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革命与当代社会主义运动_科技革命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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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世纪以来,社会主义与科学技术一直是两股最活跃的力量。在本世纪,科技革命与社会主义运动是两个最重大的事件,是最重要的时代特征。但是,科技革命与社会主义两者之间互动关系的实现,并不是一个可以自动进行的事情,尤其是在社会主义运动发生了重大的曲折,社会主义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的情况下;另一方面,科技的巨大负面效应与其伟大作用一样,深刻影响了人类和地球的命运,也直接冲击着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迫使人们作出恰当的回应。

一、两大历史事件的连接

在20世纪临近尾声之际,现代科技革命继续蓬勃发展,并以信息化、生态化和全球化的最新趋势推动着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变化,知识经济已见端倪。

与之同时,全球的社会主义运动,却因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巨变而陷入低谷。社会主义运动与科技革命的发展出现鲜明反差的情势,使它们在实践层面的有机联系问题格外引人关注。

最轻率的结论莫过于说:第一,科学技术使工具理性极度膨胀,结果使人们丧失了精神家园,成为物质和技术的奴隶;第二,社会主义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蓬勃发展,终于在世纪末走到了尽头。

当然,社会主义和科技革命不仅仍然在披荆斩棘地前进,而且仍将作为世纪性的话题影响着人们的思考。但是,如果离开社会主义的实践来谈论科技革命,或者离开科技革命来谈论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甚至把科技革命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那就既不符合我们时代的实际,也不能正确认识和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最迫切问题。

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第一次真正有意义地把科技革命与社会主义的命运连接起来,是在结束“文革”十年动乱后不久。当时积重难返、百废待兴,怎么办?邓小平意义深邃地指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8页)他根据当代科学技术为生产开辟道路、给世界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带来巨大变化的事实,深刻地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同上书,第86页)邓小平在一系列的讲话,特别是《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对当时一系列颠倒了的历史功过与理论是非拨乱反正,着重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两个关键问题,为我国新时期制定发展科学技术的方针政策,在社会上确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奠定了有力的理论基础。

1988年,正当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进入一个关键阶段之际,邓小平及时告诫大家:“从长远看,要注意教育和科学技术。否则,我们已经耽误了二十年,影响了发展,还要再耽误二十年,后果不堪设想。”接着,他深谋远虑地指出:“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4-275页)邓小平还特别讲到解决好少数高级知识分子待遇的问题,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此后,邓小平多次重申这一科学论断,强调中国要发展,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在1992年初,他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是解决经济建设问题的根本出路。

为什么要在马克思关于“科学是生产力”的论断中加上“第一”这个修饰词?这是因为,现代科学技术处于一切生产力形式、过程和因素的首位,现代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相对独立的要素,是生产力诸因素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主导因素。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精辟地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上书,第373页)在当代科技革命条件下,社会主义面临着生产力迅速而巨大增长的机遇和挑战。对于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最严重的问题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落后、人民贫穷。因此,邓小平在论述社会主义的本质时,又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首要层次加以强调,把它们当作社会主义本质的焦点。这是对当代社会历史发展,包括国际共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资本主义几方面的实践所作的精辟的理论总结。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应该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正确的政治领导的结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表现在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以往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最大失误,是先验地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特定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具有自己的特定模式和内在标准,可以不受生产力标准的裁定。正是在这种传统理论的框架内,社会主义优越性成了一个脱离生产力的抽象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范畴。相反,认定社会主义之所以优越,首先在于它能使生产力以资本主义所没有的程度持续发展,能使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比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过得更好,也就是明确地把生产力发展状况看成衡量和判断一切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否优越合理的最高尺度。

明确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理论上的突破,为制定具体的方针政策,在实践中有重点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即为从理论到实践的过渡创造了前提。根据当代科技革命所展现的崭新的历史可能性,人们最迫切的使命是,进一步明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而在操作层面上,为完成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找到突破口。这就是首先解放和发展科技生产力,其中包括解放和发展教育生产力,把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放在科技教育现代化上。在唯物史观的框架内,既然生产力是最根本的标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便理所当然是一个基本的命题。该命题准确抓住了当代新科技革命条件下社会生产力发展在结构上表现出来的新特征,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科技革命实现了融通。

二、世界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突出问题

20世纪90年代前后,发生了两件震撼世界的大事。在国际上,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有人宣称,这是“社会主义的大失败”。在国内,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随着原先被视为社会主义最重要标志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摒弃,单一公有制经济变成混合经济,也出现了一些疑虑。有人问,这样下去,社会主义还剩下什么?很清楚,非常有必要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进行再认识。

社会主义运动之所以发生变异,客观上在于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都是比较落后的东欧、东亚等国家,这些国家并不具备马克思所设想的生产力高度发展、具有完整形态的资本主义这样的条件。因此,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在一定意义上是超越资本主义阶段、而不是在资本主义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它们也就不可能很典型地把马克思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设想付诸实践,这是客观因素。此外,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在先天不足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时,虽然取得了不可磨灭的成绩,但对自己的历史位置、历史作用,缺乏清醒的认识,把自己的一些经验教条化、神圣化、绝对化,以为他们所实现的是标准的社会主义,并且把自己在特殊条件下形成的体制模式化,上升为普遍真理,强加于人。这种主观上把特殊当作一般的片面性认识,极大地妨碍了不断根据变化了的形势,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体制的进程,最后导致崩溃。

事实上,当代科技革命暴露了上述社会主义模式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体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对科技、教育、人才等重视不够,运作机制不健全,平均主义和分配不公交相困扰等。当然,最突出的一点还是暴露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一定的意义上,正是对现代科技革命挑战的某种回应。

从运作上来看,突出的事实是,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建立了以中央集中计划为特征的经济体制之后,都遇到了不可克服的信息处理上的困难。且不说其他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因素所造成的基本限制,仅从技术要求来看,由一个计划中心迅速收集、传送、处理和再发送全国所有的经济信息,使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的目标也注定是不可能实现的。在尝试这样做的所有国家,当国民经济达到一定的规模和复杂程度之后,中央计划不但不能使社会产品增长到能够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日益满足的程度,相反由于信息壅塞、计划盲目导致了产品积压、再生产受阻和人民群众切身需要的严重被忽视。

事实上,体制本身的封闭性以及信息技术的现实水平,不仅从运作上阻碍了中央计划型经济的成功,也限制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其他可能性。在理论上,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以公有制为基础上的经济,应该是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对全部生产资料的管理。然而,由于社会成员不可能获得必要的信息参与决策,也没有足够的信息渠道让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充分表达他们的决策意见,名义上公有的生产资料最后实际上产权关系不清,只能是由少数人监管,而且也难以避免盲目性和随意性。看起来,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还是市场经济体制。

在另一方面,当代资产阶级也并没有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丧失对蓬勃发展的社会生产力的控制能力,倒是能够通过(比之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更好地掌握先进的科学和生产技术,而在冷战中取得了“胜利”。当代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那些科学发现,最具有广阔应用前景的那些技术进步,绝大多数仍是在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作出的。这里当然有历史的因素,有资本主义对全球殖民盘剥的因素,但是,如果我们是无所畏惧的唯物主义者,就必须承认,现代科技革命在其中起着特殊的作用。

当代新科技革命,使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巨变。现代资本主义与过去相比,虽然本性未改,但已面目全非。资本主义的矛盾依然存在,但矛盾存在的形式及解决的方法,由于科技革命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及其带来的新的可能性,有了深刻的变化。资产阶级可以用比较缓和的方法解决国内矛盾,例如实行政府调节经济、社会福利政策和相互制衡的权力结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一般不再用世界大战的方式解决,这一方面与现代高科技武器的毁灭性有关,另一方面,经济战、科技战更符合它们根本的国家利益;北南之间、富国与穷国之间的斗争仍很尖锐,但现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及发展中国家,一般也不再用政治统治、军事征服的方式对待,而利用高科技优势“和平地”掠夺资源,获取利润。

科技革命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最重大作用,是提供了过去无与伦比的强大的生产力。这就为国家调节生产关系、引导市场、干预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创造了条件。一旦蛋糕做大,二次分配就是可行的了。例如,通过高额所得累进税,可以有效地转移一部分国民收入。联邦德国在80年代,对于个人年收入低于4500马克的居民免征所得税,而超过此收入的按22-56%的税率征收累进税。1983年,转移国民收入总额达到1900亿马克,使最低收入家庭由28%下降为7%,最高收入家庭则由7%下降为2%。这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比较稳定。

值得指出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并非资产阶级自动进行的;资本主义国家长期的社会主义运动、工人阶级前赴后继的斗争,功不可没。目前工人阶级的结构、权利、状况,与原始积累时期已完全不同,但这并不是资产阶级恩赐的,而是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斗争的结果,应当说,它是社会主义运动在现代科技革命条件下促成的。忽视社会主义运动在资本主义制度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不符合历史事实。

当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仍然主导着未来世界矛盾的走向。不过,在新的科技革命的形势下,东西矛盾有了新的表现方式。

冷战结束尽管并不意味着东西矛盾的终结,但的确意味着东西对抗的暂时缓和。这部分地是由于诸如生态危机等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促使人们暂时搁置意识形态的歧见而进行合作,更重要地,是因为现代科技革命带来的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使得传统的军事(暴力)竞争地位下降,因此东西矛盾不再表现为尖锐的军事对抗,而以表面上更和缓的经济和知识竞争的方式表现出来。在新的竞争中,肉体上的你死我活被资本上的吞并与破产、知识上的控制与反控制所取代。冷战尽管从军备竞争开始,却以苏联内部的因“和平演变”而导致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的瓦解而告终,这使西方阵营更感受到经济与知识实力的重要性,更多地在竞争中依靠它们。而社会主义力量在暂时受挫之后,也从苏联的解体中吸取了同样的经验和教训,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与知识积累上面,为此在坚持社会主义立场的同时,特别重视当代科技革命的巨大作用,也积极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有利于自身的经济和知识合作。

另一方面,东西矛盾的缓和使南北矛盾的地位显著上升。南北矛盾过去主要表现为发达资本主义宗主国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在军事上的征服和政治上的统治,并以此为条件进行经济上的掠夺。由于发达国家绝大部分是属于资本主义阵营,南北矛盾中也掺杂着许多东西矛盾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发达国家维护自身统治地位的行为,视为资产阶级的统治行为在全球范围内的放大,是一种国际范围内的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但是,南北矛盾又是体现着贫穷与富有之间的更具普遍性的对立,这种对立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以前早已存在,在资本主义制度以后也不会很快消亡的。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从理论上说,每一项新的科技突破都为发展中国家迎头赶上发达国家提供了一次契机,但事实上,由于发展中国家缺乏必要的财富和知识积累来参与,科技革命的实际进程往往不是减缓、而是在加剧着贫富分化。虽然当代科技革命由于促使权力源泉转向不需要太多物质投入的“知识”,因而可能较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赶超,但是不要忘记,知识的实施仍需要物质基础。发展中国家的高级人才往往难以充分发挥才能,而流向发达国家,这就是一个佐证,说明在对知识控制权的争夺中,财大气粗的发达国家依然握有主动权。

当代科技革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全球经济体系和生态系统的一体化,这使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基本利益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了。东亚金融危机导致的华尔街股市的动荡,是经济一体化的一个例子,而西方国家对巴西亚马逊河地区原始森林的关切,则体现着生态问题的全球化。此外,发达国家在实现新科技革命带来的产业升级过程中,迫切需要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市场,例如中国的12亿人口的大市场就对它们具有很大吸引力。如果能有效地利用这些条件,实行优先发展科技和教育的方针,采取“市场换技术”等等对策,发展中国家还是有很大希望赶上当代科技革命的浪潮。

三、科技革命背景下的全球问题与人类未来

讨论科技革命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未来前途命运的影响,必须从生产力的角度出发。由于生产力是人类利用、改造、协调自然的能力,也就是说,必须从科技革命对“人-自然”关系的影响出发来考虑。

当代科技革命对“人-自然”关系的最大影响,无疑就是所谓“全球问题”的诞生。1972年,罗马俱乐部提出《增长的极限》的报告,第一次预言地球资源已经不足以维持现有状况的增长。罗马俱乐部试图通过他们建立的数学模型表明,这种增长的极限是绝对的,不会因更新的技术的出现而推迟或消失,因为人类的某几类基本需求是不会因新技术的诞生而消灭或减少的,以往的历史倒是表明新技术经常更刺激出人类的消费欲望。罗马俱乐部因此提出,除非人类首先变革自己的观念,特别是以消费增长为基本指标的增长观念,否则地球将被人类自己的增长欲望所毁灭。

自罗马俱乐部之后,对全球问题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有如火如荼之势,其热度持久不衰。众多的研究者中,莱斯特·布朗领导下的世界观察研究所引人瞩目。这个所自1984年以来,每年发布一份题为《世界现状》的报告。如今,这份报告每一问世,就被翻译成多达30种语言,在全球各地不胫而走。这也体现了人们对全球问题的重视。

总括起来,可以把当今最重要的全球问题列为如下几类:全球性石化燃料的危机;土壤的破坏、流失和沙漠化蕴含着潜在的全球粮食危机;地球的“慢性中毒”(工业化社会向自然环境中排放出大量的有毒、有害废弃物,其中许多是在自然界不能降解或降解缓慢的,因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积累起来),最终必将损及人类自身;全球性的气候危机;海洋资源遭到破坏;生物多样性遭到毁灭性破坏;军备竞赛并未完全止息。

全球危机的出现,预示着当代科技革命所导致的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使社会生产达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即资本的贪婪不仅损害单个工人的利益,不仅损害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且已经愈来愈明显地损害着全人类的利益。在反对资本的统治上,无产阶级已经和绝大多数人类成员有了共同的目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当代科技革命最终必将为马克思主义在全球带来一个新的发展时代。

尽管资本主义社会的学者们对于全球问题也提出了种种解决方案,但是,它们都没有触及到最核心的一点,即对地球资源的掠夺性使用正是由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性所导致的。我们特别要提到的是,有些西方的学者,由于看到了科技革命带来的一些全球问题,就把它们归咎于科技本身,认为科技的本质就是要追求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资源,所以招致地球资源的危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没有真正把握科技的本质的结果。实际上,科技追求的是利用资源的效率最高化,而不是利用资源的总量最大化。在良好的社会制度下,科学技术本来有能力使人类仅仅利用较少的资源就可以满足同样的生活需求,但是,受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利润驱使,资本家千方百计扩大利润来源,不惜利用种种手段在社会上营造一个消费主义的文化氛围。新的技术总是不被用来以较有效率的方式去满足人们的旧有需要,而被用来制造更新颖、更奇特的产品,挑逗起人们新的消费欲求。资本正是为了控制全球资源而使世界一度陷入欲罢不能的军备竞赛,资本的贪婪本性是导致全球危机的根本原因。

面对全球问题,不同的学者对新的科技革命的挑战、对人类的未来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有的欢呼新的科技革命的到来,认为科技决定一切,科技发展使人类社会进步,也能够克服由于科技进步而造成的问题。他们在面临新科技革命挑战的时候,表现出乐观的情绪,因而被称为“乐观派”。有的则相反,他们认为科技的发展所造成的严重问题是人类自身所无法克服的,从而对人类未来的处境发出悲鸣,这就是“悲观派”。

但是,不论“悲观派”,还是“乐观派”,都有片面性的错误。前者认为科技发展必然造成许多无法克服的问题;后者则强调科技的发展可以解决一切问题。马克思主义相信科技的力量,相信人类依靠科技能够战胜各种困难,摆脱困境,人类求取发展的能力是无穷的;但是,科技力量的发挥和发展是要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中行进的,它要受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的影响和制约。

一方面,全球问题的解决,人类美好未来的创造,要不断利用科技新成果。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目前已有相当多的医药学成果和先进实用的技术手段;在粮食和食品的供应上,已有一系列科技成果可供利用。特别是信息革命和知识产业的迅速兴起,造成了崭新的、强大的生产力。这一切都证明,依靠科技进步,解决全球问题和各种潜在问题大有可为。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科技应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两面性。科技活动对于人类来说,既是作为正面作用的“生产力”,又是作为负面作用的“破坏力”。如果我们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把“向自然索取”的规模和速度调整到适当的程度,就能较好地发挥科学技术的正向功能,在实践中自觉走“绿色道路”,使“向自然索取速度”与“自然界恢复速度”相平衡。这种产业化路线注意主动地有计划地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相反,受资本边际利润率的驱使所走的往往是“先污染,后治理”的工业化路线。

从社会关系方面来考察科学技术的两面性,问题集中表现在谁使用这种生产力(或破坏力),去做对谁有利的事情。例如,同是一种核威力,既可以被战争贩子用作侵略和杀人的工具,又可以被和平利用,造福人类。科学技术究竟在什么场合,以什么样的角色出现?这不取决于科学技术本身,而取决于处于一定生产关系下的人。悲观论把种种危机和“人类困境”归于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而忽视了真正的原因——社会制度。当然,不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存在生态和环境问题。就我国而言,《公元2000年中国环境预测与对策研究》课题报告提供的资料表明,我国每年因生态破坏的经济损失达500亿元。这是为什么?一方面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奋起直追,才能改变贫穷面貌,这就有个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问题;另一方面,除了经济落后外,政治体制、文化教育等还有许多不足和不完备之处,因而在建设中时而违反自然规律,也受到自然界的报复。但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决定我们必须、实际上也正在大力确立正确的生态和环境意识,并且下大力气解决环境问题。

当代科技革命所已经带来的和可能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暴露了迄今为止西方学者的种种社会理论的局限性。原因在于,西方思想体系中深具历史传统的一极是作为资产阶级价值观核心的个体权利和个性自由的观念,另一极则是崇尚中立的、无价值属性的理性,并由此发展出以理性思维为基础的科技文化。这两极思想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其斗争与展开在相当程度上推动着西方文明史。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也是在这个矛盾斗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问题在于,资本主义试图将自己追求的目标说成是超历史、超文化的,这样实际上也就将上述矛盾变成了一个无法解开的死结。

只有把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理解为一个历史地终将消亡的制度,才有可能跳出这个矛盾。只有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在自觉组织和控制社会生产的社会条件下,人类才能在同自然界的物质变换这一领域获得自由,才能在一切领域获得自由。只有实现对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全球性管理,才会有全球性问题的彻底解决。

四、在社会变革实践中对科技革命的不同回应

现代科技革命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催化剂和巨大杠杆,它不仅为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和良好的社会环境,而且为这种过渡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但是,在实践中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我们作出加倍的努力。实际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对科技革命作出了负面的评价,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则给予了非常积极的正面回应。

资本主义社会在战后相对稳定,促使马克思主义者深入思考其中的原因。于是对一个重要因素,即科学技术的发展,倾注了极大的注意力。其中,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无疑执一时之牛耳,该学派对科技革命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考,在今天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

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突出地把“科学技术”直接作为他的批判对象。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一文中,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是必然产生消极作用的,这种消极作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构是不变的”。哈贝马斯承认科学技术是首要的生产力,但否认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起着不断解放人类的作用的观点,认为“自从生产力的连续提高依赖于本身也具有使统治合理化的功能的科技进步以来,生产力就再也不是解放的潜力,再也不能引进解放运动了。”哈贝马斯建议用“劳动”和“交往”代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范畴,以说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但在其中起解放作用的却是相当于生产关系的“交往”。假如说,马克思是把黑格尔的头足颠倒的辩证法正立过来了的话,那么哈贝马斯就是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又变成头下脚上的倒立了。

法兰克福学派对科学技术的贬意决定了他们的历史观带有浓厚的倒退色彩,因而无法在科技进步成为普遍追求的现代社会中立足。他们的理论无助于社会主义事业,事实上,由于他们认为科技进步必然有利于资本主义的统治,他们等于是宣布了民主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死刑,尽管他们自认为是在从事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工作。

中国在建立世界新秩序的进程中扮演着一个引人瞩目的角色。作为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又是一个包袱沉重的发展中国家,她能否成功地回应当代科技革命的冲击,成功地迈进下一个世纪,不但对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本身意义重大,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前景也具有特殊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人摆脱了僵化教条的困束,以唯物史观的眼界来反思自己的事业,清醒认识到自己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有限性——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不把自己现阶段的目标和价值理想视为永恒,也不向外界强加自己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在实践中形成的这一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务实的风格,是她回应当代科技革命之挑战时的不可多得的资源;而一切僵化的意识形态,在当代科技革命所造就的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中,都注定了迟早要丧失自己的存在根基。党中央提出的“科教兴国”的方针和“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的思想,使我国在回应当代科技革命的挑战中占据了十分有利的地位。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到80年代中期,迎接新技术革命(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挑战的思想已经为全社会所关注,抓住这个机遇,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样的任务愈来愈突出地摆在人们面前。

重视现代科技革命的思想,突出表现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它明确指出:“实现‘九五’和2010年的奋斗目标,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在实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同时,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是适应科技革命时代要求的重大举措。实现这样的转变,离不开贯彻执行“科教兴国”的方针,努力发展科技和教育,并使科技与经济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重要的是必须认识到:第一,科技实力,包括基础研究,从战略目光看,必将最终决定国家的经济竞争能力和综合竞争能力。这一点决不能动摇。第二,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关键是要解决靠什么发展国家以及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这个带有战略意义的问题不解决,仅仅靠一些局部性的推动措施,是不能成气候的。如果科技只是局部地、单兵作战式地转化为这样那样的一些产品,即使有一时一事的经济效益,也不能有持续的增长潜力和升级换代的能力。只有从全局的层面上,应用科技来提升产业结构、提高普遍的劳动生产力,使经济增长方式本身发生改变,才是长远之计。

明确地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的基础上,把“科教兴国”作为我国社会发展的一条战略方针,并且把它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个关键任务联系起来,这就彻底解决了把科技究竟摆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的问题。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向结构优化要效益,向规模经济要效益,向科技进步要效益,向科学管理要效益。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离不开经济体制改革,离不开科技支撑,反过来说,只有通过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才能落到实处。这也是在中国依靠现代科技革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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