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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尤其是苏联东欧剧变之后，我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所担负的历史使命是什么？
我认为，我们正面临一个理论创新的新时代。我这样说是有客观根据的，这种根据主要表现为涌动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三大标志或趋势。首先的一个标志或趋势是，现时代正处在一个从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变时期，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科技革命是这种转变的催产婆。这一场生产力的革命，估计将比人类经历的工业革命要深刻得多，可以说随误入歧途经的到来，我们整个工业化的理论乃至它的模式、政策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我最近讲发展经济学的课，浏览了一些西方发展经济学的文献，深尝地感到过去的理论诸如什么中心边缘理论、二元结构等等这些东西，适应了不现代社会的要求。当代的工业化格局可能是我们后进国家的工业化和先进国家的信息化交叉发展，渗透进行。这是一个标志、一个趋势，这场革命将会带来整个发展方式，经济模式，经济组织模式，乃至整个人类的价值观念等一系列重要变化。这种局面，对理论界将带来一场革命，包括劳动价值论。当然我们要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但我们要在新的形势下来发展它，这个任务非常艰巨。
第二个标志、趋向，不象第一个那样明显，但也在酝酿之中，就是近百年来，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时代（或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时代），正在开始转向以东方文化为主导的新时代。当然，这一点在理论界还有争论，特别在西方，有的理论家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东亚奇迹是一个神话。虽然有这些议论，但总的趋向不容否认。长期以来，以极端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文化越来越暴露出它的弊端，我认为最深刻的弊端，就在于西方国家，象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正在经历着一场家庭危机。家庭作为社会的一个基础细胞，逐渐地瓦解，很多孩子找不到他们的父母。照这样的状况下去，势必造成犯罪率的提高，各种各样弊端也随之出现。在这种象征文化危机背后，还有很深刻的社会危机，这是西方学者也不否认的事实。现在一些西方学者正在寻求着东方，而对群体为内核的东方文化，随着东亚的崛起，越来越显示出它勃勃的生机，我们有很多学者都谈到这个问题。近几年来，我观察到两个现象，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澳大利亚。日本在以前是脱亚入欧，俨然以西方国家自居，我们东方国家也把它看作西方国家。但是这种结果如何？这在日本国内造成重大的意识危机。前一阵闹的奥姆真理教，这个问题本身似乎是一个非常荒诞的现象。实际上，据一个美国学者分析，奥姆真理教正说明了日本的文化危机，一味地向西方靠扰。这样摧毁了国民的精神支柱。因此，使得一个各方面都非常平凡的教主麻原竟然能够号令千百万的富豪、大亨，使他们都毫无保留地把财产奉献给奥姆真理教，这真是荒唐这至。所以，现代日本有不少学者提出日本要回归亚洲。再看澳大利亚，它的居民结构明显地是西方文化背景。但近几年来，它脱欧入亚，是要把它们看成一个亚洲国家，这种趋向是很耐人寻味的。所以，随着东亚的崛起，东方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母体的文化，正在蓬勃向上发展，美国著名的学者奈斯比特，最近在《亚洲大趋势》这本书里，明确地说，现在西方需要东方，远远地超越了东方需要西方，随着世界风云的变化，西方人应该用亚洲的眼光来看世界的时候到了。在这种趋向下，我们亚洲人并不相指导世界文化的潮流，但，起码应该恢复东方文化应有的独立的地位。这种趋向，我看是肯定无疑的，所以我们理论界如何这种转变作好准备，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老实说，现代西方文化所具有的系统性、渗透性及其感染力，是它们经过一两百年，甚至两三百年前仆后继努力的结果，这自然要比我们作得高明得多，所以，这方面我们还要大大地补课，这是第二种趋向。
第三种，也是最重要的趋向，我认为从世界范围来看，社会主义正在由挫折转向复苏。社会主义事业本来是前无古人的，这样一个既伟大又新鲜的事物，象所有的新生事物一样，它也必然会有一个反复涨落的过程，这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特别是法斩资产阶级革命，反反复复地搞了三四次，才最后地取得胜利。我们发动这样用会新制度代替过去剥削制度的一场革命，显然它的反复涨落，也必然会复杂得多。近一两年来，种种迹象表明，在经历了苏联东欧剧变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和灾难，以及中所展示的成就这种对比之后，人们正在反思，在总结，在调整他的理论和思维。这里面，我想阐述一下我个人的观点，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复苏和复兴，是不是必然要伴随着战争呢？我认为不能这样看。社会主义从本质上说，它不是战争的产物，如果社会主义是战争的产物，那我们的社会主义就没有生命力了。谁愿意老打仗？和平的社会主义难道就要跨台吗？这就正如市场经济是伴随着资本主义产生的，但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品一样，社会主义也不是战争的必然产物。虽然过去一次世界大战、二次世界大战，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但这只能说是一种历史的耦合，不能因此得出结论，好象没有战争，社会主义就不能振兴，不能复苏，我就不同意这种看法。
我认为当今社会主义复苏起码有三和依据：第一条就是我们有中国特色的改革的胜利，已经在人们面前展示了社会主义不是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相反，它仍然可以以高速度来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第二条，就是西方社会的复旧倾向。根据一种看法，社会主义阵营没有瓦解之前，或者苏联东欧剧变之前，东西方阵营间处于一种冷战状态。西方主要国家，把社会主义当作它的制度的主要挑战和威胁，在这种挑战和威胁面前，它不能不采取许多许多的改良措施，其中包括培养中产阶级，平缓两极分化，采取若干的福利主义措施，以此来稳定它的制度这样确实收到了一定效果。但是，现在时过境适了。共产主义这个怪物好象不存在了，布热津斯基不是说共产主义已经大失败吗？威胁也似乎没有了，所以，它们那种右的势力又开始，右的趋势又在抬头了，工党纷纷地落马了，保守党分纷地上台了，资本主义的国有经济不断地被削弱，福利也不断地被减少了。据经济统计资料表明，在西方的一些订国家，两极分化又加剧了，中产阶级又在削弱了，基尼系数减少，洛伦兹曲线的那个“肚子”越来越大了。这种两极分化，必然会带来社会的振荡，这样人们又开始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等资本主义；第三个依据，就是苏联东欧的改革，从总体上来说是不很成功的，特别是前苏联的改革，是失败的。我前年也到苏联去考察了一下，东欧虽然有些国家在经济上有所复苏，但是新上台的执政者，并不比共产党人高明。我在匈牙利也跟他们接触了一下，据匈牙利朋友们讲，匈牙利本来是不会跨台的，卡达尔同志威信非常高，共产党的威信也非常高，但周边国家都变了，若不跟着变，就难以生存下去，只好跟着变。这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我去的那一天正好是卡达尔逝世十周年纪念日，看到有几万人自发地在他墓前哀悼。所以，在东欧国家很多地区，前共产党人又纷纷上台执政了。最近在国际上，开了两次马克思主义的大会。一次是1995年9月， 在巴黎开了国际马克思主义大会，当然参加这个大会的人是很复杂的，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有形形色色自称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这个会议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提出了要重新走向马克思，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体系，是迄今为止解释资本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最系统的最有力的工具，这点大家是没有什么异议的。当然，马克思主义需要发展，但是，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体系，这是无人否认的。第二个会议，就是今年上半年在俄罗斯开的。这次马克思主义大会，有很多国家的共产党派出了代表团出席，我们中国也去了一些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者，主要是湖北和山东的学者。据说在这个会上，中国的经验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引起了极大的兴趣，中国代表的发言引起了高度的重视，很多人上台来与中国的代表握手。所以，这种种迹象说明，社会主义由挫折转向复苏， 这应该说转机正在开始， 至于具体时间是否是要等到2050年才能复兴和复苏，则是无法肯定的。我看，不一定要到那么长的时间以后，才能变成现实。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复兴，看来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必须要有这种坚定的信念。当然，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决不是在旧的基础上的重复，它必须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更高层面上的大发展。
从以上三大趋势看来，我们确实正面临着一个千载难逢的理论创新的大好机遇，我们理论是大有可为的。我常常想，象我们这一两代人，在物质上是一个受难者，过去几十年没有过什么很好的日子，但是在精神上却是一个幸运者。正面的、反面的我们都看到过；旧社会新社会我们都经历过；殖民地是什么情况，国有独立又是什么情况，我们都见过了；马克思主义兴旺的时代是什么样，马克思主义受挫折的时候，又是什么样，我们也都见过；多么丰富的理论研究的素材呵！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复兴、社会主义的复兴，对于我们这一两代人来说，责无旁贷，我们应该振奋精神，全力以赴，投入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洪流中去。
邓小平理论是社会主义复兴的希望之光。社会主义要复兴，马克思主义要振兴，这个希望就在于邓小平理论。我这样说，没有任何夸张，社会主义能不能复兴，现在看来关键在中国，而中国能不能成功，关键又在于能不能以邓小平理论继续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现在有一些人期望把昨兴，寄托到恢复苏联模式上，他们可能是善意的，但在思想方法上，我们为是不对的。认为苏联的解体，不是体制或模式的原因，而是领导集团犯错误，特别是戈尔巴乔夫犯的错误，我认为这个命题本身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苏共这样一个近百岁的大党，同时又是这样一个大国的执政党，在一夜之间，就消逝了，竟然在全国范围没有听到什么异议，没有听到什么反抗，这真是咄咄怪事。这用少数领导集团犯错误能够解释得了吗？如果主要是少数领导集团犯了错误，在党内就要引圮斗争，更不用说全国范围的异议了。我们中国搞了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不都及时地引起了斗争的吗？这就说明苏联解体的原因是深刻的。前苏联的解体，我认为，说到底还是社会主义实现模式的问题，是社会主义理论上出了问题。从主要方面来看，不是少数人犯错误所致。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由于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致使前苏联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成熟的国内市场，这才是最基本的原因。
历史和血与火的教训，都证明社会主义的复兴，必须不断地清除我们理论与政策中的空想主义成份，使之更合乎科学。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这就是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必须肯定马克思、恩格斯起了奠基的作用。但是，在百年的历史证明，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绝不可能是一次完成，而是要经过多次前仆后继的流血牺牲，才能够完成的。认为清除空想成份可以一次完成，这是不符合认识论的。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虽然起了奠基人的作用，但是，后继者还得不断地清除他们的理论体系中的空想成份。只有不断地清除了空想的成份，才能够变为科学，才能够变为千百万人的行动指南，才能够使得社会主义的高潮更早地到来。从历史上看，我个人不成熟的想法是，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经过了四次认识的深化，第一次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主义同少数人的空谈，变成了千百万人的群众运动。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体系中，仍然存在空想成份，这里面最典型的就是认为未来的社会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现在的发展已经表明，不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要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就是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不是还要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现在都不能作结论。第二次就是列宁，第三次是毛泽东，第四次是邓小平。这种前进的两个阶段都不断地去掉了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一些空想成份，这都使社会主义更加进一步地接近科学，而且这种过程，今后还将继续下去。
邓小平的伟大就在于他为开辟中国的现代化大道，具有披荆斩棘、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就在于他不拘泥于既有的理论条文，而是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方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这就一种求是的精神。所以，我认为邓小平精神就是伟大的胆略与求是精神的高超结合，邓小平的伟大就伟大在这个地方。比如说，一国两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都是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东西，并且也都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十八年的改革开放历史证明，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他的政策是中国成功地走向现代化的唯一正确的方向，我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一点不能在任何的动摇。十八年来，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和某些阴暗的方面，我们作为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当然清楚这种千百万人、亿万人的改革开放大行动，要想只有正面的东西，没有负面的东西，这是不可能的。何况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事业。至于社会主义国家怎样搞改革开放，怎样搞市场经济，怎样把经济搞上去，并没有经验可循。
作为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的任务是要在前进中不断地解决这些问题。而这一点，对于一个党的理论工作者来说，恰恰正是我们自己本身应该尽的责任，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所以，无论是正面的经验，还是负面的教训，都应该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我们要研究它，剖析它，找出它们的规律，创新我们的理论，这才是正确的作法。而不是满腹牢骚，怨天尤人，拿不出一点治病的良方，这对我们的事业有什么帮助呢？
我深信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一定能循着毛泽东、邓小平所开创的理论创新之路，以无产阶级的宽大胸怀，以一个科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感，经过一两代人的努力，一喧会建立起一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或者说行动中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大厦，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复兴，贡献出我们的聪明才智，使中国在二十一世纪成为世界社会主义大复兴的火车头。我相信这并不梦话，而是必将成为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