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味的形式”——“十七年”文艺报刊中的“读者来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报刊论文,来信论文,文艺论文,意味论文,形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读者来信”在现代文艺报刊中其实并不鲜见，但作为一种官方办刊的特有模式，其正式生成却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当时的《文艺报》、《人民文学》、《文艺月报》、《文艺学习》、《群众文艺》、《解放军文艺》、《长江文艺》等一批重要文艺报刊，不仅均开设有“读者来信”或性质等同于它的专栏（如“读者中来”、“读者讨论会”、“文艺信箱”、“文艺通讯”、“通讯往来”、“读者论坛”、“读者评论”等），并且发表了数量惊人的读者来信。这些看似普通的来信实则构成了一个集文学、权力、话语乃至人术于一体的特殊场域，在当代文学的草创时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发挥着难以取代的作用。作为一个庞大的“文学细节”，这些来信同样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资料”和当年人们看待文学的“独特眼光和方式”①，在反观“十七年”文学的学术活动中，它俨然构成了一个具体而鲜活的研究视点。
一
建国后文艺报刊上“读者来信”的出现，颇有“忽如一夜春风来”的速度与架势。在1950年代初短短几年间，不仅几乎每一份文艺报刊都集结了一支数量不菲的读者通讯员队伍②，而且“广大读者”通过“来信”参与文学活动的局面，也颇为壮观。“过去和文艺作品没有接触或很少接触的劳动人民今天已成为文艺的基本读者和观众了。广大读者不仅热情地关怀和支持作家的创作活动，并且认真地监督了我们的文学活动，来自读者的意见不但很快，而且非常热烈和尖锐。我们的作家和各个文学刊物的编辑部经常收到大量的来信，对于作品提出了宝贵的意见。”③ 茅盾在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上这段不无激动的讲话，基本如实地描绘了当时读者参与文学活动的盛景。
“读者来信”的突然涌现，贯穿着一条怎样的发生史？大范围查阅当时的文艺报刊后不难发现，“读者来信”的推出，离不开其时文坛一次高密度的关于“读者批评合法性”的话语阐释活动。该舆论攻势大致从两个方面为“读者来信”的登场提供了历史与现实的依据。首先是重新厘定“作家”与“大众读者”在文坛中的身份与地位。新形势下的文坛舆论极力渲染这样一种文艺力量与格局的重组趋势：一方面，工农兵身份的大众读者是“世界历史的真正主人”，“比起他们在战争与生产中的伟大贡献来，他们的缺点甚至是不算什么的”④，作为新时代的“开创者”和“建设者”，“我们难道可以对他们的意见，不予以重视吗”⑤；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出身的作家却有许多“先天不足”，诸如革命理论和政策观点“淡漠”、实践斗争经验“匮乏”、与人民群众生活“疏远”和“隔膜”、饱受资产阶级文艺“毒害”和封建文艺“麻痹”等等。读者群众因其是“主人”和“伟大贡献”而成为“先生”，作家则因具有种种与生俱来的“不洁性”而成为“学生”，这种身份关系作为一个在“解放”后被重新颠倒过来的“真理”，经当时大小媒体口径一致的演绎而被集体意识化。斗转星移之间，大众读者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文坛地位。
同时进行的，是文坛运用一种其时流行的二元对立的话语模式，对大众读者“批评话语权”展开积极诉求。一方面，群众意见“虽不免素朴……却往往看得很尖锐，也很中肯……意见即使很零碎，但却非常具体扼要，而且包含富有积极性的建设因素在内”；另一方面，专家意见则“常常是从概念出发。他们每每脱离生活，从事书斋工作……这就容易使这些专家自己用主观印象的叙述来代替从生活观点分析具体作品。这样，比之群众意见，自然有时会要不切实际，陷于公式概念化的危机”。⑥ 一方面，传统文人的文学批评被指摘“内容往往过于高深”，“表现形式上也往往过分严肃”，这样的批评“局限于狭小的圈子里，削弱了它的力量，无法发挥它深远的斗争的效能”；另一方面，新形势下的文学批评又被明确为“应该尽量做到通俗、浅显、活泼，使一般读者喜爱接受”，要“与群众联系在一起”，要“推动文艺的普及运动”。⑦ 通过对“科学”、“正确”和“问题”、“不足”的先验性预设，通过对文学批评“祛魅化”、“祛专业化”的要求，也通过对“专家看法”不时发出“正告”⑧，大众读者与文学批评的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得以缩减，它为两者的历史性对接，准备了众口一辞的舆论环境和成熟的思想根基。
然而，相关的舆论攻势，至多也只能算作“读者来信”发生的一股外部推动力量，背后支配这些舆论活动的那只“隐形之手”，才是导致“读者来信”大量生发的根本动力所在。
梳理这条隐形的线索，就要从中共的办刊理念和惯有方式说起。新中国的报刊理念，承继的是毛泽东战时形成的办刊思想。尽管毛泽东很早就有办报的经历，但以其为核心的中共报刊意识形态的成熟与定型，恐怕要从延安整风前后毛泽东对《解放日报》实施全面“手术”算起。此后，中共对报刊的理解趋于统一并被不断强化。中共报刊意识形态的一个核心内容，是党在实现对报刊的“完全领导和绝对控制”的同时，还要“利用报纸做工作”，“把报纸看作自己极重要武器”⑨，“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以推动其他部门工作的改造”⑩。对报刊性质、作用等的此种认识，自然衍生出依靠工农进行革命的中共特有的办刊方式——“走群众路线”。在被视为毛泽东办报思想一次集中阐述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一文中，毛泽东指出：
我们历来主张革命要依靠群众，大家动手，反对只依靠少数人发号施令……办报和办别的事一样……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11)
生成于战争环境的办报思想，不仅历史性地祛除了现代报刊的“同仁”性质，转而成为中共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重要“阵地”；而且把“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一办报目的与方式，提升为“党的工作中的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12)。中共革命从中获益的历史经验，使这种办刊理念经“决议”、“批示”等多种方式，在新中国成立后随即被普识化和权威化。1950年4月19日颁布的《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中明确指出，群众来信“是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保障党和国家的民主化、加速社会进步的必要方法”，确定把“处理群众来信的情况”，作为“检查报纸工作和各生产单位党的工作的项目之一”，并规定“任何人不得滥用权力压制工农通讯员在报纸刊物上的批评，或加以报复”。(13) 1951年5月16日，毛泽东又作出专门批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14) 在意识形态斗争十分敏感和尖锐的建国初期，此种规约着“宣传什么”和“如何宣传”的办刊理念，构成了大小报刊一致的行动指南，它在根本上导演了那场将群众来信“黄袍加身”的舆论活动。
内部动机与外部舆论共筑的“历史合力”，建构了新中国人民群众“写信”的意识与盛况。曾几何时，给政府部门、机构或领导写信，成为那一代工农群众一种极富主人翁感的神圣行为。他们写信的热情空前高涨，数量大得惊人，仅1951年1月到3月的短短时间里，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收到全国各地的群众来信就近两万封(15)。对于亟待“脱胎换骨”的文艺界来说，踊跃的读者来信则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因为它们不仅可被作为当前文艺工作正积极贯彻“群众路线”的一个明证，还恐怕被理解为工农大众打破旧文人的“专利”、顺利跻身文艺领域的一种有效途径；不仅可被运用于促进“工农兵文学”的成功转型，还被想像为“新的人民的文艺”一种应有的状态。对于并无多少文学想像的工农兵群众来说，“读者就是批评家”的舆论环境赋予了他们前所未有的信心和勇气，这足以战胜他们在文学活动面前可能有的胆怯与自卑。“我打算写这些建议时，我的朋友老马说：‘你小子别班门弄斧啦！’我的确是个门外汉，不过也想对人民文学尽点责任，所以还是写了出来。”(16) 正是怀揣着这种“尽责”的使命感，“门外汉”们开始历史性地进入了他们原先并不奢望的文学殿堂。
二
新中国文坛上有许多初衷与结果产生脱节的行动，“读者来信”可谓其中之一。文艺界最初倡导“读者来信”的主要意旨之一，在于以“群众路线”这一经验性方式，促成“工农兵文艺”的成功转型，同时示“新的人民的文艺”以应有的状态。然而，对文学的陌生以及相关修养的先天不足，使这些“文学启蒙的对象”去“启蒙文学”的行动，从一开始就陷入了矛盾与尴尬之中。
细阅当时的文艺报刊就能发现这样一组矛盾：一方面，许多报刊编辑部一再重申“必须肯定地、充分地估计群众性文艺批评开展的巨大意义”，反复表态在工作中必须“和广大群众保持经常的、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面对当时那些大量热情有余而学识很浅的工人、战士、学徒等的来信，编辑部内部则一直存有微辞。这种意见的表达有时较为委婉：“往往写得比较笼统、概括……有的来稿只说‘群众非常欢迎’，而没有更具体地写出他们看完戏以后的感觉或意见”(17)；有时不乏直接：“我们每天收到全国各地寄来的稿件……数量非常庞大，但质量非常之低”(18)；有时则显得非常专业：“在下笔之前，能有更充分的时间，多加研究，着重于作品的主题思想、创作方法、艺术表现等方面的分析与探讨；避免枝节问题或个别字眼的挑剔。”(19) 意见一开始还显得颇为耐心与温和，随后则一度不乏严肃乃至气愤：“对作家辛勤的创作劳动不够尊重，对现实生活缺乏足够的理解，对作品也缺乏认真严肃的研究精神，因而在运用批评武器时，就显得粗鲁、轻率、机械；很显然，这样对待作者、读者就不能有什么帮助。”(20) 尽管编辑部都曾尝试解决“来信”存在的问题，力图使它步入主流文坛预期的理想状态，但种种努力不仅没什么成效，反而“问题”似乎越来越多。(21) 在“读者来信”体制化征程最重要的几年间，这些既谨慎又不乏大胆的声音，在体现文艺界良苦用心的同时，也交织着一条专业的文艺编辑部对“读者来信”真实态度的衍变线索：由最初的拥护、鼓励、发动甚至期待，逐步走向后来的犹疑、否定、反感乃至抵触。1955年《长江文艺》编辑部在检讨工作时说，“长期以来，编辑部积压了很多读者来信和批评的稿件，没有很好的处理，也没有很好交待”(22)，这其实是“读者来信”在当时不少文艺报刊编辑部内一种真实而必然的存在。“双百方针”期间出现的编辑们对“读者来信”群体性的指摘言论，则无疑是编辑部不满情绪的最好明证。(23)
当然，报刊编辑人员的抵触情绪，根本无法阻止“读者来信”的涌现，这不仅因为它是一条“无争论”的文艺路线，也由编辑部作为必须贯彻上级指示的国家行政部门，其十分有限的专业职能所决定。这是编辑部既反复申明“读者来信”之权威、又对它屡屡“提问”的根本原因所在。
预想与现实的错位，导致了“十七年”文艺报刊中“读者来信”的非纯粹化存在。真正的读者来信事实上并无能力左右文学的生成与发展，但它却又被赋予了绝对的文学权力，这种尴尬的状态，为读者来信“形式意义”的诞生提供了条件。“读者来信”这种形式，十分适合运用于管理与调控当时充满变数的文艺局势。主流文坛可根据具体情况，以所指含糊但又具备充足话语权的“读者”为说辞，用他们高度一致的文学观点和立场，去义正辞严地批判一切与之相斥的文学活动和倾向。“十七年”的文学批评常因借用了“读者”的资源而变得严厉，而通过“读者来信”形式展开的文艺批评，则又往往是权威意志的一种潜在传达。诚如洪子诚所言，其时的“读者”概念“一般不具备独立存在的意义，而作为权威批评的一种延伸”(24)。这种形式层面上的惯有操作，使“读者来信”实际成了当时主流文坛组织文学批评和调控文艺方向的一种合理而灵验的方式。
需要指出的是，文艺界在启用“读者来信”的“形式资源”时，对其功能的选择是单向度的。因工农大众主动塑造新文学的能力有限，“读者来信”作为文学活动“园地”的性质，开始向充满战斗意味的“阵地”倾斜。批判——而非褒扬，开始构成“读者来信”最主要的功能范畴。当初文艺界倡导“读者来信”，虽恐有监控文艺的意图，但让工农兵主动参与新文学，创造与示范新文学，则无疑是一个更主要的功能预想。这不仅从各文艺报刊编辑部当初呼唤“读者来信”的热烈言辞中得到印证，也可从起初读者在来信中描述自己即将参与文学活动时异常新鲜、兴奋与憧憬的心情里可见一斑，更由中共文艺意识形态在遭遇建国初期具体的文艺生态时必然的逻辑反应所决定。在无产阶级文艺力量相对薄弱的历史时期，让“读者来信”这样的形式，成为工农出身的读者从事文艺活动的一块“园地”、一个“舞台”，并藉此逐步培养“我们自己的文艺队伍”，这非常符合毛泽东“建设一支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文艺大军”的社会主义文化战略构想(25)。
然而，疲软的现实打破了原先对“读者来信”正面建设功能的美好设想。从当时文艺报刊的实际操作来看，对作家、作品或文学现象进行肯定性批评的“读者来信”，实为凤毛麟角。虽然一些来信在开头也肯定些什么，但这种肯定不仅显得过于礼仪与程式，而且随即会被后文的“问题”完全覆盖。面世的“读者来信”，要么提意见，要么谈缺点，要么表达各种反感的情绪。在温和的“忍不住想说几句话”的背后，往往是一种决绝的“应该纠正”、“必须改变”、“彻底批判”、“同你们拼到底”的斗争姿态。他们宛若文艺突击队，在给各种“另类文艺”以集中打击的同时，又实践着“把沦于堕落的文学圈子里的读者群众挽救过来”(26) 的神圣使命。综观“十七年”的每一次文艺批判运动，几乎都能在“读者来信”栏目中得到回应，在确保文艺朝着既定目标迈进的征程中，“读者来信”是各种文艺力量交锋的一块主战场。“我们的读者，当看到一个刊物办到没有起色的时候，不应当只是不花钱买它就算拉倒。我们要经常向它说些尖锐的话，提出严正的要求，如果一个刊物犯了错误，读者决不能同它善罢甘休，如果它犯了法，读者就应当是热忱的起诉人。”(27) 对“读者来信”的此种定位及运用，使它在多数情况下成为一种文坛批评运动的符码与程式。
三
尽管“十七年”文艺报刊中的“读者来信”异常复杂，但根据来信不同的背景、身份、内容、形式等特征讯息，我们依然可把它们分为三种类型加以考察。
第一，是真实的读者来信，而且来信的内容也基本保留了原貌，是一种颇具原真形态的读者来信。这类来信往往出现于建国初期、“百花时期”、1960年代初等文艺管理与控制相对松缓的历史间隙。来信发表的背后并没有多少深厚复杂的力量冲突，通常是编辑部一种相对独立的个体性行为，并体现了编辑部建设新中国文艺的努力。从总体上说，此类读者来信的数量相对显少。
由于作者通常是一个没有权力背景和特殊身份的普通文艺爱好者，因此，受文学素质的制约，此类读者来信常见以“编者按”的方式发表。即先指明作者为“工人同志”或“非专业文艺工作者”的身份，继而对来信中的“正确思想”加以引导，也偶见对来信的简单幼稚作概括性说明。“编者按”的形式，目的是为了将一封普通且不乏毛糙的读者来信，生成一个具有明确意义指向的话题，把一个普通读者的某种声音加以放大，转换成“代表了新中国的广大读者的要求”，使之具备一定文艺建设的功能与价值(28)。如此，一个普通读者的心声就有了群体性和时代感，其存在之合理性亦自然生成。
因没有多少外部力量的干预，此类读者来信的内容不仅具体平实，而且基本不会越界文学艺术的话题。小到指出“引用别人著作的粗心大意”，大到谈论“对创作问题的意见”；从对“没有写作的前途吗”的困惑，到对“人民需要更多、更好的话剧演出”的呼唤(29)，这些话题呈现了相对平静的文坛建设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奋斗心迹。这类读者来信以批评或提要求为主，口吻较为温和，且表述往往留有余地。用编辑部的话来说，就是它们“有着批判精神和分析态度”，虽“着重地批评了缺点，但并不抹煞那里面的即使是很少一点好处”(30)。
第二，也是真实的读者来信，但同时又是被组织或有意搜集的来信。它的产生，往往以屏蔽数量更大的读者来信为代价，且往往经编辑部的删改与润色，吸收了编辑部需要的意见而剔除了其他的看法。此类读者来信有以个人署名出现的，更有以“读者大众”等含义模糊的称谓加以发布的。在整个“十七年”文艺报刊中，该类读者来信数目斐然。
个人署名的此种读者来信，其个人的身份与来信的内容总给人以吊诡之感：名义上是“普通读者”的来信，其反映的问题却总那么切合时宜。批《武训传》时，有检举杭州市十月爱国主义戏曲竞赛中十个历史剧“大都或多或少存在两种反历史主义的倾向”的读者来信(31)；新中国文艺界初次整风学习时，有《我对〈人民文学〉的一点意见》的“读者中来”(32)；倡导降低作家稿费时，有工人邢广银《改得好！改得对！》的读者来信(33)。这种“人流”实际上并不是巧合，而是编辑部眼光的体现与紧跟形势的焦虑使然。个人署名的读者来信也往往群体性亮相。《文艺报》曾就批判“萧也牧创作倾向”配发过一组囊括干部、工人、战士与学生作者的5篇“读者中来”；《民间文学》曾在“彻底揭露和清算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行”的专栏下，刊登了一组包括九个少数民族在内的12位读者的来信；而在批判高校文艺教学中的“偏向问题”时，《文艺报》则刊登了读者构成更为丰富的15封来信(34)。这些来信往往主题统一，但言说角度各不相同，内容极富层次感；不仅表述精准严谨，而且话语风格高度一致。显然，以普通读者的文学素质与政策水平，这样的来信是不可能自然生成的。完满工整的内容和形式，恰恰透露出这些读者来信“被来信”的真实存在。
“来信综述”可谓第二种读者来信更习见的模式。“综述”的形式更便于编辑部对来信内容作有方向的取舍或修改，因而其意旨的表达往往更为直接与纯粹。被综述的来信的读者，有时被直呼其名，有时则被“广大读者”取代；他们中的一部分是当时普通的文艺爱好者，还有相当一部分则兼有报刊通讯员的特殊身份。由于编辑部先验性地认定自己“全面”而通讯员“局限”的关系(35)，因此编辑部对通讯员来信实施“阉割”与“提升”，就成了顺理成章之举。
由于透射着群众的声势与力量，“来信综述”最多被运用于对某一“问题”或“错误现象”展开集中声讨。它往往与文坛的大运动形影相随并积极配合，通过“纷纷来信”、“一致指出”、“彻底肃清”、“坚决保卫”等通用语的密集使用，明确传达某种主流意旨。诸如《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读者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来信综述》、《读者的愤怒和抗议——读者声讨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来信综述》等(36)，其综述的目的、形式和话语模式，均如出一辙。当然，来信“众口一辞”的纯粹程度，使编辑部的“刻意”用心也昭然若揭。《文艺报》主编光未然在其后来的回忆中就曾点破：“历次的文艺批判运动的组织手段其实都是一样的……组织真实的读者来信是一种好的手段。”(37) 当时屡受批判的胡风对这种来信也颇有认识并表示过极大不满：“《文艺报》对于不同意自己的意见的读者，一开始就采取了轻视以至拒绝的态度，把同意自己的读者组织成一个通讯员网……对这样广大的读者不相信，却制造了两三百个‘亲信’的读者，向他们发号施令，这不是成了一个独立王国么？”(38)
“来信综述”还时见被编辑部用以作自我工作检讨。由于“来信综述”在篇幅上便于对“错误”展开系统总结，在形式上又体现为“接受广大读者宝贵的批评和意见”，因此，它构成了动辄得咎的编辑部检讨工作失误并顺利过关的一种最安全也是最冠冕堂皇的方式。此时读者零碎的批评意见，会经指名道姓或“有的读者……有的读者”的铺陈，被极富条理地纳入到“战斗性很差”、“思想性薄弱”、“评论工作做得很差”、“配合当前的重大政治运动做的不够”等各个主题之下，并最终汇成对某文艺报刊工作的全盘否定。借助这一“仪式”，编辑部表达了“并没有能够完成任务”的痛悔之情，宣喻了“对这方面的问题将作深入的检查，以求彻底改进”的决心，并最终作出“在大家的帮助和监督下……办好这个刊物”的期许(39)。
第三，不是真实的“读者来信”，而是报刊编辑部人员以“读者”名义编撰的。这类读者来信在“十七年”文艺报刊中并不鲜见。冯雪峰任《文艺报》主编期间，就曾化名刊登自己撰写的“来信”或文章多达40余篇，且常常同一期刊物中他的文章居然有四五篇之多(40)；《文艺报》批评胡风最早是由“王戟”和“苗穗”两位“读者”启动的，而这两封“读者来信”的真正作者同样是当时《文艺报》的编者(41)；另外，《人民文学》和《文艺报》上也经常出现署名“华夏”、“雷雨”、“文宾”、“默颜”、“达”、“达之”、“策”、“策之”等的来信或文章，这些古怪而特别的名字都是编辑为遮掩自己身份所虚拟的。
出现此类身份置换的读者来信，其原因是多元纠结的。“十七年”文艺报刊普遍缺乏稿源、尤其缺好的读者来信的稿源，是个中原因之一。面对读者对一部作品“到底好在哪里？坏在哪里？却不很明白”(42) 的现实，面对“来稿很多，可用的很少，刊物经常有出不来的危险”(43) 的局面，编辑人员冒充读者写信并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也就成了无奈但又十分必要的救急之举。冒牌的读者来信也常因编辑部为有效引发或参与某一文艺问题的讨论而起。建国初《文艺报》对“学习工农兵文章”与“学习旧文学”之矛盾的讨论与引导，离不开署名“达之”的《从所谓“旧文学技术”谈起》、“文宾”的《一条走不通的道路》等高水平的“读者来信”的参与(44)；1953年第7号《文艺报》在总标题为“对地方文艺刊物的意见”的“读者中来”专栏下，发表了署名分别为“嘉禾”、“启焯”、“白得易”，但实际由刊物编辑人员撰写的3封来信，其目的则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地方刊物学习与整顿之风。假的读者来信也常由文艺大批判运动所催生。当年冯雪峰那篇著名的化名“读者李定中”的来信，就诞生于“萧也牧创作倾向”的批判运动之中。迫于形势或某种压力，为了“准确”、“及时”和“坚定”地跟进批判运动，以“读者”名义撰写具有“较高政策水平”和“能击中要害”的来信，成了报刊编辑部一种虽不乏头疼但又非常必要的应景之举。
事实上，编辑人员甚或大名鼎鼎的文艺专家要假借读者身份写信，这本身已说明了此类读者来信的复杂与吊诡。现在回过头来看，有关这些“读者来信”的来龙去脉，往往贯穿有一个紧张与悬念兼具的历史故事，而其方式、过程与结果，则又可视为“十七年”文艺运作的一个寓言。
四
在塑造文学意识形态、控制文艺走向、打造文学生态乃至社会精神生态等方面，“十七年”文艺报刊中的“读者来信”无疑产生了难以取代的效应。除了这些文学史意义，“读者来信”之于“十七年”乃至随后“文革”文艺另一层面的影响，是它隐性地塑造了一种颇为特殊的文学社会心理和行动心理。
对于广大读者来说，这些“来信”首先养成了他们一种“挑剔”与“好斗”的心理。“十七年”文学报刊中的“读者来信”，履行的是狭义概念上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职责，即“不是文学上的天文学家，只作解释大大小小文学星斗运行的必然规律”，而是做一个具有“影响环境”能力的“战士”和“建设者”，从不拒绝“当前文学事业中的斗争性质”(45)。此种批评态势要求读者具备发现“问题”的独到眼光和敢于与“错误”作斗争的无畏精神，而一旦读者本着此种目标付诸批评实践，一种惯于在芸芸众生之中发现异端的心理定势和行动能力就孕育而生了。“一本错误百出的‘理论’书”、“存在着很多严重的问题”、“严重弯曲现实”(46)……诸如此类的表述，凸显着“读者”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在不少读者眼里，文坛近乎成了一个猎场，“看到一点眼生的东西，就连珠箭一样发出‘难道是这样吗？’的叱责”(47)。这种“挑剔”和“好斗”的心理尤其在全国性文艺批判运动中得以最大限度激发，并在一次次这样的运动中趋于顽固。当某个文艺斗争紧锣密鼓地展开之际，密集的“来信”会对批判对象持续进行形同标本的细致解剖，所谓的“问题”或“错误”亦会被读者不断地“再发现”。此时的“读者来信”，其实已颇具“文革”时期“群众揭批”的身影。
其次，“读者来信”也培育着读者呼应权威、见风起势的文学盲动心理。“过去有一些作品，看完了很欣赏的……特别是有成绩作者的作品，看完了那简直是五体投地，别人要说有错误，自己就替作者打抱不平，当批判刊出后，才真正承认是有错误”(48)，这种对问题的看法迅速实现自我否定的“读者来信”在“十七年”文艺报刊中颇为普遍，认识上之所以发生如此转变，是因为关于这一作品有了一个“正宗”的声音。更有一些“读者来信”，它们可以对某个一无所知的批评对象作斩钉截铁的是非判定。石景山钢铁厂两位职工在阅读了批判胡风的相关材料后“来信”说：“胡风，我们过去是不熟悉他的，他写的文章我们也没有看过。但是现在我们却认识他了。他是一个反党反人民的阴谋家。”(49) 这种不成逻辑的判断，同样源自读者对文坛主流话语的追随心理。事实上，当初文艺界对“读者来信”的潜在定位，已为这种文学行动心理的孕育提供了根基。在“‘读者来信’版和它的会客室……人们可以看见，人民怎样拥护自己的政党，怎样爱护自己的政府，怎样自觉地成为国家的主人”(50)，《文艺报》对作为“新事物”的“读者来信”的此种举荐，其实已预设了“读者”与“国家”的应有关系——“自觉拥护”与“被拥护”。随着这种意识在此起彼伏的文艺运动中不断被强化，一些善于捕捉风向、呼应权威批评的“读者”自然生成，“他们在文学界每一次的重大事件、争论中，总能适时地写信、写文章，来支持主流意见，而构成文学界规范力量的组成部分”(51)。无可否认，“十七年”的文坛弥漫着大众盲动的情绪，经常上演“一人发难，响者四应”的历史舞剧。“常有这样的事情，当报刊上发表了一篇批评性的文章后，批评和抗议的意见就会如雪片似的飞来”(52)，黄秋耘多年后的感叹，恰是此种文学社会心理的真实写照。
“读者来信”塑造的“十七年”作家的文学心理则更为微妙与复杂，多种体验纵横交织并常处一种矛盾分裂的状态，是其存在的一个基本模式。“读者来信”的挑剔和善变的态度，自然激发了文艺工作者从事创作活动的畏惧心理。当年的《文艺报》是刊发“读者来信”最多的刊物，借助这一形式，《文艺报》批《风云初记》，批《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批《我们夫妇之间》，批《三千里江山》，批《关连长》……结果，“一路批下来，人家一拿到《文艺报》就哆嗦：又批谁了？那时《文艺报》确实把文艺界搞得惶惶然”(53)。“读者来信”惯有的“团队作战”方式，也促成了作家对自身文学能力和信仰的犹疑心态，以及惯于在批判运动面前作自我检讨的心理。要在众口一辞、义正辞严的批判声浪中保持清醒与独立，其难度可想而知，绝大多数作家的心理防线会迅速崩溃，文学信心彻底瓦解，并几经灵魂痛苦的搏斗，转而真诚地去否定自己。“于是，我‘自觉地’努力去否定文学，抛弃文学，首先是否定自己。‘你和你的作品是多么渺小，多么卑鄙！’我力图去相信批判会上的这种声音，因为它不但洪亮震耳，而且义正辞严”(54)。这种忠诚的痛苦，构成了当时许多作家迈向革命道路都必须付出的精神代价。畏惧与怀疑牢牢桎梏着作家的创作实践，它反过来又导致了作家因创作空白而滋生极度的焦虑与自责心理。曹禺因“四年来在创作上没有写出一样东西”而在第二次文代会上“迟迟不敢上来讲话”，茅盾因“五年来不曾写作”而“精神上实在惭愧且又痛苦”，骆宾基因多年来“两手空空一无所有”而“感到‘灵魂深处’从来没有的空虚”，吴祖光因一九四九年后的三年“几乎停止了创作”而倍感“孤独”与“恐慌”……如此集体性的创作断裂与焦虑症结，用朱光潜的话来说，就是“并非由于我不愿，而是由于我不敢”(55)。
一方面真诚而急切地追随“人民”，另一方面却因屡遭“人民”诟病而倍感惶然、疑惧、焦虑与自责；一方面对自己的新生与前进充满憧憬，另一方面却因读者不断的批评而深陷幻灭与虚无。在此种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情境下，“十七年”作家矛盾纠结的心灵激荡被历史性定格，并构成了此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左右文坛创作的一个隐性元素。尽管这种文学心理生成之根本在于当时敏感复杂的文艺大环境，但以“广大读者”为说辞背后隐现千军万马之势的“读者来信”的参与，无疑起到了强化的效应。翻阅当年作家们的那些“另类文字”（检讨书），不少“心灵的炼狱”其实就发生在读者振振有辞的批判之下。
注释：
① 程光炜：《〈文艺报〉“编者按”简论》，《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5期。
② 如：《文艺报》到1953年已组织有三百个通讯员；而《文艺学习》发出征聘启事后，“应征信件每日几十封、几百封地送到编辑部来”，截至1954年4月10日，“已收到五千封应征信和来稿”。参见《关于〈文艺报〉的通讯工作》（《文艺报》1953年第9号）和《寄给应征本刊通讯员的同志们》（《文艺学习》1954年创刊号）。
③ 茅盾：《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文艺报》1953年第19期。
④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74～75页。
⑤⑥ 王淑明：《群众看法与专家看法》，《人民文学》1950年第3卷第1期。
⑦(26) 沈巨中：《文学批评应面向读者群众》，《人民文学》1951年第3卷第4期。
⑧ 早在当代文学的酝酿阶段（第一次文代会筹备期间），这种“正告”已经发出：“所谓专家到底是什么人的专家呢……严格地说：人民的专家所要求的标准，应该是人民所要求的标准……不管形式也吧（原文如此），内容也吧，都应该根据群众的意见来讨论。”参见何远：《关于专家标准与群众标准》，《文艺报》1949年第2期。
⑨ 毛泽东：《关于报纸和翻译工作问题给何凯丰的信》，《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1页。
⑩ 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09页。
(11)(12) 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8～1319、1319页。
(13) 见1950年4月22日《人民日报》。
(14)(15) 毛泽东：《必须重视人民群众来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4、164～165页。
(16) 摸海：《几点建议》，《人民文学》1950年第2卷第4期。
(17) 编辑室：《文艺通讯员的几个问题》，《文艺报》1949年第1卷第2期。
(18) 策：《必须全面深入地认识生活》，《人民文学》1951年第5卷第2期。
(19) 见《文艺报》1951年第4卷第2期“作品批评”栏目的“编者按”。
(20) 达：《从批评稿件中看到的几个问题》，《文艺报》1951年第4卷第9期。
(21) 如《文艺报》编辑部最初通常以配发“编者按”、“通讯往来”、“给通讯员的信”等形式，零碎地指摘“来信”的不足；而到了1951年后，编辑部开始大篇幅、系统化地总结“读者来信”的问题。
(22) 编辑部：《〈长江文艺〉编辑部工作检查》，《长江文艺》1955年5月号。
(23) 如：“修改一篇（读者的）稿子，要花一天的时间”；“来稿很多是中学生，劝他们不要写也不好”；“水平低，问题说不清”；“培养新生力量，我们提出不要通讯员的形式”等。参见《上海编辑座谈会》（1956年9月7日）、《〈长江文艺〉编辑部座谈会》（1956年9月12日）、《武汉编辑座谈会》（1956年9月12日）中的相关发言。引自《郭小川全集》第11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5～286页。
(24)(51)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26～27页。
(25) 关于毛泽东这一文化战略构想的逻辑线索，可参阅拙著《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与新中国文学体制的建构》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4～110页中的相关论述。
(27) 《郭小川全集》第5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51页。
(28) 分别参见刊登杨野的《一个衷心的呼唤》（《文艺报》1950年第一卷第十期）、何金铭与卢林的《关于〈哨兵〉》（《人民文学》1951年第三卷第三期）和李昭的《读〈幸福〉》（《文艺报》1951年第四卷第二期）等读者来信时各刊配发的“编者按”。
(29) 依次见《人民文学》1951年第3卷第3期程千帆的“读者中来”、《文艺报》1953年第10号王克浪等读者的来信、《文艺报》1950年第1卷第11期蓝琪与任大炘的来信、《文艺报》1953年第8号单于的“读者中来”。
(30) 见刊登庐湘《评〈工作着是美丽的〉》来信时编辑部的“编者按”，《人民文学》1950年第2卷第1期。
(31) 耘耕：《戏曲中的反历史主义倾向》，《文艺报》1951年第5卷第3期。
(32) 来信作者姜素明，自称“一个文学艺术的群众”，《文艺报》1951年第5卷第5期。
(33) 《文艺月报》1958年第11期。
(34) 依次见《文艺报》1951年第4卷第10期、《民间文学》1955年6月号、《文艺报》1951年第5卷第2、3、5期和1952年第1号。
(35) 《文艺报》编辑部曾指出：“由于编辑部掌握的情况比较全面，就有可能帮助通讯员突破对某些问题认识的局限性，提升到比较全面、比较高的角度来考察。”编辑部：《关于〈文艺报〉的通讯工作》，《文艺报》1953年第9号。
(36) 分别见《文艺报》1955年第13期和《人民文学》1957年第24期。
(37) 张光年：《向阳日记》，《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1期。
(38) 胡风：《在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文艺报》1954年第22号。
(39) 见《长江文艺》1955年2月号编辑部整理的《读者对〈长江文艺〉的意见》和《说说唱唱》1954年11月号编辑部编排的《读者来信综述》。
(40) 孙晓忠：《当代文学中的冯雪峰——以〈文艺报〉为中心》，《文学评论》2005年第3期。
(41) 看到“读者来信”后的路翎曾致信胡风说：“《报》已出，两篇关于某某的读者投书。如果那个‘按’，是组织结论，那么，这个投书，却是‘群众意见’了。好像做得很高明的。”见晓风编：《胡风路翎文学书简》，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
(42) 见《文艺报》1949年第1卷第1期的《做一个文艺通讯员》。
(43) 茅盾、秦兆阳等：《加强编辑部同作家的团结》，《人民日报》1957年5月3日。
(44) 《文艺报》1949年第1卷第7期。
(45) 卢那察尔斯基：《马克思主义批评任务提纲》，《艺术及其最新形式》，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39页。
(46) 见《文艺报》1953年11号“读者中来”和《人民文学》1958年第5期“读者论坛”。
(47) 孙犁：《论培养》，《孙犁文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1页。
(48) 见《文艺报》1951年第3卷第8期“读者中来”。
(49) 见《人民日报》1955年5月31日第8版“读者来信”。
(50) 余章瑞：《在“读者来信”组会客室》，《文艺报》1951年第4卷第4期。
(52) 黄秋耘：《创作和批评的障碍》，《锈损了灵魂的悲剧》，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7页。
(53) 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F版，第90页。
(54) 王蒙：《我在寻找什么？》，《文艺报》1980年第10期。
(55) 陈丹晨：《天堂·炼狱·人间——〈巴金的梦〉续编》，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