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生态文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生态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528(2013)11-0013-007
文明发展中的生态问题，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世界整体性问题，又是贯穿人类历史全过程的永久性问题。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到突出地位，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这无论对于生态文明建设或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历史地看，或许会成为文明理论发展和文明建设中一个阶段性的标志。本文拟在梳理文明系列概念的基础上就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谈一点认识。
一、文明系列概念辨析
人类思维用概念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并以概念为基本单元构成逻辑的理论体系，通过概念之间的关系揭示事物的本质联系、发展规律。关于文明的理论同样是如此。探讨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需要认识生态文明在文明发展中的位置，为此，有必要对文明系列相关概念进行梳理和辨析。
人类的历史，是在蜿蜒曲折的道路上进步、发展的历史。人类进步的过程反映在人们的思想和理论中，需要用一定的概念将其描述、表达出来。文明就是标志人类进步状态的范畴。人类进步状态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划分、分析和描述，由此便产生了一系列的文明相关范畴。生态文明是其中之一。
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文明概念，不能离开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即唯物主义历史观，它把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看做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他创立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作出经典表述。他把社会历史描述为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发展的过程，把“社会形态”作为表述历史进程中各阶段的整体性范畴，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1](P592)这些思想经进一步发展后称为五种社会形态理论。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2](P382-383)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概括。
马克思主义文明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的一部分，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的。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代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文明思想发展的成果。恩格斯说，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是实现遗愿”，是“稍稍补偿我的亡友未能完成的工作”。[3](P15)在《起源》中，文明首先是一个时代概念，是指区别于野蛮时代的以私有制和奴隶制国家产生为开端的“文明时代”。即使是在以1877年摩尔根《古代社会》出版为标志的人类对文明社会史前史的认识发生飞跃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文明”概念，也是与“野蛮”相对应、与“国家”相关联的。例如，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4](P556)依笔者所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在不同场合用“文明”一词指称不同时代的文明，主要有三种情形①：一是指从人类进入奴隶制社会直至当时资产阶级社会的文明；二是指中世纪之前的“古代文明”；[1](P235)三是指“资产阶级文明”，[1](P690)又称为“现代文明”。[1](P56)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对文明的划分，首先是与社会形态的区分相联系，划分为不同社会形态下的文明，也就是奴隶社会的文明、封建社会的文明、资本主义文明(或资产阶级文明)以及社会主义文明。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理论家瞿秋白就曾对“文明”做这样的历史分析，区分为“封建时代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文明”、“无产阶级的文明”，并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文明”的概念。②我们今天讲的社会主义文明，就是这种划分中的一个概念，应该放到这个系列中去解读。这些不同性质的文明虽然也可以在同一空间中交叉并存，但历史地看，它们构成了文明演进中从低级到高级的系列，反映出文明发展阶段的规律性。这是前述邓小平概括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在文明中的体现。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人类社会产业结构的升级，从靠捕鱼狩猎为生，发展到农业占主导地位的农业社会，再到工业占主导地位的工业社会。“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概念，是这一进程中文明进步的反映，它们构成了文明概念中的又一个系列，即根据社会主导产业来对文明进行划分并反映其演进过程的系列。由于归根到底是生产力的发展及其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决定着社会形态的演进，所以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等概念同社会形态系列的文明概念之间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和一致性(当然，其间并非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可以并行不悖地运用于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描述文明进步的历程。恩格斯在1852年9月23日致马克思的信中说，“我们建议用‘资产阶级社会’和‘工业和商业社会’这样的说法来表示同一个社会发展阶段”。他说，“资产阶级社会”更多地是指“资产阶级是统治阶级”，“商业和工业社会”“更多地是专门指这个社会历史阶段所特有的生产和分配方式”。[5](P139-140)同样地，今天我们可以用“资产阶级文明”和“工业文明”(或在另外的场合，用“社会主义文明”和“工业文明”)从不同的角度指同一个文明。现在有些论者把“生态文明”理解为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就是把它置于按主导产业结构划分的文明系列中来解读它。这种解读蕴含着超越传统工业文明创造新的文明形态的思想，有其合理的缘由，但是将未来这种新的文明形态称为“生态文明”是否妥当尚需推敲，因为“生态”本身未必可以构成像农业、工业那样独立的主导产业并带来一种以它命名的产业结构。
从人类文明曙光初露的时代起，古往今来，文明演进中出现了数不胜数的各具特色的文明体。它们或相互交融，或彼此隔绝，或友好往来，或彼此争斗，或在空间中并存，或在时间中传承，汇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史。不同的文明体，具有不同国家、民族、地域、文化的特点，体现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由此又产生了反映这种多样性的一系列文明概念和文明划分，如世界古代六大文明；③东方文明、西方文明；中华文明、欧洲文明、美利坚文明，等等。我们可以运用这些概念来揭示、阐述文明多样性的规律，即文明在各种文明体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中发展的规律。“中华文明”就是这种划分中的文明概念，应该放到这样的系列中去解读。2006年4月，胡锦涛在耶鲁大学的演讲中论述了文明的多样性。他说：“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客观现实，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他从文明多样性的视角论述了文明的历史发展：“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就是各种文明不断交流、融合、创新的过程。人类历史上各种文明都以各自的独特方式为人类进步作出了贡献。”[6](P431)因此，他主张“推动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融”。[6](P432)他还着重阐述了自立于世界文明之林的中华文明的特点，自豪地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始终没有中断、连续五千多年发展至今的文明。”[6](P428)
文明是一个整体性、综合性的概念。文明的进步表现于其中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和制约的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精神文化、政治制度等各个方面。随着实践和理论的发展，出现了反映文明内部结构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等一系列概念。它们是对文明的又一种划分，即对文明内部不同部分的划分。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反映了文明在内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规律。“生态文明”就是继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之后这一系列中的又一个概念，应该把它放到这个系列中去理解和阐释。生态文明概念的提出，反映了对文明内部结构及各部分之间相互关系认识的深化，丰富了对文明的内容和文明建设规律的认识。
综上所述，文明是反映人类进步状态的整体性概念；在这一整体性概念之下，又有多个系列的文明概念。其中，基于社会形态划分的文明概念系列和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文明概念系列，反映了文明演进的社会历史性、时代性和阶段性发展的规律；表达不同国家、民族、地域、文化特点的文明概念系列，反映了历史上和现实中文明的多样性以及文明在多种文明体相互作用中发展的规律；表达文明中不同部分或不同方面的文明概念系列，反映了文明的内部结构性、系统性以及文明在其内部矛盾运动中发展的规律。在文明理论研究和文明建设实践中，一方面，我们可以进一步发挥、发展这些系列的概念以及由它们构成的体系，在理论的综合中构建并不断完善马克思主义的文明理论体系；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运用某一系列的或同时运用多个系列的文明概念去分析特定的对象，揭示它的本质、内部关系和发展规律。对当代中国文明建设的研究就是如此。以下我们着重讨论其中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
二、“建设生态文明”的提出与文明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发展
文明理论和文明建设实践是在相互作用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指导了我国文明建设，它也必然在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发展。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党领导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的中华文明建设，使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特别是文明内部结构理论伴随实践前进的步伐获得了新的发展。
探讨文明理论在中国实践中的发展，需要认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发展的途径或方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足中国实践，继承民族优秀传统，吸收国外先进思想成果而形成和发展的。总结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层面，是它形成的基本途径或方式。这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同时也是领导和群众(包括群众中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相结合的过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根本工作方法。毛泽东阐述这一方法时说：“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7](P899)这里所说的“意见”，应该包括从具体决策到基本理论的各个层次。实际工作中的决策是如此，党的理论层面的思想产品的形成同样是如此。领导者的头脑作为加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其原料或半成品来自实践、来自群众。毛泽东说：“我们这些人不生产粮食，也不生产机器，生产的是路线和政策。路线和政策不是凭空产生出来的”。[8](P393)党的理论中的重要概念、观点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并作出规范性表述之前，通常都已经以各种形式出现在学术性的论著之中，继而又可能出现在领导人的讲话中，最后才经过郑重的决策进入党的正式文件，成为党的理论的构成部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宣传、贯彻。这也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循环往复的过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等概念以及运用这些概念表述的理论无不是如此。因此，研究文明理论在中国实践中发展的进程，既不可忽视学术探讨的层面，更要特别注意理论决策的层面，因为理论决策层面的即党的正式文件中的表述，是集中了党和人民智慧的思想制成品，是某一概念、观点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成部分的标志，而学界的著述则可视为其形成过程中的某种阶段性成果。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在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发展，最显著的成果是不断深化了对文明内部结构及各部分相互关系的认识。党中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先后提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等概念，就是文明理论发展的重要标志。这一发展根源于实践的需要，来自对实践经验的总结，理论的生长点反映了文明建设实践的时代性、阶段性特征。总体上说，党的文明建设理论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而一步步深化、发展的。
早在五四运动前后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争论中，我国就提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概念。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工作重心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转移后，经济建设和思想文化发展的关系问题在实践中凸显出来。党中央采纳一些同志的意见，在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的1979年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9](P89)“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9](P90)1982年，党的十二大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到了重要战略地位。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P3)列为今后一个长时期要抓紧的四件工作之一。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提出了“总体布局”的概念，把精神文明建设放到总体布局之中，确定了它的位置。《决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决议》要求“从这个总体布局的高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9](P416-417)
后来，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也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提上了日程。1980年9月，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问题，邓小平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重要讲话。他指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1986年9月至11月，邓小平四次就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发表谈话，把这个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1987年党的十三大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并指出，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直接推动了政治文明理论的发展。“政治文明”一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学术理论文章中。2001年，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首次使用了“政治文明”的概念，分别用“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来说明“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他说：“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10](P1587)2002年，党的十六大首次在党的代表大会文件中写入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概念，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11](P24)要求“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1](P43)这样，就从文明结构中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理论层面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总布局作出了阐释。2003年2月，胡锦涛在十六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问题，总结历史经验，对其意义、性质、方向、任务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丰富了我们党的政治文明建设的理论。
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同样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特别是总体布局的完善而发展起来的。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人口、资源、环境问题凸显出来，一步步提上了党和国家的重要议程。20世纪80年代，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就被确定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从1991年开始，党中央连续多年在3月全国“两会”期间召开座谈会，从专题研究人口问题，发展到研究、部署人口资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2002年党的十六大论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时，除经济、政治、文化外，单列一条，提出了“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的目标。[11](P15)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写入了“生态文明”的概念，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任务，要求做到“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12](P16)这样，十七大在全面部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将此前三位一体的总布局发展为四位一体的同时，已经显露出向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发展的端倪。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概念，确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是五位一体”，并单列一节对“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作出全面阐述。至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与此同时，党的文明理论中形成了反映文明内部结构的系列概念。
回顾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文明概念和文明建设理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丰富、发展的轨迹。这就表明，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文明理论在我国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部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紧密关联而发展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概念和理论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因此，紧密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来看生态文明建设，应该是我们在当代中国研究生态文明问题的一条方法论原则。
三、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实践与理论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必须将它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去理解。这里谈两点看法。
第一，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建设生态文明。
人是自然的产物，又始终依赖于自然而存在。因此，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与社会发展中一个永恒的课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对这种关系的认识走过了漫长的曲折的路程。从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后，农业文明的发展使人类逐步摆脱完全被动地服从自然的状态，这时出现的“人定胜天”的思想反映了人类积极进取的精神。但是，即使在农业文明时代，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也遭到了自然界的报复，造成了局部性的环境破坏。以机器大工业为标志的工业文明时代的到来，使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能力突飞猛进地发展，而这同时也就意味着人类消耗自然资源、影响自然环境的力量迅猛增强。人类逐步学会认识自己干预自然界所造成的后果经历了一个长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自然界的报复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越来越严重的资源紧缺、环境破坏、气候变化教训了我们，唤起了人类的生态意识。早在100多年前，恩格斯就警告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13](P559-560)“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13](P560)这些真知灼见，今天仍不失为生态文明理论的重要基石，读来让人不能不为科学真理的力量所折服。
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同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不可分的，必然受到社会关系的制约乃至决定性的影响。1847年，当马克思刚刚创立自己的新世界观时，他就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14](P104)从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人类文明从未超越在对抗中进步的规律。体现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文明同样是如此。事实上，在分裂为对立阶级的社会中，人类从未作为一个统一整体自觉地从全人类的利益出发去处理与自然的关系。近代大工业是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道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所具有的改变自然的力量不能不受到资本与生俱来的逐利本性的支配。尽管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生态危机对人类生存的严重威胁，尽管世界各国越来越多地达成某种共识并采取相应的共同行动，但从本质上说，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大工业所具有的改变自然的力量不可能超越资本的逻辑而与自然和谐相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其本性所决定，必定要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一矛盾的根本解决，只能是最终消灭资本主义的阶级对立而代之以自由人联合体。社会主义文明同资本主义文明相比，根本的区别就在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不再具有对抗的性质，可以通过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不断地得到解决，因而社会主义能够超越阶级社会中“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的文明发展规律，创造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古老的中华文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发展到了中华社会主义文明(或社会主义中华文明)的新阶段。只有在社会主义文明中，才能真正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态文明”从本质上说是同资本主义相对立而同社会主义不可分的。因此，我国把“生态文明”作为执政理念上升为国家战略在全社会推行，这一前无古人的创举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它体现了文明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人类文明理论和实践发展的一个贡献。党的十八大号召，“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社会主义要求生态文明，也必然走向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新时代”必然属于社会主义，也只能属于社会主义。
第二，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中理解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党的十八大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15](P39)这一重要论断指明了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中的位置。其一，它是五位一体总布局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必须把它放在突出地位。在五个方面构成的整体中，“经济建设是中心和基础，政治建设是方向和保障，文化建设是灵魂和血脉，社会建设是支撑和归宿，生态文明建设是根基和条件”。④离开生态文明这个根基，其他方面的建设就无以立足。其二，生态文明建设并不是与其他建设相分离而单独进行的工作，应该把它“融入”到其他各项建设之中，贯穿其他各项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这就是说，就我们所要实现的目标、任务和理念、政策来说，应该把生态文明单列，放在突出地位，而不能淹没在其他建设之中；但就文明建设的实践活动和过程来说，又不能把生态文明建设单独分离出来，而只能将其贯穿到其他各项建设之中，与它们结合在一起展开，融为一体。
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是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现这一目标的活动，不可能与其他方面的文明建设分离开来进行。劳动使猿变成人，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物质生产是人与社会的历史起点，也永远是人与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类一刻也不能停止生产，也就无时无刻不与自然发生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是在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中发生的，也只能在这个过程中去解决。因此，生态文明建设永远不能同物质文明建设相分离。人们彼此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才能从事物质生产，与自然界发生关系。人们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必然进行精神生产并建立政治上层建筑，在物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必然发生体现于精神文化和政治制度的思想的社会关系。因此，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文明建设也不能与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分离开来单独进行。“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同属于反映文明内部结构的范畴，这一范畴的提出丰富了对文明结构的认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文明内部可以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简单地机械地分开和并列的一个部分。将生态文明建设列为五位一体总布局之一而突出其重要地位，并不是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离开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单独划出一种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方式。同样的道理，从文明的历史进程看，生态文明也不能成为与工业文明相分离而取代工业文明的另一种文明形态。“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将超越传统工业文明，建立新型工业文明，而不是否定工业文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今天不是、将来也不会是某种独立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之外的“生态文明”。
党的十八大报告在阐述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时指出：“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15](P14)这里清晰地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全景和生态文明建设在其中的位置。它告诉我们，生态文明建设作为这个整体中的一部分，必须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和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展开，服务于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的目标，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之中。因此，十八大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总体而言，不是在其他文明建设之外单独开展某一项工作，而是要在全社会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理论随着实践发展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例如，党的十八大部署生态文明建设时明确地列入了“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15](P41)的内容；党的十六大后胡锦涛在论述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时也特别强调制度建设，要求“坚持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11](P147)而党的十二大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界定是：“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就是物质文明”，“社会的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得到发展，这方面的成果就是精神文明”。[9](P247)由此看来，党的理论中现有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四个范畴明确包含了政治制度、生态文明制度的内容，但没有涵盖物质生产的制度(即经济制度、经济体制)，也没有明确涵盖思想文化方面的制度。如何使文明范畴以及建立其上的理论更加完善，是一个需要不断深入研究的问题。
注释：
①参见田心铭：《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看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思想》，《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7期。
②参见钟哲明：《邓小平精神文明建设思想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③参见庞卓恒：《世界古代帝国和文化兴衰》，载《中外历史问题八人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
④参见马凯：《坚定不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求是》201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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