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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严肃地告诫全党：“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①]这是邓小平一贯强调反复提醒全党的一个重要思想。最近，江泽民总书记在5月29日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所作的重要讲话中又进一步强调指出：“全党要保持清醒头脑，排除各种干扰，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过程”。而要坚定地贯彻这一重要思想，需要我们不断地深化对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提高我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根据作者的体会，这种重要性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探究。
一、决定兴衰成败的关键所在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同两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回顾和总结了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指出形成一个成熟的领导核心是我们事业兴衰与成败的关键。接着又指出，“我们这个第二代，我算是个领班人，但我们还是一个集体。对我们这个集体，人民基本上是满意的，主要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路线，而且真正干出了实绩。”[②]在这里，邓小平又告诉我们决定我们事业兴衰与成败的关键除了必须有一个成熟的领导核心外，还必须有一条正确的路线，以及在这条路线指引下所取得的实绩。其实，有没有一条正确的基本路线，正是一个领导核心理论上、政治上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组织上达到稳定的重要条件。
从历史新时期开始的我国第二次革命，十多年来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改革开放。在我国经过二十多年的曲折和挫折之后，要在各个领域进行全面的拨乱反正是一个异常艰巨的任务。邓小平以卓越的胆识和魄力，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领导和支持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领导和主持制定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而使党的指导思想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为我们国家政治稳定创造了重要的精神条件，为改革开放建立了思想基础和前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建国以来历史的伟大转折。经过这次全会，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逐步形成并制订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确立了党在经济、政治、外交、教育、科技、文化、军事、祖国统一、党的建设等方面的一整套方针政策，成功地开辟了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在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国家开始了全面改革的伟大历史进程，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各方面体制改革，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使我们国家在短短十几年中生产力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国家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经过二十多年的曲折进程，终于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走上了一条正确的、蓬勃发展的道路。
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国际发生政治风波，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我们党面临着又一个重大历史关头。在这个严重的情势下，我们党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时毫不动摇地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党和国家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道路胜利前进，社会主义中国磐石般地屹立在世界东方。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取得历史性的成就，充分证明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一条完全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路线，是一条能够胜利地经受住任何挑战、考验的路线。
自从党的十四大以来，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历史新阶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在面对21世纪的发展道路的历史抉择中，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又为我们描绘了跨世纪的发展蓝图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前景目标。江泽民总书记于5月29日在中央党校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不动摇。深刻阐明了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伟大旗帜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是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根本性的问题，是决定我们事业兴衰与成败的关键。
二、社会稳定发展的百年大计
本世纪下半叶，整个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战争和革命为主题的时代已经过去，取而代之的新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经过多年困扰和错位后，我们党重新审视、重新估量了国际局势和时代主题，为我们国际国内政策定位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从经济的角度来说，二次大战以后的世界出现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新趋势。其一是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国家保持了三十多年的经济持续增长，其间虽时有波动，但并无“致命伤”。其二是上世纪保持下来的旧式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一大批民族独立国家构成的“第三世界”的崛起，一系列国家变成或正在变成“新兴工业化国家”，并引起世界人口、资源、能源、生态等方面的重大变化，西方工业国的发展模式被打破。其三是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引起的新的世界性工业革命，把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系列应用到社会生产的各部门，引起了生产力新的飞跃发展。其四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的形成和竞争，再加上第三世界作为独立的政治经济力量的存在，使国际的发展格局变得异常复杂化。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它的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取决于它在世界市场上的新的适应性和竞争力。这些新趋势是过去历史时代中所没有过的新现象，现今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只有不断发展并不断调整与改革才能生存。这样，现代工业社会的经济增长问题被重新提了出来。西方一位著名的经济增长理论家指出：“现在对增长的关心并不是偶然的，它一方面由于过迟地认识到，我们的经济要是没有增长就不可能达到充分就业，另一方面由于当前的国际冲突，使增长变成生存的条件了”。[③]
邓小平对我国四个现代化作了这样一种概括：“我们所做的工作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要发展自己。”[④]他认为，在我们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中，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最主要条件。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也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台湾回归祖国、祖国统一的实现，归根到底还是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搞好。我们政治上和经济制度上比台湾优越，经济发展上也要比台湾有一定程度的优越，没有这一点不行。四个现代化搞好了，经济发展了，我们实现统一的力量就不同了。所以，无论从国际还是国内来说，归根到底，都要求我们把经济建设搞好。
我国不仅要坚持发展这个主题，而且发展慢了也不行。这是世界发展的主题所决定的。世界整个发展趋势在加速，中国的发展如果不加快，就难以适应世界发展的总趋势。从生产力发展来说，当代人类正处于或进入新科技革命全方位、加速度大发展的新时代。科技发展以几何级数倍增，突飞猛进，近十多年来人们的发明创造已经超过了二千多年文明史的总和。科技革命大大推动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并引起了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化。我国原本经济文化落后，在这场科技革命中又拉开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党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发展思路，就是要适应现时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挑战。
从各国发展的总体态势来看，我国面临的挑战也是全方位的。特别是我国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很快，除了日本以外，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平均速度和平均水平大大超过了我国，形成了冲击我们的第二波。甚至原先比我们落后的一些国家，近几年来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也超过了我国。所有这一切，对我国都是一种“压力”。
面对种种压力，邓小平指出：“好多国家都是这个样子，十年就跳出来了。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人们都在说‘亚洲太平洋世纪’，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过去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也有问题了。东南亚一些国家兴致很高，有可能走到我们前面。我们也在发展，但与他们比较起来，我们人口多，世界市场被别的国家占去了，我们面临着这么一个压力，算做友好的压力吧。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要研究一下，我总觉得有这么一个问题。机会难得呀！”[⑤]邓小平不仅指出了中国发展的必要性，而且以生动的语言阐明了中国发展的紧迫性，他着眼于历史机遇，着眼于世界环境。
正是由于面临经济发展的重大压力，为了确保我国发展的政治环境，邓小平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再三强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⑥]而要有安定的政治环境，就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舍此，不能达到稳定发展的目标。
要使在19世纪受尽屈辱、在20世纪走向振兴的中国，在21世纪实现历史的腾飞，除了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不放松外，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这是当代中国压倒一切的重大政治问题。而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前提就是坚定地全面地贯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党的基本路线是保持中国社会稳定发展的百年大计。
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历史要求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你不抓住四个现代化，不从这个实际出发，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就是空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⑦]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夙愿，是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到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共同奋斗的理想目标和宏伟计划。尽管遭受种种挫折，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这一多少代中国人的理想终于开始成为现实。
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历史过程，现代化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现代类型变迁的进程。邓小平多次强调，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围绕着社会生产力的解放、生产力发展速度上的赶超，邓小平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选择和制定了一系列改革和开放政策。他指出，“我们的经济改革，概括一点说，就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也是对内开放，通过开放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⑧]他还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将改革与开放高度结合的理想目标。既利用市场经济的方法合理配置资源，又坚持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根本原则，这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
邓小平的开放理论是对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继承和在新时期的进一步发展。他的重大贡献是提出了明确的对外开放理论，并且把对外开放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战略方针和基本国策，坚定不移地加以实践和贯彻，使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首先，邓小平立足于总结我国近代史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强调中国的发展必须对外开放。他指出，“因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⑨]在他看来，恐怕明成祖的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他明确指出：“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⑩]他还总结道：“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11)]
其次，邓小平从当代世界的时代特征上着眼，认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12)]用“开放的世界”这一形象生动具体而又极富动感的概念，来描绘当代世界各国门户开放、紧密联系、相互依存的局面，既鲜明又准确。二次大战后兴起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大大推进了社会生产力，特别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国际化的进程。与此相适应，生产国际化和资本国际化进一步加强，各国经济上相互依存性进一步加深，各国不得不更加开放。并且，信息、交通、通讯和管理技术日益现代化，为世界的更加开放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技术条件。在这种大趋势中，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孤立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求得经济的迅速发展，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不发展科学技术而能跟上世界的潮流。邓小平反复提醒人们认识这种大趋势，多次指出，在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的新形势下，任何一个国家搞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再次，邓小平明确指出：“对外开放有利于壮大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13)]他强调开放有两个内容：一个是对外开放，一个是对内开放，对内开放就是搞活经济。就是说，我国在实行对外开放的同时，必须重视实行对内开放、改革体制，搞活经济、发展商品交换、扩大人民民主、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他所讲的对外开放是一种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
从开放的范围看，“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14)]其中西方发达国家是我们对外开放的重点对象，因为“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等主要从那里来。”[(15)]
从开放的内容看，我们的对外开放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但以经济为重点。经济开放包括引进外资和技术，引进急需的人才，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扩大对外贸易等等。诚然，紧闭的窗户一旦打开，新鲜空气进来的同时，苍蝇、蚊子也会飞进来，我们决不否认对外开放时会带来一些消极后果。然而，权衡利弊，“带来的消极因素比起利用外资加速发展的积极效果，毕竟要小得多”。[(16)]
从开放的区域看，先是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开始，逐步向内陆地区扩展，最后形成沿边地区、沿江地区、内陆地区大城市等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
从开放的层次看，先是创办经济特区这一窗口和示范基地，接着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建立经济开发区、综合改革开发试验区，进而提出“再造几个香港”，创办海南、浦东大开发区等，实行多层次的对外开放。
从开放的渠道和形式看，提出要不断拓宽利用外资的领域和形式，更多地吸取国外资金、技术和人才，要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促进对外贸易多元化发展，积极开发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和国际旅游等。
总而言之，改革开放政策，是现代化建设规律性的历史要求，是合乎时代发展潮流的客观趋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这样一条真理，离开了改革开放，中国只能是死路一条；而坚持改革开放这一条不变，中国就强盛、就繁荣，就有希望。
四、社会主义全面进步的必然趋势
社会主义是一个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而共同富裕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奋斗目标。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17)]
共同富裕的理想目标是我们的真正优势，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重要本质之一，也是确保社会政治稳定的基本前提。邓小平明确指出：“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欲望。”[(18)]而“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19)]然而，共同富裕这个进程，并不能依靠物质财富的增长而自然达到，还必须依靠人们共同富裕的理想信念的不断增强以及为实现这一信念的不懈奋斗。
当前，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临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拒绝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对于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讲，在现阶段为实现这个共同理想而奋斗，也就是为实现党的最高理想而奋斗。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把最高理想和共同理想结合起来，既胸怀共产主义，又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但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市场的作用往往使生产要素向短期利益最高的地区流动，而资金回报率较高的地区多数是经济基础比较雄厚、生产组合条件好、市场较为发育的经济发达地区。这就为短时期内缩小地区间的经济差距带来一定困难。共同富裕理想目标的实现，必须具备以下两大条件才有可能：一是加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宏观调控的力度，花大力气促进交通运输和通讯等产业的优先发展，尽快建立全国范围内具备同一规范、同一运行机制的统一市场。在国家指导下，使产业政策与地区发展战略相结合，为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地区合理分工提供有效的实施机制。二是大力提倡共同富裕的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必须有力倡导共同富裕的理想目标和“全国一盘棋”的思想观念，切实开展理想教育和道德教育，反对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真正发扬助人为乐的社会主义精神，把帮助落后地区人民脱贫致富看作是自己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同时，确立共同富裕的理想信念是反腐倡廉、保持社会稳定的精神动力和社会凝聚力。从我国存在的腐败行为的思想根源来看，主要是社会主义信念在一部分干部、群众的头脑中动摇了，共同富裕的理想信念淡薄了。邓小平倡导共同富裕的理想信念是导致社会公正、正义和平等的根本保证。社会公正是与以权谋私势不两立的，坚持社会公正是抵制、抗拒、消除腐败的重要武器。舍弃共同富裕的理想信念，社会公正就无从实施，社会公正的口号也就变成一个空洞的或者任人解释和利用的口号。
人类社会实际生活总是处在不停的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程度，在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目前，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可持续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全面性的体系，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单纯的经济发展之上，而是建立在经济、政治、科学文化、国民素质综合发展的基础之上，这就要求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要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同进步。邓小平多次反复强调，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只有两个文明建设都超过资本主义，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近年来，他又特别强调指出，如果社会风气搞坏了，经济搞上去又有什么意义，就会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一个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就会出现。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再强调要重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问题，提出要把精神文明建设放到一个突出的位置上来抓。“中央多次强调，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20)]如果牺牲了精神文明，就会人心涣散、发展畸形、社会混乱，更谈不上社会全面进步，即使经济一时上去了，还会掉下来。”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指引下，中央召开十四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当代中国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社会全面进步和可持续发展正在引起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高度重视。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关键在于党的领导。因此，大力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成为党的建设又一项重大任务。这就需要我们有理论上、政治上的坚定、清醒，有良好的思想作风和道德品质，又有胜任工作的理论政策水平和业务能力，并把反腐败斗争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排除各种“左”的、右的干扰。按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把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注释：
① ② ⑤ ⑥ ⑧ ⑨ ⑩ (11) (12) (13) (14) (15) (16) (17) (1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1、299、368—369、244、135、90、90、64、64、103、237、99、65、364、144页。
③多马：《经济增长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1页。
④《人民日报》1986年12月15日。
⑦ (18)《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2—163、167页。
(20)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1996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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