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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格局解体后，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国际关系重新分化组合。美国实行战略扩张，谋求主宰世界秩序，同其他国家维护独立自主、争取和平与发展的努力发生碰撞。美国新政府上台后，正重新评估形势，酝酿对安全战略进行调整。在此形势下，以历史的眼光回顾世界格局变化的轨迹，进而探索国际关系变化的新动向，也许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二十世纪世界格局的三次变化
研究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变化，不能不联系到二十世纪世界格局的几次大变动。
二十世纪初，三大矛盾引起世界格局的第一次大变动：一是帝国主义国家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矛盾；二是帝国主义国内统治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三是帝国主义国家争夺势力范围的矛盾。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是三大矛盾尖锐化的集中反映。
一次大战后，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变化：英法战胜；德意战败；美日崛起；俄国革命；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觉醒。英法通过建立凡尔赛体系主宰了世界秩序，但三大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还增加了强大的帝国主义同弱小的苏维埃俄国的矛盾。西方发动武装干涉想把社会主义扼杀在摇篮之中。失败后，世界在四大矛盾的交织中前进。
德、意经过休养生息，同分赃不满的日本在反共反苏的旗号下重整军备，于三十年代陆续在亚洲、非洲和欧洲发动侵略战争。英、法、美原以为可以通过牺牲中国等弱小民族把祸水引向苏联，自己坐收渔翁之利。他们的绥靖政策助长了侵略者的野心。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无法避免。由此导致世界格局第二次大变化。
二战后出现两极格局。特点是：第一，德意日战败，英法削弱，美国成为西方国家的盟主；第二，东欧在苏联影响下出现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第三，中国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争得独立与解放，组成第三世界。
两极格局下，美苏都要扩展势力范围，形成对抗局面。有人预言美、苏必战并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后来的历史表明世界大战并未发生，倒是在第三世界的国内战争与地区冲突中常常可以看到美、苏争夺的影子。这表明美、苏争霸首先要争夺中间地带。然而无论是美国侵朝、侵古、侵越战争，还是苏联侵略阿富汗的战争都以失败而告终。第三世界成了制约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力量。这无疑是美、苏争霸未引起大规模战争的重要原因。
制约世界战争的另一因素是“核恐怖均势”。战后美国悖强凌弱并实行核讹诈政策，促使其他国家研发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到七十年代，美、苏都拥有足以毁灭对方却无法保证自己不受报复性打击的核力量。在此背景下，1972年美苏签订“反导条约”，标志美苏不得不接受“核恐怖均势”的现实。这一条约也就成为保持国际战略相对稳定的基础。
还有一个制约世界战争的因素，就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回顾历史，三十年代大萧条期间，西方国家以邻为壑，高筑保护主义壁垒，把自己势力范围内的资源和市场当作不容他人染指的禁区。这是酿成世界战争的重要因素。战后关贸总协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降低贸易壁垒、促进国际投资和维护汇率相对稳定起了促进作用。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有可能通过和平手段取得市场和所需资源。西德和日本在战后年代实现了过去用战争未能得到的繁荣。因此，包括西欧、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都不希望发生战争。
邓小平经过长期观察，在八十年代中期作出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和世界战争有可能避免的论断。这是非凡的远见卓识。
在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条件下，美、苏以外的国际力量成长起来，出现了多极化的苗头。西欧、日本成长为经济上的一极。在政治与安全上，他们虽有求于美，但在对待核军备竞赛、南北关系等问题上又同美拉开了距离。中国和第三世界在政治上表现为独立于美、苏之外的力量，但在经济和军事上还够不上是一极。国际关系的重点转向以科技和经济为重点的综合国力竞赛。军事实力依然是大国地位的后盾，但决定国际力量对比变化的不是“武斗”，而是“文斗”。在此种条件下，国内状况，尤其是以科技带动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和社会政治稳定的程度就成为决定国际竞争地位的关键因素。
美国在摆脱侵越战争的困境后，致力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并大力宣传苏联的威胁以增强国内凝聚力，还发动核军备竞赛使苏联不堪重负。相形之下，苏联因经济体制僵化和内外政策失误导致经济停滞与国内不稳定因素上升。美国乘势率领西方发动反苏反共的政治与宣传攻势。苏联领导人以推行政治、经济自由化和抛弃东欧的盟友寻求同西方妥协。于是，反社会主义思潮在全球泛滥。1989年东欧剧变，1991年苏联解体。发生了二十世纪世界格局的第三次变动。
第三次世界格局变动的特点
苏联解体后，建立由美国主宰的世界秩序成为美国的战略目标。十年来，美国从四个方面实行战略扩张：第一，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使之不能对美国构成挑战；第二，遏制，如可能就搞垮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第三，加强美国的实力地位，巩固对盟国的领导，控制欧亚大陆；第四，推广美国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压制不听话的第三世界国家。美国谋求建立单极世界的行为，不可避免地同其他国家的独立自主地位和安全利益发生碰撞。国际形势呈现以下特点：
一、美国的霸权行径与其他国家保独立、求和平、谋发展的努力构成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美国的战略扩张一时取得某些进展，却无法阻挡多极化发展的历史潮流前进。
九十年代，苏联解体和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为美国称霸提供了机遇。美国的战略扩展取得一些进展。海湾战争加强了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地位。北约东扩和俄罗斯的削弱使俄无力同美国争夺欧洲和世界。科索沃战争不但建立了北约在巴尔干的军事存在，还为北约干涉成员国以外的事务开了先例。美国还通过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等加强了在亚洲的军事部署。更具深远意义的是，美国在同日本的经济竞争中重新占据国际竞争力第一的位置，成为新经济的领头羊。美国的智库估计，在2015年以前，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对美国的优势地位构成挑战。
然而美国未能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这不仅因为美国四处树敌，要想同时打赢两场地区战争心有余而力不足。还因为美国的霸道行为促使其他国家以不同的方式对美国进行越来越多的牵制。科索沃战争后，中俄加强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欧盟加快了建立独立防务的努力；俄欧共同语言增多；中欧之间战略对话与合作加强。亚洲金融危机后，东盟与中、日、韩正努力构筑东亚地区合作的框架；反映亚欧两大洲平等合作的亚欧会议取得发展势头。即使在号称美国后院的拉美，南方共同市场和伊比利亚美洲首脑会议也在前进。这一切说明，各国人民不愿受外来控制而要独立掌握自己的命运。足以发人深省的是，尽管美国挥舞大棒，对古巴实行颠复与封锁长达四十年，古巴并没有倒下。在联合国表决古巴问题时，孤立的是美国而非古巴。最近，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改选中落选，再次表明美国霸权政策的不得人心。
事实表明，美国的单极战略无法遏制多极化的发展。俄罗斯经过10年动荡，国力虽有下降，已走上重振之路，其军事潜力仍足以对美国形成挑战。欧盟经济实力与美国相当，正争取成为政治上军事上的独立一极与欧洲的主导力量。中国和整个第三世界国际地位的上升是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日本也不会甘心久居人下。但是今天的多极化同历史上大国主宰世界的多极化不同的是，第三世界的兴起，要求建立政治上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经济上穷国富国共同发展的国际新秩序。我们清醒地看到，美国不会放弃主宰世界的目标。最近，美国关于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决定和调整安全战略的动向表明，它不会容忍多极化的发展。因此，建立国际新秩序需要经过艰苦而持久的奋斗。
二、冷战后的国际局势在动荡—缓和—再动荡的曲折发展中前进。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和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导致战争危险依然存在；新的经济与政治因素的出现又为世界走向和平与发展提供了可能。
从东欧剧变开始，世界出现大动荡。海湾战争、苏联解体与非洲动乱是九十年代前期国际动荡的突出事件。然而中国和第三世界并未被动荡压倒，单极得势未能阻挡多极化发展。到九十年代中期，相对缓和代替了动荡，表现在：中国与日本、东盟、欧盟关系改善，中美关系相对稳定；朝美达成核框架协议；东亚和拉美发展中国家经济成为新兴市场；新南非诞生，等等。
但为时不久又出现新的动荡。欧洲的波黑、科索沃、车臣等民族矛盾激化。亚洲金融危机沉重打击了东盟、韩国并波及中、俄和拉美。台独在美国纵容下兴风作浪，印巴爆发武装冲突。非洲大陆被战乱、贫困和传染病蔓延所困扰。最大的动荡爆发于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发动的科索沃战争。经过这场战争，北约占领科索沃，控制了巴尔干，但也在欧洲埋下了不稳定的种子，并使俄美、中美关系大大恶化。在南联盟抵抗、中俄反对与欧洲人民的谴责下，欧盟回到联合国安理会寻求解决办法。美国只好同意。局势又出现缓和的转机。
2000年的相对缓和除上述原因外，还有另外一些因素：第一，世界经济普遍好转；第二，多极化趋势有所发展：中国综合国力继续上升，欧盟加大了建立独立防务的力度，俄罗斯政治出现转机，第三世界有所觉醒。多极化发展促成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的顺利举行。第三，中美、俄美关系改善。美国大选中，对外政策没有引起辩论。
然而又出现了预示新的动荡的不祥之兆。美国新政府上台后，虽然对外政策尚未定型，西方舆论普遍反映“新保守主义”和“单边主义”倾向上升。上台伊始美就轰炸伊拉克，掀起美俄间谍战，抨击欧洲独立防务，售台武器升级并声称保卫台湾，等等。最引人注目的是，布什总统2001年5月1日在美国防大学宣布，美国将改变核威慑战略，转而采取攻防兼备的威慑战略—建立导弹防御系统。这表明，美国要打破维持30年之久的国际战略稳定，在新世纪树立美国的绝对优势。美国国防部随后发表战略形势评估报告，主张把美国安全战略的重心转向亚太。其不言而喻的含意就是把新的敌人定位在亚太。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惕。
历史的经验表明，当超级大国力量膨胀，自恃在政治、经济特别是军事实力上拥有绝对优势，干涉不会带来惩罚时，它可能会变得丧失理智。九十年代美国对海地、巴拿马、波黑、科索沃采取军事行动就是如此。然而如果它并无把握取胜，或无法承受干涉所要付出的沉重代价时，它又不得不慎重行事。如今，政治多极化的发展使任何国家发动战争不能不受到国内外多种力量的牵制；经济全球化又使发动战争成为损人也将害己的举动，特别是大国之间经济利益交织更会如此。因此，我们在评估动荡与缓和的未来向何处发展时，要估计到两种可能性。
三、冷战结束使发展问题日益突出。以信息革命为先导的新经济为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开辟了道路。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又使南北差距扩大。第三世界在进步与挫折的交替中逐步成长为世界新兴市场和建立新秩序的主力军。
最近十年尽管局部冲突和国内动乱仍在困扰一些国家。就全球而言，发展问题更为突出。发达国家开始由工业化经济向以知识与技术创新为基础的新经济转变；一些发展中国家却出现经济停滞甚至倒退。在2000年的国际论坛上，从达沃斯经济论坛直到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和新的数字鸿沟，都是政策首脑和民间人士议论的焦点。
冷战结束为科技加工转化为生产力创造了条件。一个以知识与技术创新为基础、以全球为市场的新经济初露端倪。新经济创造了新的生产力，也在改变社会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如果说，土地和资本分别是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最重要的生产要素，那么知识和技术则是新经济最活跃、最关键的生产要素，由于知识和技术是可再生的资源，而且由于迅速传递和积累而使效益倍增，新经济有可能为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奠定基础。这些年来，美国新经济的发展使它出现了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繁荣。一些过去相对后进的国家如芬兰、爱尔兰、新加坡、韩国等也借新经济的大潮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这说明新经济为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共同繁荣带来机遇。与此同时，新经济也不可讳言地造成各国的不平衡发展。由于穷国与富国经济实力的差别和经济结构、技术能力的不平等，国际市场是向强者倾斜，由强者支配的。经济强国掌握了国际市场主导权的同时，也掌握了制订国际贸易与金融规则的权力。现行规则有利于跨国资本向国外市场扩张和进行金融投机，而不利于弱小国家的自我保护。1997年由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打击了一大片第三世界国家，美国却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于是，经济全球化在促进生产与贸易国际化的同时也带来全球金融市场的不稳定与南北鸿沟的扩大。美国人口占全球人口不到5%，在全球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由九十年代初的23%升至九十年代末的28%。占全球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同期所占比重却由20%降至14%。
但是，经济全球化又使能源、人口、环境、贫困等成为南北共同的问题。能源价格的暴涨暴跌既会伤害消费国也会伤害生产国。穷国的人口爆炸会造成贫困加剧与社会不稳定，也会给富国带来移民潮与民族纠纷。穷国的过度垦荒和富国的能源浪费都是全球气候变暖的原因，引来大自然对全人类的惩罚。然而人们往往只看到穷国需要富国的合作；其实，富国的发展越来越依赖穷国的资源、市场以及在环境、能源、人口等领域的合作。
当前北强南弱。某些西方国家出于利己考虑，片面强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对穷国关心的问题，如降低对穷国的贸易壁垒，遏制金融投机以稳定国际金融市场，减免穷国债务，加强经济技术合作等往往敷衍了事。西方对外开发援助也出现下降之势。以美国为例，官方开发援助由六十年代占GDP的0.58%不断下降到世纪末只占0.11%。这些事实促使第三世界越来越认识到只有立足国内和联合自强才有出路。近几年第三世界加强南南合作的步伐加快。他们从区域与次区域合作入手，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争取逐步改善自己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地位。第三世界经济实力地位的壮大是一个长的历史过程。但他们是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力军。
美国安全战略调整与中美关系
美国新政府上台后，中美关系摩擦上升。2001年5月，美国国防部发表对战略形势的评估报告，主张将安全战略的重心转向亚太。一些美国人士提出了提升日本、联俄制华的政策建议。于是，美国安全战略重心是否东移和是否把中国视为新世纪的潜在敌人就成为国际国内的热门话题。目前布什政府上任不过半年，现在就对美国安全战略重心是否转移作出判断，似乎为时尚早。
作为一般分析，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乃是根据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主要威胁来自何方以及如何能最好维护国家根本利益这三大因素的评估做出。冷战时期，美国安全战略的重心在欧洲。这不仅因为从军事安全和地缘政治角度看，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威胁来自苏联，最重要的盟国在欧洲；还因为美国经济利益的重点和最重要的经济伙伴在欧洲。两极格局解体后，情况出现重大变化：一是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美国上升为惟一超级大国，俄罗斯地位下降，中国地位上升。二是美国的战略目标发生变化。冷战时期战略目标是遏制苏联；冷战后战略目标是实现单极世界，重点是控制欧亚大陆。相应地，主要是威胁乃是妨碍美国控制欧亚大陆的主要力量。三是国家安全概念发生变化。从冷战时期相对集中于军事安全考虑扩展为包括军事、政治、经济安全在内的综合安全。因此，美国政府根据对形势变化的评估调整安全战略并非是不可思议的。
克林顿时期推行“进攻性的全球主义”。军事上要求同时打赢两场地区战争；政治上标榜新干涉主义；经济上推行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但实行起来力不从心，尤其在军事部署上感到力量分散，政治上树敌过多。在其执政后期已开始出现政策调整的迹象。例如，主张收缩驻欧美军，加大在亚太地区军事投入，强化美日同盟，提升日本的军事作用，拉东盟国家搞联合军事演习等。这些调整已含有加大对中国遏制的一面。不过，克林顿政府清楚，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并不构成威胁。中国作为国力上升而且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国际力量，美国需要中国多方面的合作。一些美国学者称中国非敌非友，美国对华实行的是接触加遏制政策。
布什上台后，右翼势力在政府中影响上升。出自冷战思维，他们更强调实力地位政策，主张建立导弹防御系统以确立美国绝对军事优势，并且依据他们对主要威胁的判断，鼓吹将安全战略的重点移向亚太。这里面包含着多重考虑。
首先，按照右翼人士的逻辑，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兴起，必然会威胁美国的安全及其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因此，必须预先加以遏制。其次，随着北约与欧盟的东扩，欧洲已形成对俄防范与监控机制，在亚洲要巩固美领导地位，则既要防范中国，也要控制日本。再次，中国和亚洲的经济地位上升，可能形成“亚洲经济圈”，对美国经济安全带来威胁，必须加以防止。最后，树立新的战略对手还有国内政治的考虑。宣传外来威胁历来是右翼势力在和平时期鼓吹加强防务、增强经济活力和国内凝聚力的重要手段。在这种背景下，鼓吹将安全战略的重心移向亚太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美国头脑清醒的人士明白，评估中国是否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首先要看中国的战略目标。中国在新世纪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目标是争取到二十一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就决定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为国内建设创造和平的、有利的外部环境而不会去威胁别人。即使从实力对比的角度分析，在未来十至二十年内，中国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发展水平都不可能赶上美国，何况中国在军事上奉行积极防御战略。因此，中国既没有同美国争霸的能力，也没有同美国争霸的意图。认为中国的发展可能构成对美国国家安全威胁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
当前中美关系正面临新的考验。推断中美关系向何处去主要应看两国的国家利益如何发展。在一个国际政治走向多极化、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中美两国在维护全球和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上，在防扩散、保护生态环境上，尤其在促进贸易与相互投资上存在利益的汇合点。中美之间也存在不少分歧。最具根本性而且可能引发两国冲突的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本来是中国的内政，中美建交是在美国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同台湾断交、废约、撤军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确立了中美处理台湾问题应遵循的原则。克林顿总统于1998年6月明确作出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必须由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的“三不”承诺。如果美国新政府能遵守上述三个公报和有关承诺，中美关系就有可能进一步发展；反之，两国关系可能出现曲折和倒退，对中美两国利益都会带来损害。我们寄希望于中美保持战略对话，寻求和扩大双方利益的汇合点，减少摩擦和分歧；但我们也应对中国的战略安全环境走向更加严峻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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