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史，精神史？——论勃兰兑斯的文学史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史论文,精神论文,心理论文,论勃兰兑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史家总是站在自己的时代对过去的作家、作品以及文学史现象作出种种评说，并描述出一个合乎自己理论的发展史。在此，表征着某种文学观念的文学史观对如何描述文学史起着决定性作用。换而言之，如果说各种文学史著作之间有何差异的话，原因主要是著作者的文学史观和文学观念的差异。以记叙19世纪上半叶欧洲主要国家文学发展历程的洋洋六卷本文学史巨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下称《主流》）而闻名于世的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在哲学和美学思想上接受黑格尔的影响，在方法上继承孔德和穆勒的实证主义，文学思想上于圣伯甫和丹纳之间有所折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史观，并用以指导自己的实践，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因此，研究他的文学史观对建构一种科学的文学史观，指导我国文学史的编写工作有着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
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基于勃兰兑斯“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的论述，认为勃氏的文学史观是一种心理学，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到十九世纪，这种文学和哲学的心理学经历了深刻的变化，这主要是由生物学的进步引起的，它在概念和方法两个方面都有很多地方受惠于生物学。许多杰出的心理学家开始依靠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认为心理学可以变为一种类似生物科学的科学。”〔1〕“心理学的确变得更科学了， 在这一过程中它也丧失了它原先的某些广度。这看来是在逻辑实证论和操作主义祭坛之上的一种合理的甚或是一种绝不可少的牺牲。”〔2〕此后所诞生的现代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一个专门分支，更多地采用实验手段研究人的可以测知的心理活动，尤其是认知心理。所以勃氏所谓的文学史心理学应属古典意义的心理学，指文学史反映了人的“灵魂”，在此“心理”是“灵魂”的同义词，在古典哲学中多指人的思想观念、情感倾向、价值态度等，属哲学范畴而非科学。韦勒克曾相当准确地指出：“勃兰兑斯因为将‘心理学’视作‘民族的心理学’，而称自己的模式为‘心理学’模式……但他的模式作为民族心理史仍是古老陈旧的浪漫主义的历史概念，即是一种观念史。”〔3〕勃氏在《主流》各卷中的其它论述亦可证明这一点：“只要细心观察文学主流，就不难看出这些活动都为一个巨大的有起有伏的主导运动所左右，这就是前一世纪思想感情的减弱和消失，和进步思想在新的日益高涨的浪潮中重新抬头。”“我将尽可能深入地探索现实生活，指出在文学中得到表现的感情是怎样在人心中产生出来的。”“我的意图是想在本世纪最初几十年的英国诗歌里，追溯出这个国家的精神生活中那股强大、深刻和内涵丰富的潮流的进程。”如此等等，勃氏一方面不断重复自己的文学史是心理学的主张，另一方面又交替使用“心理”、“灵魂”、“思想”、“感情”、“精神生活”等词语，可见勃氏的文学史观属一种观念史，即文学史是思想史或精神史，是描述文学所反映、表现的情感史，情感是文学现象的动因并促成了文学现象，情感产生于现实生活，是文学与生活的中介。
二
勃兰兑斯的文学史观在哲学和美学思想上接受的是黑格尔的影响。作为一种客观唯心主义，黑格尔的功绩在于“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都看作是一种过程，并且企图去揭示这些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4〕。 而勃氏就是把文学运动看作是一场进步与反动的斗争，着重分析法、英、德等国家浪漫主义的盛衰消长过程，以及现实主义相继而起的历史必然性。黑格尔认为艺术、宗教和哲学都是理念或绝对精神的表现，不过表现的形式不同。他说：“艺术由心灵产生和再生的。”〔5〕“只有心灵才是真实的，只有心灵才涵盖一切， 所以一切美只有涉及这较高境界而且由这较高境界产生出来时，才真正是美的。”〔6〕这对形成勃氏心理学文学史观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黑格尔还将他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说运用于他的“艺术发展三种类型”（即象征型艺术、古典型艺术、浪漫型艺术）的分析之中，认为在浪漫型艺术阶段，当无限的心灵发现有限的物质不能完满地表现自己时，就从物质世界退回到它本身，即心灵世界，此乃艺术发展的最高阶段。这对勃氏选择19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作为自己审美观照的对象，并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把握和给予很高的评价，是有着最为直接的启发作用。
在方法上，勃兰兑斯采用的是孔德和穆勒的实证主义方法。作为一个哲学派别，它的创始人法国的孔德认为：“我们的每一种主要观点，每一个知识部门，都先后经过三个不同的理论阶段：神学阶段，又名虚构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又名抽象阶段；科学阶段，又名实证阶段。”〔7〕实证哲学就是通过观察直接把握各种现象本身之间的关系， 而不必再借助于虚构和抽象的方法。但使实证主义真正成为一种“科学哲学”的是英国的穆勒，他着重从联想心理学和逻辑学这两个方面来充实和阐发以经验主义的认识论为基础的孔德的实证主义原则。认为一切心理活动是观念的联想，一切知识起源于感觉经验，强调研究科学逻辑，研究调查、发现和证明的方法，亦即运用归纳法，唯有归纳才能“发现和证实一般命题”〔8〕。勃氏作为一个自觉的实证论者， 在主观上尊重经过“科学”、“实证”过的事实，他说：“我的工作便是追溯每一种心理、情绪或者憧憬，把它列入它所属的某一类心理状态里去。”因此，他在分析某一部具体作品时，往往把人物形象看作是所谓“普遍人性”某个方面（例如吝啬、贪婪、嫉妒之类）的体现，而不是与产生这一形象的社会制度、社会阶级相联系进行研究。所以在实际上，勃氏眼中科学的作用有时仅为记载事实，而事实又被理解为仅仅是一定的意识形态。
丹纳的文学发展三元素说（即种族、时代、环境）对勃兰兑斯的影响最为明显。他在《主流》第二分册的扉页上真诚而庄严地写上：“敬献伊波利特·丹纳先生。”还说：“对于我，丹纳是德国的哲学和形而上学的一付消毒剂。我被丹麦的德国式的教育所封闭了的才能，他给我打开了途径。”他一方面在自己的理论研究中以巨大的热情努力传播丹纳的艺术理论，他的《当代法国文学》一书就是以此为目的而撰写的；另一方面又把丹纳的主张运用于自己的文学史研究之中，并加以发展和完善，强调作为心理之表现的文学复杂性，以及时代精神的多层次复合结构，努力克服丹纳模式的机械实证论色彩。同是强调环境，丹纳尤为注意自然环境和种族，不遗余力地罗致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文艺、风俗、地理、气候等因素。在这个意义上，丹纳的文学史模式是文化史的，勃氏则是思想史的模式。同时圣伯甫的文艺作品是作家自传的文艺观也得到了勃兰兑斯的沿袭和发展，圣伯甫认为：“不去考察人，便很难评价作品，就像考察树，要考察果实。”强调文学研究的任务在于发掘与文学史有关的作家所属的种族和国家。作家生活的时代、家庭出身、幼年环境以及所受的教育、交游，首次的成功和失败、肉体与精神的特征等等。即把文学作为人的“自然史”来研究，由于人是社会的产物，文学作品也就有了广泛的社会关联。勃氏对圣伯甫是极为推崇的，认为由于他的努力，遂使文学批评这个不起眼的字眼变成了“最年轻的天才”，“一切智慧中的‘香岱丽拉’（灰姑娘）”，“第十个文艺女神”等等，因为他“在作品里看到了作家，在书页背后发现了人”。这种从作家心理出发研究作品的方法深深地影响了勃兰兑斯，也多少克服了丹纳理论的简单化倾向，在《主流》各卷中，我们可以看到勃氏非常注意作家的生平、经历、个性、世界观等对创作的影响，表现出生机勃勃的感觉力和对心理的洞察力。但他所得出的作家与作品可以划等号，作品中的主人公即是作家化身的结论有失偏颇。对此，我想韦勒克的归纳最为中肯：“勃兰兑斯同时在两个方向上发展，采用他批评过的丹纳的历史方法以及发展自己对于肖像和个体心理学的趣味。”〔9〕
三
综观勃兰兑斯的文学史观，可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组成：
首先是把文学的发展看作是一种矛盾的演进。勃氏在《主流·引言》中开宗明义：“本书目的是通过对欧洲文学中某些主要作家集团和运动的探讨，勾画出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心理轮廓。”“这部作品的中心内容就是谈十九世纪头几十年对十八世纪文学的反动和这一反动的被压倒。”在《斯堪的那维亚文学简介》中对全书作了这样的介绍：整部著作好像一个六幕剧（《主流》一书共分六卷为：流亡文学、德国的浪漫派、法国的反动、英国的自然主义、法国的浪漫派、青年德意志）。前三幕讲的是欧洲日益滋长的反动；第四幕以拜伦为主角，描写他和济慈、雪莱等把文学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最后两幕以雨果、乔治·桑、海涅为主角，反映古典主义在法、德的彻底消亡。作者以欧洲资产阶级民主斗争为纲，论述19世纪前半叶法、英、德等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并以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为“正题”，以封建王朝复辟为“反题”，以资产阶段民主自由为“合题”。全书结构沿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观点，即一切发展过程寓有正、反、合三阶段的有机联系。在评价某一国家、某一作家、某一作品时，都能联系历史传统、社会生活、时代思潮、文化背景、各流派之间的关系以及作家个人的经历和他的其它作品进行综合分析，从丰富的历史背景和相互联系的历史事实出发引申出自己的结论。对文学发展过程的描述具有时空交错、纵横交叉的网状结构形态，作者旨在表明，文学的每一流派的消长盛衰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而这必然性的灵魂和精神内核便是曲折地走向历史的进步性。
其次，勃兰兑斯的文学史观还具有历史形态的整体性。对文学运动的联系性、矛盾性和过程性都有所反映，因此《主流》具有一种浩瀚博大的形态。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导言》中就曾指出“将哲学史认作一个有机进展的整体，一个理性的联系，唯有这样，哲学史才会达到科学的尊严。”所谓整体研究包括这么几层含义：将作家作品放到整个文学发展的长河之中考察；将作家作品放到整个文化历史背景之中考察；将作家作品当作一个有机的整体进行研究。勃氏对自己所实践的方法具有自觉意识，他说：“一本书，如果单纯从美学的观点看，只看作是一件艺术品，那么它就是一个独自存在的完备的整体，和周围的世界没有任何联系。但是如果从历史的观点看，尽管一本书是一件完美、完整的艺术品，它却只是从无边无际的一张网上剪下的一小块。”他对法国浪漫主义的考察颇能说明这一点：“君主复辟成了浪漫主义的滥觞；‘中庸’政策鞭策浪漫主义向前推进；对司各特和拜伦、歌德和霍夫曼的研究，丰富了它的内容，从安德烈·舍里埃手里，它接受了它抒情的供品；《寰球报》上的笔战发展了它的批评能力；夏尔·诺地埃的作品为伟大的法国浪漫主义准备了道路；然后，维克多·雨果取得了这个运动的领导权，证明自己能够胜任他所承担的任务，并且从一个胜利接着走向另一个胜利。”因此，以整体把握为基础去考察某一具体对象是能够准确标定其在文学史坐标上的位置，进而找到批评者自身的。
再就是注重研究作家的主观体验，将对文学外部联系的考察与对内部潜在心理因素的审视结合起来，通过心理沟通作家、作品、社会。即如他对司汤达的分析：“他全神贯注心理学现象，把其它一切置之度外；作为细观默察的旅客，作为古代编年史的研究者，作为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作家，他是心理学家，而且只是心理学家。他唯一经常研究的对象是人的灵魂，他是第一批认为历史本质上是心理学的现代思想家之一。”精妙独特。对圣伯甫的理解，勃氏的视角也与众不同：“他的心灵的特质在于它能理解和阐释其它大多数心灵。”当勃氏从时代精神、社会心理以及作家心理的角度探讨作品人物的心理时，他关注的大多是社会心理中观念性内容而极少涉及形式心理。作为一种外在批评，他拓展了社会批评方法的内涵，更切合文学的本性，也比单纯的心理学方法全面。
引进比较的方法是勃兰兑斯文学史观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历史的比较，他将德、法、英国文学史最重要的文学运动加以比较，认为“这样的比较研究有两重好处，一是把外国文学摆在我们眼前，便于我们吸收，一是把我们自己的文学摆到一定距离，使我们对它获得更符合实际的认识”。二是空间的比较，在英国同为自然主义思潮中涌现出的作家，勃氏通过比较凸现出各自的特征，华滋华斯体现为对一切永恒的自然现象的爱，司各特所关心的是整个民族的性格和历史，济慈栖身于中立地带小事休息，穆尔却是色情的讴歌，在埃贝尔作品里又变成了对英国作为海上霸主的歌颂和英国自由主义思想的传声筒，在雪莱的诗中化成了一种对自然充满激情的爱和一种充满诗意的激进主义，在拜伦笔下则闪烁着一道自由与和平之象征的五彩长虹。三是对作家主体意识的比较，他这样比较司汤达与巴尔扎克的心灵特点：“司汤达与巴尔扎克的关系，是沉思的心灵与观察的心灵的关系，是艺术中的思想家与静观者的关系。”在比较中引申出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四是对主题的比较，在分析雨果的《东方集》时，勃氏则以厄仑士雷革的东方、拜伦的东方、歌德的东方为参照系，凸现雨果笔下的东方的特质。在《法国的反动》卷《这个时期文艺中表现的爱情》一节里，作者就比较了爱情这一文学永恒主题在十九世纪不同作家、不同流派、不同时期所呈现出的不同形态。因为在作者看来“了解人们对爱情的看法及表现方式对理解一个时代的精神是个重要因素。从一个时代对爱情的观念中我们可以得出一把尺子，可以用它来极其精确地量出该时代整个感情生活的强度、性质和温度”。总之，勃氏在《主流》中的这一艰辛的尝试，可谓是现代西方比较文学研究的滥觞。
注意研究文学思想给作家的启示，研究各种形态的文化思想给诗人、作家所带来的启迪。勃兰兑斯认为“要了解作者的思想特点，就必须对影响他发展的知识界和他周围的气氛有所了解”。例如，安徒生因为是“人民之子”，“对卑微的、被遗忘的人们怀着真正的民主感情”，因此，他的童话有着真诚的人道主义精神，他的艺术具有与不幸的人们心灵亲切共鸣的和弦。天才的成才并不能离开他所属的时代，单有思想是不能成为诗的，但没有思想，没有给思想以原动力的环境也写不出诗来。
“雪莱以他灵魂的慧眼看见有灵魂的星球旋转在太空，体内炽热，光芒远射，把黑夜照亮。他的目光能够探测深不可测的天渊，辨认出一个个翠绿的世界、拖曳着发光长发的慧星和皎洁的清凉的月亮，在彼此追赶。”这是勃兰兑斯分析雪莱《闻拿破仑死有感》一诗的一段话，细腻的感觉、充沛的激情、精妙的比喻、华美的语言，实在是一段极优美的散文。其实，类似这种精彩的段落在勃氏的《主流》一书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对广大读者来说，穿行于勃氏所建构的十九世纪文学史长廊，就如踏上了美的旅程，令人赏心悦目，留连忘返。文字如行云流水，清新流畅，学识渊博，见解深刻，这也是勃氏的文学史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正如作者自道：“我试图尽可能以一种深入浅出的形式将结论表达出来。要是我能够采用侧影和轮廓之类精确而生动的形式，表现出作为各种文学现象之基础的隐蔽的感情和抽象的观念，那么我的任务便算完成了。出于偏爱，我始终将原则体现在趣闻轶事之中。”这种将理性判断建立在丰富的感性把握上，这种与作家和读者侃侃而谈的文风是与圣伯甫的以科学实证主义为范本，但绝不放弃审美的感受，努力将审美、鉴赏甚至印象熔于一炉的印象主义批评是一脉相承的。
当我们对勃兰兑斯的文学史观进行了一番匆匆巡视之后，可以形成这样的感觉：勃氏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黑格尔、孔德、穆勒、丹纳、圣伯甫等人的思想和方法，同时也遗留着他们的一些偏颇和局限。作为一种社会批评，他对影响文学发展诸要素的考察还远不够全面系统，更忽视了物质生产决定艺术发展这一命题。但他所提出的文学史作为一种观念史，并引进比较的方法以及强调文学史的个性化等主张及其实践，是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的。对后世文学史家的深刻启迪和影响，原因正在于此。
注释：
〔1〕〔2〕墨菲、柯瓦奇：《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第1页、第642～643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3〕〔9〕转引自陶东风《文学史哲学》第71页、第76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恩格斯：《反杜林论》第22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5〕黑格尔：《美学》第1卷，第4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6〕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第139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7〕《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第 25 页， 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8〕赵修如等著《现代西方哲学纲要》第39页， 华东师大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