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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04)06-0095-03
毛泽东对中国诗歌运动尤其是对当代中华诗词的伟大贡献，要而言之，一是其诗词创作的思想与艺术水平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二是他以其诗词创作的光辉成就与影响开创与确立了一代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典雅与通俗相结合、以豪放为主而又不废婉约的新的当代中华诗词之风；三是毛泽东在长期的学习、研究古今中外诗歌的过程中，在自己长期的诗词创作实践和指导中国文艺运动发展的基础上，深刻地揭示了当代诗词创作的一系列基本规律，指出了中国诗歌运动尤其是当代诗词改革发展的方向。前两个方面已有很多论者详为论及，所以这里笔者着重谈谈自己对上述第三个方面的一些粗浅认识。笔者以为，毛泽东诗论中有十点尤其值得我们今天深入地去加以学习和领会，并以之作为当代诗词创作改革和发展的指南。
一、强调包括诗词在内的当代文学艺术作品既要有思想性，也要有艺术性
毛泽东一向认为，文艺作品必须努力做到“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1]。更具体些说，毛泽东一方面主张“诗言志”、“诗贵意境高尚”[2]，主张“艺术作品要有内容，要适合时代的要求，大众的要求”[3]；另一方面，又认为“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1]，“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1]。实际上，文学究其本身，就是一门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地反映社会生活和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艺术。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已经提出了“文质相称”即文艺作品的形式与内容必须配合相称、求得和谐的命题，清代学者王夫之则更进一步提出“文因质立，质资文宣”[4]，揭示了文艺作品的表现形式、表现方法与其内容之间相辅相成、互为依存的辩证关系。显然，毛泽东的上述观点，不仅完全符合文学艺术的这种本质特征，更是符合文学艺术的特殊社会功能，符合社会前进发展与人民大众的精神生活对文艺作品的基本要求。而这一点，无疑是当代诗词创作首先必须遵循的一个根本指导思想。
二、重“诗味”、”诗意”
诗味，最早在钟嵘《诗品》中被称之为诗之“滋味”，有无诗味是古人评论诗之优劣高下的一个重要标准。司空图就曾经说道：“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5]就是说，没有诗味、诗意的作品，严格讲，是不能称之为诗的，至少是不能算作好诗的。毛泽东很早就注意到并非常重视诗的这一美学特征或审美要求。从我们已经掌握的资料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早在1913年他刚刚20岁时，就在其课堂笔记《讲堂录》中写有这方面的一些重要观点，如：“诗者，有美感的性质。”“文以理胜，诗以情胜。”“有感而后有情，有情而后著之于诗，始美且雅。”[2]此后，他又一再地指出，写诗“要讲究诗意和诗的境界”，“尤贵意境之动态，有变化，才能见诗之波澜”[2]。他不但个人认为宋诗多数因缺乏诗歌应有的表现手法和诗意、诗味而使人读之“味同嚼蜡”[2]，不但在给臧克家、胡乔木等人的信中一再自谦自己的诗作“诗味不多”或“主题虽好，诗意无多”等，而且曾在1959年2月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期间明确表示：“写诗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几亿农民都要写诗，那怎么行？这违反辩证法，故体育卫星，诗歌卫星，统统取消。”[6]可见他对“诗味”、“诗意”重视之程度。
三、主张做诗要注意运用形象思维的方法，注意比、兴等艺术手法的使用，认为这是写好诗、提高诗味的一个关键
毛泽东在给陈毅的一封信中指出：“作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据此可以知为诗之不易。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2]毛泽东的这一论述可以说是对古今诗词创作规律的一个总结，也可以说是向我们明确地指出了提高诗词创作表现力的重要方法。
四、主张“诗贵含蓄”，认为“从平易见精深，这样的诗才是中国格律诗中的精品”
诗贵含蓄，指的是诗词创作忌直白浅露，应有所蕴藉或者说有所包含积蓄，使作品能够含不尽之意于言外，具有一种朦胧、深沉、“徜徉迷离”、寄意深远、耐人咀嚼之美。苏轼称含蓄为“言有尽而意无穷”，姜夔认为此乃“天下之至言也”，后之学诗者，应力遵之。而且姜还认为，写诗若仅使“句中无余字，篇中无长语，非善之善者也；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方）善之善者也”[4]。毛泽东在1958年成都会议后视察三峡途中，看到随行的梅白写有一首七绝《夜登重庆枇杷山》：“我来高处欲乘风，夜色辉煌一望中。几万银灯流倒影，嘉陵江比水晶宫。”他便对梅白说道：“如果把‘辉煌’二字改为‘苍茫’，则能写出夜色之动态，为‘水晶宫’作伏笔，写得辉煌而不那么露。诗贵含蓄和留有余地……”[2]1959年他在谈及许词创作时还曾说道，写诗“不能统统讲完，像韩愈作诗”。他批评韩愈的《南山》一诗，“铺写山势景物，列写四时变幻，连用带‘或’字的诗句五十一个，叠字诗句十四个，可以说是一种雕肝呕肺的散文文字，显然把诗的含蓄精炼、比兴象征撇在了一边”[2]。毛泽东1964年曾帮助胡乔木修改过二十多首诗词，其中将胡乔木原作中的“为保金瓯风景美”和“寻常日记，细观摩满纸珠光宝气云蒸霞蔚”改成”为保金瓯颠不破”、“寻常日记，细观摩满纸云蒸霞蔚”等[2]，也是根据“诗贵含蓄”的创作指导思想进行推敲、修改的。经过这样的修改，显然使原作的整个句子甚至使其整首诗或词意蕴更丰、思想更深，不仅使其境界为之提升，使之更具文采，也使之更加耐人寻味。
五、主张当代诗词创作要力求“明白晓畅”，力避“晦涩”，甚至要让中学生都能看懂才好
毛泽东多次指出，“我们主张新文学要建立在通俗易懂的口语基础上。诗么，主要是新诗，（要）让大家都看得懂，而不仅仅为了上层知识分子”[2]，“诗的语言，当然要以现代大众语为主，加上外来语，和古典诗歌中现在还有活力的用语。大众化当然首先是内容问题，语言是表现形式。要有民族风味，叫人爱看，爱诵，百读不厌”[2]。如果说毛泽东的这两次谈话可能是偏重于指新诗的写作而言的话，毛泽东当年则明显地针对胡乔木写的一些当代诗词，指出胡的一些诗词不少地方未能做到明白晓畅，有些难懂。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当时毛泽东在胡乔木词作的稿本上还曾批过这样几句话：“有些地方还有些晦涩，中学生读不懂。”[2]毛泽东的这些批语，显然是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提出了当代诗词的创作，应力求达到“使中学生都能读得懂”这样一种要求，这无疑为当代诗词如何融入新时代和走向人民大众指明了方向。
六、主张诗歌（包括新诗和旧体诗词在内）应当“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
毛泽东是在1958年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正式提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这一文艺创作的指导原则的[6]。后来他又多次谈到，诗歌要多一点浪漫主义，做诗可以夸张。实际上，早在1938年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演讲时毛泽东就说过：“艺术上的浪漫主义，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有些人每每望文生义，鄙视浪漫主义，以为浪漫主义就是风花雪月、哥哥妹妹的东西。殊不知积极浪漫主义的主要精神是不满现状，用一种革命的热情憧憬将来，这种思潮在历史上曾发生过进步作用。一种艺术作品如果只是单纯地记述现状，而没有对将来的理想的追求，就不能鼓舞人们前进。”[2]次年，他又专门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书写了“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的题词。可见，毛泽东的这一观点是一贯的。1957年他创作的那首纪念杨开慧和柳直荀烈士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就堪称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之作。
七、强调写诗要讲究语言的锤炼，要反复修改，认真加以“笔削”
毛泽东历来认为语言这东西，非下苦功学习不可。同时明确指出，不懂得和认真学习语言学与音韵学，“想研究诗歌和写诗，几乎是不可能的”[2]。他认为要提高诗词的写作水平，“诗要改，不但要请人改，而且主要靠自己改。放了一个时候，看了、想了再改，就有可能改得好一点。这就是所谓的‘推敲’的好处”[2]。许多同志在学习和研究毛泽东诗词时都发现，毛泽东创作诗词，从来没有过一挥而就即为定稿、不易一字即予发表的情形。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1963年毛泽东在写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一词的那天晚上，他在屋子里踱来踱去，口中不停地低声吟哦，时而坐下来写几句，不满意，把纸揉成一团，扔进纸篓；时而又站起来踱步、吟哦，再坐下来写。第二天服务员竟为他倒掉了大半篓废稿纸。然而等该词正式发表时，他又作了多处重要修改。人们从毛泽东留下的不同时期的手稿来看，发现他的诗词作品几乎每次写的都有不同，不但发现他往往几个月、几年之后还在改，有的甚至十几年、几十年后还在改。据说梅白曾建议毛泽东把《七律·到韶山》初稿中的“别梦依稀哭逝川”一句的“哭”字改为“咒”字，他认为有道理，即予采纳，并笑称梅白为他的“半字师”。这类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读后无不感人至深。
八、认为“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举会，应当兼读……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2]
众所周知，毛泽东这个观点是他1957年在一封信中所说的。笔者认为，毛泽东在这里固然是针对古代词作的阅读和欣赏问题而谈的，但实际上也是毛泽东本人诗词创作风格的写照，而且也可以看做是毛泽东对创作当代诗词的一种要求和期待，或者说是提出了当代诗词在创作方面应当具有的一种风格和特色。婉约与豪放本是宋词中的两大派别，两种风格各有千秋。前人有的欣赏婉约派作品的辞情蕴藉、柔婉绮丽、清新华美，有的欣赏豪放派作品的气象磅礴、雄词高唱、慷慨激越。毛泽东则主张两者各有兴会，同时就他个人的喜好和看法而言，他则更倾向“偏于豪放，不废婉约”。纵观毛泽东的诗词作品，的确也既有像《沁园春·雪》和《七律·长征》、《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等许多气象阔大、雄视千古、豪情万丈的壮美篇章，也有像《贺新郎·别友》和《虞美人·枕上》那类一往情深、一唱三叹、读之令人荡气回肠的柔婉之作。另外，毛泽东的这一观点，笔者认为无论是从贯彻“百花齐放”这一党的繁荣文艺事业的方针的角度来讲，还是从实际满足不同人的不同审美爱好和满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精神需求来讲，或是从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人民从总体上对当代诗词的要求来讲，也都是值得重视的。
九、毛泽东对传统诗词自身的评价和看法
毛泽东关于传统诗词（他一般仍广义地称之为旧诗、旧体诗词或格律诗词，目前诗词界则多把今人写作的传统诗词称之为当代诗词或当代中华诗词）的论述很多，笔者认为，就毛泽东对传统诗词自身的态度而言，他主要有这样两大看法。
一是一方面他确实认为，“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因为旧体诗词有许多讲究，很不易学，又容易束缚人们的思想，不如新诗那样自由，不能充分表达现代生活所要求的那些思想，所以他一向不主张青年人花偌大精力去搞[2]。另一方面，他也认为，“旧体诗词源远流长”，很多人都喜欢，“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怨而不伤，温柔敦厚嘛”，因而“写不了新诗写旧诗也是可以的”，“求新并非弃旧”[2]。他还认为旧体诗词在经过长期发展，在形式上得以定型之后，“同样的形式，千百年来，真是名诗代出，佳作如林。固定的形式并没有妨碍诗歌艺术的发展”[2]。我们从他长期坚持旧体诗词的写作，下很大工夫修改自己的诗词作品，反复请人对自己的诗词作品提出修改意见和多次同意公开发表自己的诗词作品，从他多次鼓励周谷城、周世钊等人写作诗词和多次帮助陈毅、胡乔木等人修改诗词等来看，毛泽东对传统诗词在新时代的社会功能和作用及其艺术价值，显然也是给予充分肯定的。
二是毛泽东一方面认为，写作传统诗词必须注意遵守其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格律，说：“不论平仄，不讲叶韵，还算什么格律诗词？掌握了格律，就觉得有自由了。”[2]另一方面，毛泽东也认为，“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2]。但怎么改革、怎么发展、怎么解决，毛泽东谈得很少、很谨慎。不过，我们从毛泽东为数不多的言论和他的创作实践中也还是可以看出他的态度的。例如，他在一次给蒋竹如的信中说过：“律诗是一种少数人吟赏的艺术，难于普及，不宜提倡。惟用民间言语七字成句，有韵的非律的诗，即兄所指民间歌谣体裁，尚是很有用的。”[2]从这些话来看，是不是意味着毛泽东赞成写当代诗词者如写不好律诗等格律森严的近体诗，也可以下工夫写些确有内容和特色的新古体诗或类似民间歌谣体的那种齐言体诗呢？还有，毛泽东似乎不止一次地谈过应当编一本《新诗韵》即一本“用韵较宽的韵书”，尤其是他在自己的诗词创作中虽然基本上遵守格律，然而却又不完全拘泥于格律。在毛泽东的诗词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平仄方面有因不以词害意而不拘平仄甚至多处失对、失粘的，如“七百里驱十五日”、“乱云飞渡仍从容”以及他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等。也有因民谣或成语而不拘平仄的，如“离天三尺三”、“子在川上曰”；也有因人名、物名或数据等而不拘平仄的，如“成吉思汗”、“吴刚捧出桂花酒”、“坐地日行八万里”等。在押韵方面，有按其湖南方言押韵的，如《西江月·井冈山》一词按照韵书规定，其所押之韵分别属于三个不同的韵部；也有因不以词害意而有意未按韵书规定押韵的，如《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毛泽东本人在自注中也说，这首词“上下（阕）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另外，在毛泽东诗词中，有些显然突破了原来不能通押的规定，而采用了邻韵通押或今韵通押（个别甚至明显出韵）。对于以上这些，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毛泽东在当代诗词的创作中，是赞成在认真学习和熟悉掌握旧体诗词格律的基础上，在基本遵守格律的同时，也可以在平仄和音韵方面适当有所突破呢？笔者认为，恐怕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的。
十、认为中国诗歌“将来的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收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
毛泽东多次指出：“新诗太散漫……应该精炼，大体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2]“应该在古典诗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一方面要继承优良诗歌的传统；另一方面，要顺应时代的要求，以求得新诗的发展。”[2]他提出：“诗当然应该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2]所以，中国诗歌的出路应当是“民歌与古典诗的统一，以外国诗作参考”[2]。他还以律诗从梁代沈约搞出四声，到从四声化为平仄，再经过初唐诗人们的试验，直到盛唐才得以定型为例，说明中国诗歌要“找到一条大家认可的主要形式，确是难事。一种新形式经过试验、发展，直到定型，是长期的，有条件的”[2]。毛泽东关于中国诗歌发展道路的这些意见和设想，笔者认为不仅是对于写新诗的同志们说的，对于从事当代诗词的学习、研究和写作的同志们来说，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总之，毛泽东的诗论是十分丰富的。除以上十点外，他的关于重视传统诗词的教化等作用的观点，关于继承和发扬中国古典诗词的人民性和艺术性等优良传统的观点等，也都是值得重视和系统加以总结的。限于篇幅，只好另作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