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霞村的时候》及四五十年代的文艺论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在论文,文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074(2001)02-0051-04
壁上红旗飘落照
纤笔一枝谁与似
西风漫卷孤城
三千毛瑟精兵
延安人物一时新
阵图开向陇山东
洞中开宴会昨日文小姐
招待出牢人今日武将军[1]
这是1936年冬毛泽东在延安为欢迎他的湖南老乡、著名作家丁玲女士的到来所作，诗中对丁玲勇于逃脱南京的囚禁生涯，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果敢行为极为赞赏。鉴于权威人士的肯定，很快丁玲担负起了延安的文艺组织工作。和所有革命根据地的同志一样，丁玲也在前线与根据地之间东奔西走，非常繁忙。当然在紧张的工作之中，她也进一步切身体会到解放区人民忘我的工作热忱、献身革命的高尚情操以及共产党人领导下的延安的活力和希望。这也正是从没落的国统区逃将出来的她所深深期待的。在写去陕北的旅行是“有生以来第一件愉快的事”的一篇文章中，她这样谈到对陕北的最初印象：
“我们心里想，一定快到了，你看这情形完全不同，好象谁与谁都是自己人有关系似的……他们都穿着新的黑色直贡呢的列宁装……我以为这里的人很褴褛的，却不知道有这样漂亮……老年也好，中年也好，总之你总以为他是一个快乐的充满青春之力的青年。”
这样的印象当然是诚实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文章中的下面一节：
“我来陕北已有三年多了，刚来时很有些印象，曾经写了十来篇散文，因为到前方去，稿子被遗失了，现在大半都忘了。感情因为工作的关系，变得很粗，与初来时完全两样，也就缺乏追述之兴致。”[2]
在这里，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丁玲内心情感的巨大转变，那种初来乍到的新鲜感、激情和与之伴随的乐观气氛越来越难以维持下去，一方面是时势使然（1940年、1941年抗战到达最为艰难的时期，而在1941年“皖南事变”新四军与国民党发生冲突，损失惨重，革命陷入困境），另一方面作为五四批判精神的一代继承者，她也开始深入地觉察到在令人振奋的延安精神的外表下残存的旧的躯壳和新的问题。这篇文章发表于1940年6月，同年底，她写了在文坛掀起轩然巨波的短篇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这篇小说与她1941年所作的《在医院中》以及1942年的《三八节有感》成为丁玲1957年遭受批判的重要罪证之一。而在谈到这篇创作时，丁玲曾一再谈到自己的创作动机：
我是一个搞创作的人，很少从理论上，而更多是从现实生活里去认识社会。三十年代的时候，年纪轻，参加群众斗争少，从自己个人感受的东西多些。等到参加斗争多了，社会经历多了，考虑的问题多了，在反映到作品中时，就会常常想到一个更广泛的社会问题。我写《我在霞村的时候》就是那样。我并没有那样的生活，没有到过霞村，没有见过这一个女孩子。这也是人家对我说的。有一个从前方回来的朋友，我们两个一道走路，边走边说，他说‘我要走了’。我问他到哪里去，干什么？他说：‘我到医院去看两个女同志，其中有一个从日本人那儿回来，带来一身的病，她在前方表现很好，现在回到我们延安医院来治病。’他这么一说，我心里就很同情她。一场战争啊，里面很多人牺牲了，她也受了许多她不应该受的磨难，在命运中是牺牲者，但是人们不知道她，不了解她，甚至还看不起她，因为她是被敌人糟蹋过的人，名声不好听啊。于是，我想了好久，觉得非写出来不可，就写了《我在霞村的时候》。这个时候，哪里有什么作者个人的苦闷呢？无非想到一场战争，一个时代，想到其中不少的人，同志、朋友和乡亲，所以就写出来了。”[3]
从她的表述看来，这篇作品是出于对现实的关注，并力图从大众的角度来表现一个时代的真实，这是完全符合延安时期抗战文学的主旋律的。因而在作品发表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并没有受到任何责难，尽管丁玲同一时期的另外两部作品《在医院中》及《三八节有感》在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中曾受到轻微的指摘和批评。而冯雪峰在《从〈梦珂〉到〈夜〉——〈丁玲文集〉后记》一文中对《我在霞村的时候》所作的评述也成为当时文坛对此文的经典评论之一[4]，并一直持续到1957年。然而自1954年起知识分子的厄运也不可避免的降临到仕途一路平坦的丁玲身上，她被推到了政治圈的前沿，同时被指控为企图操纵文化并在她所主编的《文艺报》内搞“独立王国”。1956年大权在握的文化界领袖周扬对丁玲本人开始了攻击，并详细列举了她一生中的种种“反党”行为，但这还仅仅局限于对丁玲本人的“人身攻击”即寻找丁玲政治上的污点。为此丁玲向中宣部党委会上交了一份很长的《辩正书》[5]，其中做了冗长而琐碎的辩解以及似乎非常真诚的自我批评。但是这些请求同情的表白并未奏效，倒是1956年中期毛泽东发起的一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运动给了她短暂的喘息之机。但1956年下半年，历史又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转折，毛泽东决定终止这一文艺的百花时代，而发动一场新的“反右派”运动，对此他作出这样的辩解：“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6]而发表在1958年第2期《文艺报》上的经由毛泽东大量修改和加写的《〈文艺报〉“再批判”编者按语》则直接将矛头指向丁玲，一方面它仍然延续了1956年批判丁玲的方法，进一步指控了丁玲思想及政治上的不忠：“丁玲、陈企霞等人在此后的若干年中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成为屡教不改的反党分子……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她隐瞒起来，骗得了党的信任，她当了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主编，陈企霞是她的助手。”另一方面它则另辟蹊径，力图从丁玲的作品中更深入地印证对她的指控：“1957年，《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其他文章没有重载。‘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读这一‘奇文’。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7]这篇由毛泽东直接参与的批判文章，似乎代表了这位权威人士当时对丁玲及其作品的看法。但对于同一部作品，在十几年前的整风运动中毛泽东甚至对它及其作者作出这样的保护措施：“《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实味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8]这种大相径庭的态度一方面是时势的变化使然，另一方面也显露出这样一个事实：文学活动以及文艺论争随着政治结构的变化而演变。而回到对丁玲的批判问题上，这种将按照当时的文学标准阐释文学作品的深入挖掘个人历史联系起来的相互印证的批评方法也成为当时文艺界的主流，并愈演愈烈。
丁玲的这篇作品《我在霞村的时候》也无法摆脱同样的命运，尽管没有像同时期作品《在医院中》和《三八节有感》那样在文艺界引起更为巨大的反响，受到更为激烈的批判。而在考察这一时期的文化活动及其作品引起的论争的同时，[9]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也就是首先集中在作品核心人物贞贞上的批判是共同的。一开始批评者们便推翻了一直被奉为经典的冯雪峰对贞贞的评价，并进一步将之作为冯雪峰加入丁玲右派集团的确凿证据而横加指责。在他们看来，贞贞这个在丁玲笔下有着丰富和光芒的伟大灵魂，实际上是一个在双重意义上丧失了节操的“寡廉鲜耻的女人”，[10]她不仅仅作为一个普通的女人丧失了贞节，而且更重要的是作为社会及国家框架中的一份子背叛了当时被视为生命的对国家、对党的忠诚。而丁玲对她竟发出由衷的赞叹：“我是一个喜欢有热情的，有血肉的，有快乐，有忧愁，却又是明朗的性格的人。而她（贞贞）就正是这样。”[11]这样一个女人竟然成为丁玲笔下的“女神”确实是他们在道德及政治立场上都无法接受的。同时这也很容易让批判者联想到丁玲本人三年的南京囚徒生涯。在批评者看来，丁玲对贞贞失节行为的同情以及文中这样的表述：“每个人一定有着某些最不愿告诉人的东西深埋在心中，这是指属于私人感情的事，既与旁人毫无关系，也不会关系于她个人的道德。”又恰巧印证了对丁玲的“南京变节行为”的指控。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丁玲1939年所作的《新的信念》中刻画的也是同样丧失了贞节的陈新汉的母亲的生存处境，而这篇小说并没有受到众人的批判，关键则在于母亲以自己的惨痛经历来号召抗日并真正融入到群众中去，这似乎带有高尔基的《母亲》的寓言色彩。而贞贞更多的象征了一个烦恼的女性个体在寻觅自己的生活道路，并且这一形象的塑造又一次触及到了当时文艺界最为敏感的话题——个人存在与集体认同的二元对立。丁玲笔下的贞贞是倔强的，强硬的，强硬到只相信自己，“无求无人”，她“不要任何人对她的可怜，也不可怜任何人”，她“象一个被困的野兽，她象一个复仇的女神。”[12]陆耀东在《评〈我在霞村的时候〉》一文可以代表当时文艺界对丁玲笔下的贞贞的典型看法：“贞贞的个人主义哲学，如‘不要任何人对她的可怜，也不可怜任何人’，如认为‘有些事也并不必要别人知道’等等，这些地道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论调，散发丁玲本人的气味。”[13]而同时贞贞这个孤独的个体与丁玲其它作品中的莎菲、陆萍一起被指认为与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相对抗的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并进一步把它转化为丁玲本人的性格。这种倾向在张光年的《莎菲女士在延安——谈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一文中表述得更为明确：“丁玲、莎菲、陆萍，其实是一个有着残酷天性的女人的三个不同的名字。她们共同的特点，是把自己极端个人主义的灵魂拼命地加以美化。她仇恨的不是延安的某些事物，仇恨的是延安的一切。她不是同某些人斗争，而是同延安的‘所有人’斗争。她否定的不是某些工农兵，否定的是工农兵的整体。”[11]因此被认为带有极端个人主义倾向的丁玲本人便成为1957年前后政治上的主要批判对象之一，并且批判一直围绕着她的个人主义来展开。许多文艺界的有影响的人物诸如茅盾等也开始了对她的批评，茅盾指责丁玲以自我为中心，沉溺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之中[15]；老舍也认为丁玲有一种优越感，过于骄傲而看不起其他作家[16]；这时还出现了一幅漫画，画的是胖胖的丁玲躺在一棵摇钱树下洋洋自得，支撑她的是一本厚厚的大书，上面写着“一本书主义”。对于这一指控，中科院院长郭沫若以及当时的文艺界负责人周扬都表示赞同。而许广平则以自己与丁玲接触的一段亲身经历来进一步揭露丁玲的一本书主义：“是她劝我写东西。这原是好意的，但接着她说出她心里的话来了：‘你现在不管做多少工作都算得什么呢？写东西才是自己的。’当时我听了震动一下，我想，为党为人民做工作，领导是这样教导我们，领导上考虑每个人的工作，不是没有根据的，总是人们需要你做什么，就让你做什么，为什么要考虑‘是自己’的呢，难道自己比人民大众更重要些吗？”[17]
而在同一篇文章中许广平似乎又无意中提到这样一个细节：“有一次她要我对她的作品提意见，我说，我之所以喜欢她的作品，是因为没有女人气，并不是专写身边琐事、妇女、儿童，而是关心大家的事，如‘水’的一篇，我就读了很高兴。”[18]在这种关注普通大众、消除性别差异的政治情境中，《我在霞村的时候》的这种女性的视角以及为女性代言的姿态似乎又一次触及到了禁区。丁玲对贞贞这一人物的悲剧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并旨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一方面延安的妇女境况可能已经有所改善，但是社会对妇女的压抑和不解尤其是对在战争中受到伤害的妇女的不公正待遇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在这一论题上表现得更为尖锐和敏感的是丁玲于1942年发表的《三八节有感》一文：
“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她们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不管是升起的或沉落的，不管有幸与不幸，不管人在孤苦奋斗或卷入庸俗），这对于来到延安的女同志说来更不冤枉，所以我是拿着很大的宽容来看一切被沦为女犯的人的。而且我更希望男子们尤其是有地位的男子，和女人本身都把这些女人的过错看得与社会有联系些。”[19]
按照丁玲观点看来，并不能把贞贞的失节行为归咎于她自身，应该将它与整个社会联系起来看待，况且贞贞最后几次失节也是为了党的工作需要牺牲了她自己。但是在文学日益政治化的特定情境下，丁玲的这种鼓动妇女得到更为公正、更加宽容的待遇的呼声却被众多的评论者当作是对党本身及其政策的恶意抨击。而在性别意识被日益消解到政治权利网络中去的情况下，更多的批评者们将妇女的精神与肉体上的双重痛苦及其艰难处境归结为当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法则——阶级压迫：“许多事实早已证明，压迫妇女解放的是反动阶级，而不是一般的男性，妇女取得自身解放必须向反动统治作斗争，而不是从玩弄男性下手。”[20]此外贞贞为了寻求新的生活道路，拒绝“自卫队小排长”夏大宝的行为也被姚文元诠释为“玩弄男性”，更具体的说是一个残忍、冷酷、自私的资产阶级女性（尽管贞贞在文中是劳动者的身份，但批评者认为她更多的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思想言行和价值观）无情地玩弄着一个无产阶级的男性，这也不再是一个性别视角的问题，而被姚进一步夸大为丁玲的“反动阶级立场”一个凭据。
更为重要的凭证则在于《我在霞村的时候》对劳动大众的描述中。贞贞的悲剧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但是在回到霞村开始新的生活时，她面临的是更为困窘的现实。作品通过叙述者“我”看到的是毫无生气的山庄，成天板着面孔、冷冰冰的村民，但是贞贞的回来却成为众人议论的焦点：“他们嫌厌她，卑视她啊，而且连我也当着不是同类的人的样子看待了。尤其那一些妇女们，因为有了她才发生对自己的崇敬，才看出自己的圣洁来，因为自己没有被敌人强奸而骄傲了。”[21]这种仍然存留下来的自私、冷漠、愚昧、保守的小生产者习气使陶醉在辉煌的延安梦想中的丁玲清醒过来，并认识到在代表中国希望的延安依然存在着不足和阴暗面，因而拿起笔来正视并揭露这些现实便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同时她也幼稚地坚信暴露这些社会问题才是消灭其弊病的唯一有效的方式：
“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须要督促，监视，中国所有的几千年的根深蒂固的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连结的。而我们却只说在这里是不宜写杂文的，这里只应反应民主的生活，伟大的建设。
陶醉于小的成功，讳疾忌医，虽也可以说是人之常情，但却只是懒惰和怯弱。”[22]
而这也涉及到文艺界一直纷争不已的话题如何“写真实”，究竟是应当歌颂光明面还是批判黑暗面？尽管经过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洗脑，丁玲还是没有领会毛泽东讲话的核心，在《关于立场问题我见》一文中她仍然幼稚地认为所谓光明和黑暗不过是辞句之争，只要她自身拥有坚定而明确的立场和马列主义的方法，就是写黑暗也不成问题。但在政治以愈加有力而有效的方式参与着社会及文化的建构，并成为主要动力和主要机制之时，写真实就不再是单纯的文艺论争，而是与普遍的阶级评判标准联系在一起。当然采取批判的态度是可以的，但问题却在于究竟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批判其他阶层的非革命性，还是从另一个视角来批评依然存在于工农中的落后习气及其社会弊端。毫无疑问，后种态度在那段时期是不被认可的。事实上，在这一问题上丁玲与屡遭批判的冯雪峰达成了共识，他们认为现实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创作方法，不如说是一种创作精神即斗争的、为改造社会而奋斗的精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更应体现这一精髓。因此这被批评者们渲染为文艺界的一股批判现实乃至反对现实的逆流，而掀起这股逆流的就是丁玲，她不仅在理论上提出“暴露黑暗”的口号，并且在创作上也遵循这一原则，写出了诸如《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等“反党作品”。批评者们指出“这种文艺上的反动逆流，曾持续了一个时期，到一九四二年的上半年达到了高潮……作为党报文艺栏主编的丁玲，她以这个阵地为中心，促进了这种逆流的发展，它的标志便是‘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如果说当时延安存在着另一条件下的‘裴多菲俱乐部’，那末丁玲便是它的组织者。”[23]而另一方面丁玲的这种批判的自觉似乎又是出自于她曾经的批判对象胡风相似的一种意识：“人民随时随地都潜伏着或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作家深入他们，要不被这种感性存在的海洋所淹没，就得有和他们的生活内容搏斗的批判力量。”[24]显然，这是一个非常不受欢迎的话题。与此同时，丁玲在《我在霞村的时候》一文中提出的对战争、对大众、对妇女的解放以及对革命的一系列置疑也更多的带有了挑战的意味，当然党不会对这种挑战置之不理。
收稿日期：2001-0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