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贸易组织论文,中国经济论文,中国加入论文,动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自1986年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以来，至今已有13年，其间进行了26次多边工作组会议和数百场双边谈判。在这13年里，中国为加入WTO，在关税、非关税措施、服务贸易、贸易体制和规则、技术壁垒、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等诸多方面，都做出了极大努力。
对于国际社会而言，中国毫无疑问应该成为WTO的成员。问题是应该以怎样一种对中国和WTO现有成员都有利的方式使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因此，评价中国在加入WTO谈判中做出的承诺，无论对中国政府的决策者，还是对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都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本项研究的目的在于：基于中国目前关于市场准入方面的出价，相对综合和全面地分析中国加入WTO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影响。它给出对这些承诺的收益和成本的定量估计，可以使相关各方深刻理解中国加入WTO所带来的机会与挑战。
一、中国的市场准入承诺
（一）关税减让和非关税措施
货物关税及非关税措施的谈判，是过去几年中国加入WTO谈判的核心内容。近年来，中国大幅度降低了关税水平，关税总水平已经由1992年的43%降到1997年10月的17%。根据中国政府在1998年4月于日内瓦提出的方案，到2005年，中国的工业品关税算术平均水平将降为10.8%。目前在中美双边谈判中，中方提出的方案已经使2005年工业品关税降至10.56%。这一方案要求现有5669个工业品税号中，到2005年有60%的工业产品的名义关税率在10%以下，30%左右的工业品关税率在10%-20%之间，仅有2.5%的工业产品的税率在25%以上。如果进一步考虑中国执行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部门自由化计划中承诺采取行动的8个领域（涉及657个税目）的减税措施，工业品关税总水平会下降到10.35%，而若中国全面参加《信息技术协定》，工业品关税总水平则会下降到10.14%。
对于工业品非关税措施，目前中国仍对约380项产品实施数量和许可证管理。作为对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待遇，中国可以就部分工业品的非关税措施管理，与WTO成员国商谈取消非关税措施的过渡期安排。在最近的双边谈判中，中国政府承诺将逐步减少工业品非关税措施的管理，直至2005年1月1日取消所有工业品非关税措施。按中国政府提出的过渡期安排，在目前实施非关税措施管理的385项产品中，加入WTO后即取消的约有70项，大部分产品的非关税措施将在加入后到2004年之间取消。实现上述安排的条件是中国不晚于1999年被接受为WTO的成员。按乌拉圭回合纺织品和服装协议(ATC)的规定，2005年也是发达国家取消纺织品配额的最后期限。
有关农产品的谈判是中国政府面临的一个难题，因为中国大量农民完全依赖于农业生产活动。然而，农业部门的开放对于中国与WTO成员中主要的农产品出口国，如美国、阿根廷、加拿大等达成协议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农业部门在这些国家具有很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地位，而且它们的农业部门非常依赖于出口市场。这些国家对中国在农产品市场准入方面的承诺非常敏感。根据中国政府1997年11月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首脑会议上对美国的单方面表态，中国将在2005年将农产品关税总水平降至15%。1999年4月签署的中美农产品协议也承诺在2004年将农产品平均关税降至17%。由于谈判中各国关心的重点产品并不一致，农产品关税总水平的确定可能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按乌拉圭回合《农产品协议》的规定，我国将对特别敏感的一些农产品，如小麦、大米、植物油、玉米、棉花、羊毛、糖等，实行关税配额管理。目前围绕这一机制的谈判主要在于如何确定配额基期量和增量机制。此外，配额分配过程也需要协商使之更加透明并能在各贸易公司间合理地分配。目前，中国政府已基本承诺，取过去三年实际进口量的平均值和实际消费量3%中的较高者作为基期市场准入机会，并保持一定的增量机制。
（二）服务贸易的开放
在1994年前，中国恢复关贸总协定席位的谈判并不需要就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进行谈判。由于乌拉圭回合服务贸易协定的签署，1995年WTO成立后，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的谈判成了中国加入WTO谈判的重要内容。服务贸易谈判涉及会计、法律、医疗、房地产物业管理、计算机软件和系统服务、分销（包括零售、批发、贸易、连锁经营、售后服务等）等众多领域。目前谈判的难点集中在电信服务和金融服务领域。
在中国加入WTO的谈判中，电信市场开放是最为困难的领域之一。然而，这并不影响中国在增值电信和基础电信的部分领域做出有限的开放。事实上，中国电信已在香港上市，外国公司可以通过股票市场收购中国电信的股份。在上海，AT＆T也和上海市政府及上海邮电管理局商谈合资建设上海浦东数据通信网的合作项目。从某种程度上说，外资进入电信领域的现实，已超过了现行政策法规的限制。
金融部门的开放，涉及银行、保险和证券。尽管中国金融部门的敏感度明显高于电信部门，但开放度却高于电信部门。中国金融的对外开放更带有自身改革开放的特点，与中国加入WTO谈判没有必然的联系。到1997年底，中国已批准了各类外资金融机构代表处544家，外资营业性金融机构 170多家。这些金融机构可以在批准的地域范围中从事批准的业务服务。但中国仍然对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数量，以及进入后外资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有严格的限制。在金融部门，中国政府迄今做出的市场准入承诺是有限的。在加入WTO后，将扩大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的试点城市范围，增加从事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的数量，扩大外国保险公司开展业务的地域范围，并增加外国公司准入的数量等。但这些承诺与主要发达国家在谈判中的要求相比，还有一定距离。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在资本市场的开放上，会更为谨慎。不过需要指出的是，WTO本身并不要求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可兑换。在人民币资本项目不开放的条件下，开放金融服务的影响可能是相对有限的。
（三）贸易体制和规则
从严格意义上讲，贸易体制和规则并不属于市场准入谈判的内容，但由于不同的贸易体制和规则可能产生不同的贸易结果，所以贸易规则和体制也成为与市场准入谈判密切相关的重要谈判内容。中国作为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贸易体制和规则的谈判，一直是中国加入WTO谈判的重点内容。迄今为止的谈判，已涉及并影响了中国国内公共政策的制定、贸易管理体制、投资限制措施、政策透明度、国民待遇、补贴措施的通知、司法和行政审议、国际收支平衡措施、保障机制等。按中国政府的承诺，加入WTO后，中国公共政策的制定将不采取违背WTO规则的政策措施，不提供违背WTO补贴协议的出口补贴，不提供进口替代补贴，不采用违反《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的政策措施，不向外国投资者提出出口比例要求；对外国货物和投资者提供不低于国内货物和投资者的国民待遇；赋予中国境内的所有企业（包括外国企业）和个人进出口权。上述承诺的实现，将使政策导致的贸易扭曲尽可能减少，并同时制约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影响进出口的随意性。因此，对WTO的成员来说，同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意昧着中国将遵循共同的游戏规则，易于对中国的贸易行为做出预测。
二、研究方法
本文基于中国目前关于商品贸易市场准入方面的承诺，力求运用一套综合的方法对中国加入WTO的整体经济影响做出评价。由于经济活动中各部门、机构间的复杂联系，我们在此运用可计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beneral Equilibrium,CGE)模型进行模拟分析。这一模型是包括41个生产部门和10类居民家庭（5类城镇家庭和5类农村家庭）的递推动态中国CGE模型。它主要用来评估不同的政策改革方案，对中国国内经济的影响。
CGE模型已经被广泛用来分析各种经济问题，运用CGE模型估计贸易自由化的经济影响是其应用的一个主要方面(K.Derivis,J.de Melo and Sherman Robinson,1982;J.Whalley,1985;J.de Melo and David Tarr，1992)。近年来，在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组织的推动下，有许多研究分析和估计了有关乌拉圭回合贸易自由化的影响(Will Martin and Alan Winters,1995)。这些研究通常采用多区域的CGE模型分析乌拉圭回合的全球影响。也有一些研究运用CGE方法着重分析中国加入WTO的问题，如Christian F.Bach,Will Martin and Jennifer A.Stevens(1995)，Wang Zhi(1997a，1997b)。但是，这些研究通常都基于对中国进口保护率过时的估计，忽略了中国外贸体制中的一些结构特征，并且多数是在静态框架中分析这些影响。
本文所采用的中国CGE模型是在作者以前开发的中国CGE模型基础上更新完成的。它继承了OECD发展中心贸易与环境项目CGE模型的结构(John Beghin et al.,1994)。在模型中我们进行了一些重要的修改，以反映当前中国经济在贸易体制和税收制度上的主要特征。首先，我们在模型中引入了增值税和出口退税机制，以反映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中国税收制度的主要特征(Wang Zhi and Zhai Fan,1998)。其次，模型中描述了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两种不同的贸易机制。如Barry Naughton(1996)指出的，早在1986-1987年，中国就建立起双重的贸易机制。一种是出口加工（或出口促进）机制，它是非常开放的，大部分外资企业和部分有出口倾向的国内企业参加了这一机制；另一种是传统的，但也在逐步改革的普通贸易机制。90年代以来，加工贸易出口增长迅速，目前已占总出口的一半以上。显然，要分析中国外贸行为和不同的贸易自由化情景，在模型中对其双重的贸易机制给予明确地区别对待是非常重要的。再次，模型区分了三类不同的劳动力，即农业劳动力、生产性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并且增加对从农业劳动力向生产性工人转移行为的描述，反映劳动力的部分流动性。此外，我们还在模型中增加了规模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的特性，以反映中国制造业部门的产业组织特征（翟凡、李善同，1999）。
我们的中国CGE模型是用1995年的中国社会核算矩阵(SAM)标定的。这一SAM根据最新的投入产出表（1995年）编制，它为组织相关的各种经济流量统计指标提供了一个一致的框架，以满足建立CGE模型所需的基准均衡数据集的要求。Zhai(1998）描述了这一SAM的编制过程。
三、中国的比较优势及与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
贸易理论指出世界贸易格局由各贸易国所销售商品的相对成本决定。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是决定成本的一个最基本因素。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要素禀赋与主要贸易伙伴间存在较大差别，它们之间的贸易格局可由传统的要素构成理论来解释。
在世界市场上，工业化国家主要进口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产品，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产品。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及新西兰作为土地资源丰富的国家，同时也是食品和农产品的净出口国。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结构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它们是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净进口者，同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和电子产品的净出口者。
很明显，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上，中国和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在国际贸易关系方面不存在直接的经济竞争，因为它们的比较优势很不相同。不同的要素禀赋结构使它们的贸易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其他亚洲发展中国家与中国在劳动密集型商品的出口方面和吸引工业化国家的直接投资方面互相竞争。同样，日本、欧盟和美国在中国和其他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资本密集型商品市场上互相竞争，并且获益于在这些国家的投资机会。
（一）中国市场的经济结构
从中国国内的经济结构来看，各产业部门在产出、就业和贸易份额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例如，种植业部门拥有中国全部就业人员的45%以上，但仅生产7%的产出，其进出口额不到总进出口额的2%。纺织、服装和皮革制品业虽然只占从业人员的3%和产出的8.7%，其出口却占总出口的27%。
在贸易方面，服装、皮革制品和电子行业是最具出口倾向的部门，它们30%以上的产品依赖于国际市场。纺织品和轻工业消费品部门的产品约有1/5出口。在进口方面，占较大进口份额的部门是机械（占19%）和化工（占13%）等资本品和中间投入品部门。羊毛、仪器仪表、电子、机械以及两个原材料部门（原油和金属矿采掘）的进口占有较高的国内市场份额。电子行业同时具有高的进口和出口依存度，这反映该部门产品中有很大部分是从国外进口配件后加工组装出口的，即加工贸易出口。
加工贸易是近年来中国外贸增长最快的部分。在1997年，加工贸易出口占总商品出口的55%，加工贸易进口则占总商品进口的50%。加工贸易对于最终产品来说更为重要。在模型的基期年（1995年），约80%的其他交通设备、电气机械、电子产品和仪器仪表的出口是通过加工贸易进行的。2/3以上的皮革制品和机械出口也是加工贸易出口。此外，服装、冶金和纸制品出口中的大部分也是加工贸易。大量的加工贸易出口需要相应的大最原材料、零部件和半成品进口。在纺织品、服装、皮革制品和其他未分类工业部门，一般贸易进口仅占总进口的5%左右。
基期年数据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是中国的名义关税率和实际征收率之间的巨大差异。众所周知，由于存在大量的加工贸易，广泛的关税减免以及普遍的走私活动，中国的关税征收水平低于其名义水平，各部门的名义税率和实际税率的差异有显著的不同。在某些部门，如纺织品、服装、皮革制品和其他未分类工业部门，一般贸易进口所占比重非常低，不到10%，实际关税率也不到其贸易关税率的10%。通常，出口导向性最强的部门有最高的名义税率／实际税率比，因为大部分的关税减免是针对中间投入品的进口的。
一般贸易进口的各部门实际关税率说明，中国的关税结构典型地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特征，即对制造业部门提供较高的保护，特别是对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部门和最终消费品部门的保护。但在总体水平上，中国的实际关税率并不高。汽车的实际关税率最高，约为28%。糖、纺织品和服装的实际关税率也较高，但是这些高关税的效果非常有限，因为这些部门受关税约束的进口非常小。
（二）中国和主要贸易伙伴间的经济联系
为了更好的理解中国和主要贸易伙伴间的经济联系，可以在部门水平上考察中国和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依赖关系。北美洲、欧盟和日本是中国的三个最重要的出口市场， 1995年这三个地区吸收了中国总出口的2/3。中国一半以上的进口来自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和日本。在部门水平上，美国是中国轻工业产品和电子产品出口的最大市场，而日本是中国服装、食品和农产品出口的最大市场。日本、欧盟、中国台湾和美国是中国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口的主要供应者。此外，日本和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也是中国纺织品、制造业中间投入品和一些粗加工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的主要供应者。
中国的出口仅占世界贸易的5%，进口仅占4%。但是在部门水平上，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服装和其他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国，它们分别占有25%和15%的世界市场份额。在进口方面，中国是重要的小麦、植物纤维和纺织品的进口国，大约占到15%左右的市场份额。中国完全实现为加入WTO所做出的市场开放承诺，意味着在一个世界上最具潜力和增长最快的市场大幅度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由于中国和其主要贸易伙伴间紧密的经济联系，它不仅会为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变化，也将对中国主要贸易贸伙伴的生产和贸易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严重依赖发达国家的市场，中国加入WTO将使中国的出口机会得到一定保证。由于普惠制原则，中国将自动获得美国的最惠国待遇而不需要通过年度审查，而且，关于补贴和倾销方面的协议能够阻碍发达国家单方面采取反倾销措施。
四、基准情形和模拟方案设计
（一）基准情形和模拟方案设计
中国加入WTO包括一整套关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改革的复杂方案。在本项研究中，我们仅根据中国1998年4月的承诺，定量分析以下四个主要方面的影响：(1)工业品的关税削减；(2)工业部门非关税壁垒的逐步取消；(3)农业贸易自由化，即农产品和食品进口配额的加速增长以及在2005年取消进口配额；(4)乌拉圭回合协议所包括的对纺织品和服装配额的分阶段取消。一旦中国成为WTO的成员，中国出口到北美和欧盟市场上的纺织品和服装将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可以享受到加速配额增长的待遇，并且在2005年出口配额限制将最终取消。因此，本研究只分析了中国加入WTO问题的部分内容，没有涉及与WTO成员地位相关的一些其他重要方面，如减少服务贸易和外国投资的壁垒、知识产权的保护、市场准入的保证、承诺的执行以及在解决争端方面的合作等。
由于中国加入WTO的全部方案将在8-10年的过渡期内逐步实现，我们在此运用递推动态模型来估计中国加入WTO的影响。首先建立一个未来15年在没有贸易和其他改革情况下的基准增长情景，它提供了与其他方案比较的参照系。然后考虑了以下五个与基准情景相对照的政策方案。
第一个方案考察在没有中国参与时，实现乌拉圭回合贸易自由化的影响。第二个方案考虑中国为加入WTO而承诺的关税削减和非关税壁垒的取消所产生的影响。在2005年，工业品的平均名义关税将降至10%；对于承诺取消非关税壁垒的工业部门，其非关税壁垒将在8年（1997-2005年）的过渡期内逐步取消。每个模拟期的削减幅度根据线性公式计算。第三个方案着重于农业贸易自由化的影响。在这一方案中，农产品和食品的进口配额的增长率在1997－2004年期间由基准情景的3%提高到5%，并且在2005年取消农产品进口配额，代之以10%的进口关税。第四个方案则分析《多种纤维协定》配额取消的影响。在该方案中，中国纺织品和服装出口的配额将加速增长，并在2005年取消对纺织品和服装出口的数量限制。第五个方案综合考虑以上提及的中国加入WTO的4个方面内容，考察中国加入WTO的整体效果。在所有的模拟方案中，我们还利用一个多区域的全球CGE模型模拟生成了由乌拉圭回合贸易自由化导致世界价格变化。这一结果作为外生冲击被加在单国模型的外生变量上，以反映乌拉圭回合贸易自由化后的贸易环境变化。表1总结了模型模拟的基准情景的基本假设和政策模拟方案设计。
五、中国加入WTO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一）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变化
表2分别总结了在基准情景下和没有中国参加的乌拉圭回合情景下的实际GDP增长率和其他宏观经济指标。在基准情景下，1996-2005年GDP年平均增长率为7.8%。这一增长速度低于中国经济在过去20年的平均增长速度，但它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仍很高。由于劳动力总量的增长非常缓慢，如此快速的经济增长部分归因于生产率的提高和劳动力结构的变化，而更主要的是由于资本的快速积累。实际投资的增长速度和GDP增长速度相当，这表明在未来10年里中国仍可期望保持高储蓄率。由于我们假设基期年的大量贸易顺差将逐步减少，出口的增长速度慢于进口的增长速度。
在未来10年，在部门水平上，由于恩格尔效应和农业土地的制约，农业部门，特别是种植业部门在总产出中的比重将有较大下降。轻工业部门，如食品、纺织品和服装部门，比较依赖于农产品作为中间投入，在总产出中的份额也将有所下降。由于高投资需求和提高的资本／劳动比，资本品部门（机械，电子，交通运输设备等）的比重上升较快。服务业在1995-2005年期间也将有较快增长。
这种产出结构的变化模式代表了典型的工业化过程。但是如前文所指出的，部门产出结构和部门就业结构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从就业结构的变化可以看出，即使在2005年，仍有大量劳动力在第一产业中就业。这一事实说明尽管有着高储蓄率和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但中国作为一个劳动力丰富而资本稀缺国家的这一基本国情在近期内不会改变。
伴随生产结构的变化，中国的出口结构也将改变。2005年中国的食品、纺织品和服装出口在总出口中的比重将会下降，而电子和机械出口的比重会上升。有三个基本原因造成了这种变化。首先，发达国家市场对中国纺织品出口的数量限制制约了中国的增长潜力，迫使生产资源投向其他制造业活动，包括电子和机械。其次，中国正处于一个快速的投资增长和资本积累的阶段，其直接影响就是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扩大。如贸易理论所指出的那样，资本供给的增长将导致资本密集部门产出的增加和其他要素密集型部门产出的减少（罗勃津斯基定理）。再次，由于土地匮乏和进口限制使农产品的价格有较大幅度上升，这增加了食品和纺织品部门的中间投入成本。
以上出口结构的变化并不意味着中国比较优势的根本改变。由于存在大量的非熟练劳动力，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出口升级到技术或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将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国机械和电子产品出口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们的高进口内容。机械和电子出口中75%以上是加工贸易出口，这其中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的，增加值率很低。这些电子和机械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主要源于低劳动成本和免税的进口中间投入品，而不是来自技术和资本方面的优势。在未来10年中，资本／劳动比的提高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将有利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部门竞争力的提高，但不会改变中国的比较优势。
未来10年中，乌拉圭回合协议的实施将对世界贸易体系产生深远的影响，它带给中国的既有利益又有损失。农业出口和国内生产补贴的减少将提高国际农产品价格，而由于《多种纤维协定》的终止会使纺织品和服装价格下降。因此，由于贸易条件恶化，中国可能会承受福利损失。而且，取消《多种纤维协定》，但将中国排除在外会导致对中国出口需求的减少（注：由于其他国家的出口将大量转移到以前的限制性市场，中国在非限制性市场上的纺织品和服装出口可能提高，但这种效应通常是很小的。）。但是，各国对进口保护的削减将使全球贸易扩张，中国可能从贸易扩张导致的出口需求增加中获益。
一些早期的研究认为，由于贸易转移效应，乌拉圭回合的实现将会使中国的处境恶化(Yang Yongzhe，1995)。表2中的模拟结果表明中国的实际GDP将会有轻微的下降，在2005年大约比基准情景减少23亿元（人民币1995年价格，下同），约占2005年实际GDP的0.02%。但是中国的社会福利损失要更大一些。代表实际购买力变化的希克斯均等差异(Hicksian Equivalent Variations，EV)（注：均等差异(EV)是对消费者剩余的希克斯(Hicksian)度量。它以基期年价格为参考，给出消费者在政策变化后的新均衡点，比其在初始均衡点获益或损失大小的货币度量。EV所回答的是什么样的消费者收入变化是与由政策变化导致的消费者效用变化等价的。如果EV大于0，则意味着政策变化会使消费者生活得更好。）约要减少139亿元。贸易条件的恶化导致的福利损失要大于实际GDP的减少。由于纺织品、服装和其他制造业产品价格的下降，中国的出口将下降0.46%，进口则下降0.91%。与以前的研究结论相一致，以上结果说明没有中国参与的乌拉圭回合贸易自由化将使中国蒙受福利损失。但是我们的结果也表明无论是在总量水平上还是在部门水平上，乌拉圭回合对中国的影响程度都非常小。我们的分析考虑了中国近年来采取的单边贸易自由化措施，这可能是导致我们的估计结果小于以前的研究结果的一个原因。
（二）中国加入WTO的影响
1.宏观经济影响。表3报告了中国加入WTO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即2005年中国加入WTO各方案与 E2（没有中国参加的乌拉圭回合情形）相比所变化的百分比（粮食自给率除外）。结果说明中国将从加入WTO中获益。在2005年，中国的实际GDP与E2相比将提高1.53%，由于贸易条件下降1.57%，福利收益将比GDP的增加要小，约为2005年实际GDP的1.24%。居民消费将提高0.58%，这代表着贸易自由化为消费者带来的利益。投资将增加1.75%。中国一旦加入WTO，贸易扩张是相当大的，出口和进口将分别增长26.9%和25.8%。
我们的模型分析没有考虑贸易导致的知识溢出(Spillover)效应，也没有反映由于竞争加剧带来的生产率提高的效应，因而，中国加入WTO实际的效率收益可能高于上述估计。我们以前运用多国模型进行的一项模拟分析表明，如果考虑贸易扩张导致生产率提高的效应，中国经济从1998至2010年间年均GDP增长率将比不加入WTO情景提高0.5-1个百分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1998）。
中国加入WTO会导致贸易的如此大幅度的扩张，这一结果起初令人觉得惊异。但是，这一结果是对外贸易经过多年加速增长的综合结果。事实上即使是在加入WTO的情景下，1995-2005年出口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9.1%，仅比不加入WTO的情景高2.5个百分点。与中国过去18年平均15.8%的出口增长速度相比，这一速度并不显得很高。如同前文强调的，加工贸易已占中国总贸易的一半以上，中国的出口中含有很高的进口内容。出口的增长将导致进口的相应增长，从而形成货币贬值的压力，并造成出口的进一步增长。这一特征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国过去贸易依存度迅速提高的原因，也解释了中国加入WTO造成的巨大的贸易扩张效应。
另一个可能令人惊异的结果是投资的增长快于消费。这主要是由收入分配政策造成的。虽然中国从加入WTO中获利，但是整体的福利收益并不是均匀分配的。表3中的结果表明城镇居民的收入将提高4.6%，而农村居民收入下降2.1%。在基准情景中，食品和农产品进口配额的缓慢增长导致对农业的高进口保护和高农业生产成本。在2005年取消食品和农产品的进口数量限制将大幅度降低国内农产品价格，导致农业生产的收缩，减少了农业生产要素的回报并使劳动力和资本流向其他部门。
农业贸易自由化是否会损害中国的粮食安全？对此存在着许多争论。我们的模拟结果表明中国加入WTO会使中国农业进口大幅增加，与基准情况相比大约提高220%。但即便如此，中国的粮食自给率仍能够保持在92%以上。显然，即使中国在2005年开放粮食市场，其对粮食进口的依赖仍然是很有限的。
对加入WTO的整体方案进行分解有助于进一步理解这一贸易改革不同组成部分的各自影响。由于未来10年中农业土地相对匮乏，而人口增长和工业化会导致食品及农产品需求不断增长，以及由于对农产品的进口限制政策，农业贸易自由化会成为中国加入WTO的一个非常重要和关键的方面。取消食品和农产品的进口配额将使实际GDP提高约1306亿元，占中国加入WTO的全部GDP收益的近2/3。无疑，在农业贸易自由化情况下，农村居民的收入将有所下降，而城镇居民收入提高4.2%。
从废除《多种纤维协定》和减少关税及非关税壁垒中所获得的收益相对较小，在这两种情况下实际GDP将各自提高250亿元和196亿元。由于负的贸易条件效应，福利收益要小于实际GDP的增加。在收入分配方面，这两种情况的效果与农业贸易自由化不同。城镇居民是主要的受损失者，而农村居民的收入将增加。这一结果显然不难理解，因为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削减主要针对工业部门，而且有大量纺织品和服装出口是由乡镇企业生产的。
2.部门调整。虽然上述加入WTO情景模拟的总量结果表明价格扭曲减少和贸易扩张可以带来整体的福利收益，但这些结果仅仅揭示了全部事实的一部分。事实上，整体的经济效率收益很少有可能在各部门间平均分配，而受到负面影响的部门很可能成为贸易改革的反对者。本节讨论中国加入WTO所带来的在部门产出、就业和贸易方面的调整。
表4说明各部门在总产出和贸易方面的变化差别很大。曾受到进口配额保护的农业各部门的产出都将下降，下降最少的为稻米1.4%，最多者为羊毛37%。这些部门的进口增加是非常大的。由于在基期年中稻米的进口非常少，其进口大量增加并不会影响国内生产。但是羊毛部门所受冲击较大，因为它在基期年就对进口有较高的依赖。棉花进口的大量增加则与取消《多种纤维协定》导致的纺织品和服装生产的扩张有关。虽然这些高度保护的农产品部门会有所收缩，但其他的农业部门，如畜牧业（不含羊毛）和其他农业的生产将会增长。这些部门的出口也会增长，但增长的绝对量并不大，因为这些部门的出口倾向非常小。
农业生产的收缩将使农业劳动力和资本转向非农业部门。由于农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近一半，最重要的调整将是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关于就业结构变化的模拟结果说明由于中国加入WTO，大约960万农业劳动力需要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显然，这将带来一定的调整成本，并为政府带来相应的挑战。
纺织品和服装行业将会有很大的增长。《多种纤维协定》的逐步废除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纺织品和服装工业的出口竞争力，其中纺织品出口将增长63.8%，而服装出口增长将提高2倍。纺织品和服装部门的产出将分别提高25.5%和74.0%。与此同时，这两个部门的扩张将创造约540万个就业机会。
中国增加的纺织和服装产品的净出口是由于工业化国家的市场需求因MFA配额的取消而增加。同时，中国出口到工业化国家的纺织和服装产品也将替代一部分原先印度尼西亚、泰国和其他南亚发展中国家的出口。
其他劳动密集型和较具出口倾向的部门，如皮毛及其制品工业的产出和出口也将增长。中国的食品加工部门的产出也将增长，它主要得益于便宜的农产品进口导致的中间投入成本的下降。一些受到高保护的部门，如汽车工业进口将大量增加。低进口价格使消费者倾向于用进口品替代国内产品，从而导致这些部门产出的下降。
一些资本密集型部门，如电气机械、电子和仪器仪表，它们并没有受到很高的进口保护，但是由于资本使用成本的增加，其产出也有较大的下降。纺织和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迅速扩张，大量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这两个因素一起引起资本的相对短缺和价格上升，将推动各部门生产成本的上升，这对资本密集型的部门影响则更大。但是化学工业将会扩张。这是因为纺织业的扩张拉动了化纤等上游化工产业的发展。
许多人担心中国加入WTO将导致国外商品大量进入中国市场，由此可能会使部分国内企业的处境更为困难甚至面临破产的境地。表4给出的模拟结果表明这种影响并不是特别大。我们的模型基于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假设。然而，在一些部门存在明显的规模经济特性，企业只有在达到一定的生产规模之后才可能获得利润。这种规模经济导致产品市场上的不完全竞争，在贸易自由化情况下，企业可能减少其价格上的加码而获得规模报酬递增的收益。
为了反映一些产业部门的规模经济特性，并且检查我们的模拟结果对不同模型特性的敏感性，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规模经济特性和垄断竞争。模型中，汽车、石油加工和冶金部门是具有规模经济特性的行业，而其他部门仍保持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假设。用这一不完全竞争版本的中国CGE模型，我们重新进行了方案E6（加入WTO的整体方案）的模拟，模拟假设在这三个具有规模经济特性的部门不存在进入和退出壁垒，因此在长期均衡利润为零。由于我们在此考虑的这三个部门产出仅占各部门全部产出的8%，就业比重不到2%，这一模型的宏观结果与前文讨论的完全竞争模型的宏观结果非常相似。但是，中国加入 WTO对这三个部门的影响要小于前文的完全竞争模型，这三个部门的变动幅度大约是前文完全竞争模型模拟结果的3/4。
贸易自由化促进了国内市场的竞争，国内企业的垄断利润将减少，而一些低效率的企业将难以生存。模拟结果表明中国加入WTO后汽车、石油加工和冶金行业的企业数目将分别减少27%、3%和16%。同时，这些行业的企业经济规模将扩大。因此，由于贸易自由化的促进竞争(ProcomPetitive)效果，这些行业从整体上将获得效率收益。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中国目前关于市场准入方面的承诺，运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提供了关于中国加入WTO对中国经济影响的综合评价。一些主要的研究发现总结如下：
1.中国加入WTO，将会使中国获得很大的效率收益。模拟结果表明，如果中国加入WTO，从1998年开始逐步实现各项加入WTO的承诺并在2005年全部完成，在2005年，中国的实际GDP和以Hicksian均等差异度量的社会福利收入将分别提高1955亿元人民币和1595亿元人民币（1995年价格），占当年GDP的1.5%和1.2%。在GDP上获得的巨大收益主要源于根据比较优势而重新配置资源所导致的效率提高。
2.由于中国极少的人均耕地量，在农业生产方面的比较优势将持续减弱。较低的实际关税征收率和对加工贸易采取的较为开放的政策，工业品关税减让和非关税壁垒取消的整体经济影响相对来看并不显著。
3.上述效率收益并不是在部门间平均分配的，因此，加入 WTO意味着较大的经济结构调整。受到较高保护的农业部门和资本密集型部门，如汽车、仪器仪表、棉花、小麦等，产出水平将有较大程度下降，而劳动密集型部门，如纺织和服装部门是主要的受益者。
4.结构调整必然带来相应的调整成本。劳动力在部门间的转移可能是最主要的调整成本。从1998到2010年间大约有960万农业劳动力要转移到其他部门。无疑，这种转移在短期内将有一定的难度。
5.《多种纤维协定》配额的取消和全球纺织品市场的开放，对于中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纺织和服装行业的劳动密集型特性，它们的增长有利于解决大量非熟练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模拟结果也表明，中国加入WTO后，纺织和服装行业从1998到2010年间会增加约540万人就业。
6.农业和汽车部门是两个主要由于中国加入WTO而受到较大冲击的部门。然而，农业贸易自由化并不会损害中国的“粮食安全”。中国加入WTO对汽车行业生产和就业的负面影响比人们通常预期的要小。
7.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保护的成本会逐渐增加。因而，农业部门的贸易自由化可能会使农村居民的收入减少，时间拖得越长，这一问题也就越加严重。我们的模拟结果表明，由于加入WTO对农业部门的冲击，2005年虽有部分农业劳动力可以转移到其他部门，农村居民的实际收入将会比基准情景下降2.1%，而城镇居民的人均实际收入则会增加4.6%，从而加大城乡收入分配的不均。
8.如果发达国家解除对从中国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数量限制，并以此换取中国向发达国家开放土地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市场，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综合上述所做的经济分析，我们建议采取以下政策以降低中国加入WTO所带来的调整成本：
1.运用产业政策手段，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给以一定的支持，以抵消贸易自由化对这些产业的不利冲击，促进中国的产业升级。但应注意，这种产业政策应是功能性的，而非部门倾斜性的，应通过适当的方式对其弱势方面加以帮助，如帮助资金筹措、技术开发、研究开发成果的推广以及在存在规模经济特性的部门鼓励企业合并等，而非简单的给予补贴或保护。
2.国内税收政策应起到更强的收入再分配功能，以减缓中国加入WTO所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使各利益群体较为均等地享受贸易自由化的福利提高，防止可能由此带来的社会不稳定。
3.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将有利于实现劳动力的平稳转移和结构调整。1991年，中国政府开始着手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并明确提出要建立一个企业职工社会养老保险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然而，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模式尽管从名义上是个人账户制度，但实质依然是一个以城市为基础的现收现付制度，这一制度不利于劳动力的流动，难以适应中国加入WTO后带来的结构调整方面的挑战。
4.为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创建必要条件。农业劳动力由农业向第二三产业，由农村向城镇转移是中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也是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主要挑战。长期来看，这一任务比当前所面临的国有企业职工重新安置问题更为艰巨。加入WTO使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能够有保障地进入国际市场，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尽早加入WTO可以使中国获得分阶段取消《多种纤维协定》配额限制的益处，避免在世界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上受到歧视待遇。同时，应为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提供相应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实现他们的平稳转移，减少可能由此带来的社会冲击。
5.促进较高储蓄率，保持和吸引外资流入。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都需要有力的资本供给的支持。由于中国众多的劳动力和很低的资本／劳动比，资本的增长仍是未来相当长时期内重要的增长因素。中国加入WTO，会使中国的产业结构更偏向于劳动密集型。在此过程中，保持较快的资本积累，将有利于中国比较优势的转变、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更快的经济增长。
截稿：199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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