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中的思考——谈“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经济学论文,何处去论文,困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这个重大问题，是我读了樊纲同志发表在《经济研究》去年第10期的文章《“苏联范式”批判》之后而产生的。樊文提出了一系列新鲜观点，读了以后很受启发，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困惑。我发现樊纲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们许多同志在思考的问题，但他站立的位置更高一些。因为他除熟悉马克思的经济学基本原理之外，还熟悉西方经济学，而我们许多同志只学习过马克思经济学，对现在的西方经济学知之甚少。至少我自己是这样。由于知识结构上的缺陷，说话、写文章就很不硬气。这是实情。但疑问还是一大堆。例如马克思的价值——价格理论，是否引进“效用价值”的范畴才是出路？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内部的商品交换，不从不同的所有者主体论证，从何论证？扩而大之地说，马克思的经济学基本原理能否与西方现在的经济学“结合”到一起？西方经济学能解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的问题吗？等等。
现在的中国经济学确实是处在了十字路口。中国经济学应当朝哪里发展呢？
这恐怕是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也许有的高明之士能回答得很清楚，反正我是不能。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这个问题不是少数服从多数靠表决能解决的问题，也不是依靠某一权威、某一领导拍板能解决的问题。谁说了也不能算数。科学的问题只能由科学来解决，由实践来解决，由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来解决。在这里，理性的思维是很重要的。
目前我们虽然对这个问题不可能一下就回答得清清楚楚，但思考思考、讨论讨论，总是有好处的。
二
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状况要有一个恰当的估价。这是我们研究问题的出发点。
我的看法，改革开放十多年中，由于实践的推动，也由于许多经济理论工作者的艰苦探索，中国经济学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获得突破。其进展超过了马克思经济学产生以来的任何时期。这包括：在商品经济问题上确认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在所有制问题上承认了原先我们建立的公有制的具体形式存在一系列弊端，需要改革，并且要在坚持公有制的条件下发展非公有制，认识到社会主义也可以搞股份制；在分配问题上突破了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唯一分配原则，认识到按劳分配的贯彻必须借助于市场机制，等等。当然进展不止这些，这是举其大者而说。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经济学的状况确实同改革开放前大不相同了。我们现在的许多观点、认识，在二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甚至是大逆不道的。而现在却成了许多人的共识，甚至上了中央文件，成为指导原则。
我十分同意这样一种说法：许多提法、观点、认识，是理论界首先提出来的；在刚出现时往往有争议，有的时候还挨棍子，有的时候还有反复。但是在实践的推动下，通过讨论，终于被中央接受了，采纳了。这是理论研究的贡献。理论归根到底来源于实践，理论又可以走在实践前面，指导实践。但理论研究在我们国家是有风险的。同时我也非常赞成恩格斯的一句名言：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理论的思维。中华民族就是一个有理论思维传统的民族。所以，中华民族是有希望的。我国经济学界已经对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并且还要作出贡献。
但是，我国经济学的现实状况又不能令人满意，甚至很不满意。它同现实之间仍有很大距离。特别是近些年来出版的为数成排上连的教科书，只是对原来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即樊纲说的“苏联范式”的修修补补，吃力地跟在日行千里的实践步伐后面爬行。即使是已有的一些重大进展，从经济学的角度说，也还是在原有的框架内的突破，还说不上是对原来教科书的彻底改造。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还说不清楚，甚至有的还回避着、掩盖着。
在这种情况下，有人主张抛开马克思的经济学，干脆引进西方经济学。我老早就听一些同志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错误，它顶多能说明过去，而不能说明现在。当然持这种观点的同志不是太多，但也不是个别的。另一部分人则坚持原来的观点、体系、方法，只同意修修补补，不同意动大手术，谁要步伐迈大了就责难谁。处于这种状况的同志是大多数。再就是樊纲的观点，把斯大林的书同马克思的经典经济学区别开来，在坚持马克思正确观点的前提下，引进西方经济学的科学理论，重建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学，不知我的表述是否反映了他的本意。
这就是提出“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背景。我们既不能否定过去，也要看到目前的不足。目前的思想认识似乎比较混乱。
三
我这是说的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经济学，当然是指理论经济学，也就是我们过去所说的政治经济学。而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的。只有这样的经济学才有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其他的学科似乎不存在这个问题。多少年来总是有人反对在经济学前面加“政治”二字，对此我从来没有表示过赞同，但也没有反对。原因是加不加政治无关紧要。但以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不能变，联系生产力与上层建筑来研究生产关系不能变。研究生产关系的经济学或研究基本理论的经济学，总是同其他的经济学有区别的。它总要有人来研究。
如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话，那末，理论经济学从来是一门历史性科学。它会包含一些人类社会共同性的东西，但这些共同性的东西必然寓于特殊性的经济关系之中。而且人们对共同性的规律的认识永无完结之日。因此，我认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我们所要重建的经济学，就是要对中国的改革和改革的未来，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经济，能作出理论的、科学的说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学。这样的经济学不仅要说明如何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要指导改革，而且还要说明改革的结果。我以为我们要建立的经济学如果能达到这一点就很不错了。要做到这一点也是很不容易的。因此，这是高标准，高要求。现在的经济学离这个要求还很远。中国经济学能不能在近期达到这个要求也很难说。
这样的经济学能管多少年？我看能管三十年、五十年就可以了。
不要提出过高的、不切实际的要求。马克思的《资本论》博大精深，他的许多原理直到现在还闪耀着光辉，我们永远可以从中吸取智慧、力量和方法。但它毕竟研究剖析的是一百多年以前的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后来的发展也不是他都料想到的。他更不可能知道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我们现在对许多问题的解决思路并没有遵循他的设想和思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在当时说来也是顶峰了，但是资本主义后来的发展（他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也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新情况。至于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他的教科书，倒是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但管的时间更短，充其量不过二十多年。原因是他的书只不过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反映，而计划经济在本质上是错了的（或者说经过试验证明不行）。斯大林的论点也有许多是正确的，但其理论深度没法同马克思、列宁相比。
我说计划经济在本质上是错了，并不是说计划经济在当时社会主义各国的实行不具有必然性，也不是说这种实行毫无意义，而是说，建立在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包括中国在否定了三座大山之后的经济，本质上还是商品经济。我国、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从来没有否定了商品经济。但是我国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不承认商品经济而排斥商品经济的。经过多少年的实践，我们才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实行计划经济不行，我们只能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这是认识上的飞跃，也是我们党和邓小平同志的英明智慧选择。所以我从来不赞成把新中国的经济区分为产品经济时期，有计划商品经济时期，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这纯属皮毛之见。社会主义经济从来就是商品经济，只是我们没有认识到而使它扭曲罢了。现在认识到了，重新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来改革、来安排新的体制，这是用几十年的代价换来的。如果我们不走这段弯路，中国经济学的状况可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但走了就要从走了的情况出发。所以，我们要重新建立的经济学，既不能否定以往的实践，不能把马克思经济学的精华抛开，也不能全盘引进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是在西方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无疑地会包含一系列科学的成果。但全盘引进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吗？我看不能。
中国经济学的重建和发展，必须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的实际，能够解决中国改革和发展的问题。马克思经济学原理必须继承和发展，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成就也要汲取。但都必须结合中国实际。结合实际才能发展。要发展就必须结合实际。不知我的这个看法对不对。
四
把马克思的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结合起来或者说，把后者溶于前者，行不行？不敢说。即使行，也有很大的难度。因为二者具有不同的体系、思路、范畴、方法。就象中医、西医、可以和应当提倡结合，但还是没有结合起来一样。尽管二者研究的是同一对象，但可以有不同的思路和解释。也许要在长期的实践中才能溶合。所以，我们必须重视实践，立足于实践。企图离开实践而去构造什么理论、框架、体系，未必是出路，未必能成功。
所以，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还是要踏踏实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不能轻视一点一滴的突破。要有积小胜而形成大胜的肚量。这样的发展看似缓慢，却比较扎实。
但是，中国经济学要获得突破性进展，必须再有重大理论的突破。突破离不开如下的五大领域：基础理论的创新，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市场经济体制（运行问题），所有制问题，分配问题。总的趋势是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
经济学的发展归根到底扎根于客观现实之中。现实既提供了研究的对象和素材，又提出了研究的必要。没有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和一定程度的发展，产生不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没有帝国主义的争霸，也产生不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今天，假定我们要创立和发展的中国经济学，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学，那末，一切有志于创立和发展中国经济学的同志，都要投身于改革和发展之中，推动改革和发展，力争改革有一个明确的，坚实的理论目标和理论基础。现在我们还不能说改革和发展的目标非常清晰了。比以前是清晰了，但又不是十分清晰。因为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河那边是什么情况，还是有点糊里糊涂的。不敢采取大的动作，否则我们在改革中就不会摇摆，不会进进退退，不会有那么多“意识形态障碍”。为此，当然要掌握以往的一切研究成果，了解和总结国内外的情况和经验。这样，随着改革的前进，随着改革和发展中一个个重大问题的解决，随着群众创造的经验的积累和提高，中国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是不是就水到渠成，自然地变为现实了呢？
为此自然要有一个思想上的进一步解放，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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