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珠港事件与国民政府的外交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珍珠港论文,国民政府论文,对策论文,外交论文,事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1年12月8日凌晨（夏威夷时间7日），日军偷袭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持续数年之久的一国对日抗战局面宣告结束。国民政府立即作出反应，制定了与英美等联手打败日本的外交战略，并展开了一系列外交活动——当即向日、德、意宣战、推动建立国际反法西斯军事同盟、加紧废除不平等条约及寻求中国的大国地位。同时，为了增强抗战力量，国民政府在政治上、经济上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加紧推行地方自治制度，加强全国总动员；调整金融物价，厉行增收政策等。关于珍珠港事件，长期以来学术界大都把视线集中在美日双方，而对国民政府在事件发生后的反应及对策，似还缺乏系统研究。（注：涉及较多的著作及论文主要有：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李良志、李隆基主编《同盟抗战 赢得胜利》（中国新民民主主义革命长编第9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张其昀《党史概要》第3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9年版；李荣秋《珍珠港事变到缅甸沦陷期间的美国对华关系》，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编《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2辑），（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5年版。）本文拟侧重从这一角度对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的外交对策进行探讨。
一、事件发生前夕
珍珠港事件的发生，对国民政府而言，可以说是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
1938年上半年，蒋介石对中日战争和未来国际形势的变化作出了三点重要估计：第一，中日战争将长期化。日本不可能征服中国，中国也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日本。第二，国际局势正日趋紧张，必将发生重大变化。届时，欧美列强一定会介入远东。第三，在可能向中国提供支持和援助的国家中，美国是唯一有实力、而且有可能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采取重大行动的国家。（注：参见章百家《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的对美政策》，《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根据这一判断，国民政府在外交上实行“苦撑待变”政策的同时，又制定了“运用英美之力，以解决中日问题”的战略方针。在此方针中，尤以依靠美国为主。
1939年2月，日本侵占海南岛，蒋介石称之为“太平洋上的九一八”（注：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8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119页。），他意识到“此为开战以来，对英、法、美最大之威胁，此后战局必将急转直下，倭寇狂妄，盖已决心与世界开战矣。”（注：王德胜编：《蒋总统年表》，（台北）世界书局1982年版，第237页。）他的预见，为后来形势的发展所证实。日军在海南岛的登陆，并不是如许多人所认为的，是对中国漫无止境侵略行动中一个新的步骤，而实际是日本“南进政策”的出发点。3月，日本提出对南太平洋大片领土的要求。4月，日本宣布统辖中国南海诸岛。南进意图极为明显。1940年4月，德国向北欧发起进攻，欧洲局势的变化对日本南进较有利。日本立即发表声明，宣称：“日本和南洋各地方尤其和荷属东印度有紧密的互通有无的经济关系，另外与这些地方和东亚各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也相当密切。随着欧洲战争的激化，对发生任何改变荷属东印度现状的事态，都抱有极大的关心。”（注：［日］堀场一雄：《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原书房1973年版，第446页，转引自曹振威《侵略与自卫——全面抗战时期的中日关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85-286页。）蒋介石揣度：“倭如南进，则其必介入欧战，并与美发生冲突，于我有利也。”（注：蒋介石1940年5月25日日记，转引自［日］古屋奎二编著《蒋总统秘录——中日关系八十年之证言》第12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78年版，第2640页。）不出所料，日本于9月进驻法属越南北部的举动，促使美国采取强硬态度，禁止对日出口废钢铁，同时又决定对中国追加2500万美元借款。12月29日，罗斯福发表“美国将成为民主国家兵工厂”的炉边谈话。从某种程度上说，世界局势大体上正朝着蒋介石预料的方向发展。
果然，1941年12月8日，日军突袭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美日开战。 国民政府“苦撑待变”的夙愿终于变为现实。
二、对日德意正式宣战
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当天凌晨3时半，犹在睡梦中的中宣部长王世杰接到副部长董显光的电话后，立即通知《中央日报》，“告以此系日本‘切腹’行动之开始”（注：王世杰：《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3册，1941年12月8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4时许，在重庆郊外黄山乡居中的蒋介石，也接到董显光的紧急电话：“日本海军机动部队的舰载飞机突然偷袭夏威夷珍珠港，停在港内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受到严重损害。”（注：［日］古屋奎二编著：《蒋总统秘录》第12册，第2792页。）他立即下山，回到城内。
上午8时，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例行的中枢纪念周活动，立法院院长孙科就美日宣战发表演说，认为中国已处于一种有利的国际形势下，主张迅速对日、德、意宣战。他强调：“在目前新的国际情势之下，我们除了应该加紧协助英美对日加强作战外，还应该对德意宣战，进一步把世界反侵略的战争合拢在一起，以这样新的姿态，来应付新的国际情势。”（注：《太平洋大战与中国，孙院长在中枢纪念周讲》，重庆《大公报》1941年12月9日第3版。）
10时，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特别会议，讨论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的对策。“对于今后反侵略国共同行动问题”，国民党内各政要意见较为一致，均主张“缔结不单独媾和及军事同盟之约”。惟在宣战问题上，产生了较大分歧。孙科与郭泰祺均主张立即宣战，但蒋作宾、段锡朋、朱家骅“均不主张立即对德义宣战”，戴季陶则认为“对于对日宣战一事”，“应慎重考虑措词”。王世杰“当时发言最多”。他竭力“主张对日德意宣战，认为此事最好即日宣告；并主张由蒋先生召集苏美英三使，告以反侵略国应一致对轴心集团各国宣战（即苏联尚应对日宣战，美国除对日宣战外亦应对德意宣战），并嘱各该使转电斯大林、罗斯福、邱吉尔三氏”。（注：王世杰：《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3册，1941年12月8日。）对王世杰的意见，蒋介石大体同意，指出：“我国对日宣战，已无问题，手续亦甚容易。……在对日宣战以前，必须将我国对于此次战争所采取的政策事先通知英、美、苏各友邦，并征询他们的态度与主张。”会议决定：“一、太平洋反侵略各国，应立即成立正式同盟，由美国领导，并推举同盟国联军总司令。二、要求英、美、苏与我国一致实行对德、意、日宣战。三、联盟各国应相互约定：在太平洋战争胜利结束以前，不对日本单独媾和。”（注：蒋介石1941年12月8日日记，转引自［日］古屋奎二编著《蒋总统秘录》第12册，第2795-2796页。）对于以上对策，蒋介石颇为得意：“本日闻倭袭击英、美后，余对美、英、苏俄三国即提出共同作战之建议；同时即对倭与德、意分别宣战，而且对德、意宣战尤先于美国。此皆可见我政府独立不倚之精神也。”（注：蒋介石1941年12月8日日记，转引自［日］古屋奎二编著：《蒋总统秘录》第12册，第2798页。）
但在何时实际宣战问题上，蒋介石与王世杰等发生了较大分歧。蒋认为“实际宣战应在苏联答复我之主张以后”（注：王世杰：《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3册，1941年12月8日。）。蒋有他自己的考虑：全面抗战开始后，蒋介石便力图把苏联拖入对日战争，但苏联为避免两线作战，拒绝出兵远东。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蒋介石认为机会已经到来，因而决定牢牢抓住这个最好时机，逼迫苏联与中国同时对日宣战，如果“中国比苏先行宣战，则以后对苏要求其宣战之成算更无把握”（注：《蒋委员长自重庆致驻美代表宋子文并转胡适大使嘱转达罗斯福总统说明中国待美宣战时亦决对日正式宣战电》（1941年12月8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3)（以下简称《战时外交》(3)），（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42页。）。但王世杰提出，“此种等待不适宜”（注：王世杰：《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3册，1941年12月8日。）。
不过，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蒋介石最终还是改变主意，于9日即正式发表对日、德、意宣战布告。
其中主要的原因是促苏宣战的无望。12月8日，蒋介石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向苏联政府递交了一项声明，建议苏联对日作战。蒋介石并指望美国以盟国身份说服苏联参战。12月8日，蒋介石打电报给驻美代表宋子文等人，嘱向罗斯福说明：“此时应特别注重者，为要求苏俄亦立即宣战，此实为太平洋诸战胜负最大之关键。”认为“以现时反侵略各国之空军能袭击日本本土及其军港与牵制日本海军者，惟俄国有此准备，如果此时俄国态度稍一犹豫，则民主阵线即为倭寇各个击破，最为危险。”（注：《蒋委员长自重庆致驻美代表宋子文并转胡适大使嘱转达罗斯福总统说明中国待美宣战时亦决对日正式宣战电》（1941年12月8日），《战时外交》(3)，第42页。）9日，蒋即接到苏联的答复，称：“目前苏联正竭全力抵抗轴心国中最强有力之德国，实无余力再与日本周旋。苏联亟需充分之准备，彼今正努力为之。故请求予与以相当时间，勿以对日宣战相迫太甚。”（注：《蒋委员长在重庆接见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将军等商谈关于订定军事合作之全盘计划与保卫缅甸等问题谈话记录》（1941年12月15日），《战时外交》(3)，第64-65页。）表示尚无意加入对日作战。罗斯福亦复电蒋介石，称：“已与苏俄大使熟商，并知所以不即日宣战，乃因远东军事准备尚须增强，时期一到，即宣战无疑”，劝“中国即刻宣战，于大局有利，恳即实行，不必待苏俄答复。”（注：《驻美代表宋子文自华盛顿呈蒋委员长报告罗斯福总统告以中国即刻对日宣战于大局有利希望立即实行不必等待苏联答覆电》（1941年12月9日），《战时外交》(3)，第43页。）两方面均未走通，蒋只好暂时作罢。
其他方面的因素也不容忽视，如蒋介石亲信幕僚的影响。军委会参事室与侍从室是蒋介石的两大幕僚机构，对国民政府战时外交决策具有较大影响力。参事室主任王世杰力主即日对日宣战，认为：“此次美英两国之卷入战争，系因拒绝对日作任何妥协；美政府态度如此坚决，大半系因中国反对妥协（前月蒋委员长致罗斯福之电尤有重大关系）。故吾国对日宣战乃至对德意宣战，断不可延缓。”（注：王世杰：《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3册，1941年12月8日。）王世杰被认为是战时蒋介石的“亲信的外交事务顾问”（注：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5册，第478页。），他“深切了解委员长对所有外交政策问题的看法”（注：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5册，第603页。），他的建议不能不对蒋介石产生较大影响。而侍从室显然也是主张立即对日宣战的，因为在蒋介石于12月9日召开国防最高委员会紧急常委会议决定要正式对日、德、意宣战之前，侍从室就已经拟定了中国对日及对德意宣战两布告。另外，舆论也起了一定作用。《中央日报》于9日发表社论，认为此时日寇已对美英开战，中国不必再有所顾忌，主张“政府应按照最高国策，即日对日宣战”，而“为实现反侵略集团不可分的原则，友邦的敌人即是我国的敌人，我国亦应即日对德意两国宣战”。（注：《太平洋战局的关键》，重庆《中央日报》1941年12月9日第2版。）还有，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英、美对日宣战，及随后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法国、新西兰等20余国的对日宣战，也促使他做出了追随英美立即对日、德、意宣战的决定。
当天下午3时半，蒋介石以行政院长名义邀约美国驻华大使高思、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晤谈，向其声明：“中国现决心不避任何牺牲，竭其全力与美、英、苏联及其他诸友邦共同作战……中国政府现决定向日本宣战，并对其同盟国德、义同时宣战……建议美国对于德意两国与苏联对于日本，皆请同时宣战。”（注：《蒋委员长提交苏、英、美各国大使建议各友邦应成立军事同盟及订立一不单独媾和之条约书面建议》（1941年12月8日），《战时外交》(3)，第41页。）6时，王世杰与郭泰祺就宣战问题再次会商。6时半，外长郭泰祺接见中外记者，“宣布中国政府决将对日德意宣战”。郭称：“中国认为在目前之局势中，吾人应以一致行动为原则，换言之，中国确信德意两国不应认为仅系英苏之敌人，而日本亦不应仅视为中美英及英帝国其他分子之敌人，因此中国已决将对日本及德意宣战。”（注：《日寇狡诈的攻击，决与友邦共击之，准备贡献全部力量，郭外长对中外记者谈话》，重庆《中央日报》1941年12月9日第3版。）7时半，王世杰也出席中国记者会报会，“将我政府决定对日德意宣战之事先行宣告”（注：王世杰：《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3册，1941年12月8日。）。
12月9日上午，蒋介石在其官邸主持召开国防最高委员会紧急常委会议，提出：“暴日向英美诸友邦开衅，扩大其战争侵略行动。我政府与人民为表示同仇起见，应由国民政府昭告中外，正式对日宣战。又德意与日同恶相济，应同时宣布对德意立于战争地位，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中德及中意之关系者一律废止。”这一提案获迅速通过，并送国民政府发布。（注：《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记录》第3册，第1264页，1941年12月9日，第73次常会，转引自陈雁《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外交制度研究》，第292页。）下午5时，蒋介石召集林森、孙科、戴季陶、居正、郭泰祺、何应钦、王世杰等人晤谈，“当经决定，即日发表对日宣战文告及对德意宣战文告。该文告以林主席名义发表。”（注：王世杰：《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3册，1941年12月9日。）7时，由外长郭泰祺特别接见中外记者，“以严肃之态度宣读国民政府对日本宣战布告及对德义志、意大利宣战布告”（注：《郭外长宣读宣战布告》，重庆《中央日报》1941年12月10日第2版。）。明确宣布：“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同时，宣告对德意两国处于战争地位，“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德或中意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注：《我国正式对日宣战，敌侵略无厌，我忍无可忍，并宣布与德义立于战争地位》，重庆《中央日报》1941年12月10日第2版。）至此，国民政府历经从“九一八”事变后的“不宜不战”到“七七”事变后的“战而不宣”，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始完成对暴日的“正式宣战”。
蒋介石对此深有感触：“本日发表宣战文告。此种大事，必须从大者远者着想。此次世界战局，必为一整个总解决，断不容分别各个之媾和；否则，虽成亦败矣。”（注：王德胜编：《蒋总统年表》，（台北）世界书局1982年版，第252页。）
10日3时，BBC电台首次报告中国政府向日、德、意宣战布告。同日，重庆中央广播电台、重庆各大报纸，如《中央日报》、《大公报》、《新华日报》等也同时予以发布。
中国政府的宣战在世界各国也引起了很大反响。中央社伦敦9日路透电：“中国政府对日德意宣战一举，在此间造成极佳之印象，伦敦人士表示欢迎。认为此举为ABCD阵线团结无间之又一表现，并可表示中国政府对于战争之真正性质，认识完全正确。”（注：《英人士欢迎我宣战》，重庆《中央日报》1941年12月11日第2版。）英国各界领导人对中国向日、德、意宣战反应热烈，十分赞赏。得知中国宣战后，邱吉尔极为高兴，表示：“吾人与中国正共同争取胜利。”（注：《中英比肩，争取胜利，英揆赞我对日宣战》，重庆《中央日报》1941年12月12日第2版。）英国外交部对中国驻英大使馆提交的中国政府向日、德、意宣战的照会回复时，称：“英国政府能与四年以来以不屈不挠之勇气与日本周旋之国家联合一致共同作战，引为欣幸。”（注：《英复我照会，与我联合作战引为欣幸》，重庆《大公报》1941年12月25日第2版。）英国航空委员会在克拉里奇斯饭店举行招待会时，空军大臣辛克莱向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大喊：“现在我们是同盟国啦！”（注：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5册，第48页。）
中国的宣战也使其地位在美国得到重视。中央社华盛顿18日专电：“中国对日德意宣战之决定……在此间造成良好印象。”“重庆广播之新闻，美国各报及各电台均以显著之地位刊登，并详加报告。”（注：《美报重视我国地位》，重庆《大公报》1941年12月22日第2版。）
对日、德、意正式宣战，是珍珠港事件后国民政府在外交上作出的重大决策之一，这一决策是很有远见的。国民政府此举，一可表明中国坚决站在美英反法西斯同盟一边，有利于争取美英援助中国对日作战。二来，中国不只对日，且对德、意宣战，这有助于世界反侵略战争联成一片。中国就可在战后和平会议上占有重要一席，而不仅仅在远东会议上拥有发言权。这对中国推动建立国际反法西斯军事同盟及寻求大国地位也是有利的。
三、推动建立国际反法西斯军事同盟
珍珠港事件前，国民政府就在竭力推动与美、英、苏等国的军事合作，这些国家也以各种方式援助中国抗战，甚至还就建立军事同盟问题进行过一些初步磋商。由于各国的具体国家利益和战略考虑存在分歧，中国倡导的联合作战未能实现。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中日战争就变为世界战争，全世界侵略轴心与反侵略阵线的壁垒，也因此完全分明”（注：《三十一年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1942年1月1日），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3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84年版，第3223页。）。如何加强国际间的军事联合，共同对日作战，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国民政府也对此期盼甚殷，因而从各方面积极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
（一）与几大国积极接触
1941年12月8日，在国民党中常会特别会议上，蒋介石明确提出，太平洋反侵略各国应成立由美国领导的正式同盟，并要求各盟国在太平洋战争胜利结束以前不对日本单独媾和。下午，蒋介石约见美、英、苏驻华大使，分别递交了建立军事同盟的书面建议，“建议各友邦（中、英、美、澳、荷、加拿大、纽丝纶），应成立军事同盟，并推美国为领导，指挥共同作战之军队……提议中、英、美、苏、澳、荷、加拿大、纽丝纶订立一不单独媾和之条约。”（注：《蒋委员长提交苏、英、美各国大使建议各友邦应成立军事同盟及订立—不单独媾和之条约书面建议》（1941年12月8日），《战时外交》(3)，第41页。）是日晚，他又召见美英两国驻华武官，提出要迅速组织一个中、美、英、荷四国联合作战机构，以协同联合作战的行动，并宣称中国为了与各友邦配合作战，正准备在香港、越南及缅甸等地与各国友军一致行动。他还通过驻美使馆，向罗斯福申明中国的态度：“在我们新的共同战斗中，中国将以其所处之地位，并提供其一切所有与美国采取共同立场，直至太平洋与全世界得免除暴力与背信的凌虐为止。”（注：吴相湘编著：《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台北）综合月刊社1974年版，第783页。）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第一个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军事同盟疾呼。
珍珠港事件使美国充分认识到联合中国抗击日本的重要性，为了让中国能更大限度的牵制日军兵力，美国也有意在各方面加强与中国政府的联合。联合作战，既是中方的愿望，也是美方的利益所在。12月9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对联合作战的提议，做出了初步的回应，称：“吾美国得与阁下及阁下所领导之伟大民族相与联合，本人殊引为光荣。”（注：《中美两大民族携手，彻底毁灭野蛮暴力，两国领袖互电表示信任》，重庆《中央日报》1941年12月14日第2版。）14日，蒋介石接到美陆长史汀生函，称：“美日战争爆发后，麾下所取之行动美国至深感荷。麾下所建议之会议本国政府正在考虑中。”（注：徐永昌：《徐永昌日记》（手稿本）第6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292页。）16日，罗斯福复电蒋介石，明确表示“立即发动步骤，准备一致行动以御共同敌人，应视为异常重要之举”，建议蒋介石“最迟于十二月十七日，在重庆召集联合军事会议，交换情报，并讨论在东亚战区最有效之陆、海军行动，以击败日本及其同盟国”。（注：《美国总统罗斯福自华盛顿致蒋委员长建议由委员长在重庆召集联合军事会议电》（1941年12月16日），《战时外交》(3)，第66页。）
英国被迫对日宣战，所处形势甚为不利，因而也在努力寻求加强与中国的军事合作。12月9日，邱吉尔复电蒋介石，对联合作战的提议表示赞同：“大英帝国和美国已经受到日本的进攻，——我们一直都是朋友：现在我们面临一个共同的敌人。”（注：艾登致卡尔（伦敦，1941年12月8日），FO436/11，第837号，转引自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第4卷，外交（下），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39页。）16日，英国政府任命驻华大使馆陆军武官丹尼斯少将为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其职权与美军事代表团长马格鲁德相同。这一举动，暗示了英国对反轴心各国缔结军事同盟一事的重视，也使此后中美英三国关于军事问题更便于咨商讨论。
在苏联方面，斯大林则认为“苏联现担负抗德战争之主要任务，苏联在抗德战线上之胜利，将即为英、美、中对轴心集团之共同胜利。本人以为苏联之力量，目前似不宜分散于远东……”（注：《史达林委员长自莫斯科致蒋委员长告以苏联现负抗德战争之主要任务请委员长勿坚持苏联即刻对日宣战之主张电》（1941年12月12日），《战时外交》(3)，第57页。），不准备参加远东对日军事同盟。
（二）注重国际宣传，争取国际舆论的呼应
12月9日，外交部长郭泰祺宣读完对日、德、意宣战布告后，就呼吁“一切反侵略国家应加紧合作，不仅名义上联合一致，且亟应出以事实之表现”（注：《郭外长发表谈话，反侵略国合作应有事实表现》，重庆《大公报》1941年12月10日第3版。）。11日，德、意与日本缔结《新互助协定》的消息传到重庆后，中宣部长王世杰代表国民政府发表声明，希望反侵略国家订立密切的军事同盟，并迅速成立统一指挥机构。同日，顾维钧也趁出席英国新闻协会午宴的机会，向新闻界表示，中国政府建议“制定一种战略，以对付日本迫使盟国分散其军力的企图”，希望盟国于此时“制定一个对日协同作战的计划由中、美、英三国同时实施，四面出击”。（注：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5册，第46页。）
由于英国在抵抗德国法西斯的同时，又遭受日本攻击，处境甚艰，故欲促成国际反法西斯军事同盟早日成立。英国公众舆论与国民政府遥相呼应，一再发表评论敦促联合作战尽早实现。12月13日，《曼彻斯特导报》发表评论，主张加强同盟国间的合作，称“吾人乏同盟，有臻于完善之必要，吾人之计划，必须联合拟定，吾人之人力物力，必须联合使用。”（注：《加强同盟国间合作，联合使用人力物力，英伦舆论之一致要求》，重庆《中央日报》1941年12月15日第2版。）20日，伦敦各报社评又强调同盟国之战略必须统一。《利物浦邮报》称：“美英荷三国联合力量，远较日本为雄厚，但各国战略必须一致，此为当前要务。”《约克郡邮报》称：“今日之事，不仅应出以果断之行动，同盟国间并应就当前大局，镇静判断，而欲求冷静判断，不涉意气，最善之法，莫如由同盟国家实行咨商协议。”《每日先锋报》更指出：“今日最切要之事，莫如组织最高军事会议，指导全世界同盟国家之战略，并组织最高物资会议，决定利用全世界资源之大政方针。胜败前途，悉系于此……。”（注：《历史上最伟大结合，成立同盟国统帅部，英报认此系今日亟务》，重庆《中央日报》1941年12月21日第2版。）
美国公众显然也意识到及早实现联合作战的必要性。12月26日，《纽约前锋论坛报》发表社评，“主张同盟国之作战方略应早日统盘筹划，不容或缓。”并指出，“自由法军所以突然占领圣丕尔及米凯隆岛，即由于战略尚未统一所致。”（注：《同盟国战略，应早日决定，美国报纸之论调》，重庆《大公报》1941年12月27日第2版。）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到一个月，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便建立起来，实现了统一战略，统一指挥，统一作战机构，国际公众舆论的作用功不可没。
（三）国际反法西斯军事同盟的建立
虽然苏联拒绝出席会议，荷兰也不愿与会，但由于得到英美特别是美国的支持，在国民政府的努力下，12月23日下午4时，联合军事会议在重庆蒋介石官邸正式召开。会议由蒋介石主持，实际到会的只有中、美、英三国代表。中方出席者为蒋介石、宋美龄、何应钦、徐永昌、商震、刘为章、周至柔、毛邦初。国民政府首脑及中国统帅部高级军官几乎都到席，可见对该次会议之重视。美方代表为空军司令勃兰德，英方是驻印度军队司令官魏菲尔。美英政府并未派决策人物出席，这预示该会议所讨论的计划并不具有决策意义。尽管在联合作战问题上，中英双方发生了争执，但还是通过了三项决议：（一）在重庆成立一永久分区军事委员会，由何应钦、戴尼斯与马格鲁德组成；（二）组织秘书处，由各参加国派员参加，以美方所派者为秘书长；（三）制定了“远东联合军事行动初步计划”。
该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务虚”，蒋介石原指望这次会议能够达成远东共同防御计划及联合分配物资办法，但都未能实现。然而会议召开的本身即表明中、美、英三国朝着联合作战迈出了一大步。同时，中、美、英三国联合军事会议在重庆的召开，也是中国外交史的创举，较大提高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
与此同时，12月22日，英美两国最高会议——阿卡迪亚会议在华盛顿召开，对盟国在全球的总战略做出规划，决定采取“先欧后亚”的总战略。在会上，罗斯福出于对战时及战后长远利益的考虑，建议成立中国战区，由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罗斯福并于12月31日致电蒋介石，提出这一建议。1942年1月2日，蒋介石复电罗斯福，允就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1月3日，同盟国宣布，推蒋介石任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5日，蒋介石就任中国战区总司令。至此，国民政府期望已久的国际反法西斯军事同盟正式形成。
四、加紧废除不平等条约
废除不平等条约，也是国民政府外交努力的重要目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略地位上升，并成为美英的盟国，国民政府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决定把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提到战时解决。
此时，美英尤其是美国在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问题上的态度也逐渐积极。美英需要中国对日有效作战，必须通过废约来维持中国政府的抗日信心。从其全球战略出发，美国要把中国变为一个大国，但不平等条约的存在与中国的大国地位极不相称。同时，日本政府为了拉拢汪伪政权，也有废除中日间一些不平等条约的意向。美英两国为了争取主动，必须抢在日汪之前加紧废约。再加上日本占领了中国的沿海地区，美英等国的特权实际上已名存实亡。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强烈要求，美英决定主动与中国谈判废约。
1942年2月，蒋介石出访印度，发表《告印度国民书》，敦促英国政府“从速赋予印度国民以政治上之实权”（注：《告印度国民书》（1942年2月21日），《先总统蒋公全集》第3册，第3226页。），公开向英国的殖民统治挑战。印度国大党领导人也对中国不平等条约的存在表示同情。这些言论传到美英两国的舆论界后，引起其共鸣。4月19日，宋美龄在美国《纽约时报》发表《如是我观》，称“纵观我中国所参与的条约，差不多完全把中国视为低劣的国家，从来没有基于平等立场的”（注：蒋宋美龄：《如是我观——西洋人对中国的观念是否如此》，重庆《中央日报》1942年4月24日第3版。），谴责在华治外法权，呼吁有关国家尽早予以废除，引起美英舆论界广泛关注。另一方面，蒋介石又命外交部长宋子文在争取美援的洽谈中一再表达中国政府希望立即废约，改订新约的愿望。起初美方不予表态，在宋子文的争取及美国公众的压力下，美国政府才基本上同意立即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1942年8月27日，美国国务卿赫尔电令驻英大使，与英国商谈共同取消在华治外法权，并得到了英国的同意。
得知美国政府决定立即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的消息后，国民政府马上于9月12日特任曾在法国获法学博士学位、担任过南京政府司法部次长和司法行政部长的魏道明为驻美大使，以促成速订新约之事。在随后的谈判中，国民政府又提出废除领事裁判权以外的其他特权的要求。10月4日，蒋介石对来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表示，“中国今日尚未能取得国际上平等之地位，故深盼美国民众能了解中国，颂其援助被压迫民族争取平等，应先自使其本身获得平等地位始”（注：《蒋委员长在重庆接见威尔基先生听其报告对中国发展工合运动之意见及交换有关战后问题之意见淡话记录》（1942年10月4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1)，（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759-760页。），明确向美方提出不平等条约问题。5日，蒋介石授意陈布雷撰拟政府新闻稿，敦促美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发挥其一贯对中国友善的精神，作一件转移世界视听，彰明盟国道义权威的大事”，称：战后废约的设想对于正在艰难抵抗侵略的中国人来说，“遥远而不可即”。既然中国与盟国“担负着同等的义务，负荷同样的责任”，就该废弃在华特权，从而“可以根本打击敌寇和汉奸们在中国战区和在东亚占领地造谣欺骗的宣传，可以更加鼓舞吾中国军民艰苦作战的勇气”。（注：《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受命撰拟希望美国率先自动表示放弃对华不平等条约新闻稿》（1942年10月5日），《战时外交》(3)，第710-711页。）7日，蒋介石电示宋子文：“如美政府能提前讨论取消不平等条约，则我方应即与之开始交涉。”（注：《外交部长宋子文自华盛顿呈蒋委员长报告关于从速取消不平等条约美方原则上当无问题电》（1942年10月7日），《战时外交》(3)，第712页。）9日，他又电宋子文、魏道明，强调“领事裁判权以外，尚有其他同样之特权，如租界及驻兵与内河航行、关税协定等权，应务望同时取消”（注：《外交部长宋子文自华盛顿呈蒋委员长报告美国务部正式通知愿与中国商谈废除不平等条约办法电》（1942年10月9日），《战时外交》(3)，第712页。）。
美国很快便作出反应。10月9日，赫尔面交魏道明一份关于美国政府决定放弃在华治外法权的草约。次日，美国宣称：“美政府准备立时与中国政府谈判，缔结一规定美国政府立时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问题之条约。”英国也于同一天发表声明，将“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以废除英国人民迄今仍在华享受之治外法权。”（注：《实现中国民族愿望，美英放弃在华特权，即与我谈判缔结平等新约》，重庆《中央日报·扫荡报》，1942年10月11日第2版。）蒋介石得知后异常兴奋，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接获美、英自动放弃治外法权之通告，此为总理革命以来毕生奋斗最大之目的，而今竟得由我亲手达成。中心快慰，实为平生唯一之幸事。”（注：蒋介石1942年10月10日日记，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13册，第2836页。）他并在双十节庆祝大会上发表演说，宣布：“我国百年来所受各国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至此已可根本解除。国父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嘱咐，亦完全实现。”（注：《蒋总统秘录》，第13册，第2836页。）
10月11日，蒋介石为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及美国特于中国国庆日鸣自由钟，致电罗斯福与邱吉尔表示感谢，并提出“深望最近续订新约之时，将包括一切不合于国家平等原则或国际公法一般原则之现存特殊权益让与权特权等，一律加以废除。”（注：《中华民国大事记》第4册，第943页。）
从10月11日起，中美在华盛顿开始谈判新约问题。12日，蒋介石电示宋子文：“我方不妨间接表示，甚望其将过去所有各种不平等条约，一律作废，整个撤销，重订平等合作之新约。”（注：《蒋委员长自重庆致外交部长宋子文嘱关于废除治外法权事应静待美政府提出简短之草约后我方再行表示意见电》，（1942年10月12日），《战时外交》(3)，第714页。）24日，美国政府向魏道明提交《中美关系条约草案》，转交中国政府。30日，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向中国外交部递交中英新约草案。随后，中国外交部提出修正案。中美新约的谈判比较顺利，中英双方却围绕香港问题出现了激烈争执。英国拒不归还九龙租借地，蒋介石对此十分恼火，多次表示条约如不载明中国收回九龙，他就不同意签字。最后在宋子文及顾维钧的劝说下，他权衡再三，同意签字，但要宋子文照会英政府，对九龙租借地，中国政府“保留日后提出讨论之权”（注：《英国驻华大使薛穆1943年1月21日照会》，《战时外交》(3)，第781页。）。蒋并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对英外交，颇费心神，以九龙交还问题英坚不愿在新约内同时解决，余暂忍之”（注：蒋介石12月31日记本月反省录，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13册，第2840页。），“待签字以后，另用书面对彼说明，交还九龙问题暂作保留，以待将来继续谈判，为日后交涉之根据。“设想”一俟战后，用军事力量由日军手中取回，则彼虽狡狯，亦必无可如何”。（注：蒋介石12月31日日记，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13册，第2840页。）
1943年1月11日，中英、中美分别在重庆和华盛顿签订《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正式宣布美英废除在华特权。当日，蒋介石分电罗斯福总统、邱吉尔首相，对中英、中美新约签订表示感谢，并发布《告全国军民书》，强调废除不平等条约“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为起死回生最重要的一页，而亦是英美各友邦对世界对人类的平等自由建立了一座最光明的灯塔”（注：《总裁告军民书，新约告成责任加重，军民更须自立自强》，重庆《中央日报·扫荡报》，1943年1月13日第2版。）。同时，外交部长宋子文也电美国务卿赫尔、英外相艾登致贺。翌日，国民政府发布1月12日令：称“本府已与美国及英国政府分别签订条约，废除英美在华之治外法权及其有关之特权，并各废止1901年9月7日在北京缔结之辛丑和约；同时英美两国政府宣布上海与厦门公共租界内之行政与管理权应归还吾国，租界内之所有权利亦均放弃；其与英国签订之条约中，英国政府更放弃天津及广州租界内各种权益；此外英美两国复将其在吾国内河与沿海航行之权一并取消。”（注：《平等互惠新约告成，国府昭示全民奋发》，重庆《中央日报·扫荡报》，1943年1月13日第2版。）14日，立法院院长孙科就中美中英新约签订发表谈话称：“我国业已获得国际地位之平等”，并称“此乃平等第一步之实现”。（注：《孙院长谈新约，吾人已争得国际地位平等，应实现国内政治经济平等，对英美苏亦应求认识了解》，重庆《大公报》，1943年1月15日第2版。）
中美、中英新约的签订，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美英影响下，其他在华享有特权的国家，如巴西、比利时、挪威、加拿大、瑞典、荷兰、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等国，也相继宣布放弃在华特权，与中国签订新约。
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从法理上结束了英美等国一百多年来在中国享有的特权，是中国外交史上的重大胜利。废约大大鼓舞了中国军民的士气，增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心和信心，中国的国际形象有了改进，国际地位也因此提高。当然，新约毕竟只是一个文件，远不是终点，列强在华的某些特权也没有真正结束。
五、寻求中国的大国地位
蒋介石与国民政府的大国梦由来已久。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的战略地位迅速上升，国民政府很好地抓住了这一时机，加紧外交上的努力，以寻求中国的大国地位。
孙科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他在中枢纪念周作报告时便指出：“今后美、英、中、苏必然坚强协力到底，直到德、意、日侵略者完全败亡为止，今后的世界可以说是美、英、中、苏的世界，这是值得我们兴奋努力的。”（注：《太平洋大战与中国，孙院长在中枢纪念周讲》，重庆《大公报》1941年12月9日第3版。）12月10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军民书》，明确提出了这一问题，认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具有五千年历史文化及秉承三民主义以自救救世之中华民族，自兹更须负起空前重大之使命”（注：《蒋委员长发表告全国军民书，我将与英美苏并肩作战，举国一致完成抗战目的》，重庆《新华日报》1941年12月11日第1版。）。随后召开的五届九中全会对外交政策作了调整，明确把“如何与各友邦加强合作，以确立保障世界永久和平之组织”（注：《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对于政治报告之决议案》（12月2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政治（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83页。）列为今后外交的两大目标之一。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国民政府一方面在外交上紧紧抓住美国，以美国马首是瞻，声明：“中国决不参加美国不愿签字之任何国际协定，惟美国参加之协定，中国始愿为签字国。简言之，此即为中国之外交政策”（注：《蒋委员长在重庆接见居里先生讨论改善中英关系问题谈话记录》（1942年8月4日），《战时外交》(3)，第699页。），以争取美国的支持。另一方面，则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以大国姿态示人。1942年2月，蒋介石出访印度，调停英、印关系。虽没取得什么成果，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向世界各国宣示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同年11月，宋美龄访美获得巨大成功，对增进美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加强美国援华及提高中国的国际声望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国民政府又积极拓展国际宣传，调整了国际宣传的方针，加紧了在国外的宣传攻势。另外，又加强与美英盟国间的交往。1942年11月，英国议会访华团赴重庆参观。1943年11月，中国政府访英团赴英访问。这些举措对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是很有好处的。
1943年10月30日，在罗斯福的支持下，中国与美、英、苏共同发表了《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中国的大国地位进一步确立。11月，开罗会议召开，中国第一次以大国形象展现在国际舞台上。联合国成立后，中国又成为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中国从一个弱国，转变成美英的盟国，从而取得了大国地位。但这个大国只是名义上的，事实上，中国并没有享受到作为一个真正大国的实质性地位。
1941年2月，美、英、荷、澳四国于新加坡召开远东防卫协同作战计划会议，便没有邀请蒋介石参加。8月罗斯福与邱吉尔在大西洋的会晤，及一个多月后英、美、苏莫斯科外长会议，都没让中国参加。远东问题是这几次会议的主要内容之一，却把在远东战线唱主角的中国撇到了一边。对此，蒋介石一直隐忍不发，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战场的重要战略地位凸显出来，他于12月11日对太平洋战局发表谈话时，才道出了心中的怨气：“英、美、荷在太平洋上，早已成立共同作战计划，而始终不通知中国，是其视中国为无足轻重，徒利用我以消耗日本之实力。今日本果闪击英美，我国对之，更无足为歉也。”（注：张其昀：《党史概要》第3册，第1193-1194页。）同日，蒋介石接见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商谈关于拟具四国联合作战具体计划及创设执行机构等问题时，又委婉地表达了心中的不满：“美、英、荷三国于六个月前业已完成军事联系之具体计划，此事迄今对予未蒙见告。太平洋战争未爆发前，中国念三国所计议者，皆为有关海空军之合作问题，即未蒙以经过见告，亦可不加计较。惟战事爆发以来，目睹陆军之配合行动，亦占同样重要之地位，不能不要求参与此项联系计划之计议矣。”（注：《蒋委员长在重庆接见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商谈关于拟具四国军事联系与合作之具体计划及创设执行机构等问题谈话记录》（1941年12月11日），《战时外交》(3)，第54页。）尽管蒋一再表示不满，英美仍然蔑视中国，1942年初成立的同盟国最高指挥机构——英美参谋团联席会议(CCS)与军火分配委员会(MAB)还是把中国拒之门外。蒋愤懑不已，“今日之参谋团，惟有英、美参加，拥五百万大军与日本作殊死战之中国反不能顾及，实非中国所愿见……中国军民对此措置，刺激甚深。深感中国名为同盟国，实被歧视。”（注：《蒋委员长在重庆接见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商谈关于中美两国由缔结类似同盟协定之必要等问题谈话记录》（1942年5月18日），《战时外交》(3)，第145页。）
不仅重要的战略合作会议，中国未能参加，甚至连美国援助中国的租借物资也时常被英国抢夺。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美国一艘装载租借物资给中国的货轮恰好到达缅甸，未及转运。驻缅美国军官未经中国同意，便将这批物资转拨英军使用。驻缅英军并侵入中国运输管理局，将150辆卡车劫去。对此卑劣行径，在12月23日召开的重庆联合军事会议上，何应钦声明：“中国愿将所有在缅甸的一切租借物资军火全部退还美国，撤回在缅甸的机关与人员，停止中、英、缅间的一切合作。”（注：吴相湘编著：《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第787页。）英国抢夺中国物资一事，也引起了美国的重视。美国代表马格鲁德谒蒋介石请求调停，华盛顿也要求英国内阁注意此事。由于美国的压力，同时英国也意识到实在做得过分，26日，英国表示道歉，美国召回派驻缅甸的负责军官，并且保证今后如不经中国准许，不得移拨给中国的租借物资。
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的歧视也还存在。阿卡迪亚会议上，美国制定了“先欧后亚”，利用中国拖住日本的战略。这意味着美国“在制定战略和分配援助物资方面，是可以牺牲中国的”（注：［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94页。），“可以抽调给中国战场的，既不是华盛顿最优秀的人才和充裕的物资，也不是大批的军队”（注：［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92页。）。此外，美国虽然向国民政府提供租借物资，但并没有让其像英国、苏联那样有权自己处理租借物资，而是自己牢牢控制援华物资支配权。这也为以后的史蒋冲突，埋下了伏笔。在雅尔塔会议上，中国遭受了更大的屈辱，美英背着中国，以牺牲中国主权来换取苏联对日作战。
珍珠港事件发生，国民政府得知消息后不到10个小时，就这一突发性事件作出了对策——立即向日、德、意正式宣战，并推动建立国际反法西斯军事同盟，加紧废除不平等条约及寻求中国的大国地位。国民政府能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及时作出反应，这一方面当然是因为珍珠港事件前，国民政府便对其发生有所预见；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当时的国民政府对突发性事件已具备了一定的应对能力。事实证明，这些对策是比较成功的，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建立，中国由此跻身四强之列，中国外交开创了全新的局面。中国外交对策的成功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全民族不屈不挠的抗战固然是最根本的因素，但关键在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一改旧观，具有较大的主动性与灵活性，很好地抓住了珍珠港事件爆发这一契机。
然而，中国外交取得的成功又是有限的。中国只是成为了名义上的大国，事实上并没有享受到作为一个真正大国的实质性地位。诚然，由于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等实力远未达到一个大国的水平，中国能否成为事实上的大国，也不是仅仅依靠外交对策就可以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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