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中的人力资本效应——对中国高速增长区域的统计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统计分析论文,经济增长论文,中国论文,人力资本论文,效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几十年来，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舒尔茨（Schults，T.W.）在1960年就指出，“国民产出的增加一直比土地、人时和再生性物质资本的增加幅度大，人力资本投资很可能是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1]。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际上掀起了一股新增长理论研究的浪潮，使经济增长理论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得到了新的发展。新增长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卢卡斯（Robert Lucas，1988）和罗默（Paul Romer，1990）都把人力资本纳入经济增长模型[2][3]，强调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效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尤其是东部地区经济呈现持续、高速增长。在这种高速增长中是否也存在着较大的人力资本效应？从要素角度分析，东部地区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因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显然是有意义的。本文将人力资本引入总量普适生产函数模型，运用总量普适生产函数模型对这些问题尤其是经济增长中的人力资本效应进行研究。
一、模型形式
物质资本、劳动、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四个主要来源。这些因素对产出贡献的重要性能借助于总量生产函数模型的分析来理解。总量生产函数为：
从式（3）可以看出，a[，0]，a[，K]，a[，L]，a[，H]，分别衡量了技术进步、资本存量、劳动投入量和人力资本水平对总产出增长率的影响，已知以上参数值，便可计算出各个因素对总产出增长率的贡献。
在总量生产函数的选择上，本文采用普适生产函数（meta-production function）形式。所谓普适生产函数，是指对一切国家或地区都适用的生产函数。它最早是由速水（Hayami）和拉坦（Ruttan）提出的[4]，并应用于对世界农业生产的比较研究。后经刘遵义等人的研究[5]，不断得到完善。在估计总量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时，可利用时间数列和横截面序列数据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普适生产函数理论的基本假设是：
1.所有国家或一个国家内的各地区以标准的或等效的产出和投入量来表示的基本总量生产函数F（·）是相同的，即
2.测量到的不同国家或一个国家内不同地区的投入要素和产出的质量均有差异，但通过乘以与国家或地区以及产出与投入相关的随时间变化的因素A[，it]（t），i=1，…，n（表示国家或一个国家内不同地区）；j=0（产出），K（资本），L（劳动），H（人力资本），可以被转换成不可观察到的标准化的或“等效”的产出和投入单位，并且为简化起见，假设各国或各地区的总产出、资本、劳动投入的转换因子随时间按固定指数形式变化，人力资本水平的转换因子随时间按线性形式变化，则有
这样，根据式（13）就能对a[，O]，a[，K]，a[，L]，a[，H]进行最小二乘估计，并根据这四个参数值，就可估算出技术进步、资本、劳动和人力资本这四个因素对总产出增长率的贡献。
把随机扰动项ε[，it]引入式（13），并假定随机扰动项具有零均值、同方差且不同省市之间不存在序列相关和解释变量物质资本、劳动、人力资本与随机扰动项不相关，则公式（13）和上述基本假定就是本项研究的统计模型。
二、数据资料
在本项研究中，所使用的数据包括中国东部地区11个省、市（海南省因数据不全未被包括）的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本存量、劳动投入和人力资本水平数列。由于人力资本水平数据需要用到人口普查资料，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共进行过三次人口普查，其中最近一次（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还未出来，能为这一研究提供有用数据的是1982年和1990年这两次人口普查资料，因此其他变量也用这段时间的资料。
中国东部地区各省、市的国内生产总值是用当年价表示的，这主要是考虑到固定资产投资额是用当年价表示的，大部分年份没有可资调整的价格指数，因此为了保持因变量与自变量的一致性，国内生产总值也用当年价数值。
要素投入序列数据中，每个省、市的资本存量是根据各省、市固定资产投资序列进行估算的。假定资本折旧率为年均5％，实际资本存量的估算公式为：K[，t]=0.95K[，t-1]+I[，t]（I[，t]为固定资产投资）。劳动力投入选取的是社会劳动者总人数。
人力资本水平从广义上包括劳动者的教育和健康卫生程度等各种代表人口质量的因素。但也可用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这一指标来代表人力资本存量水平，Lau et al.研究巴西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就是采用这种方法，为方便起见，本文这里也采用这种方法。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具体计算方法，是将各省、市15岁以上人口中各种文化程度的人数以其相应的受教育年限为权数加总得出各省、市总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并以此代表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根据中国1982年、1990年这两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出来的各省、市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并以此代表各省、市的人力资本存量水平见表1。
表1 中国东部各省市人力资本水平*（平均教育年限）
* 李坤望《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增长的差异性》，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三、结果分析
运用公式（13）和有关数据进行估计，所得结果见表2。
表2 回归结果
由表2中的估计值建立的方程达到a=0.05显著水平，拟合程度达到只R2=0.65，这表明虽然采用横截面数据，但由回归方程估计值对产出的实际观察值的拟合程度是可以的。
从估计结果看，劳动的产出弹性（a[，L]=0.7465）比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a[，K]=0.2209）要高得多，但这并不能说明劳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要比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因为物质资本投入的增长率要大大高于劳动投入的增长率，因此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实际上要比劳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得多。人力资本相对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a[，H]=0.3186）和技术进步率（0.3416）比较接近。基于以上的估计结果，可计算出物质资本、劳动、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对中国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见表3。
表3 中国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来源（1982～1990）
从表3可以发现，在中国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四个动因中，物质资本的贡献最大，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贡献次之，劳动投入的贡献最小。从量化分析，物质资本投入、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劳动投入对中国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39.3％、27％、22.7％和11％。因此，自80年代后，中国东部地区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物质资本投入的增长，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很明显，高速增长中已经存在着较大的人力资本效应，劳动投入的影响最小。从劳动投入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对中国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要比单纯提高劳动力数量重要得多。从表3中尤其可以看出，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总贡献（49.7％）已经和要素（资本和劳动）投入的总贡献（50.3％）基本相同。
在90年代先后发生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国际上存在着对中国经济能否保持持续增长的种种疑问。一些人士认为，中国经济主要依靠投资增长，所以很难持久。但根据本文对中国高速增长的东部地区分析结果，从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总贡献已经和要素投入的总贡献基本相同这一点说明，国际上一些人士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很难持久的观点是很难站得住脚的。
本文研究结果与其他学者有关研究结果做比较。史清琪等人[7]借鉴了丹尼森的因素分析法，分析各种因素对国民收入增长的影响表明，在1952～1987年的中国经济增长中，资本投入的贡献最大，劳动力投入的贡献最小，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居中。劳动力投入的贡献占27.3％，其中教育的作用（12.7％）低于就业的作用（14.2％）。在本项研究中，将教育水平作为人力资本的衡量指标从劳动力投入中分离出来，并将其作为一个单独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劳动力投入数量的影响要大得多，这说明中国东部地区与全国，或者说80年代以来与建国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相比，经济增长的动因已发生了变化。
李坤望研究[8]在1982～199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动因及其贡献度。本文研究结果与李坤望研究结果作比较，结果表明：中国东部地区物质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39.26％）要比整个中国物质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31％）大得多，而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前者（11.04％）却要比后者（18％）小得多，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两者基本相同。
上述对比分析结果也表明，中国东部地区及整个中国经济增长中，资本投入的贡献是主要的，但自80年代以来，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尤其是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也已具有显著的效应。笔者认为，中国要想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增长，必须不断提高科技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促进生产率的持续增长，这也是加入WTO后的中国增强国际竞争力的迫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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