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经济改革措施的调整_银行论文

俄罗斯经济改革措施的调整_银行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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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经济危机的影响和内在原因

1998年,俄罗斯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亚洲金融危机波及俄罗斯,同时石油、天然气等俄的传统出口产品的国际价格下跌影响俄的收支平衡,引起外资对俄市场的信心动摇而抛售债券,导致俄中央银行为全力维护汇率被迫放弃对有价证券市场的支持,出现了国债价格下跌和贴现率猛涨,进而带动整个金融市场收益率的攀升。此期间的两次政府更迭和罢工运动,雪上加霜,加剧了经济动荡。最后,政府和央行的“8.17”声明瓦解了社会信心,突破了汇率防线。危机表现为:

1.卢布贬值了300%~350%。

2.国内生产总值下降:8月为8%,9月达10%。

3.工业生产下降:8月为11.5%,9月达14.5%。

4.通货膨胀率9~10月份超过50%,9月第1周达15%, 已濒临恶性通货膨胀。

5.居民实际收入1998年上半年比上年同期下降9%,9月份下降超过25%,实际收入水平相当1992年1月份,倒退了8年,随时可能发生社会动荡。

6.银行系统瘫痪,9月上旬银行实际停止支付, 若干铁路因此停止运输,整个国民经济受到威胁。

对危机的本质性内在原因,俄国内有泾渭分明的两种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危机是近年来推行错误的改革方针的规律性结果”(注:1998年9月19日俄罗斯科学院经济学部学者给政府的公开信。)。 理由是:1.经济自由化导致外国商品占领俄市场,国内生产下降减少了财政收入,引起财政危机,不断增加财政债务的恶性循环必然导致危机发生。2.执行了错误的货币主义的金融政策,货币量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15%,经济中严重缺乏货币,产生支付危机及其他恶果。3.私有化出现了问题,国有资产被大量侵吞,资金外流,社会犯罪迅速发展。

另一种观点截然不同,认为俄罗斯建立市场经济必然采取放开价格政策和紧缩货币政策,无其他途径可言。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并不是私有化本身所致。根据调查,1994年前实行的对农业和某些部门的优惠贷款政策形成了社会上的两种相差悬殊的贷款利率,许多商业银行通过不正当手段攫取优惠贷款进行炒作,迅速膨胀。此外,进出口的配额和许可证制度(1995年被取消)以及各种进出口的免税优惠(1996年被取消),使国家利益被大量瓜分,许多人成了爆发户。对于贷款和外贸中存在的这些弊病,改革派一直坚决反对。直到1995~1996年问题才得以解决。在损失的国有资产总额中因私有化造成的仅占2%~3%左右(注:原俄经济部部长亚辛教授1998年10月8日在莫斯科经济学院的发言。)。 推行的改革方针并不是危机的根本原因,但操作上确有失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1994年末停止利用增发货币来弥补财政赤字的时候起,就应该采取配套的有效措施增加税收并削减财政支出。只能有限制地利用国债来弥补财政赤字,待将来用税收偿还,由于国内生产处于负增长,国债不能太多。问题是措施不到位,国债越发越多,国债的增加必然要增加用于支付国债利息的开支,这严重影响俄经济的稳定。

两种观点均承认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发挥不力。

俄罗斯新政府的经济政策

普里马科夫政府给某些人的印象是“无为而治”,甚至被西方新闻界称为“看不见的”政府(注:《路迅周刊》,1999年第2期,第17 页。)。其实不然。普里马科夫政府虽不如前政府忙于频繁制订计划,但注重实效。1998年普政府制定了《政府与中央银行稳定国内社会经济形势的措施》。对措施草案普本人逐字审阅,提出许多具体修改意见,并组织全体内阁成员逐条讨论,让每人发表意见,表现出了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措施公布后,随即做出实现《措施》的行动计划,落实联邦政府各权力执行部门领导人完成计划的个人责任,行动计划具体方案共94项,责任涉及到各部委。

普政府提出了“经济协议政策”,核心内容是以无派别、无意识形态的实用主义为指导原则,反对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取消私有化、轻率国有、无监督的货币发行和各种极端主义观点,继续深化和完善市场经济和民主,加强市场经济中的国家作用。普政府并非“无为而治”,而是强调作为。俄罗斯新政府的经济政策表现出如下特点:

(一)加强国家作用

1.严格监督国家财产私有化,同时国家将收买企业股份。

2.提出修改“破产法”。1998年3月1日生效的“破产法”规定在首次债权人会议后,国家即不得参与对破产程序的决定。在没有国家监督的情况下会产生不正当竞争,也不利于所有制转换。“破产法”生效之前,在国家管理部门对破产进行监督情况下,最后决定进行财务整理的企业和被撤消的企业的比例为6∶4,“破产法”后为2∶8,并且1/5的企业有明显的蓄意破产倾向。因此俄政府强调必须保证国家同其他债权人平等地全面参与破产程序,并且为保证生产过程的完整性,严禁破产中分割基础生产技术设备。

3.改变金融机构单一私有局面,对商业银行进行参股。目前已改组了若干银行,如“工业建筑银行”、“莫斯科国际银行”、“莫斯科人民银行”等,国家收购了部分股份,主要采取用贷款换股份,虽然难度大,但已在进行中。

4.控制生产资料价格,危机后国家控股的从事原料生产的企业产品价格由国家控制,目前铁路运输、能源、电力价格相对稳定。

5.加强对汇率的监督。稳定社会经济的《措施》中明确规定,国内居民外汇收入的75%必须出售给中央银行,并且出售的时间限期为7 天。加强对增加投放的货币的流向的控制,防止进入外汇市场购汇。在国家控制基本水平的前提下实行浮动汇率。央行认为目前美元汇率同货币量相比是超高的,1998年11~12月的汇率过度增长是中央银行管理疏忽所致,因此,再出现类似情况政府将协助和支持中央银行进行干预。

6.恢复和保护银行体系。这次危机使俄银行陷于瘫痪,许多商业银行不仅无法支付国内居民的储蓄存款,而且还有大量的外债无力偿还。据统计,陷于困境的俄商业银行欠外债约120亿美元。 为帮助商业银行免遭破产,俄政府同外国银行谈判,主动承担俄商业银行的外债,将其转变为俄商业银行欠政府的内债,根据与外国债权人达成的初步协议,俄政府承担80亿美元的债务。另外,以提供稳定贷款和其他方式进行的银行体系重组正在进行,1998年央行为此投入了近600亿卢布,1999 年将继续投入。

(二)实现宏观稳定

1.坚持紧缩的货币政策原则。许多人曾预测新的中央银行领导人将放弃或部分放弃紧缩政策,事实证明,这种预测是错误的。为摆脱危机,适度增加货币量是不可避免的。基里延科政府时期,中央银行通过收买短期国债也增发了500亿卢布支持财政。危机后, 由于卢布贬值和物价大幅度上涨,俄经济中货币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为保证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并支付政府拖欠的工资和各种津贴,央行和政府增发了货币。 9月份货币基数由上月的1 587亿卢布增加到1 712亿卢布,10 月份达到1900亿卢布,年底达到2 300亿卢布;货币量从1998年9月1日到12月31日增加1 400多亿卢布。 增加的货币除支付政府以前的各种拖欠和日常开支,还用于挽救商业银行。9~10月为了支持银行大约用去了550亿卢布,其中140亿卢布是提供给商业银行的直接贷款,130亿卢布用于必备准备金调整。从俄罗斯的情况看,卢布的增加并不过分,俄前经济部部长亚辛博士曾分析,到年底至少需要增加1 000~1 200亿卢布。货币发行缓解了经济中的资金短缺,商业银行按照央行的要求控制贷款的投向,防止增发的卢布流入汇市。如果商业银行有违反行为,央行有权减少商业银行的贷款额度,直至取消商业银行的经营许可。1999年政府和中央银行仍然坚持紧缩的货币政策原则,在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为30%的条件下,货币量只增加18%~26%,其紧缩程度不亚于前中央银行。

2.在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的同时,政府特别加强了税收—财政政策。这是与前几届政府所不同的。国内生产总值中政府财政支出的比例1993~1994年为25%~27%,1995~1997年为20%,1998年为15.12 %, 1999年压缩到14.38%(并且国内生产总值预计下降2%~3%)。 严格实行“量入而出”的原则,政府、联邦委员会、总统办公厅的开支大幅减少。国家各机关的最终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997年的21.6%,1998年的19.2%,降至1999年的16%。在“节流”同时注重“开源”。合理降低税率,扩大征收面,同时加大征收监管力度,把完善税收、税警、海关和进出口监督机构的协调统一作为本年度工作重点,并通过改革财政的支出程序、改变税收与其他收入的比例、实行出口关税和酒类国家专卖等增加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2个百分点。 在生产下降的情况下,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998年的9.84%增至1999 年的11.84%。赤字部分(1 014亿卢布)的弥补方式也有根本变化,由过去单纯靠内外债,转变成尽量挖掘国内资源潜力(私有化、出卖贵金属、利用专项资金等)来解决。

(三)减轻税收负担和改变管理机制,扶持企业走出困境

俄新政府认为企业以前的税收负担过重,因此准备通过一系列新的法律减轻企业税收负担,把利润税由35%降到30%,增值税由20%降到15%。俄政府还准备进行税收整体改革。改革的思路是放弃过去“讨伐式”征收,针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详细审查,合理处理。完善企业出口退税,增加企业的流动资金。与此同时,政府将加强对企业的引导。俄政府拒绝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关闭俄亏损企业的建议。俄的一些中小城市当年是以一两个大企业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如果亏损的企业一律关闭,这类城市的大部分人都将失业,后果十分严重。1998年1~9月,俄亏损企业占企业总数的51.4%,亏损额906.86亿卢布。新政府的态度是,亏损企业不能轻易破产,也不能随便关闭,尽量通过改变企业隶属关系、撤换企业领导人、改变企业经营机制扶持企业走出困境。

(四)整顿经济秩序,促进向生产领域投资

1.俄政府整顿经济秩序,注重解决具体问题,改过去的全面施压为“点式切除”。目前已经恢复了犯罪团伙控制的若干港口的正常秩序,在诺沃罗西斯克港口—地就逮捕了30余名黑社会成员,铲除了犯罪团伙,为吸引投资进行港口改造创造了条件。俄政府加强了反垄断部的作用,将小企业委员会并入该部,以保证企业正常发展,限制不正当竞争;还加强了对证券市场的调控,提高发挥有价证券市场联邦委员会的作用。

2.促进向生产领域投资。为此,俄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

(1)加大吸引直接投资力度,发展俄境内的外国所有制经济;(2)提供前所未有的税收优惠,俄将对投资超过1 亿美元的大型项目免征利润税,直到收回成本;对建筑投资将取消预收增值税的做法,企业可增加15%的投资能力;(3)用于发展生产、 设备升级换代和利用新技术的投资享受免税优惠,同时加强国家监督,保证免税资金的合理使用;(4 )对进口到俄罗斯的技术设备(非国内生产)可以延期支付海关关税,据经济部测算,这样可以(到1999年底)增加投资100~120亿卢布;(5)国家杜马通过搁置3年的《产品分配协议法》的联邦法修正案,政府将促使杜马通过法案,把以分配产品为形式的合作生产的基地由8 个扩大到18个,并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扩大到30个;(6 )提交国家杜马二读审阅“租让合同法”草案,该法详细规定出国家资产出租的规则;(7 )有关外国投资的新法案将向外国投资者提供(享有)国民(制度)待遇,国家向投资者提供更有利的“竞赛”条件,这个法律考虑到各方面意见,其中包括总统意见,已做了多次修改,将最终确定;(8 )组建俄罗斯发展银行,促进投资,银行的组织构想已完成。

俄罗斯新政府措施的成效和困难

分析危机后的俄罗斯经济,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普政府推行的新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

1.恢复了银行系统的运转,同时控制货币量的增加。

2.在经济严重恶化、经济联系和国家管理体系遭到破坏的情况下,政府保证了危机中所必需的食品、燃料和药品,消除了1998年严冬给若干地区造成的严重威胁,中央、地方和社会相互配合防止了技术性失误并避免了转移居民。

3.危机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1 )国内生产总值的全年下降控制在5%,相当于1995~1996年水平;(2)有效扼制了工业下降,全年下降5.4%;(3)控制固定资本投资下降,全年下降约6.5%~7%,比1997年的5%稍多,比1996年的18%少;(4)1~7月外贸逆差20余亿美元,但1998年全年实现顺差134亿,比1997年只减少9.5%;(5 )税收收入8~9月为155亿卢布,10月为190亿,11月为240亿,12月为247亿,12月税收比9月增加了60%(主要原因不是通货膨胀的影响, 因为10~12月通胀率只有23%);(6)财政收入的总规模不断增加,9月为203亿卢布,10月为236亿,11月为276亿,12月为400余亿,12月的财政赤字降至72亿卢布,比预定的月限额128亿卢布减少了43.7%;(7)缓解了工资拖欠,政府工资债务增长率为:8月为8%,9月为12.5%, 10月降到5.6%,11月降到0%;企业工资债务增长率8月为7%,9月为2.6%,10月为3.6%,11月为2.9%,总的工资债务增长率7月为6.5%, 8月为7.7%,9月为5%,10月为1.5%,11月为2%。

4.通货膨胀有所控制:9月为38.4%,10月为4.5%,11月为5.7 %,12月为11.6%。通过周报可以看出通胀率正稳定下降:11月后2周为1.7%和2%,12月第1周为2.6%,第2周为2.2%,第3周为1.8%(12 月最后10天受季节因素影响上升4.4%)。

5.外资开始恢复对俄投资。外资12月1日完成了1998 年最大的一宗直接投资,用1.6亿美元收买了俄维姆别尔柯姆电信公司25%的股票。 同月,外国直接投资开设了俄首家现代化彩印厂——阿尔玛斯布列斯。此外,“天然气公司”还成功地向外资出售了2.5%的股份。

(二)形成了某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条件

1.社会、政治安定。自1992年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过渡以来,不同程度的政治危机不断出现,有时甚至发展到动用军队和全民公决的程度。议会对政府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为解决政治问题,需要投入大量的财力和物力,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反对派支持的罢工活动直接影响到生产。政府的一些经济政策,由于反对派阻挠,无法迅速彻底地执行。议会和总统选举过程中的党派之争,给经济发展造成很大损失。普里马科夫政府在俄罗斯首次产生了联合力,政治矛盾得以化解,政府可以集中精力解决经济问题。俄罗斯出现了政治上相对和谐的发展趋势。国家杜马以绝对多数顺利通过1999年财政预算,这种情况过去是没有的。群众理解政府。由于危机和“量入而出”政策,1998年11月居民的实际收入降到最低点,与1997年同期相比居民实际收入1998年9~11 月减少25%,12月减少40%,但罢工损失的劳动时间11月和12月却减少了22.8%和24.8%,由797降至615和463千工活。 政府拒绝调整退休金的做法也未引起社会反对。根据改革派经济学家看法,“右派”政府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的社会基础来实行如此紧缩的政策。被免职的前政府官员也表示出支持态度(基里延科前不久访美的表态,丘拜斯在统一电力公司的态度)。

2.在改革方向上,对从自由市场经济转向社会市场经济形成了共识。

近年来,在改善生产环境、建立正常的投资秩序、对私有化的监督、引导生产领域的结构改革等方面,俄已经表现出国家利用经济手段加大调控和引导力度的趋势,但认识不统一,措施手段不得力并出现反复。1998年危机后,俄罗斯在加强国家调控、确定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方面,取得了一致。

3.出现了有利于经济调整的机遇。困扰俄罗斯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经济结构不合理。俄罗斯经济结构的严重畸形是原苏联遗留下来的痼疾,其特点是重工业(军用工业)畸形发展,农轻重的比例严重失调。向市场经济过渡以来,三次产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有利的变化,第三产业的服务性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990年的30%左右,提高到目前50%以上,一次产业和二次产业的比重下降。但是,价格和外贸自由化后,薄弱的俄罗斯民族轻工业在外国廉价优质的商品面前,丧失了竞争能力,国内市场被外国商品占领,1997年日用品的近60%依靠进口,日用品生产部门急剧衰落。俄罗斯的原料、能源、有色和黑色金属,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为了弥补进口,增加出口,俄罗斯鼓励能源和基本原料的生产部门发展,投资向这些部门倾斜。结果出现重工业比例更大、轻工业比例更小的趋势。危机后,卢布贬值了300%, 外国商品部分退出了俄国内市场,为民族产品生产提供了发展的机会,加上俄政府对民族工业提供了必要的保护和投资政策的倾斜,有利于工业结构的理顺。宏观经济有机会得到更加合理的平衡,工业政策受到重视。由于政府加强了对实际部门的政策引导、鼓励向生产领域的投入以及卢布的贬值、外汇走廊的取消、对发行高息国债的限制和证券市场的行市暴跌,相当一部分资金退出流通领域,生产领域的资金短缺将得到改善。

4.有摆脱恶性循环、建立良性机制的可能。如果顺利执行预算,赤字在俄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将降至2.5%, 收入将首次大于支出(不计算利息支出),结余国内生产总值的1.6%。

(三)经济形势依然十分严重,不排除爆发新一轮危机的可能

俄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支付危机依然存在、企业所有制不利于生产、尚未建立起支持实际生产部门的机制、税收困难、生产技术工艺落后、国内市场窄小、产品缺乏竞争力等。1999年和2000年的议会和总统选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经济的稳定发展。

存在严重的外债危机。俄罗斯政府1999年需偿还175 亿美元的到期外债。这个问题对1999年的俄经济“生死攸关”,系俄政府的当务之急。俄罗斯政府表示无论怎样都将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到期债务。但是,1999年财政收入已到极限,无法增加,俄罗斯(税收同货币量相比)已经是世界上最高征税国之一,再增加税收只能把经济推向非法的“影子经济”,这意味着鼓励犯罪,扼杀守法经营。节约开支也没有可能,某些需要的资金,如银行系统重组的资金尚未最后落实。财政支出只留下维护社会法制和居民社会保障用款,如再压缩,或允许犯罪或置千万贫困者于死地,俄有1/4以上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种情况下,只有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提供的新贷款来偿还旧债,而日本等国已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次向俄贷款作为对俄新贷款的前提,如此路不通,俄的汇率将再度下跌,1998年的危机可能重演。

1999年对普政府来说是不平坦的一年,普政府及其政策面临着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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