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对华政策与两岸关系上的三种主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岸关系论文,三种论文,美国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后，由于美国国内政治中对中美关系和台湾海峡局势看法的不同，美国对台湾问题的考虑明显复杂化，并由此导致美国对华政策和美国在两岸关系事务上的政策主张出现变化。本文从对台湾海峡局势的变化和影响美国对华、对台政策主要主张的分析出发，试阐述并归纳美国在两岸关系上政策主张的实质。客观地看待美国政策主张在两岸事务中的效应，对认清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趋势，研究与探讨下世纪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发展前景中的地位与作用，是有益的。
一、台湾海峡局势从紧张——缓和——到再紧张的背景原因
1.美国亚太战略调整与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
冷战后，美国的亚太战略，从追求平衡，调整为追求美国的绝对优势。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背景原因，与美国亚太战略的这一调整密切相关。
从历史来看，台湾问题的存在，本质上是一种大国关系的产物。冷战后，涉及台湾前途的亚太大国关系呈现出两种相互矛盾的发展趋势：一是国际关系的伙伴化。在亚太伙伴关系中，有俄美“成熟的伙伴关系”、俄日“相互信任伙伴关系”、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和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等。二是以美国军事存在为核心的双边同盟关系的增强，其中最突出的例证，是美日同盟的续定。美日同盟的续定和“周边问题”的提出，表明美国开始把日台关系纳入美国建立绝对战略优势框架的考虑之下。其后事态的发展表明，美中、美俄伙伴关系在美国的亚太战略中是一种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虚”关系，而以美国超强军事力量为后盾，加强双边军事同盟的美日关系则是一种“实”关系。这种“虚”、“实”关系对中美关系的真正含义，是美国对一个强大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这一政策判定产生了疑虑。因此，美国将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解释为“致力于”而不是已经建立这样的战略伙伴关系，即美国显示出将中国视为潜在敌手的政策考虑。（注：参见《美国研究》1998年第1 期，第141～147页，“美日安保关系的调整与亚太安全”学术研讨会综述。）
应该说，这种战略原则决定美国必然改变其对台政策。美国进攻性的对台政策调整，主要围绕对《与台湾关系法》的解释和应用展开。
美国增强对《与台湾关系法》解释尺度的第一个信号，是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其后，美国又采取了一系列做法，片面提高美台政治、军事关系。由于售台武器在性能和数额上已经突破“8.17”公报，美国对台湾安全和军备供应的承诺从“尽量低的解释”调整为事实上增强美台军事关系。这表明，美国有可能松动由三个公报构成的“一个中国”立场。《与台湾关系法》可以向炮舰外交转变。在此基础上，于是有了1991～1996年李登辉访美事件和中国武装力量在台湾海峡举行的导弹演习。美国根据《与台湾关系法》作出了强烈反应，派遣航母进行干涉。台湾海峡，剑拔弩张。
2.中美间的合作与斗争——海峡紧张局势的缓和
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势头，在1996年以后美国国会通过的一系列反华法案中继续得到延伸，同时中美关系的发展，也呈现出在斗争中合作的新态势。
如前所述，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根本起因是美国国内政治中对中美关系和台湾海峡局势看法的不同引起的。1995～1996年李登辉访美事件和中国在台湾海峡的导弹演习，使双方的政治意志在导弹试射中得到较量。中国坚决维护主权，抵制分裂势力的意志最终迫使美国意识到，冷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目标的选择和美国战略利益的维护，仍然受到中国意志带来的限制这一事实，认识到美国对台政策，选择退守到维持东亚安全格局现状的立场，并与中国在亚太安全中进行合作，才符合美国的利益。（注：参见《美国研究》1999年第1期，第146～149页，《纪念中美建交2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陶文钊等。）
在此基础上，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美，1998年6月克林顿访华。 克林顿访华时，重申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即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公开承诺“三不”政策。
“三不”政策虽然并不直接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在台湾问题上有重大变化，但作为一种政治象征，它反映了中美双方对台湾海峡军事冲突的考虑。从中国方面看，在亚太安全的核心仍然体现为美日安全关系的条件下，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和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无疑是中国保障自身发展所凭藉的安全依据，同时也是遏制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推行战争边缘政策的有力武器。从美国方面看，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认为，中国出于现代化的需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存在坚持和平统一对台政策的可能性，而维持台湾海峡局势的和平与稳定，则与美国在东亚的利益休戚相关。在这种复杂的考虑下，美国的立场呈现回复到“一个中国”的政策，即在中美三个公报的框架下，对台湾问题的基本立场仍然坚持不谋求鼓励台湾形式上的独立，也不支持台湾单方面宣布独立，如果两岸双边达成统一协议，美将表示欢迎。
随后，美国政府派遣前国防部长佩里访问了大陆和台湾，探寻两岸关系中缔结中程协议的可能。1999年4月下旬，朱镕 基总理访美。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由此也得到缓和。
3.“两国论”挑战一个中国原则，海峡紧张局势明显缓和的现状遭到破坏
今年7月以来， 李登辉发表的“两国论”使台湾海峡局势出现较大规模的动荡。李登辉抛出“两国论”所选择的时刻，距台湾“总统”选举2000年1月18日仅半年多时间。“两国论”的抛出， 还包含台湾对两岸关系策略上的考虑，这就是通过所谓“提升台湾地位”，从根本上延缓两岸关系。
90年代中、后期，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曾明显地呈现实质性下降，除中美关系的调整外，还有下列积极性因素的推动。首先，在海峡两岸民间力量的推动下，两岸关系的走向基本体现了海基、海协两会设立时双方达成的共识：即中国的、善意的、服务的这样一个以一个中国原则为前提的共同宗旨。1995年后，虽然出现李登辉访美事件对两岸关系的影响，海基会的立场后退到一个中国的各自表述，但并未突破一个中国的原则。
即使是1995～1996年事态的发展，也未使两岸关系出现根本性变化。导弹演习后，一方面，台湾仍然无力改变其没有外交承认的国际现状，香港回归后，台湾当局感到压力更大。另一方面，两岸经贸往来不断加深，两岸直航和政治谈判也在进行中。1998年10月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率团参访了祖国大陆，实现了与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时隔五年的复会并达成四点共识。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辜振甫先生1998年对中国大陆的访问和1999年10月汪道涵先生议定的访台，标志着台湾和大陆恢复了最高水平的半官方对话。对话内容随形势的发展，将扩展到包括政治议题和技术问题。
在两岸关系发展的形势下，台湾第二大政党民进党的“台独路线”也作出开始向“务实主义”靠拢的姿态。在今年6月8日至9 日召开的民进党八届二次会议上，通过了《台湾前途决议文》，首次在正式文件中承认了“中华民国”的“国号”，这一方面标志着台湾岛内政治中出现民进党向以李登辉为核心的政治势力靠拢，争取国、民两党联手竞选的可能，另一方面也发出了台湾最主要的反对党民进党缓和了该党在两岸关系上的立场，宣布其不再提倡“台独路线”，或提倡对宣布独立作早期“公投”的信号。这一事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台湾公众对待两岸关系的态度，是宁愿维持现状而不是采取任何过激或挑衅的行为。
其次，香港回归中国的进程已做到如人们理性所能期望的平稳过渡，这一现状直接影响台湾岛内民众的心态变化。
长期以来，由于台湾当局的歪曲宣传，岛内民众不了解“一国两制”的真正意义，以为一旦统一，台湾比较富裕的生活将受到影响。从而惧怕统一。随着香港的回归，《基本法》的贯彻和具体落实，香港正以稳定、繁荣、发展的事实教育了台湾的民众，从而使得维持现状，朝向统一成为台湾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共识。
同时，台湾岛内金融、制造业等看好香港的前途，并期望进一步进入大陆，因此许多台湾企业纷纷进军香港。台港间的经济关系十分密切，通过香港，还有相当一部分“侨资”进入岛内投资。另外，中国政府的决策集团和涉台部门从香港的实际情况中正越来越认识到，台湾与大陆重新统一的方案必须在实际意义上比对香港和澳门采取的方案更具弹性，以便为两岸统一，创造更好的氛围。拟议中的汪道涵先生的访台，无疑将对进入稳定阶段的两岸关系前景，作出进一步贡献。
但是，继李登辉发表“两国论”后，台湾的辜振甫先生就1998年他对中国大陆访问时拟定的今年10月汪道涵先生的访台，竟然说成这将代表“国与国的访问”。“两国论”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挑战。这一方面，挑明了台湾独立的可能，使以李登辉的政治势力为核心的国、民两党联手竞选的可能性大大增强；另一方面，限制了国民党内主张在两岸关系上维持现状一派人士的政治立场，使他们主张模糊地认同中国的概念。面临由“两国论”挑起的影响台湾海峡局势的稳定的现状，可以说，这次海峡局势的重新紧张说明台湾当局采取了突破“国际生存空间”的挑衅政策。而美国对台政策也起了纵容的作用，这体现在美国对华政策与关于两岸关系的三种主张之中。
二、美国对华政策与两岸关系的三种主张
1.中美地区层次上的矛盾冲突集中在亚太安全利益上
中美之间在地缘上的对峙和地区层次上的矛盾冲突，集中反映在美国的亚太安全利益上。这可将其概括为两点：其一，亚太地区是全球唯一没有建立美国领导的多边安全体制的地区，防止台湾问题这样的地区热点“失控”，是美国亚太安全政策的重点。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与任何国家结盟也不加入任何地区军事组织，这使美国构建多边安全体制的设想，始终受到中国这一独立的立场，尤其是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不放弃使用武力的立场的限制。其二，从1898年美菲战争后美国进入亚洲一个世纪的历史角度看，目前中国正进入追求自己的平等地位和必然与在亚太地区追求超强地位的美国利益碰撞的时期。美国认为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其政治抱负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注定中国最终必然考虑解决台湾问题。如果台湾问题从中美关系框架下演变为中美台三边关系，则台湾问题极有可能成为地区格局中考验美国政治意愿的“窗口”。（注：美国大西洋协会主席艾奇逊认为美不应插手中国国内问题的观点。英国《金融时报》1999年6月30日。）
从中国方面看，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的发展进程表明，在使用武力问题上处理分歧的唯一可行方法是中美建交时采取的“绕开障碍”的做法。尤其是，在冷战时期，美国对美日同盟所起作用的解释是“遏制日本军国主义”，而后冷战时期，日本军事力量的加强不仅得到美国的支持，而且通过美日同盟的续定，日本国家自卫队的军事行动区域已扩展到澳大利亚，日本的周边安全，已扩展到包括台湾海峡。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中国放弃使用武力，只会增强美日在西太平洋的绝对军事优势，使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契机，操之于他人之手。
此外，美国正在考虑在西太平洋部署具有威慑力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 此举虽然是出于对日本在北朝鲜导弹进攻威胁下的直接反映，然也有人士认为，这是美国考虑到中国的导弹部署以及1995～1996年间使用这些导弹所引发的导弹危机，从而表示美国将对台湾提供TMD。中国政府对此严正声明，在台湾部署TMD是不能容忍的。
2.美国对华政策与两岸关系上的三种主张
在美国对外政策中长程战略观念从追求强权发展到要追求“世界秩序的创立”的影响下，美国内部确有相当一部分人士在地区格局中把中国视为“对美国安全的威胁”。他们认为，在海峡两岸关系的前景中，出现了令人担忧的一面，其论据是，随着今年年底澳门回归大陆，大陆在解决台湾问题上的迫切性可能会增加。从这个意义出发，台湾将成为中国民族统一进程时间表上最重要的问题。他们担心，江泽民主席的报告中已谈到实现台湾与大陆的统一是中国政府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而民族统一的目标，看起来又得到相当多的中国人民的支持。他们还主观地认为，中国大陆正在提高对台湾施加军事压力的能力。他们把中国正常的国家安全军事行为，如对反弹道导弹的部署，对海军陆战力量和两栖作战能力的发展，以及中国为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而谋求发展其军事力量——包括战略核武器、反舰武器和对指挥和通讯系统进行干扰武器的举措，解释为中国试图阻止美国在海峡危机时为了台湾的利益而介入。（注：这些观点是根据1999年1～8月间，包括斯坦福大学军控研究中心、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亚洲研究中心的美国学者访问上海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中心的交流整理的。）
在这种看法的支配下，美国战略决策层既要考虑通过突出对台政策中的“干涉战略”，来追求由美国在亚太的绝对军事优势，又要考虑美国认为它一时也解决不了台湾问题，因而谋求就中美关系在亚太建立缓冲机制的可能。即既要“节制台湾”，也要“防范中国”。于是，美国的对台政策在两岸关系上提出以下三种主张：
保持现状。主张当前现状相对保持不变，即两岸至力于维持在就双方技术与政治问题进行准官方对话的阶段，逐渐扩展文化、经济联系，维持台湾海峡目前的军事平衡。这一点在中美关系框架的理论上而言，是可行的。但美国国内主张改变美国对台政策现状的人士强调，在冷战后台湾海峡局势呈动态的条件下，维持现状的政策是极端困难的。他们认为呈动态的因素有：台北承受的为台湾商人到大陆争取更多商机的压力；大陆中国政治日程中主张统一力量的上升；台湾内政中持续存在的提高台湾在国际社会中作用的压力；中国针对台湾的军事作战能力的增强，以及作为正常的民主进程的结果所引起的、台湾政府产生变化的可能。依据这些理由，他们认为简单地保持现状的政策会遇到更多的困难。
重现紧张。即重新恢复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美国国内部分人士认为这可能是两岸执行“挑衅性政策”引起的结果，尤其是台湾朝向正式宣布独立的方向前进，或大陆对加快统一进程施加的压力增加，或美日宣布支持台湾对独立的选择。
这种主张认为，海峡紧张局势的重现很可能是该地区军事力量的发展或对立性军事部署的结果。他们强辩说，例如，大陆以台湾为目标的导弹部署的加强，将导致台湾对应地在台部署TMD； 大陆针对封锁或进攻台湾的军事力量的部署，将导致台湾对应地提高防卫和报复能力。反过来，在台湾部署TMD 可能会鼓励大陆采取增加其对第三世界的导弹技术出口以进行报复，或进一步增加其对台湾的导弹部署，或者加强其对台湾导弹防卫系统的对应手段的研制。结果，这种发展军事能力的相互竞争将强化大陆与台湾间可预见的外交冲突。
暂时方案。暂时方案建立在美国认为具有更多稳定性的权益之计上，它涉及两个相关前提，即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还为时过早，而该地区的军备竞赛应该得到控制（减少美国负担的代言词）。其提供的更多的稳定性和预见性、体现在把紧迫的最终解决问题留给子孙后代去完成。
在内容上，暂时解决方案将包括下述部分：
确立双方相互保证，大陆承诺只要台湾不宣布独立大陆即不对台使用武力，台湾承诺只要大陆不使用武力台即不宣布独立；扩展两岸经济、文化联系，包括建立直接通信线路和运输航线以及放松贸易、投资管制；在台湾就单方面宣布独立有限制地事先作出承诺的前提下，提升台湾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推进两岸对话，包括创建非官方的、包括台湾所有主要政党代表的双轨讨论渠道；在台湾和大陆的军事化进程中促进建立多种信任构架。
三、美国对三种主张的政策选择
从美国三种主张上的政策考虑这一事实本身反映出，冷战后两岸对话的新局势促使美国冷战时期的“不干涉”立场发生变化。
从理论上讲，两岸对话是《与台湾关系法》原框架之外的新因素。两岸关系的发展，填补了冷战后苏联因素退出台湾前途所出现的力量真空，使美国在影响台湾前途的力量组合中处于被动和地位下降的态势，这与美国追求亚太绝对优势的战略原则尖锐对立。为此，美国在强调须尊重台湾民意维持现状的同时，只有选择一方面不反对两岸对话，一方面通过加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灵活性以增强美国地位的做法。
在两岸关系的三种主张中，保持现状远非能为美国国内政治中各方所满意。对华政策中的主流派会认为这种政策导向仍有可能促使台湾继续朝向独立，亲台保守势力仍然担心大陆对台湾的“威胁”或对其使用武力，还会忧虑台湾在国际社会中作用越来越有限。最根本的，是美国将不断面对中国大陆要求美国减少对台湾安全承诺的压力和台湾利用所谓“中国威胁”要求美国增加对台湾安全承诺的压力。
保持紧张局势的政策风险性又太高，如果任一方对另一方的能力、目标和意志判断失误，军事冲突就有可能发生。这恰好使美国处于它最想回避的“担保人”状态，即：如果台湾问题成为三边问题，美国将面临“既无法控制”、“信誉又可能受损”，甚至还会冒“可能卷入地区战争”的危险。（注：美国大西洋协会主席艾奇逊认为美不应插手中国国内问题的观点。英国《金融时报》1999年6月30日。）
显然，上述三种可能中，暂时性权益机制方案的选择最符合美国“增强灵活性”的设想，其目的在于把今天美国不能做到的，即美国在不根本改变对中国内政干涉立场的前提下，将促进两岸达成协议的可能延迟到将来，美国只要奔走于两岸间不断地试图寻找能为双方所接受的中程协议，以防止未来台湾海峡出现紧张局势，就可显现美国的影响。不能解决的问题，则归之于两岸缺乏“具有创建某种机制的意志与智慧”，美国则保有选择作出反应的主动性和灵活性。由此，还可试探大陆是否存在进一步调整对台政策的可能性，藉此表明美国的态度虽然是支持两岸相互了解，但绝不能允许大陆迫使台湾领导人接受台湾并不想要的安排，所谓“台湾不单方面宣布独立，大陆承诺不使用武力”，可暗示作为“补偿”，一美国将显示美对台军售的“限制性”，即在TMD 方面，美国可就台湾参加导弹防御系统与中国讨价还价。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对华政策中与推行这种主张配合的政策。例如，不对中美战略关系明确定位；试图把台湾拉入地区安全合作体系；通过军售增强台湾的军事实力以平衡中国力量的增长；起伏出现地把《与台湾关系法》置于中美三个公报之上等。
四、美国正在寻求新的对台策略框架
以上三种主张，同时也反映出美国正在寻求新的对台策略框架。
实际上，自1979年以来，美国决策集团内部对台湾问题上的“双轨模式”，从一开始就执有不同看法。除建交时的稳健派如万斯国务卿外，其后，1981年任国务卿的舒尔茨也曾认为，建交后的中美关系对台湾问题的处理，是将主导权交到了北京手中，凡是中国认为是“障碍”的，美国就必须加以“处理”，认为由此形成的“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主要障碍”的模式，于美国不利。冷战后，美国决策集团内部一度主张收回中美建交中的“让步”。导弹试射后，美国寻求在台湾问题上“设立新框架”的动机更加强烈。从美国近期在国际组织中加大支持台湾加入的力度，以及在两岸关系中所执态度的转变和《在东亚战略报告》中把《与台湾关系法》置于三个公报之前的政策倾向看，其基本设想是把台湾问题从中美关系框架下转变为置于国际机制之下，因此，强调不使用武力成为该框架设想的核心。这种情势一方面会不断鼓励台湾增加对大陆对台政策的压力，另一方面会使美国国会不断检讨美国对台政策，甚至可能诱使日本这样的盟国在维持美日同盟利益的考虑下，配合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作出较为主动的行动。这种情况一旦发生，问题就不是在于所谓“回避中国抗议”、“美国反应模式”的问题，而是在地区安全中，造成将台湾前途紧紧地控制在美日同盟框架内，并牢牢地拴在美国地区安全战车上的问题。所以说，中国政府决不会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同时中国政府也严正声明，不放弃使用武力，决不是针对台湾人民。
同时，我们也认为，大陆经济发展和台湾民主化进程的需要，已经使两岸关系进入到加强经济、政治对话的历史转折时期。“两国论”的人为破坏，不可能长期阻止两岸关系的发展。“关系中出现的新因素充满了不稳定性，但从发展和变化的观点看，我们希望在三方都可利用这些新因素的条件下，两岸关系能在经济上、政治上朝向结束旧时代，开创新时代的方向发展。这需要两岸共同努力，同时也要借助中美关系的发展来节制美国的对台政策和台湾岛内的分裂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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