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经济学家谈20世纪工业文明的两次体系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次论文,经济学家论文,危机论文,体系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俄罗斯经济学家弗·列·伊诺泽姆采夫博士在俄《哲学问题》1999年第5期上发表了题为《裂变的文明：工业时代的体系危机》的文章。该文是作者在其著作《裂变的文明》的基础上浓缩而成的，《裂变的文明》一书已于1999年在美国和莫斯科同时出版。《自由思想》杂志1999年第7、8两期摘录了该书的第5、6、7章的主要内容。作者总结了20世纪工业文明发展的历史，从社会生产各个产业相互关系的角度，分析了本世纪工业文明经历的两次体系危机。所谓工业经济的体系危机是指过去意义重大的产业变得无足轻重，这类变化对现代经济演变的影响相对于传统的周期性变动来说更重大得多，因为以往工业社会经历的所有危机，大多涉及的是社会生产各产业之间交换的比例，从未威胁到其中任何一个产业的存在。而在本世纪，发生了不同于以往危机的体系危机。第一次体系危机主要是服务业对工业经济的冲击，第二次体系危机主要表现为信息产业对工业经济的冲击。作者认为，经历了这两次体系危机之后，演变为后工业国家的世界同其余世界的差距越拉越大。现将本文的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第一次体系危机及其意义
工业经济的繁荣与服务业的骤起30年代是西方和美国工业时代的繁荣时期，第二产业的份额在国民生产总值结构和就业结构上都十分稳定且处于主要地位，而农业的份额在这两种结构中均大大下降。运输业和交通枢纽的迅猛发展促进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建立。世界经济体系总的说来具有工业性，它以新的形式再现了各类产业间的结构关系，但第一产业成了发展中国家的专利，第二产业在很大程度上被排挤到经济发达国家的外围。发达国家自身开始大规模发展服务业，而在服务业内部诞生了信息经济。工业经济的危机正是在世界经济体系内部发展成熟的。
50年代是相对稳定的最后时期。这一时期，工业产业在发达工业国家的份额达到了最高点。到1955年美国的加工工业和建筑业占有的劳动力总量为34.7%，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份额近34.5%。从60年代初开始形势发生变化。一方面，科学技术进步导致工业中的就业骤减，工业品价格相对下降；另一方面，居民很高的生活水平引起对各类服务业的巨大需求。各类服务人员在整个就业结构中需求最大。在70年代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后工业社会形成了，并直接把后工业社会说成是建立在服务业（第三产业）基础上的社会。与此同时，出现了近几十年技术进步基础的萌芽。越来越多的资源被用于技术、信息和知识的生产。
第一次危机的具体表现及后果 70年代初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大幅度减少消耗工业原料的实际可能。可以说，第一次工业危机的具体表现是石油等原料输出国的危机。虽然原料输出国在60年代后半期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在1967—1973年间相继建立了欧佩克等输出国的组织，但这也没能阻挡住1973年爆发的石油危机。而发达国家依靠发达的第三产业和巨大的科学潜能，以大幅度降低对原料的需求来克服发展中国家的紧逼。从1973年到1985年，主要发达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32%，而消费的能源总量只增长了5%；80年代下半期和90年代持续的经济高涨也是在能源消费骤减的情况下发生的。
结果，发展中国家预算中的出口收入大幅度减少，金融状况恶化。为了使消费保持在一个可接受的水平上，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经常地大量输入商品和劳务。从1980年到1982年，40个最落后的国家贸易逆差额从650亿美元增加到3470亿美元。这样，这些国家的政府被迫日趋积极地吸引西方国家、私人银行和国际金融组织的贷款。如果说1974年发展中国家的外债总额为1350亿美元的话，那么到1981年就达到了7510亿美元，到90年代初达到了1.935万亿美元。这类的经济“全球化”方案导致占世界人口20%的最贫穷国家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从1960年的4%减少到1990年的不足1%。
几点启示 评价第一次危机的本质、过程和后果，可以得到三点启示。
首先，这次由工业经济内部发展起来的体系危机尚可被视为经济增长和进一步发展的危机。它更多地表明工业本身具有缩减传统类型经济活动的足够潜能。它同样表明，实现这种潜能不仅在后工业国家的一国经济范围内，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范围内都是可能的。
第二，这次体系危机发生的源头和开始阶段同服务业的急剧发展有关。服务领域迅速扩展导致生活质量的变化。因此，第一次体系危机极大地降低了主要生产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意义，这在发达国家是如此，在整个世界也是如此，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伴随着后工业趋势的发展。
第三，70年代工业产业的作用在世界经济范围内的大大下降也表明，由三类（或四类）产业组成的经济模式并不是永恒的，所构成的各产业的比例关系也可能发生重大改变。
两次体系危机之间
服务业的腾飞和高技术的发展 服务业经济的迅速腾飞已有近20年了。这些都极大地改变了发达国家的面貌。从70年代后半期开始，工业生产的份额大大下降了。如美国从1975年的33.2%下降到90年代初的21.3—22.7%之间，由此引起的就业份额也相应下降。而在信息部门就业的人数却从1975年的30.6%增加到1991年48.3%。
这些趋势首先有赖于80年代中叶后工业国家的新技术实践。此时，信息和知识被理解为直接生产力，是最重要的经济因素。信息产业的扩张是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的主流。信息和知识生产领域所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份额迅速提高。1995年美国的保健、科研、教育领域和非物质的科学产品和程序控制的生产占了国民生产总值的43%。由此带动了这一领域就业人数的大大增加。
新兴工业国家的兴起及后果 上述状况似乎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机遇。首先是在拉美，然后是在东南亚经济迅猛发展，出现了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也保证了后工业世界对这些国家很高的投资，这些国家成了全球的“组装车间”。新兴工业国家想“赶上”后工业国家也倾其全力，但这也伴随着有害的经济和社会失衡。一方面，作为繁荣源泉的积极投资使国家的内部潜能消耗殆尽。1993年外国对东南亚地区的直接投资达1300亿美元，并以每年10%的趋势增长，甚至超过了生产增长的速度。另一方面，新兴工业国家最大的错误是同外部世界保持完全单向的关系。亚洲经济发展是靠产品来料加工，以促进出口。但这种保证亚洲商品进入欧洲和美国市场的方法是建立在对本国人民极大剥削的基础上的。结果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促进70年代亚洲经济增长的传统观念，如增加投资，提高就业份额，延长劳动时间等，已不再是取得成功的法宝，而且这些潜力在很大程度上已被用尽，因此增长速度从80年代末开始趋缓。90年代上半期的事态已经告诉人们，这些国家必须调整经济政策，但由于多种主客观原因未果。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90年代上半期的经济发展所形成的乐观情绪，另一方面是，对于亚洲经济的支柱产业，在制定发展战略时不善于将发展大规模的高技术生产同生产高技术产品区别开来。
第二次工业体系危机及其后果
90年代繁荣的特点 90年代中期，发达国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高涨。后工业国家的内部自给是其繁荣的主要因素。虽然信息产业产品被输送到世界各地，但它在后工业强国内部具有广泛的销售市场。90年代的繁荣再一次证明，第一，对于潜在的投资者来说，发达国家的吸引力提高了。这有好处也有坏处。西方公司被投资者估计过高，证券市场的运作带有明显的投机性。这就是说，证券指数的提高实际上并不依赖于物质财富的生产和服务生产的发展。第二，发达国家在其发展中把整个其他世界远远地甩在后面。这一点与第一点联系密切。发达国家技术的成就及其发展的进程对于新的投资者来说最具有吸引力。但后工业世界的主要中心对于外部世界来说越来越封闭。比如欧盟国家，出口额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很高（荷兰为47%，瑞士为27%，德国为25%，法国和英国各为18%），但这首先是同这些国家间的贸易有关。类似的情形在1994年建立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中也出现了。今天总的图景看起来是令人难堪的：占世界人口不到1/5的经合组织29个成员国之间的内部贸易占了世界商品交易的80%。
亚洲金融危机 但是表面的繁荣掩盖了背后的复杂情况。亚洲产生了危机局势，至少表现出四大危险趋势。第一，存在着对内和对外生产过剩的征候。由于国内市场狭窄，因而不能在世界行情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对可能的损失予以补偿。第二，早就可以看出，需要补充外部贷款。东南亚国家虽然高速发展，但是它们同世界水平的差距日趋明显，而且越来越大。虽然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有外汇储备的支持，但是与世界先进水平仍相差甚远。中国要想建立现代生产信息结构，必须在最近十年吸收5千亿美元的资金，而要达到美国的水平至少还需要30年的时间和55万亿美元的资金。第三，东南亚国家生产的商品由于得到国家或商业银行的明补和暗补使价格降到了最低限度。第四，内部市场首先是不动产市场价格的上涨同样超出了自然的限度。当然同时还伴随着政治和社会因素，包括一系列问题，从国家官员的贪污腐败到家长作风下经理结构的无效率。
结果，灾难性的危机从1997年8月泰铢贬值开始，引发一系列国家和地区的货币贬值。不动产的价格也大幅度下降。许多靠开发商积极贷款的银行面临破产的危险。但是西方国家政府的行为再一次表明，他们不能（或不想）适当地评价已发生的事件的性质。直到1998年春，亚洲危机才受到重视，因为1998年春局势再度恶化，而且此次波及俄罗斯和拉美。发达国家认为解决问题的惟一途径是向遭受经济不幸的国家注入资金。然而，所有这些类似的企图首先对发达国家自身来说不仅没有前途，而且极为危险。因为首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从印度尼西亚到俄国，通过国有经济积累的资金或靠外资吸引来的资金，或者有利于个别工业金融集团（像南韩或俄国），或者有利于当局贪污腐败的代表（像印度尼西亚或马来西亚）；其次是较具实质性的因素，即靠输入技术和资本来生产大规模的简单物质财富的开发自然资源，这是世界社会经济发展的一条绝路。
几点启示 评价今天正在发生的情况，并不是要把第三世界的个别国家遇到的问题都罗列出来，而是完全有可能把这种情况看作20世纪最危险的经济危机，对此有三点本质性的启示。
第一，与70年代不同，90年代的危机是工业文明的主要危机，因为这是两个互相联系的过程的同时并行。一方面，西方国家具备了使工业经济部门在新千年之初严重衰退的一切必要前提；现在已产生了能迅速取代曾是工业制度价值体现者的传统的无产阶级的社会阶级。另一方面，曾经具有独立意义的工业生产在今天的世界舞台上遭到沉重打击，实际上所有传统的工业中心或是处在后工业世界的沉重打击之下（像拉美），或是处于严重的危机状态（像东南亚和俄国）。现代工业生产已经可以不被看作财富再生产的大规模创造；信息和知识成为经济进步的主要因素。信息和知识将变成一种战略性商品。后工业国家在全世界广泛传播信息技术，使之成为现代生产的特点。这些国家还能够操纵这类产品的价格。这些都加速了后工业文明中心同其余世界的断裂。
第二，发生变化的基础是建立信息经济的规律性。它要求过渡到这样一种经济，即个人在生产中自我表现，主体与主体发生关系，人既作为生产的主体又作为消费的主体，而不需要大规模生产物质财富和服务。这种变化伴随有近几十年的技术进步和经济的第四产业（信息产业）的发展。同25年前的情形相类似，再一次出现了经济中两个重要产业的矛盾，而这一次是第四产业和第二产业的矛盾。
第三，重要的一点是，发达国家和其余世界的相互作用的机制。70年代和90年代的危机的主要教训是：国民经济的发展服从于技术进步的规律，在今天政治因素和社会因素作用增长的条件下，它仍然是世界发展的基本主题。因此，企图“越级”发展只会带来短期效果，不应被当作长期的战略目标。这并不是说类似的方法不应采用，只是说在采用它的时候，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用追上先进强国的幻想来安慰自己，因为这有时不得不付出昂贵的代价。另一个教训是：必须尽可能明确地把由实际的经济进步所决定的危机现象同在很大程度上伴随着社会因素或政治因素的其他所有危机区分开来。因此，西方分析家所描述的苏联解体和共产主义联盟瓦解的意义被夸大了。很明显，如果这些国家不能促进技术进步，其国内市场不足世界证券业务的0.5%，而且不具有政治影响力，不能减缓商品市场价格的下跌，那么这样的国家发生的事件在经济方面不能对其余世界产生实质的影响。正因为把对80年代末事件的评价同70年代和90年代的危机相提并论，因此在本质上难以形成一个正确看待近30年整个历史的适宜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