肯定90年代专写个人瞬间感受、体验乃至隐私的所谓“新状态文学”论〔11〕，不约而同地把矛头对准了80年代的所谓“启蒙神话”和作家的人文使命、社会责任，在“后现代”旗号下，自觉消解人文精神。在哲学、人文科学领域，首先是人文知识分子的一部分在商品大潮冲击下心态出现极大失衡，或改行，或下海，或急功近利，或粗制滥造，文坛丑闻不断，这自然是对人文精神的玷污。其次，人文科学界近年来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的抬头，值得引起人们高度注意。一方面，“新儒学”思潮从海外引入国内，内外呼应，颇有点声势，它主张对传统儒学用现代意识加以改造，以解决现代社会的矛盾，特别是精神世界的危机问题。但由于它并不触动传统儒学的核心观念和价值取向，因而只能流于空想，而且其基本倾向与“五四”以来及80年代的新人文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在文化上是一种倒退。另一方面，国内一些青年学者从西方引进“后殖民主义”理论，把80年代以来在人文精神照耀下的文化学术成就看成是西方后殖民主义霸权的产物，并提出一种具有强烈抵制西方文化色彩的所谓建设“本土文化”的口号，这种观点与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号召正好合拍，增强了力度和权威性，在这种氛围中，“国学热”也悄悄升温，这种倾向同样是对“五四”和80年代新人文精神的一种逆反。文化保守主义的出现，表面上与社会转型没有关系，实际上仍是这种转型的一种文化折射。如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倡导者首先肯定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使人文知识分子“中心”地位的丧失和迅速“边缘化”，并进而嘲笑他们在80年代那种人文启蒙的努力为“神话”，指责他们打开中西文化交流之门为盲目崇洋或媚外，这些构成他们提出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依据与针对性。这里的关键是，他们对市场经济转型所产生的文化影响，缺乏全面的分析，完全无视其中的负面效应，全盘肯定知识分子“边缘化”的现实定位。因此，他们的观点也正是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种文化表现。
由此可见，当前重提人文精神问题，呼吁重建人文精神，并非无的放矢。中国有着深厚的人文精神传统，又有着“五四”以来的新人文精神传统，而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却几度兴衰、几度失落，其中的原因是值得深长思之的。在当前的社会转型中，强调重建人文精神，我以为不仅对于更好地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使之更快成熟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对于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对于现代化和新文化建设，也具有重大的意义；尤其对于哲学、人文科学的建设和发展，更是有着紧迫的、直接的关系。我前面已讲过，一旦丧失人文精神，人文科学就会丢魂落魄而丧失生机，就会成为鼠目寸光的、浅薄平庸的、僵化的、向后看的、倒退的文本，就不能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精神号角。如果这样，将是人文科学的悲剧。
三
美学，是一门人文学科。美学与人文精神的关系，在我看来，是同其他人文学科一样的：人文精神也是或者说更应是美学之魂。
高尔基说过，文学是人学，但我以为这只是一种比喻，因为文学是艺术创作，不是人文或社会科学，它当然要以写人为中心，但不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或科学。相比之下，我以为美学更是一门人学，它就是以研究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为出发点，以研究人的审美意识和美感经验的高级产品——艺术为主要对象的学科。通过美学研究，我们能更全面地认识人的心灵世界的复杂性、丰富性，能更充分地展示人对真善美的永恒的终极追求。美学的中心范畴“美”，从来不是一个与人无关的物的纯客观属性概念，而是时时处处与人紧密相联系的。蒋孔阳先生说得好：“美的各种因素也必须围绕着一个中心转。这个中心是什么呢？这就是人。美离不开人，是人创造了美，是人的本质决定了美的本质。人总是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来把自己的本质力量在客观现实中实现出来，使现实成为人自己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说来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12〕。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美学是典型的人学，是贯穿着人文精神的学科。一旦把人排除在美学之外，把人文精神放逐出美学园地，美学就将立即终止其生命。
当前，我国美学界有三种偏离人文精神的倾向。
第一种是美学过于商品化、实用化、平庸化、泛化的倾向。
早在五年前，笔者就曾撰文批评过当时我国美学发展有泛化的倾向。所谓泛化，就是把生活中多少同美沾点边的东西都拉到美学的名下，或者更确切地说，把一切现实生活中的一切实用方面都挂上了“美学”的大旗，这样美学就太“泛”了，什么都是美学了。诚然，美在现实生活中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美学也应当研究现实生活中美的问题，现实生活中也确实有大量美学问题值得研究，但是，美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它有着哲学的品格，它着重研究、解决现实审美活动中有普遍意义的课题，而不能纠缠于具体的、表面的、个别的、实用的问题。当一切具体、实用的东西都冠以“美学”的称号时，美学普遍的哲学品格就降低乃至消失了，美学事实上也就不存在了。遗憾的是，五年以后，这种美学的泛化不但没有收敛或消除，反而变本加厉地蔓延与扩大。尤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美学的泛化更是如虎添翼，势头凶猛，且更趋商品化、实用化、平庸化。早几年“泛化”的例子，是“爱情美学”、“化妆美学”、“厕所美学”（个别美学家的说法）等，现在的泛化更多了一份商业气息，诸如广告美学，包装美学，家具美学，装饰美学、营销美学、商品美学、市场美学……这样一种商品化、实用化、平庸化的倾向，不但降低了美学的格调与品位，而且从根本上抽掉了美学的人文精神之魂，使美学只是在“物”的外观上打转转，却忘记了“物”背后的人、人性、人格、人的本质力量，一句话忘记了人文精神，这实质上也就否定、取消了美学本身。
第二种是随着当代艺术和审美文化实践的商品化、消费化趋势，美学研究中反精英文化的倾向也日益严重。
当代文艺创作的游戏化态度得到一部分美学家、批评家的首肯；部分艺术文化在通俗化的旗号下走向媚俗化和庸俗化；艺术欣赏有的变成纯粹消费或感官刺激；审美文化的审美性正在日益减少和丧失：艺术和审美文化中的精英文化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或者受到冷遇，在孤军奋战中阵地越来越缩小，或者自身受到侵袭，腐蚀而变质，丧失深度模式，日趋“平面化”，唯市场之命是听，再度丧失主体性〔13〕。这样一种艺术和审美文化的现状，对美学研究者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学界、文艺理论界有一部分人迎合这股大潮，在理论上提出了反精英文化的主张。我认为，这种主张是很危险的。任何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精英文化总是代表着该民族、该时代文化的最高水平与主导倾向，总是最集中地体现出该时代人文精神的历史广度与深度。美学上的反精英文化，也就是取消当代美学人文精神的深度与广度，必然导致美学的真正危机。
第三种是对当代美学中最有生命力的实践美学的超前否定
对于实践美学在我国当代美学史上的功过与前景，目前美学界存在较严重的分歧，正在开展争鸣〔14〕，这里不拟展开。只想指出两点：第一点，在实践本体论与实践认识论相统一哲学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实践美学，不仅在80年代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其基本思路得到了美学界多数人的赞同，而且，到目前国内还没有出现足以与实践美学相并列的、同样有充分说服力的美学理论：更重要的是，实践美学从哲学基础到体系框架、理论思路、范畴概念等，都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完善的余地，它并非一个封闭的结构，它还有很旺盛的生命力。第二点，实践美学相对于过去其他一些美学学派，贯穿着更鲜明、更完整的人文精神，较少片面性，而较多地吸收了其他各派的合理因素。现在有些同志，对实践美学尚未作深入细致的研究，就急于对之作根本性的否定和超前性的“超越”，似乎不太可取。他们的批评与否定，倒不一定是有意对实践美学中人文精神的剥离与否定，但客观上也对实践美学的人文精神有所误读和曲解。
根据以上情况，我以为，我国当代美学的建设，最重要的是要牢牢地坚持“五四”以来新发展起来的、80年代得到提高的人文精神这一阵地，要顶住和克服市场和商品大潮给人文精神带来的负面影响，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对人文精神的干扰和压力，努力跳出泛化、实用化、平庸化的怪圈。在此基础上，美学可以多元化地自由发展。我以为，实践美学本身还大可以发展与完善，搞得好，在21世纪照样有生命力。其他愿意坚持自己已往美学理论的，仍可走自己的路。现在期待超越实践美学者，也不妨大胆尝试，拿出自己的理论实绩来，以接受艺术与审美实践的检验，也接受美学界与美学爱好者的评议。总之，不拘一格，大胆探索，自由竞争，让实践来检验和选择。我相信，美学只要超越商业化的功利目的，充分弘扬人文精神，自会走出低谷，迎来新世纪繁荣的春天。
注释：
〔1〕笔者另有专文《试论当代人文精神之内涵》， 即将在《学习与探索》杂志发表，参与人文精神的讨论。
〔2〕〔3〕哈贝马斯：《走向一个合理的社会》，波士顿1970年英文版，第104、100页。
〔4〕乔·斯坦纳：《存在主义祖师爷——海德格尔》，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0—191页。
〔5〕马尔库塞：《韦贝尔著作中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 载《否定：关于批判理论的论文》，1968年英文版，第229页。
〔6〕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1968年英文版，第194页，参阅中译本（上海译文版）第142页。
〔7〕胡塞尔：《现象学与哲学的危机》，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64页。
〔8〕《老子》第25章。
〔9〕〔10〕《庄子》“秋水”、“齐物论”。
〔11〕参阅拙文：《命名的“情结”——“新状态文学”论刍议》，载《学习与探索》1995年第5期。
〔12〕蒋孔阳：《美学新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 第160页。
〔13〕参阅拙文：《精英文化的衰退与文化精英的困顿》，载《上海文化》1994年第3期； 《负面效应与对策——关于市场经济与审美文化建设的思考之一》，载《探索与争鸣》1996年第1期。
〔14〕参阅拙文：《“实践美学”的历史地位与现实命运》，载《学术月刊》199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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