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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小说研究者将先秦典籍直列为小说类的，大略有三：其一曰《山海经》，其二曰《穆天子传》，其三曰《汲冢琐语》。详细探究三书的内容、形式及特色，详细探究古代学者将它们归属小说的原因，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小说的源流文化，研究中国小说观念的变化，将会大有帮助。
《山海经》十八卷，汉刘秀《上山海经奏》称：“《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将其作者定为夏禹时的伯益等人。但据后人考证，此书“似非一时一手所为”（梁玉绳《史记志疑》），大约出于先秦记载，秦汉人整理成书，首见于《史记·大宛列传》：“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可见至迟至司马迁时，已有定本。这部书，《汉书·艺文志》列之于数术略形法家之首，从《隋书·经籍志》开始，一直被列之于史部地理类。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山海经》首称其为“古今语怪之祖”，清蒲立德《聊斋志异跋》亦称《聊斋志异》为“《山海经》、《博物》之遗。”然而影响最大的还是清代官书《四库全书总目》，此书《子部·小说家类》将传统小说分为三类：“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缉琐语也。”而《山海经》十八卷则列“记录异闻”之首。考其将该书退黜史部地理类而列之小说类之原因，乃因“书中序叙山水，多参以神怪，故《道藏》收入太元部竞字号中。究其本旨，实非黄、老之言。然道里山川，率难考据，案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诸家并以为地理书之冠，亦为未允。核实定名，实则小说家之最古者尔。”至《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则直称其为“侈谈神怪，百无一真，是直小说之祖尔。”从而完成了将《山海经》归属为小说家类的历程。此后之治小说史者，多缘而发论，几相沿至今。鲁迅先生于中国小说史研究有开始之功，其《中国小说史略》首倡中国小说渊源于神话之说。在第二篇《神话与传说》中首称：“志怪之作，庄子谓有齐谐，列子则称夷坚，然皆寓言，不足征信。《汉志》乃云出于稗官，然稗官者，职惟采集而非创作，‘街谈巷语’自生于民间，固非一谁某之所独造也，探其本根，则亦犹他民族然，在于神话与传说。”在具体论及神话与传说时，则首及《山海经》，说：“中国之神话与传说，今尚无集录为专书者，仅散见于古籍，而《山海经》中特多。《山海经》今所传本十八卷，记海内外山川神祇异物及祭祀所宜，以为禹益作者固非，而谓因《楚辞》而造者亦未是；所载祠神之物多用糈（精米），与巫书合，盖古之巫书也，然秦汉人亦有增益。其最为世间所知，常引为故实者，有昆仑山与西王母。”然后引《西山经》、《海内西经》、《海内北经》所载昆仑山及西王母事；《大荒西经》所载灵山及西王母事等以实之。此后，各种文学史、小说史著作亦多祖鲁迅先生之旨，合而论之。如游国恩本《中国文学史》又抉出《海内经》所载鲧、禹治水，《大荒北经》所载黄帝擒蚩尤的神话；褚斌杰先生《中国文学史纲要》又抉出《海外北经》所载夸父追日、《北山经》所载精卫填海的神话等等。其他亦或详或略，大同小异。这一点，若从小说史的角度看，因所载神话传说的材料极为丰富，《山海经》无疑带有志怪小说的性质，胡应麟、《四库全书总目》、鲁迅先生的观点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从《山海经》一书的总体体例及小说的艺术形式等方面来看，又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首先，《山海经》的确是以地理书的形式出现的，这一点从书名到体例都可证明。从总体上来讲，全书包括《山经》五卷，《海外经》四卷，《海内经》五卷，《大荒经》四卷，其中《山经》以记山为主，旁及每山出产的矿产及草木禽兽、民俗传说，风格相对平实，神话传说较少。每记一山，其形式多为山名、方位、形状、出产、山神、祭祠等等。学术界公认为原是一部独立的书，约产生于先秦战国时期。其他部分后人合称为《海经》，时代较《山经》略晚，其内容已不同于《山经》之专记山川物产，而多记域外异国，时涉神话传说。上述神话传说，多出于此。然后世学者，如清代毕沅、郝懿行二家则认为，“其于道里山川，多能言之凿凿，绝非凭空杜撰。”（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引）近人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亦执此说。可见从总体上讲，确实可以说是一部地理书。其次，《山海经》所叙神话传说，多支离破碎，很少有情节完整的故事；形象亦极其简略，与同时代的诗歌、历史散文、诸子散文中那些颇具小说因素的篇章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这些神话传说不但以今天的小说观念看与小说相去甚远，即以古代小说观念看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古小说。对于这些作品，当今学界多有称之为准小说者，此类如可称之为准小说，那么先秦诗歌、历史散文、诸子散文中某些颇具小说因素的作品，不就可以称之为小说了吗？其三，我们虽说《山海经》从总体上讲具有地理书的性质，虽说《山海经》中的神话传说从艺术形式上讲与小说尚有一段距离，但丝毫没有也不能降低它作为“古今语怪之祖”的地位。原因有二：其一，从成书体例和艺术形式上讲，《山海经》开辟了中国小说史上地理博物的志怪形式，在它的影响之下，形成了一个记录虚幻的以地理博物传说为内容的志怪体系。唐代刘知几《史通·杂述》将古小说分为十类，“地理书”、“都邑簿”两类都受《山海经》的影响。后世小说如《神异经》、《十洲记》、《洞冥记》、《博物志》、《述异记》等无不是这一体系中的作品。其二，《山海经》记山记海，多采神话传说，扩大了古代文人搜神志怪的风气，不但使后世文人多留神于此，且直接为后人提供了许多素材，为志怪类笔记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这两方面讲，称它为“古今语怪之祖”，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
《穆天子传》今本六卷。晋荀勖《穆天子传序》说：“古文《穆天子传》者，太康二年汲县民不准盗发古冢所得书也。以臣勖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简长二尺四寸，以墨书，一简四十字。汲者，战国时魏地也。案所得《纪年》，盖魏惠成王子今王之冢也。于《世本》盖襄王也。”也就是说，《穆天子传》是晋代人发掘战国时魏襄王墓所得之出土文物。魏襄王卒于公元前296年，距秦统一177年，可见成书时间至少在战国后期以前。此书出土时虽“汲郡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虽其言不典”，但“皆是古书，颇可观览”。关于此书的内容，荀序说：“《春秋左氏传》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于天下，将皆使有车辙马迹焉。此书所载，则其事也。王好巡守，得盗骊騄耳之乘，造父为御，以观四荒。北绝流沙，西登昆仑，见西王母，与太史公记同。”这段话不但说出了此书主要记载周穆王西征，游行四海的内容，也指出了它“与太史公记同”的史书性质。此书经荀勖校定，郭璞注释以后，《隋书·经籍志》，新、旧《唐书·艺文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皆列“起居注类”；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列“传记类”；《文献通考》、《宋史·艺文志》列“别史类”；至清修《四库全书》始列入“小说类”。关于此书的性质，《四库全书总目》一方面称：“此书所记，虽多夸言寡实，然所谓西王母者，不过西方一国君；所谓县圃者，不过飞鸟百兽之所欲食，为大荒之圃泽，无所谓神仙怪异之事。所谓河宗者，亦又国名，无所谓鱼龙变见之说，较《山海经》、《淮南子》犹为近实。”指出了它“近实”的史书性质。然而在提要之后的案语中，又说：“案《穆天子传》旧皆入起居注类，徒以编年纪月，叙述西游之事，体近乎起居注耳。实则恍惚无征，又非《逸周书》之比，以为古书而存之可也，以为信史而录之，则史体杂、史例破矣。今退置于小说家，义求其当，无庸以变古为嫌也。”又否定了它的史书性质，置于小说家类异闻之属。前后矛盾，自不待言。自此以后，直至现在，治史者则多以之为史书，顾实《穆天子传西征讲疏》、赵俪生《寄陇居论文集》之涉此书诸文堪为代表；治小说者则以为小说。然而详其论述，则治史者多方考辨，言之凿凿，而治小说者则多顺手拈来，未加论述。即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神话与传说》中亦廖廖数语，说《穆天子传》今存，凡六卷；前五卷记周穆王驾八骏西征之事，后一卷记盛姬卒于途次以至反葬，盖即杂书之一篇，传亦言见西王母，而不叙诸异相，其状已颇近于人王。”别无他论。书中最近于小说者即鲁迅先生所举之见西王母事，其文曰：
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好献锦组百纯，□组三百纯，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愿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西王母又为天子吟曰：“徂彼西土，爰居其野。虎豹为群，于鹊与处。嘉命不迁，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将去子。吹笙鼓簧，中心翱翔。”天子遂驱升于弇山，乃纪兀迹于弇山之后，而树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
至于其他，则编年纪日，以述穆王西征，如“戊寅，天子北征。乃绝漳水。庚辰，至于□。觞天子于盘石之上，天子乃奏广乐……”极为简略。由此可见，此书多数篇章实无小说之实。胡应麟《少宝山房笔丛·三坟补遗下》称其“颇为小说滥觞”，然与历史散文、诸子散文中之具小说因素者比，相去甚远。若《穆天子传》“颇为小说滥觞”的话，历史散文、诸子散文中那些颇具小说因素的作品就可直称为小说了。
《汲冢琐语》本名《琐语》，因与上述《穆天子传》等同出汲郡魏襄王冢，故后世称《汲冢琐语》，因原书用战国科斗文字书写，故又称《古文琐语》，既出汲冢，则其成书年代绝对不会在战国中期以后。是书出土时十一篇，后经荀勖、和峤等整理校正，并用当时文字写定为十一卷，流行于世。“考隋唐尚有其目，盖至宋而亡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然《水经注》、《春秋左传注疏》、《北堂书抄》、《艺文类聚》、《事类赋注》、《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等间引其文，清洪颐煊《经典集林》、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王仁俊《王函山房辑佚书续编》、严可均《全上古三代文》等皆有辑本，载遗文凡二十余则。《汲冢琐语》于《隋志》、两《唐书》皆列史部杂史类，元末明初杨维桢在《说郛序》中说：“孔子述土羵、萍实于童谣，孟子证瞽叟朝舜之语于齐东野人，则知《琐语》、《虞初》之流，博雅君子所不弃也。”《说郛》旧列小说类丛书，可见杨维桢已视《琐语》为小说之源，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则引其遗文，称：“《束皙传》所云诸国梦卜妖怪相书者，推此可见，盖古今纪异之祖，出《虞初》前。”又于《少室山房笔丛·二酉缀遗》中称：“古今志怪小说，率以祖《夷坚》、《齐谐》。然《齐谐》即《庄》，《夷坚》即《列》耳。二书固极诙谐，第寓言为近，纪事为远。《汲冢琐语》十一篇，当在《庄》、《列》前。《束皙传》云诸国卜梦妖怪相书，盖古今小说之祖。惜今不传。”可见已直视其为“古今纪异之祖”“古今小说之祖”了。而鲁迅先生更进一步，于《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神话与传说》中说：“至汲冢所出周时竹书中，本有《琐语》十一篇，为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今佚，《太平御览》间引其文；……甚似小说，或虞初所本者为此等，然别无显证，亦难以定之。”
关于《汲冢琐语》的内容和体例，因原书已佚，不得而知，然从现存遗文，亦可窥一斑而见全豹。据《晋书·束皙传》：“《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也就是说，《琐语》是一部记载各国卜、梦、妖、怪之事的书。遗文内容，亦可佐证。记卜者如“范献子卜猎”，记范献子猎前占卜，卜辞说“君子得鼋，小人遗冠”，范献子果然猎而无得，丢失豹冠。记梦者如“晋平公梦熊”，记晋平公梦见赤熊窥屏，恶之而病。派人问子产，子产说赤熊乃共工之卿浮游，见于庭则无伤，祭颛顼、共工即可痊愈。“平公如其言而病间”。记妖者如“首阳之神”，记晋平公与齐景公同至浍上，见犬狸身而狐尾的人乘白骖八驷，以问师旷。师旷称其为首阳之神，名曰者来，方饮酒霍太山归，见之君有喜事。记怪者“刑史子臣”，记刑史子臣死前对宋景公说死后五年，五月丁亥吴亡，八月辛巳君薨。后来果如其言。另外亦有少数故事与卜梦妖怪无关，如姜后谏周宣王勤于政事，卒成中兴之名；周王子宜咎叱虎等等。总之，现存二十余则遗文既与历史传说有关，又有浓郁的志怪色彩，可见《汲冢琐语》可能是一种杂史类志怪著作，具有搜奇志怪、琐语丛谈的独特面貌。这种从历史中吸收志怪成分，假借历史人物敷衍神怪故事的方式和方法，上承《左传》、《国语》杂异闻于历史的传统，下开后世《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等杂史别传体志怪小说的先河，在历史与小说尤其是笔记体志怪小说之间架起了一道沟通的桥梁，为志怪小说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体例和形式上，《汲冢琐语》也为志怪小说奠定了基础。我们今天虽然看不到它的全貌，但唐代刘知几《史通·六家篇》说：“《汲冢琐语》记太丁时事，目为《夏殷春秋》。”又说：“《琐语》又有《晋春秋》，记献公十七年事。”联系《晋书·束皙传》中“《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之语，可见是一部按国别记事，体例颇类《国语》的著作。且“琐语”二字，也恰当不过地反映出它的形式特征。“琐”者，小也；“琐语”，琐屑之语，即杂记短书，也就是桓谭所说的“丛残小语”。这种艺术形式灵活方便，可长可短，便于作者闻事而录，很适合后世志怪小说创作在体例与形式上的需要。另外，《琐语》叙事，语言简炼，情节完整，能够通过人物言行的叙述表达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情态，也为后世志怪小说叙述故事和塑造形象作出了榜样。如“晋冶氏女徒”，虽篇幅简短，可是能把女徒因病被弃，舞嚣的马僮饮马时见到了她，她向马僮讲述自己的梦境，马僮听说后告诉舞嚣，舞嚣亲自去察看，将她买下，后来生了荀林父等等交待得一清二楚。女奴虽只说了几句话，但她梦见乘水到黄河、汾水，三匹马当面舞蹈的情景，“既弃之矣，犹未死乎？”的答词中透露出被弃之后，生死不知的惨状，皆形象宛然。“刑史子臣”叙宋景公在吴亡后想到刑史子臣“已后五祀，八月辛已，君薨”的话，“将至死日，乃逃于瓜圃，遂死焉。求得，已虫矣。”狼狈之状，如在目前。这种一事一记，重点突出，情节完整，形象生动的叙述方法，也为后世笔记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除上述三书外，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载《伊尹说》、《鬻子说》、《周考》、《青史子》、《师旷》、《务成子》、《宋子》、《天乙》、《黄帝说》等九种，班固均未注年代。有的虽注“似依托也”，但言辞含浑，疑均出自先秦。对于这一点，卢文晖先生在《师旷·前言》中说：“在战国时代，古小说曾经作为‘百家争鸣’中的一家，登上当时的文坛，与其他九家并列，只是到了汉代，被正统派学者视为‘不可视者’，被开除出‘百家’之列。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十家去小说，故曰九家。九家亦曰九流，向、歆所定。故张衡曰：‘刘向父子领校秘书，阅定九流也。’这些小说家的著作所以全部亡佚，与此有很大关系。班固对这批古小说不是斥之为‘其言浅薄’，就是说它‘迂诞依托’，其实这正说明这些古小说是用通俗语言写的，它的内容多是民间流传的神话故事。”这些作品即令有后人加工的痕迹，也当为摭拾先秦古书而成。其中，尤以《伊尹说》、《师旷》、《黄帝说》值得注意。三书皆志人，先秦典籍中凡涉三人之事者，多具小说韵味。有些可能就是先秦古小说的佚文。卢文晖先生就将《左传》、《国语》、《韩非子》、《吕氏春秋》、《说苑》、《新序》中所涉及师旷事辑出，编为《师旷》，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称为“古小说辑佚”。这些小说今虽失传，但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肯定都发挥过自己的作用。因此，搜集研究这些古小说的佚文，对于研究中国小说发展史来说，是完全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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