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士人的理想与困境——透过民族精英的命运看人文精神的沦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士人论文,中国论文,看人论文,困境论文,命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09)04-0112-05
士人，在封建社会指的是读书人。士大夫，泛指封建社会的官僚阶层。士，在中国历史上始终是一个占有重要地位的特殊阶层。
“士”的出现则是和“道”的观念分不开的，所以孔子说“士志于道”。“士志于道”，主要是士人的自我期许。中国的历史发展走势已经不断地证明，士人所维护和标榜的“道统”，在皇权专制“政统”的步步进逼下一直在退却、沦落。而士人的地位日益卑贱，命运日益坎坷，最后连人格尊严也丧失殆尽。
士大夫即官僚阶层的政治地位在历史上的变化，大体上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先秦到唐代，第二个时期是从五代到宋朝，第三个时期是从元朝到明清。我们从君臣礼节来看这个变化。在宋以前，“三公坐而论道”，大臣们和皇上谈话，都是坐着说的。(三公：中国古代朝廷中最尊显的三个官职的合称)可到了宋朝，士大夫们就开始矮一节了，在皇帝面前大臣们都无坐处，只有皇帝一个人坐着，所有的大臣们无论你年龄多高都得站着。到了明清士大夫们更矮了一节，得跪着奏事了。在清代，大臣们在皇帝面前不但要跪，而且一个个都自称为“奴才”。先由坐继而站后而跪，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士权的不断衰落和皇权的节节提高。
士人，一个曾经拥有理想，试图主导民族精神，规划历史走向，设计社会模式的精英群体。他们的兴起与衰落，最终决定着整个国家民族的品格气质。
最早的士，是以武士为主的，是当时低级贵族，有统驭平民的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义务。上古的士，是文武兼备合二为一的。孔子死后，其门生辗转相传，渐倾向于内心的修养而不以武事为主了。
战国时期，是烽烟四起的时代，社会上仍有一批武士慷慨赴死的精神甚于春秋，他们自成集团，不与文士为伍。两集团对立，于是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儒重名誉，侠重意气。儒、侠对立，自战国至西汉历五百年。汉代统一，政府之力日强，厌游侠不驯难制，汉武帝就曾杀了当时最著名的侠士郭解，从而侠逐渐衰落。
在封建制度下，“士都是有职之人”，不得与农、工、商同列为民。四民社会的成立，以士从最低层贵族转化为最高级的庶民为其前提。这一前提到了春秋晚期以后才存在。士，进入了一种“士无定主”的状态。这时社会上出现了大批有学问有知识的士人，他们以“仕”为专业，然而社会上并无固定的职位在等着他们。在这种情形之下，便有了“入仕”的问题。
从封建制的低层贵族，下降为皇权专制的工具、臣仆，这大约是士人命运一次决定性的改变，也可以看作他们逐渐丧失独立人格的远因。几乎是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就有了“士”，悠悠数千年，至今他们距我们仍然相去不远。
一、贵族精神与士人气骨的萎缩
封建贵族作为一个实体自春秋末年开始衰落，至秦统一而消亡。可是，从春秋至秦汉的士人们身上，我们仍可看到那种始终如一的、试图保持人格独立，限制最高权力的贵族精神。在这个漫长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他们虽然逐渐丢掉了贵族的身份，却不想丢掉士人的自尊。所以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强调君臣各守其礼，各尽其道，以维护士人的尊严和利益。孟子把话说得更直白：“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路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
“士为知己者死”，是传统中国士人的一个精神宣言，这个典故就出自战国时的士人豫让：豫让为报答智伯对他的重用，不惜用自残等手段，想尽一切办法要刺杀灭了智伯的赵襄子。这也正是孟子所说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天不助之，屡刺屡被执，终未成功，赵襄子被豫让所感动，就把自己的衣服脱给豫让，让他刺了三剑，“以致报仇之意”。三剑刺过之后，豫让“伏剑自杀”。
春秋战国正处于封建和皇权的交替期，天下纷争，人才便成了各方霸主争取的焦点，士人也就有了纵横捭阖的空间。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士人即使失去了贵族身份，也还拥有一定地位，既可“视君如腹心”，亦可“视君如寇仇”。同时，这也为儒家建立以“道统”限制“政统”的理想提供了暂时的外部可能。
在这场贯穿中国历史的权力博弈中，士人首先以贵族精神为传承，约定了自己的行为规范，并由此发展出了以儒家为代表的圣贤文化。
孔子生活的年代恰处于作为贵族的“士”渐趋消亡，作为知识阶层的“士”(四民之首)正在兴起的历史关头，所以他特别强调“士”的价值取向，这就是以“道”为依据，努力贯注一种理想主义精神。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现在已经成了广为人知的名言，只是不知道人们是否还能从这句话里感受到那种超越权势、富贵的理想化的洒脱。
其实，“穷”，是很难“独善其身”的。穷会带来贫，正如孟子自己所讲的：“无恒产者无恒心”，自武士蜕化成文士之后，除了出仕做官和给做官的人当幕僚，百无一用是书生。
皇权专制对于士人气节与精神的伤害是致命的，所以自孔子开始，正统儒士们一直试图用自己的“道统”限制皇权的“政统”，结果是一次次的失败。孔子本人的出仕从政经历，就已经证明了儒家那套“道统”是难以制约权力的，也是在官场中难以实行的。中国的官场，一开始就不欢迎“正人君子”。
儒家的“道”，既不是宗教，也不是法律，它上不能制约皇权，下不能惩治官僚，在与现实权力的持续冲突中，其原始精神必然会不断流失。因此，从慷慨高歌维护道义的勇士，到与虎谋皮宣扬王道的“帝王师”，再到屈服于皇权的帮闲和帮凶，便成了中国士人早就注定的命运。随着皇权专制的不断加强，士人贵族精神的不断沦落，趋炎附势更是逐渐成为他们这个精英群体的主流取向。从此，士人与权贵的关系也就真的成了毛与皮的关系，他们只是附在“皮”上的那层“毛”。而“孔家店”成为愚民专制思想的大本营，“卫道士”或“伪道学”成为虚伪矫饰之徒的代名词则反映了历史的吊诡。
二、官僚制度对士人的牢笼
中国的历史人物，大都是越到后世越没个性，越缺乏光彩。先秦时敢于舍生取义的武士，到了汉代就成了热衷于结交权贵的“巧取的侠”，而“守死善道”的文士则逐渐蜕化为趋炎附势的官僚。
封建制解体后，中国的历史发展就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而深深地陷入了以暴力争夺皇位的轮回。现在，许多学者开始谈论“以血还血”式的政权更替对社会的伤害。其实，这种以暴易暴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政权，首先伤害的是整个民族的人文精神，其次是侵蚀先秦时期开启的具有贵族品质的士风、士节。
对于士人阶层来说，魏晋时期，是继先秦之后对士风、士节产生重大影响的又一个关节点。那时，“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的科举制还未出现，士人还没有被皇家一网打尽、锁入牢笼。在汉代，进入官僚阶层的途径是察举、征辟制，在魏晋是九品中正制。
汉代的察举、征辟制和魏晋的九品中正制，当然都有许多弊端。但总的来说，政府的用场标准是依据各地方之群众舆论与公共意见，皇帝的权威还是相对性的，是受各地方豪门望族制约的。孔孟等儒家人物用“道统”始终无法有效限制的皇权，却在魏晋时期被那些高门华阀们以其雄厚的政治经济文化实力，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短晢的制约。因此，魏晋才能出现那些清高不羁的“正始名士”、“竹林七贤”，以及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
南北朝之后，豪门士族受到打击，势力开始衰落。隋统一中国，隋代两帝有意摧残士族，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又下令以“志行修远”、“清平干济”两科举人；隋炀帝时，再设进士科。从此，开科考试成为国家选任官僚的一贯制度，续唐宋乃至明清，科举考试的内容不断变化、丰富，而皇权也在随之不断强化。
隋唐之后得以确立并不断更新严密起来的科举制度，象征着皇权对士人的彻底征服。统治者通过科举死死把住入仕的关口，也就是做官的门坎。读书人只有通过这个入仕关口，才能确定自己的士大夫身份。通过考试登科入仕，不仅逐渐成为绝大多数读书人的终极追求，也是被社会普遍认同的最高荣誉。从此，只有考试做官才是光宗耀祖的“正途”，为皇家服务的名利诱惑，以“政统”的绝对优势完全战胜了先辈士人们极力维护的“道统”。到了宋朝，进士科名额扩大，唐代每科平均不过30人，宋代多至千人，士人们纷纷成为替皇家打工的伙计。
在皇权专制一统天下之后，士人们无论是出仕为官，还是退隐田园，其实都面临着不同的问题与困境。在理想与现实、良心与利益、精神与欲望、尊严与屈服之间，曾经有着传统行为准则的士人阶层，已经变得进退失据了。他们的快乐与悲伤首先是在官场得意与否，然后才不得不做“他想”，才愤世嫉俗，才退隐江湖，才“乐”得“逍遥”。几乎所有人的个人理想都是国家化、政治化的，“修齐治平”，无论是修身还是齐家，它的最终目标都指向了治国安邦平天下，都是要当官。他们中很少出现真正的思想家，纯粹的哲学家。“修齐治平”的政治追求、混迹官场的圆熟诡诈与忠、孝、仁、义、礼、智、信的道德标榜本质上存在着难以调和的深层矛盾，由此，便形成了中国士人知行不一、心口不一、言行不一的政客人格。
从秦王朝的焚书坑儒到清王朝的文字狱，士人受了二千年的迫害。在这过程中，每一处血迹里都能看到士人自我相残的印迹。这种士人的内斗有时是圈子之争、见识之争、意气之争，或者干脆就是赤裸裸的权力之争、利益之争。随着斗争的残酷性不断增强，士人的政客人格也被越来越清晰地突显出来，趋炎附势、阿谀逢迎、恃强凌弱、党同伐异、卖友求荣……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主导的文化精神不仅害了自己，也害了这个民族，害了全体国民。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却始终未能建立起超越世俗思维的宗教信仰。君权僭越了神权，名利战胜了良心，趋利避害的现实算计取代了对生命问题的终极思索。于是，策士谋臣们运筹帷幄、殚精竭虑的全是怎样替主子打天下、坐江山，而不是对全体国民(包括自己)实施人道关怀、精神关怀。神灵缺位，使中国士人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思想维度。他们只会俯首向君主“进言”，从来就无法穿越现实的虚空与神灵展开精神“对话”。“不知生，焉知死”，中国式的思维被简化为如何活下去，充其量也不过是如何比同类境况略好地活下去，而不是如何平等、自由、理性，有尊严地活下去，并且最终获得灵魂的拯救和升华。
三、惩罚制度对士人人格的践踏
明朝的开国之君朱元璋是中国政治史上最典型的暴发户。由于其出身卑微，对士大夫有一种病态的嫉恨，总是在寻找各种岔子从精神上与生理上侮辱士人。他发明了两大酷政对付士大夫，一是诏狱，一是廷杖。“诏狱”，就是皇帝不经过司法部门和司法程序，随意审理、处置官吏；“廷杖”，皇上可以当廷打官吏的屁股。而朱元璋的“诏狱”完全是不讲原则、不讲道理，只凭个人好恶的胡作非为。他与言官王朴辩论，王朴据理实说，与朱争辩，朱元璋不悦，把王朴杀了。另一直臣茹太素也敢于与朱元璋据理力争，朱既觉得他有用，又恨他不能卑躬屈膝，遂让他戴着脚镣办公，后竟杀之。对那些时刻小心翼翼，不想冒犯圣意的老实人他也不放过。徐祯卿《翦胜野闻》言：狱有疑囚，太祖欲杀之，太子争不可。御史袁凯侍，上顾凯曰：“朕与太子之论如何？”凯顿首进曰：“陛下欲杀之，法之正也；太子欲宥之，心之慈也。”帝以凯持两端，下狱。三日不食，出之，遂佯狂病癫，拾啖污秽。帝曰：“吾闻癫者不肤挠。”乃命以木锥锥凯。
然而，对士人的人格尊严具有普遍杀伤力的，大约还不是诏狱，而是当众打屁股的“廷杖”。历史上最著名、最具规模的廷杖，大概要数嘉靖皇帝对杨慎等人“议大礼”的惩罚。群臣为了维护礼仪而和嘉靖皇帝争执，僵持不下，皇帝大怒，传锦衣卫收系四品以下官员一百三十四人行廷杖。一百多名官员全部被按在地上打屁股，竟然打死了十九位官员。
清代取消了廷杖，但清代皇帝发明了当廷“奉旨申斥”制度。皇帝要羞辱谁，就派太监当朝“申斥”他，被“申斥”者要跪在殿下敬聆。清代的太监都是粗人，他对大臣痛骂，因为太监是代表皇帝，不能质疑、反驳，更不能回骂，有的白发苍苍的老臣都被骂哭。
一个“廷杖”，一个“奉旨申斥”，一个打，一个骂，把士人的人格剥夺殆尽。
四、专制、思想控制与士中败类的传导与共生
尽管直到今天还有人一直在歌颂秦王朝一统天下的“伟业”，但是，焚书坑儒作为暴政的标记，作为反文明的罪行早已毫无争议地写入了中国和世界的历史。这种暴行开创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它从弱化士人的精神、羞辱士人的人格，直接转向毁灭他们的生命和民族的未来。而更加令人痛心疾首的是，这一切反文明，甚至反人类的罪行，竟然都与士人有关。
焚书、坑儒，是两个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继发性事件。所谓独立，是由于它们时分先后，不是一次性完成的；所谓关联，是由于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因果关系。
六国灭尽后，天下共主，士人的生存格局、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在极权专制的淫威下，暴君的所有恶行都被士人吹捧成了丰功伟业。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这时开始，不仅批评暴君会让灾祸降临，就连对他歌功颂德、阿谀奉承都有可能招来意想不到的灭顶之灾。秦统一天下后，来自六国的士人人议论依然不绝于耳，对政治问题的争议，使皇帝都受困扰。皇帝把如何统一思想的问题交给了李斯。李斯曰：“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语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今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专制皇权统治的基础是愚民，这就必须遮蔽历史、禁锢思想和钳制舆论，对于这一点，士人李斯比暴君嬴政看得更清楚，施行的更彻底，采用的手段更凶残。为了阻止人们“道古以害今”，就要毁灭历史，“非秦记皆烧之”；为了防止读书人通过“私学”获得智慧，对抗国家法令教化，就要禁锢思想、扼杀文明，烧《诗》、《书》百家语，为了禁止人们表达意见，非议时政，就要钳制舆论，“有敢偶语《诗》、《书》语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
李斯提出的这一套整治士人的办法，足以博得任何独裁者欢心。他率先突破了中国御用士人无耻的底线，以挥刀自宫的方式，博得了独裁者的特别青睐与赞赏。从此，士人们在邀宠竞争中，比的就是谁脸皮更厚，谁下手更狠。
几千年来，中国之所以长期停滞不前，始终无法摆脱愚昧走向文明，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皇帝与御用士人之间早已经形成了“独裁共识”。皇帝垄断了权力与自然资源，御用士人垄断了思想，其本质都是霸道、野蛮。他们内心深处都有一种“主子”情节，不同的只是皇帝靠暴力与杀戮成了“天下共主”，御用士人则通过给这个“天下共主”当奴才，再成为别人的主子。他们沆瀣一气，合谋劫持了这个民族。而那些不幸未被“御用”的士人，又始终没有主动成为异端，挑战威权的勇气，只会在吟唱风花雪月、受用醇酒美女、怨天尤人之中进行肉体自娱和精神自痹。
在稳固了自己的独裁统治之后，秦始皇最关心的便是如何才能长生不老，万寿无疆了。他一边四出巡行，到处为自己树碑立传，一边打发齐地徐市、燕人卢生、韩客侯生等人上山下海，寻访神仙，求不死之药。为了“辟恶鬼”，他的行踪也愈加诡秘。一次，他临幸梁山宫，一个多嘴的太监无意间把当时的情景告诉了丞相，他便把当时随侍在梁山宫的人都杀了。眼见着嬴政越来越丧心病狂，残暴无行，侯生、卢生两人私下商议：绝不能给这样的独裁者求到仙药，得赶紧逃跑。侯生、卢生失踪了。嬴政闻讯，勃然大怒。他这一怒，便活埋了儒生四百六十余人，还有更多的人被发配到边疆充当苦役。这是中国士人经历的第一次大规模浩劫。以此为先例，同样野蛮，甚至更加野蛮的浩劫在中国的历史上不断出现、反复上演。
自秦以后，在日益强化的专制历史里，中国士人反而学得越来越顺从乖巧、越来越会替独裁者分忧解难了。这是士人精神的彻底异化与沦落。
专制王朝的统治者们有一个共同的癖好，都喜欢篡改历史、钳制舆论，而满清王朝尤甚。因为他们作为外族统治者，如何抹去残酷屠杀的可耻记录，如何修改对自己不利的记载，如何证实其统治中华的合法合理，这一切，绝对要求舆论的统一性。所以，康熙二年(1663年)的庄廷鑨私刻《明史》案，也就成了清初文字狱的第一案。明熹宗的重要辅臣朱国祯去世时留下尚需整理的《明史》稿本。庄廷鑨与父亲庄允城购得朱国祯的这部还未全部完成的书稿，欲增删润色，修订补充，因凭父子之力难以完成，两人确定邀请18位当地名士，共同完成“明史”修撰大业，清顺治十二年(1655)庄廷鑨因病去世。庄廷鑨的父亲庄允城继续致力于书稿的修订工作。经过一年多的奔波操劳，一部全景描绘明朝始末的书籍问世。庄允城将儿子庄廷鑨列为总纂，自己列主刊，其他十八位参编人员都榜上有名。书题为《明史辑略》，简称“明史”，内容上又增添了崇祯朝的史事。接着开始了工程浩繁的刻板印刷工作，于顺治十七年(1660)冬，《明史辑略》正式问世。一共有一百余卷，可堪称煌煌巨著。这时庄廷鑨已经死了5年了。
这事被一个心怀歹毒的士人败类发现了，并且始终抓住不放。他叫吴之荣，是一个被罢官的原归安知县，他想以“告讦为功”，重获满清朝廷任用，但第一次上告，被庄允城层层疏通关节，把事情摆平了。然后庄允城对文稿略做修改，删去了特别犯忌的地方，又进行了第二次印刷。但吴之荣还是死咬不放，他专门买了一本初刻本的《明史》，仔细阅读，挑出这部私刻《明史》中对满清入关的不敬之词，借题发挥，无限上纲，跑到北京城去告发。顾命大臣鳌拜本欲借案树威，于是派人查办，办案人会，同浙江督抚按照初刻本“明史”所列人员名单，包括主编的、参订的、刻板的、印刷的、卖书的、买书的、作序的、审查的、谈论的等等，一律满门拘捕，关入大狱，集中会审。据资料记载，被抓人员达2000多人。
参与编书的、组织的、刻书的、装订的、印刷的、买卖的以及有书不上缴的，各家财产全部没收。其男性家属凡年满十五岁以上的，都获死刑。庄廷鑨虽已身死，也被掘墓剖棺戳尸。悬尸示众，寸磔弃骨。据史料记载，被杀者70余人，其中14人被凌迟处死。70多位无辜者的血，染红了吴之荣的顶子，他成了维护满清王朝野蛮统治的有功之臣。最近我又从资料上查到，这个士人的败类最后得到了庄廷鑨和其岳父朱佑明两家大量的财产。
数千年来，卑躬屈节的中国士人愧对了自己，也愧对了我们这个民族。不说那些势利小人，就连那些享誉历史的名士们，其最高境界也不过是退隐江湖，以非暴力不合作的形式苟且偷安。这个民族在一个又一个历史轮回中始终停滞不前。“五四”时代，终于获得了一次反省的机会，但反省远不彻底。
京剧《法门寺》里有一句著名的台词：“奴才站惯了，不想坐。”中国士人的关节早就因长期缺钙而严重退化，连站都站不住，更别说坐了。过去，他们依附有权人，皇帝、上级、首领、帮主……；现在，他们于依附有权人的同时，还依附有钱人，总裁、老板、董事长、企业家。绝大多数中国士人，他们至今还没有找到自我，既没有找到本应属于自己的社会位置，也没有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主体价值。世事变幻，循环往复，他们始终随波逐流，忙忙碌碌，在为新老权贵们“帮忙”与“帮闲”的同时，还得腾出手来，与其他士人同类争风吃醋，勾心斗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