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华民族整体观念的形成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华民族论文,试论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有着密切内在联系的统一整体，是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形成的，并在中国各民族共同发展中不断地发展与巩固。反映在意识形态上，中华民族整体观念也有一个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它是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萌芽于夏、商、西周的大一统思想，经春秋战国时期的丰富与发展，随着秦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而完善、确立，表现在认识和处理民族关系上就是“华夷一统”。经过两汉四百年的统一，大一统思想根深蒂固，汉族与非汉族、内地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成为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形成了“华夷一体”的观念。东汉以后，匈奴、鲜卑、羯、氐、羌等边疆民族大规模内迁，大一统思想为内迁各少数民族所接受，增强了各民族在政治、文化上的认同性。以后经过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中华各民族间的内在联系与密不可分的整体性得到进一步加强。隋唐的空前统一与强盛，促进了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辽、西夏、金的汉化与认同，加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统一，发展了“华夷一体”、“共为中华”的思想，使中华民族整体观念得到强化和发展。经过元、明、清的进一步发展，大一统思想和中华民族整体观念深入人心，并在近代全国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得到升华，成为凝聚各族人民的重要的精神力量。
一
中华民族整体观念的起源可追溯至三代。史前史研究表明，中华民族还在其起源时代即表现出交流与统一的趋势。处在文明前夜的尧舜禹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文明程度高于四方的具有一定凝聚力的核心。夏启废“禅让”而”“家天下”，建立起高于部落联盟的原始政治机构。殷商甲骨卜辞及文献记录已反映出萌芽状态中的一统“天下”的思想。在文献中，商又被称作“中商”、“大邑商”，又称“土中”或“中土”，而四方诸侯称东土、南土、西土、北土，反映了商在当时认识所及的范围内具有突出的核心地位。至西周，这种萌芽期的一统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其在现实社会中的体现就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注：《诗经·北山》。）而“天下”就是当时的“四方”或“万邦”。天下一统思想反映在民族问题上即是华夷一统。周人虽起于戎狄间，但自称夏人。迨其克商以后，奄有夏商之地，统一了黄河中下游东西两大文化区，促进了部族间的融合与文化的交流，在原夏人、商人、周人的基础上，吸收其他部族集团的成分，形成了华夏民族的雏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更趋统一。
经过西周的发展，形成中的华夏民族共同体逐渐巩固，享有较高的礼乐文明，经济文化诸方面优越于非华夏民族。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非华夏各族内徙，尤其是北方与西北各族，纷纷迁入黄河中下游，在中原造成了各族交结杂处的局面。异族的进攻无疑加强了华夏民族的认同感，民族意识空前高涨。同时华夏民族也感受到了异族文明给华夏礼乐文明所带来的严重危机。然而，此时周室衰微，“礼崩乐坏”，天子地位一落千丈，只在名义上保持着“天下宗主”的地位，再无力号令诸侯。面对这种形势，齐桓公首倡“尊王攘夷”，打着周天子的旗帜号令诸侯，“霸诸侯，一匡天下”。（注：《论语·宪问》。）“尊王攘夷”的重点似乎不在“攘夷”而在“尊王”，实质是以“尊王”之名行称霸之实。步齐之后，晋、楚等诸侯大国相继争霸，但“攘夷”的色彩逐渐淡化。而在武力上威胁华夏诸侯的异族，如南方的楚、吴、越，西北的戎、狄和秦，虽然政治上逐渐强大，但在文化上却被享有较高文明的华夏所融合。
春秋时期强调“夏夷之辨”，然而区分夏夷的最高标准却是文化，即以是否行华夏礼乐文明亦即是否合乎周礼来辨别华夷。孔子作《春秋》，主张大一统，强调在大一统下明“华夷之辨”。孔子崇尚周文化，认为周礼优越于其他文明，因而强调“裔不谋夏，夷不乱华”。（注：《论语·宪问》。）孔子夏夷的区分即是以文化作为最高标准。这个作为最高标准的文化，不但包括语言、风俗、经济等基本要素，而且更包括了周礼这种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孔子又主张夏夷可变，夷用夏礼，即夷的行为符合周的礼乐文明，夷则进而为夏，夏用夷礼，则退而为夷。楚庄王问鼎中原，被视为“非礼”，而至晋楚之战，《春秋》却礼楚而夷晋。春秋诸家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夏夷之辨”最为明确，然而儒家思想在明“夏夷之辨”的同时，从不排斥异族。孔子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注：《论语·季氏》。）又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注：《论语·八佾》。）孔子相信夷狄也是可以教化的，亦即夷狄可以进为华夏。他在《春秋》中对夷夏都是同等胪叙，即“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注：《史通》卷4《编次》。）儒家的夏夷观以礼乐为标准，实际是要一统于礼乐文明为核心的周礼，是大一统思想在华夷关系上的反映。
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在春秋时期被称为夷狄的许多民族融于华夏，至战国时期最后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古代民族共同体——华夏族。民族的融合与地区性的统一，为以华夏族为核心的大一统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进入战国以后，旧的夷狄已成华夏，夷狄的概念包含了新的内容；周室沦为大国的附庸，一统于周的观念已成过去。于是思想家们纷纷探讨政治统一、华夷一统等当时亟待解答的问题，陆续出现了一些反映大一统理想制度的著作及学说。其中《礼记·礼运》更首倡“天下为公”的大同学说，成为大一统理想的极致。
诸子百家中最讲究华夷之辨的儒家，到战国时期形成了孟、荀两个主要派别。孟子、荀子所处的是一个周室为附庸、“夷狄进于爵”的新时代，王无可尊而夷已变为夏，各大国再不去谋霸业，而是直接称王。但这种各自称王不是为了分裂而是为了更进一步的统一，天下渴望统一，而强国在谋求建立新的一统。这种形势已完全不同于实不一统而尚可“文一统”的春秋时代。置身于此的孟、荀等思想家也就不再如孔子那样赞誉齐桓公的“尊王攘夷”、“霸天下”，而积极主张大国“王”天下，认为齐、晋、楚、越皆可以“王”而不必“尊王”于周。这是荀、孟对新形势下一统理论的丰富与发展。一统理论具体到华夷关系上，孟子承认华夷在起源上的不可分离，古之圣贤如舜和周文王也具有夷的血统，“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歧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注：《孟子·离娄下》。）在处理华夷问题上，孟子虽不排斥夷狄，但又不完全同于孔子。孟子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注：《孟子·滕文公上》。）孔子认为夷夏可以互变，但孟子只同意以夏变夷，以华夏文明教化落后的夷狄。这主要大概是由于时代不同造成的。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夏夷都还处在形成之中，相对并不稳定，正所谓“居夏而夏，居楚而楚”，夷夏相差不大，故是否合乎周礼成为二者区分的最高标准。孟子处于战国时代，夏夷的概念已不同于前，旧的夷狄已与夏融合成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新的夷狄居于周边地区，“非先王之道”，与华夏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这时的民族的概念也已清晰、稳定，周室式微，统无所尊，再不可能以是否合乎周礼来区分夷夏。当时各国并立，统一还只在理想之中，未来只能一统于华夏而不可一统于较落后的夷狄，故在华夷关系上，孟子强调“用夏变夷”而反对夏“变于夷”。荀子是战国末年的大儒，在继承儒学的同时又批判地吸收了诸子百家的思想。荀子所处的时代，整体统一的大趋势较孟子时代更加明朗，而华夷一统观念也正处于酝酿形成之中。荀子讲礼治，政治思想方面更侧重于“一天下”。荀子说：“彼王者之制也，视形势而制械用，称远迩而等贡献，岂必齐哉！……故诸夏之国，同服同仪，蛮夷戎狄之国，同服不同制，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终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夫是之谓视形势而制械用，称远迩而等贡献，是王者之至也。”（注：《荀子·正论》。）
秦统一中国，一统由理想变为现实。汉承秦制，实际是秦一统制度的延续与发展。秦汉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时期。经夏商周的发展而最后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夏民族，进一步吸收边疆民族成分，在这一时期发展成为一个新的人数更加众多的稳定的民族共同体——汉族。她以空前繁荣的经济文化、众多的人口和广大的地域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及凝聚的核心。秦汉的统一与边疆开发，奠定了我国疆域的基础，创造了各民族共为一体的“华夷一统”的现实，促进了多民族国家内部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伦理等各方面的进一步统一，边疆与内地、“中国”与“四夷”一统的观念得到加强。《礼祀·曲礼》曰：“君天下为天子。”郑玄笺曰：“天下，谓外及四海也。今汉于蛮夷称天子，于王侯称皇帝。”这种国家元首称号的含义充分体现了华夷的大统一。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完成了思想上的统一；而公羊学说以其“大一统”理论尤受重视。公羊学倡“三世”说，以“大一统”为宗旨，将《春秋》所记242年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即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以所传闻世比乱世，“内其国而外诸夏”；以所闻世比升平世，“内诸夏而外夷狄”；以所见世比太平世，“夷狄进至于爵，天下大小若一”。其太平世“王者无外”，与大同说合，是理想的“大一统”。公羊学说产生于战国末年而盛于西汉，实际里面包含着汉儒对“大一统”思想的发展。董仲舒是汉前期著名的公羊学大师。他把战国以来各家学说以及儒家各派在孔子名义下、在春秋公羊学名义下统一起来，使儒学成为“霸王道杂之”、合于汉家制度的学说；进一步阐发了公羊学说的大一统思想，建立了一整套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发展需要的天人合一的政治理论，从而使大一统发展成为一种先天合理、不可逆转的永恒法则。
秦汉空前统一的政治格局的实现为人们提供了对大一统理论进行思考、总结和提高的现实基础，从而使大一统思想在这一时期进一步完善，构成一个完整体系，并最终确立下来。而其表现于民族关系上的“华夷一统”思想也在各民族大统一的现实中得到充分的发展，形成“华夷一体”的观念。人们不再单纯从理论上讲行探索，而是立足于已建立的统一国家的现实，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来认识华夷关系，将华夷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使“华夷一统”思想发展成为“华夷一体”观念。
经过两汉四百年的统一，大一统思想和中华整体观念已经根植于人们的内心深处，成为牢固不可动摇的信念。东汉后期，豪强并起，地方割据，但仍然保持着精神上的统一。三国鼎立，自王侯至庶民都明确意识到国家处于分裂状态。人们意识到分裂，恰恰就说明了精神上仍保持着统一。分裂是暂时的、非常的，而统一是永恒的、正常的。意识到目前的分裂，便渴望将来的统一。曹魏“挟天子以令诸侯”，蜀汉以汉室皇胄相号召，孙吴则固守江东而待机。无论扯着什么旗帜，他们都抱定着“统一天下”这个共同的最终目的而进行着不懈的努力。正是这种大一统思想和三国各自实际上完成的局部统一，奠定了以后西晋的大统一。
二
东汉末年，随着政治的日益腐败，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帝国陷入分裂割据状态。经历了三国鼎立之后，曾出现了西晋的短暂统一，然而不久这种统一就被更加严重的混乱与割据所代替。自东汉以来，匈奴、鲜卑、羯、氐、羌等边疆民族大规模内迁，在北方地区形成了各族杂居的局面。晋“八王”之乱，各族乘机掀起大规模的反晋战争，迫使晋室东移江左，史称东晋；而在广大的北方地区进入“五胡十六国”混战、割据时期。大一统政治不复存在，政权割据与各族混战的现实，使正统之争和“华夷之辨”突出，成为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在分裂时期的思想特点。
“正统”，在这里是一个政治的概念，它源于《公羊传》“君子居大正”、“王者大一统”，简称“正统”。何林《解诂》注“居正”之义说：“明修守正最计之要者。”（注：《公羊传·隐公三年》。）又注“大一统”说：“统者，始也。……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注：《公羊传·隐公元年》。）大一统思想特别强调“统”的重要，认为“统”正则一切皆正。统一天下、一脉相承的政权被称为正统；反之则被斥为“闰统”或“僭窃”。大一统思想确立于汉。按照这种理论，汉为尧后，历虞、夏、商、周，而又复归于作为尧后的刘汉；汉是“继尧运”而建帝业，因而是无可争辩的正统王朝。东汉以后，统一的帝国分裂，“大一统”现实已不复存在，而大一统的思想却已成为人们根深蒂固的信念。现实非一统而理念上一统，于是便强调正统，以正统代大一统，即《公羊传》所谓“实不一统而文一统”，保持精神上的“大一统”。正统政权在精神上就成为天下一统之所在，即天下一统于这个被尊为正统的政权。
按照“大一统”理论，“华”、“夷”是可变换的，而区别“华”、“夷”的最高标准是文化。这个作为标准的文化在当时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汉文化。符合这个文化规范的是“华夏”，不符合这个文化规范的是“夷狄”；“夷狄”可进而为“华夏”，“华夏”亦可能退而为“夷狄”。因此大一统思想很容易为陆续内迁的少数民族所接受，并用来作为自己的政治思想武器。在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下，入主中原的各少数民族一边自称为华夏先王之后，在族源上与汉族认同，一边主动接受汉族文化，在境内努力推行汉化政策，在文化上以中华自居，并加入了正统之争。
首先加入进来的是匈奴贵族刘渊的汉国政权。刘渊，字元海，原为晋匈奴左部都尉，后称汉王，自承汉室正统。刘渊认为“帝王”无常，非华夏所专有，援大禹、文王为依据；又强调实力在得天下中的作用，以为自己实力足可“王天下”。不过他很注重策略，根据“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的实际情况，利用历史上匈奴与汉的甥舅关系，以汉为国号，上接汉统，以此来标榜自己政权的正统性，企图在精神上也压倒南方的晋朝。氐人苻洪称“其先盖有扈之苗裔”，（注：《晋书》卷112《苻洪载记》。）据关中而称帝，都长安，建号秦，亦以华夏正统自居。苻坚继立后，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一时称治，国内殷实，并在不长的时间内完成了对北方的统一。苻坚自称“朕方混六合为一家，视夷狄为赤子”，（注：《资治通鉴》卷103，晋孝武帝宁康元年。）俨然一派中华天子的架势。但江左偏安着一个实力弱小而在精神上居于优势的晋朝，毕竟让这位统一了大半个中国、自称华夏正统的氐人皇帝有些心虚。苻坚认为“不建大同之业”，“天下何由一轨”？遂下诏伐晋。不料淝水之败，其国大乱。不仅是统一了北方的苻坚，就连僻居西北的匈奴贵族赫连勃勃也要来争这个正统。他自称是“大禹之后”，“今将应运而兴复大禹之业”，称大夏天王，建立大夏国。为都城取名“统万”，他说：“朕方统一天下，君临万邦，可以统万为名。”同年，又下诏改姓赫连，其曰：“帝王者系天为子，是为徽赫实为天连，今改姓曰赫连氏，庶协皇天之意，永享无疆大庆。系天之尊，不可令支庶同之，其非正统，皆以铁伐为氏。”（注：《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赫连勃勃企图“兴复大禹之业”，但无统一天下的实力，只好用玩弄文字游戏的方式来满足其“统一”天下的虚荣，过一把“正统”的瘾。
4世纪末，鲜卑拓跋氏建北魏，将北方民族的融合与汉化推向一个更深的层次。北魏以汉魏正统的继承者自居，重用汉族士人，依靠鲜卑族的武力和汉族的文化，完成了对广大北方地区的统一，结束了“五胡十六国”的混战局面。中国进入南北朝对峙时期，开始由分裂向统一转变。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大动乱时期，也是民族大迁徙、大融合时期。这种大迁徙、大融合，促进了各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交流和发展，进一步加强了中华各民族间的内在的联系与密不可分的整体性。边疆各民族，特别是入居中原后的各族，通过与文化水平较高的汉族的接触、交流乃至融合，文化程度不断提高，建立了许多与南方汉族政权相并立的政权，并在汉族士人的协助下，以建大一统之功为已任，展开兼并、统一战争，使北方地区走向统一。在政治上逐渐由割据走向统一的同时，文化不断提高，特别是北魏的汉化，使南北文化差异逐渐消失。这些为后来隋的统一奠定了政治的和文化的基础。
公元581年北周权臣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是为隋文帝。隋朝统治集团出于北周宇文氏所建立的由鲜卑和汉族相杂而成的关陇集团，而这个关陇集团与北方其他政治集团一样，都是魏晋南北朝以来民族大融合的产物。隋文帝长期生活在鲜卑族中间，在思想文化上都很容易理解、接受少数民族。他建立隋朝，所倚重的也基本上是这类与鲜卑有密切关系的汉人和汉化的鲜卑人，所以在隋的政治思想上很自然地包含了“华夷同重”的观念。隋文帝是一个对时局有清醒认识并能够顺应发展的有为帝王。他的文化背景和生活阅历决定了他既以华夏正统自居，而又能实行比较正确的民族政策。
唐承隋制，不但巩固了前朝的统一，而且有所开拓与发展。唐朝皇室祖上长期生活在民族大融合的北朝，世代在北族政权中为官，并与鲜卑族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这些都决定了唐初统治者在少数民族问题上表现出非常开明、较少歧视的进步的民族观。唐太宗对于边疆民族问题，坚持“中国既安，远人自服”的民族怀柔原则，不急于边功。在政治巩固、经济繁荣、实力增强后，谨慎从事，以实力为后盾而不依赖武力，执行的仍然是以怀柔和羁縻为主旨的民族政策，终于造成了唐前期“四夷宾服”的空前统一的局面。唐太宗的后继者们如武则天、唐玄宗，都是有作为的帝王兼政治家，他们基本上是沿着唐太宗的民族思想和政策而有所发展和补充，进一步促进了大一统政治下的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出现了“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注：《贞观政要》卷5。）的壮观场面。唐帝国空前统一，“前王不辟之土悉请衣冠，前史不载之乡，并为郡县”，（注：《唐大诏令集》卷11《太宗遗诏》。）正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大唐盛世的无限辉煌。隋唐是大一统实现的时代，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的建立，使“华夷一体”的思想得到充分发展。
宋朝国力较弱，常为强敌压境，根本不可能建立大一统的政治。但宋据中原，是华夏文化的承继者，文化远比辽、夏及后来的金发达。因此，宋以华夏正统自居。现实不能统一，宋朝野遂在思想上展开一统的探讨。《春秋》大义，尤重“大一统”，宋儒们纷纷钻研，希望能够从中找到实现“一统”的灵丹妙药，于是“春秋学”一时大盛于宋朝。政权的分裂是暂时的，而国家的统一则是必然的；暂时不能实现一统，则以“正统”代一统。与此同时，统治北方的辽、金等非汉族政权亦以中华正统自居，积极推行汉化政策，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统一。
辽的兴起，正值唐末五代中原动乱时期，辽在与中原文化的冲突和交融中发展、壮大，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不断发生变化，发展的总趋势是缩小了与中原的差距，乃至最后形成民族间的融合，逐渐形成了一种“以汉文化为核心又带有契丹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辽文化”。（注：范文澜、蔡美彪主编：《中国通史》第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为了进一步与汉文化认同，以与中原的宋朝争正统，辽朝君臣还在族源等方面制造舆论。辽朝君臣自称契丹本是炎黄之后，同属华夏一脉。辽代史学家耶律俨，主纂辽国史《皇朝实录》，“称辽为轩辕后”。（注：《辽史》卷63《世表》。）以《皇朝实录》为蓝本编纂而成的今本《辽史》则以为“辽之先，出自炎帝”。（注：《辽史》卷1《太祖纪上》。）辽朝认同中华，将当时的辽宋并立局面比作南北朝，辽自称“北朝”，称宋为“南朝”。
金初起时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在灭辽亡宋过程中逐渐接受辽文化与汉文化，仿辽制与汉制建立王朝统治体系。金在南下过程中，将大批俘获的汉人迁往东北，而与此同时，随着辽和北宋的相继灭亡，金的统治区域空前扩大，又有大批女真人迁出故地，散居契丹、汉人地区。这种民族间的迁徙、杂处，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与文化的交流。在这种交流中，汉族与已基本汉化的契丹族吸收了女真族的文化，但更主要的是文化相对落后的女真族接受汉文化影响，逐渐形成了以汉文化为核心的金文化。入主中原的金朝在接受汉文化，推行汉法的同时，很自然地以中华正统自居。金熙宗为了显示正统，开始尊孔崇儒，封孔子后人为衍圣公。世宗、章宗亦大力尊孔崇儒，章宗下诏各州县建孔庙，避孔子名讳。为认同华夏，金朝祭三皇、五帝，又以阴阳五行说推德运。强盛的金朝自然不会满足于这种字面的正统，主张武力统一南宋的海陵王完颜亮即明确表示：“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以为正统。”（注：《金史》卷84《耨碗温敦思忠传》。）他挥师南下，企图一举灭亡南宋，实现其“混一天下”的大一统思想，并题诗来抒发其海内一统的大志：“万里车书已混同，江南岂有大封疆，提兵百万西湖侧，立马吴山第一峰。”（注：《三朝北盟会编》卷242。）后为部将杀死，统一江南的事业才宣告失败。
辽、西夏、金的汉化与认同，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统一，发展了“华夷一体”、“共为中华”的思想，使中华整体观念得到强化和发展。
三
元朝是中国少数民族建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的中央政权，它所实现的空前统一，结束了自唐末以来的分裂局面，推动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促进了中华整体观念的加强。以忽必烈为代表的元朝统治者受汉文化影响，在建立政权一统的同时，还建立文化思想方面的统一，实现真正的“大一统”。1260年忽必烈在即位的次月，即以《即位诏》颁行天下：“朕惟祖宗肇造区宇，奄有四方，武功迭兴，文治多缺……祖述变通，正在今日。”（注：《元史》卷4《世祖纪一》。）明确宣布新政权参用中原王朝的传统体制以改变“文治多缺”局面的决心。次月，即采用中原王朝建元之制，建元中统，诏告天下：“朕获缵旧服，载扩丕图，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注：《元史》卷4《世祖纪一》。）更明确强调新政权作为皇朝的正统地位。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诏告天下说：“诞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绍百王而纪统。……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注：《元史》卷7《世祖纪四》。）忽必烈据汉文化经典而改建国号，进一步表明他所统治的国家，已经不再单是蒙古民族的国家，而是大一统思想支配下的中原封建王朝的继续。元王朝巩固并扩大了中国历史上的边疆，加强了版图内的统治和管理，统一的大帝国的实现，结束了民族间的对立，突破了民族间的政治界线，将各民族置于一个大熔炉中，促进了民族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
在元末农民大起义中崛起的明朝政权是汉族地主阶级的代表，在其倒元时期，为了争取到广大汉族的支持，遂高举起民族反抗的大旗，以“华夷之辨”作为号召反元的思想工具，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注：《明太祖实录》卷26。）随着时局的转化，元朝败亡已成定局，明朝对元朝的调子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朱元璋所扮演的角色也就由反元的民族英雄，一转而成为代元而有天下的“新主”。朱元璋在明军攻克元都大都之前即告诫诸将说：“昔元起沙漠，其祖宗有德，天命入主中国，将及百年。今子孙台荒，罔恤民艰，天厌弃之。君则有罪，民复何辜！”因而命诸将所到之处，“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居，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注：《明太祖实录》卷32。）当明朝推翻了元朝的统治之后，王朝的正统性成为朱明王朝最为关心的问题，于是便反复强调元朝的正统性：“天生元朝，太祖之孙以仁德著称，为世祖皇帝，混一天下，九蛮八夷，海外番国，归于统一。其恩德孰不思慕，号令孰不畏惧，是时四方无虞，民康物阜。”（注：《明太祖实录》卷198。）元朝是“受天明命”的正统王朝，朱明继之，自然也就是正统了。明王朝也不再强调“华夷之辨”了，而是一变而称“华夷一家”，声言“天下守土之臣，皆朝廷命吏，人民皆朝廷赤子”，（注：《明太祖实录》卷316。）又强调说：“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注：《明太祖实录》卷53。）明成祖更加以发挥，宣称：“华夷本一家，朕奉天命为天子，天之所覆，地之所载，皆朕赤子，岂有彼此？”（注：《明太祖实录》卷264。）夫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何有彼此之间？”（注：《明太祖实录》卷30。）这固然是明朝统治者出于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统治的政治需要，但更重要的是，它充分说明，经过辽、宋、夏、金时期的民族融合与文化认同，又经过元朝大一统的这个民族大熔炉的锻炼，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
清朝，仿明朝政体，改革制度，颁布法律。为了树立正统王朝的形象，清廷大力提倡尊孔崇儒。顺治帝进驻北京后，即遣官祭祀孔子，并奉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又立太学，行科举，使八旗子弟习读经书，提倡程朱理学，积极在满族贵族间推行儒学，以表示清廷对汉文化的尊重与继承。继顺治而立的康熙帝更是对理学大加提倡，推崇朱熹为“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使程朱理学成为清朝官方学术。
清朝因由满族所建，就必须正视“华夷之分”思想的挑战，从理论上破除“大一统”思想中的“尊王攘夷”观念。康熙帝强调理学的君臣、父子，以君臣关系驳斥“华夷之辨”。而至雍正帝，则更亲撰长文，系统阐发自己的大一统理论，编辑成《大义觉迷录》一书。雍正帝首先提出“有德者可得天下大统”的观点，认为不论何地何人何种族，都有君临天下的合法资格；强调清朝的统治是应受天命，不容毁谤，“夫天地以仁爱为心，以覆载无私为量，是以德在内近者则大统集于内近，德在外远者则大统集于外远。……上天厌弃内地无有德者，方眷命我外夷为内地主”。（注：《大义觉迷录》卷1。）明确指出以“华夷之分”观念对抗清朝，就是逆天行为，罪大恶极。虽然雍正帝也不完全否认“华夷之别”，但他强调夷狄问题的历史性、可变性，强调“夷狄”可进而为“中国”，由此进一步指出，在清朝“大一统”政治下，再无华夷之别、内外之分。雍正帝认为，这时的所谓华夷，只是地域的不同，“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注：《大义觉迷录》卷1。）“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内而直隶各省臣民，外而蒙古极边诸部落……孟子曰：‘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舜，古之帝圣帝，孟子以为夷；文王，周室受命之祖，孟子为周之臣子，亦以文王夷，然则‘夷’之字样，不过方域之名，自古圣贤不以为讳也。……夫满汉名色，犹直隶之各有籍贯，并非中外之分别也”，（注：《清世宗实录》卷130。）强调中外一家，否定民族间的差别与岐视。雍正又对《春秋》之义重加解释，认为《春秋》大义在扶纲常、定名分，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注：《大义觉迷录》卷1。）这样就抽去了“大一统”中“华夷之辨”的内容，改造为四海之内共尊一君的君主专制大一统观念，从根本上否认了“尊王攘夷”思想。继雍正而立的乾隆皇帝，在其父祖理论宣传的基础上，又考察了历代政权的正统性，提出了一套正统论思想。乾隆在论述《春秋》“大一统”时，将“尊王攘夷”篡改为“尊王黜霸”。而在正统问题上，则推尊“大一统”政权，凡“大一统”政权，无论何种民族建立，何种方式建立，都被视为正统。这种观点对以往各类正统论有改造，有融会，有吸收，并且不抛弃“《春秋》大义、《纲目》大法”的旗帜，其理论特点在于全面剔除传统正统论中的民族偏见成分，形成以推重“大一统”政权为核心、以政权承继关系为主线、取消华夷之别为特征的正统论，并将其贯彻于历史评断之中，使之更有利于清廷的政治统治和思想控制。
清朝前期诸帝的“大一统”思想，特别是雍正、乾隆二帝的理论，是处于上升阶段的清王朝随着政治局势的发展变化逐渐形成的，同时对清朝政治产生了很大影响。清初诸帝皆以天下之主自居，不能容忍任何形式、任何程度的分裂割据出现，从而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经营管理，在清朝前期空前地巩固了中国的统一。清起于东北边疆，还在入关前就已统一漠南蒙古，而漠北外藩蒙古，而漠北外藩蒙古喀尔喀诸部也向清进九白之贡，与西蒙古卫拉特诸部同为清的“朝贡之国”。1635年蒙古各部贝勒与满洲诸贝勒共为皇太极上皇帝尊号，次年满洲诸贝勒、蒙古八固山厄真、外藩蒙古诸贝勒、汉军都元帅、总兵官及文武大臣共上尊号“宽温仁皇帝”（蒙语尊号为博克达彻辰汗）。清入关后，即以宗主视天下，多次表示：“朕统御宇内，率土生民，皆朕赤子。一夫失所，朕心悯焉，虽穷乡异域之民，亦必抚养，俾以安和，各得其所。”（注：《亲征平定溯漠方略》卷5）密切关注边疆事务、励精图治，苦心经营，完成了对边疆地区的统一，建立起空前巩固、空前统一的大帝国，奠定了近代中国领土疆域的基础。
经过长期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中华各族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近代以来，随着外国列强的入侵，造成中国边疆危机、民族危机，中华民族处在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御外侮，掀起救亡图存运动。在反帝反封建的血与火的斗争中，中华各民族作为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对立者，其整体性更加突出，各族人民由自发联合走向自觉联合，中华民族由一个自在的整体升华为一个自觉的整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取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实现了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中华民族整体观念深入人心，升华为凝聚各族人民的强大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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