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范围看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方式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从世界范围看中国的经济增长
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中国曾经有过处于领先地位的辉煌历史。中国的农业和手工业，特别是纺织、造船、制瓷、造纸、印刷、火药和火器、建筑等行业的成就，都曾为世界各国望尘莫及。中国有过灿烂的古代文化，也有过繁荣的封建经济。直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在世界经济总量中占有相当的份额。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的100多年中，日益落后于世界总的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西方主要国家了。表现在主要工业品产量如电力、原煤、生铁、钢等远远落后于英美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如1936年，其中差距最小的原煤，只有英国1／5，差距最大的钢，只有美国1／117。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美元）来看，英国1765—1785年时就达到227美元，德国在1850—1859年时为302美元，美国1834—1843年时为474美元，而中国1952年时为42美元，1981年中国为310美元，相当于德国19世纪50年代的水平。
在世界经济发展中，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一方面，是由于西方主要国家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产业革命后，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加快；而中国则在封建制度长期统治下，在连年灾害、兵荒、战乱、外侮的损害下，经济发展缓慢和受到破坏。
建国以后，尽管国民经济受到多次破坏，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与世界发达国家比，仍属高水平。从1953—1973年的21年中，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美国为3.5%，法国为5.2%，联邦德国为5.9%，日本为9.8%；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年），国民收入年均增长8.9%；从1953—1978年的26年中，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1%，低于日本，但高于美国、法国和联邦德国。从亚洲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属中等偏上，并不是最快的。从1961—1984年的24年中，香港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3%，人均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7.8%；新加坡近30年来，人均实际经济增长率年均为8%。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都有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
自本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陷于“滞胀”，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度降低，进入低速增长时期。1991—1994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长1.9%，发达国家平均增长1.7%，发展中国家平均增长5.3%。预计在今后的一个较长时期内，西方国家仍处于经济低速增长时期，以年均2—3%的速度发展。而中国自1978—1994年的17年中，由于实行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增长，年均增长9.4%，1991—1994年年均增长率高达11.7%。预计从1995年到下世纪初，经济增长速度仍将高达8%左右。这样，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不断缩小中国与发达国家间的经济差距；二是中国可以通过经济快速发展，以远远短于发达国家所经历的起飞时间，实现经济起飞。
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后，具备了起飞的条件。
根据西蒙·库兹涅茨统计，现在的发达国家，除日本外，是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230美元至300多美元（按1965年美元价算）时，开始起飞或向现代经济发展时期转变的。但到何时实现或完成起飞呢？库兹涅茨没有说明。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转变为垄断资本主义的事实来看，此前应已完成经济起飞。但1890年的人均GNP，英国只785美元，而法、德更少，分别为515、537美元。从开始起飞到19世纪末实现起飞，西方主要国家人均GNP达到500—800美元（1960年美元价），英国经过了110多年的时间，法国经历了约60年，德国经过近40年，美国经过50多年。发展到1950年，英国经历了170多年的时间，人均GNP达到1390美元（1964年美元价格，下同），法国经历了110多年达到1172美元，美国经过110多年达到2536美元，意大利经过近90年，达到626美元（1951年）。
当代发展中国家，转向现代经济发展阶段的起点，或开始经济起飞的起点，需要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00多美元到400美元。中国从八十年代开始了国民经济的起飞阶段（人均GNP300美元）。而完成起飞，人均GNP需要达到完成起飞时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那就是大约在2040年，达到人均12000美元。只要我国能在今后一个长时期内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经济增长年均9%左右，就可以达到上述目标。从1980年到1995年的15年中，我国可完成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任务。到2000年，我国在人口将比1980年增长3亿左右的情况下，实现人均GNP比1980年翻两番，就是说，平均10年翻一番。按此情况，2005年，我国人均GNP可达1000美元，2015年达2000美元，2025年达4000美元，2035年，达8000美元，2040年可达12000美元。如果今后的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更好些，增长速度更快些，人均12000美元的任务可提前实现。我国用30年左右的时间，可以跨越西方主要国家达到人均1000多美元所走过的100多年的时间。
二、对新中国建立以来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评析
中国要想在下世纪三、四十年代实现经济起飞，需要有正确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方针和方式。需要切实遵循“持续、快速、健康”的方针发展国民经济，特别要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如果把国民经济比作飞机的机身，那么，快速就是机头，持续与健康（包括质量与效益）便是两翼。根据中国40多年来发展经济中的经验教训，需要首先把握好“快速”的度。何谓“快速”？它是与慢速、低速相对而言的相对概念，并无绝对的标准。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不同的时期，可以有不同的快速标准。比如，西方国家进入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工业年均增长速度是2%左右，比起以往历史上经济增长速度来，是空前的快速了。而进入垄断资本主义以后的几十年时间中，工业年均增长速度是3%，而到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则又提高到6%左右，这是新的、更高位的快速了。若以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为考察点，西方发达国家也是以二战后的五、六十年代为经济增长的最快时期。在六十年代的10年中，GDP的年均增长率，美国为4%，英国为3.1%，法国为5.7%，意大利为6.3%，加拿大为5%，日本为12%，联邦德国在1960年竟高达31%多。全世界总计年均增长5%。由于七十年代以后西方国家经济增长速度降低，世界总计的GDP年均增长率也随之降低。七十年代为3.4%，八十年代降为2.9%，九十年代进一步降低，1990——1992年为0.6%，1993年为1.8%。
对于美国来说，4%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很高的速度了。它1990年的经济增长率为0.8%，1991年为负1.2%，1992年为2.1%，1993年为3.1%。1994年达到近4%，就认为有点经济过热了，为防止通货膨胀，连续多次提高利率。
对于中国来说，5%及其以下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低速或慢速。它远远低于改革开放17年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低于改革开放前29年的年均增长速度。6—8%是中速度，9—11%是高速度，12%以上则是超高速度。
中国经济的增长应以何种速度为最佳选择呢？根据现有的条件和实际情况，根据需要与可能，根据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情况特别是我国以往的经验教训，目前和今后的较长时期内，应保持在9%到10%为宜。这是快速增长的最佳度。
中国的经济建设规模和经济增长速度，不能超越国力和脱离国情。片面追求高速度，急于求成，人为地抬高速度，由于现有条件难以支撑经济超高速增长，因而必然会造成大起大落，必然造成经济质量和效益低下，必然破坏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从总结经验教训，探讨我国最佳经济增长速度出发，有必要对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状况进行分析。1950—1952年，中国的国民收入增长指数分别为19%、16.7%、22.3%，看起来是超高速增长，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正常的速度。因为这是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是在经过几十年的战争破坏、经济长期衰退基础上恢复性质的速度。如果把这几年的速度撇开不计，只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即1953年算起，那么至1995年的43年中，中国的国民收入（1953—1978年）和国民生产总值（1978年以后）的年增长率，达13%以上的有11年，达12%以上的共13年。只要考察和分析一下出现上述超高速经济增长的历史背景，可以看出，这种速度大都不是在正常发展情况下自然地出现的。
第一个经济超高速增长年，是1953年（14%）。对这个速度，应从两方面分析：一方面，它基本上是正常的。当时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由于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前三年高速增长的带动，也由于当时广大工农群众和干部的劳动热情和积极性的高涨，便出现了两位数的超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其中含有决策上要求偏高的因素。前三年恢复时期的超高速增长，起了诱导作用。1954年增长速度降到5.8%能够表明这一点。与上年的增长速度相比一下降低8.2个百分点，就不完全正常。
第二个经济超高速增长年是1956年，达到14.1%，具有冒进成分。当时基建规模安排偏大，超过了国力，引起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超高速难以为继，1957年就降到4.5%，下降9.6个百分点。不正常的高速变为不正常的低速。
第三个超高速增长年是1958年，搞史无前例的“大跃进”。国民收入增长率达到22%。由于违反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碰得头破血流，伤筋动骨。“大跃进”变成大跃退，出现三年严重困难时期，整个“二五”时期的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是负3.1%。
第四第五个经济超高速增长年是1964年和1965年，分别达到16.5%和17%。这是在1960——1962年经济增长速度大幅下滑，连续负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的，因而是恢复性质的高速度。如果仅从恢复的角度看是正常的，但它又是在不正常的低速和负增长背景下的恢复性超高速，因而又是与不正常的经济增长情况相联系的。
第六个超高速增长年是1966年，增长率为17%。这一速度可从两方面考察。一是还带有继续恢复的因素；另外，它是在当年“文革”开始的干扰和破坏下实现的超高速增长，否则增长速度会更高。接着出现了1967、1968年的负增长，分别为－7.2%和－6.5%。这里既有“文革”的破坏因素，也有1966年过高增长速度引起的经济滑坡因素。
第七第八个超高速经济增长年是1969年和1970年，经济分别增长19.3%和23.3%。如果说1969年的增长具有恢复性质（恢复到超过1966年的水平）的话，1970年的空前超高速增长就是经济过热的表现。它引发了经济中诸多矛盾。粮食和经济作物不敷需要，原材料、电力、交通运输紧张，基建规模过大，产品质量下降，各种事故增多，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不得不实行经济调整。从1970年到1976年“文革”结束的几年间，经济增长起伏不定，平均速度较低。1976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当年的经济是负增长（－2.7%）。“文革”结束后，本应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治理，但反而来了个“洋跃进”。
第九个超高速增长年是1978年，国民收入增长达12.3%，虽然未达到以往超高速的13%以上，但在当时经“文革”十年破坏、经济濒临崩溃的历史条件下，这个速度已经超越国力了。表现为当年基本建设投资膨胀，物资紧张，缺口很大。好在中央这次发现问题早，1979年就进入新的调整时期，经过几年的调理取得了明显成效。而且这次调整，由于动手早，没有造成经济过多下滑，1979至1982年，年均经济增长保持在7%以上，1983年升到10.3%。
第十和第十一个超高速增长年是1984年和1985年，分别达到14.5%和12.9%。1984年提出“提前翻番”的要求，为了实现这一要求，竞相追加投资，上新项目，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于是出现了经济过热。当时想实现“软着陆”，没有采取以往采取的急煞车和一刀切的调整措施，可惜“软着陆”未能实现。1985—1988年的4年中，经济仍以10.7%的高速度增长，特别是1985年，仍保持12.9%的超高速，这有其积极和成功的一面，但是，另一面是经济发展和经济生活中的矛盾积累得越来越多，引起1988年18.5%的高通胀率和群众提款抢购风潮，不得不再搞一次治理整顿，软着陆不成，变成硬着陆。1989年的经济增长率由上一年的11.3%一下降低为3.9%，降低了7.4个百分点，较之1984年下降了10.6个百分点，又是大起随之大落。1990年经济增长率提高到4.3%，1991年又提到了8%。若照此自然发展下去，1992年可进一步提高到9—10%这样的正常的高速度，然而1991、1992年经济一好转，追求超高速增长的劲头又来了。有必要说明，邓小平1992年视察南方的讲话精神，并不是大家都全面和准确地予以把握。“发展是硬道理”被理解为发展越快越好。他讲的快速发展经济的制约条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他说：“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然而，在1992年以来的经济发展中，邓小平的讲话，似乎只留下“尽可能搞快点”、越快越好的印象了。“条件”不讲了，“效益”、“质量”、市场不管了，“扎扎实实、稳步协调”没有了，“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连年出来了。于是出现了连续两年的超高速增长。
第十二和第十三个超高速增长年是1992和1993年，GNP增长分别为13.6%和13.4%。1992年的超高速增长，也是既有恢复性质（前三年治理整顿期间增长速度下降较多），又有过高的成分。要知道，3年治理整顿并未出现负增长情况。1989—1991年3年的经济增长分别为3.9%、4.3%、8%，因而恢复的份量并不很重。1992年，如果增长9%到10%是正常的，因而有3个多百分点是过高的。过高增长的消极后果因有滞后期，当年表现不突出，通胀率也不算高，到1993年便明显地表现出来。1993年出现了经济过热，下半年始，中央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宏观调控的措施，收到了明显效果，但由于面对这一次的经济过热，中央力图实现软着陆，没有采取以往急刹车、全面紧缩的硬着陆措施，因而经济过热的消极后果特别是高通胀率，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治理。特别是1994年，零售物价涨幅达21.7%，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4%以上，是1950年以来我国最严重的通货膨胀。
以上历史事实可以提供这样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发展，应是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决不可脱离国情和超越国力去追求超高速增长。根据我国现有条件，直到今后的较长时期内，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应保持在9%到10%为宜。这已是高速度，应切忌人为地将增速抬高到12%以上。
中国持续以9%到10%的经济增速发展，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我国经济不能低速增长，也不应大起大落地增长，而是应持续快速发展。这是因为，第一，中国经济发展的起点低，落后于先进国家的距离很大，加之20多年“左”的错误，将差距更拉大了，我们要想缩短这个距离，接近和赶上发达国家，只有加快经济增长速度。第二，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当高。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的情况前面讲过。再拿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越南等国的经济发展情况看，泰国六十年代GDP的年均增长率为8.2%多，七十年代为7.1%，1980—1992年为年均8.2%。1989—1992年的4年中，年均增长9.4%。马来西亚自1988年以来，经济一直以超过8%的速度增长。1988—1992年的5年中年均增长约8.8%。印尼1968—1981年的14年中，GDP年均增长8%以上。越南近几年来也以8%的年均速度增长。邓小平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讲话中说：“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中国不应以慢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速度发展。这就需要有持续9%到10%的增长速度。第三，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日本，在其经济起飞过程中，曾有过持续多年的高速发展。日本从五十年代中期到1973年不到20年的时间中，通过经济调整和超高速增长，实现了经济起飞，一跃而成为西方国家中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强国。在1957—1965年的9年中，日本GDP年增长16.6%。中国与日本，各自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不能简单攀比。但上面的事例可以表明，中国持续快速发展经济的紧迫性。
三、由数量扩张型快速增长方式转为质量效益型快速增长方式
在中国，经济快速或高速增长，是容易做到的事情。只要一松口，一鼓劲，就会“大干快上”，追求高速或超高速增长。多年来，不是苦于速度上不去，而是苦于超越国力的高速增长，苦于效益低、质量差的高速或超高速。离开持续和健康发展，快速是没有意义的。而持续、健康地快速发展，就是要求实实在在的、稳定协调的、高质量高效益的快速增长。
关于经济发展速度问题，早在198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指出：“要切实改变长期以来‘左’的思想指导下的一套老的做法，真正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在198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指出：“过去我们在经济建设上发生的几次比较大的曲折，除了其他方面的原因外，都是由于脱离我国的实际，在指导方针上要求过高过急所造成的，牢牢记住历史的经验，……始终不渝地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稳步前进的方针，是保证当前好形势继续发展而不致重蹈覆辙的首要条件。”1986年《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针对1984年以来的经济过热情况强调说明：“脱离现实条件的可能，盲目追求过高的速度，即使一时上去了，也难以持久，最终还要掉下来。增长速度上的大起大落对经济发展的危害极大。”鉴于以往的经验教训，一再强调提出经济发展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但批评追求过高速度和总结历史教训，往往是在过高速度造成损害、在调整整顿情况下讲的，形势一好转，又重蹈覆辙。1989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中，更加尖锐地指出：“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脱离国情，超越国力，急于求成，大起大落，是四十年来最重要的教训。这种指导上的失误，严重挫伤群众积极性，往往造成巨大损失，是经济工作中的要害问题。……必须深刻记取这个教训……坚决防止片面追求过高的发展速度，始终把不断提高经济效益放到经济工作的首要位置上来。”言犹在耳，但1991年经济形势刚一好转，又重蹈覆辙，出现了1992、1993年再次追求过高速度的情况。值得令人深思的是，为什么已经认识并一再强调要记取的深刻教训，一再变成空话呢？而且又一再为历史教训增添份量呢？
经济发展中片面追求高速度，必然产生多方面的弊端：一是高投入、高消耗、高速度，低效益、低质量、低收入。特别在过去追求工农业总产值高速度的时期，往往不计成本，不算经济账，必然效益低、收入少、生活水平提高慢。一个简单的道理不去考虑：如果投入100，产出120；再追加投入100，追加产出80。总产值增加了，由120增加为200，速度也提高了。但追加投入100的经济效益是负数，是严重亏损。这种负效益的高速度不是成绩，而是祸害。过去农业生产中出现的高产穷社、高产穷县，越高产越穷的现象，正是这种追求产值高速度发展方式的结果。现在用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计算增长速度，较科学了，但片面追求高速度，靠多投入支撑高速度，依然会导致低效益。二是造成普遍浪费和紧张。高投入高产出，或高投入低产出，都会造成浪费。资金浪费、原材料浪费、能源浪费……。浪费又增加物资紧张。三是出现大起大落。“大起”支撑不下去了，必然“大落”。而大落期间的调整、整顿，会伴之以经济上的损失和困难。四是劣化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大起”时期的投资需求膨胀和消费需求膨胀，会打乱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优化和合理化过程，优化转为劣化。五是给企业造成困难。经济发展中的大起大落，财政、货币政策的大松大紧，会造成或增加企业发展中的困难。我国相当部分国有企业的困难，也与此相关。六是欲速则不达。追求过高速度，大起大落，会延缓和损害经济的发展。例如，从我国国民收入指数看，1952年为100，1959年为202.1，而1968年反降低为200.4，10年经济没有增长，反而倒退。这是因为自1960年至1968年经济发展出现了五年大落与衰退，即1960—1962年、1967—1968年的经济负增长，而且幅度大。在六十年代，9年内出现5次负增长，这在世界主要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日本从1960年到1989年的30年中，只出现过一次负增长，即石油危机时期的1974年。同期，法国只在1975年出现过一次负增长，且幅度很小（－0.3%）。韩国也只在1980年出现过一次。泰国1955—1989年的45年中，没有出现过负增长。我国要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就应力求避免出现负增长，特别要避免连续的或短间隔的负增长。最后，追求过高速度，必然会带来高通货膨胀率。中国改革以来的三次高通胀率（1985年的8.8%；1988年的18.5%；1993年的13.2%，1994年24.1%）都是经济过高增长的结果。
在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上，可以有四种组合情况：一是高经济增长率，低通货膨胀率；二是高增长率，高通胀率，而高通胀率又可低于、等于或高于高增长率；三是低增长率，高通胀率；四是低增长率，低通胀率。第一种情况是最好的，是我们应争取实现的。追求过高的增长率会带来高通胀率，但正常的高增长率并不一定会伴之以高通胀率。应当寻求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最佳组合点。根据我国的具体条件，有可能也有必要在今后的10年中，使经济增长率达到年均9%到10%，而通货膨胀控制在5%到6%以内。
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经济，必须依靠科技进步，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依靠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益。目前，还需要依靠深化改革和加强管理，依靠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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