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亚地区民族问题的特点及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影响与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亚地区论文,丝绸之路论文,对策论文,民族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16)04-0010-08 DOI编号：10.13965/j.cnki.gzmzyj10026959.2016.04.002 2013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哈萨克斯坦时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大倡议。2015年3月28日，经国务院授权，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标志着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愿景》指出：“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1]中亚(本文中的中亚是指：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五国)毗邻中国西部地区，是连接亚洲、欧洲的陆上走廊，古代“丝绸之路”横穿这里，重要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决定了中亚地区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构建过程中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中亚地区的民族宗教问题极为复杂和敏感，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框架下，中亚地区民族问题及相关因素不仅影响地区的繁荣和稳定，更涉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能源、安全等多重利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当前中亚地区民族问题的特点 伴随着地区格局和国际形势的不断演变，中亚地区民族问题及相关因素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和特点：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的关系问题、资源领土争端、部族主义等固有民族问题仍然存在；“三股势力”的活动和威胁成为始终困扰中亚各国的毒瘤；毒品走私、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因素也威胁着中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阿富汗、乌克兰等相关域外民族问题的溢出效应与大国博弈对民族问题的激化效应叠加，使得中亚地区的民族问题更为复杂和敏感。[2](P205)各种民族宗教问题交织缠结、相互作用，深刻地影响着中亚地区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进步和国家安全，也必然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在中亚国家的推进产生巨大影响。 (一)民族关系处于持续变化与调整的状态 独立以来，中亚国家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努力推行主体民族化政策，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主体民族“大民族主义”情绪的膨胀，使国内非主体民族的民族情感和切身利益受到损害。在中亚国家独立初期，出现了非主体民族外迁的浪潮。俄罗斯族和日耳曼等民族的大量离境使中亚国家失去了大量的知识精英、专家、技术人员，严重削弱了中亚国家人才资源和知识财富，中亚国家科技发展潜力明显减弱。而留居各国的非主体民族与主体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呈现尖锐化趋势，族际流血冲突不断爆发，俄罗斯人和其他中亚跨界非主体民族不断兴起民族自决或分离活动，各种民族争端的纷纷泛起对中亚各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针对独立后民族政策引发的民族关系变化及其产生的影响，中亚国家领导人纷纷认识到，妥善处理好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发展。各国都对有关民族政策进行针对性的调整，采取各种措施修补民族关系，其内容主要包括：否定民族自决，维护民族国家主权；倡导多元文化，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权利；强调“人权和公民权”，淡化民族观念；反对极端民族主义，主张民族关系和谐；缓和与俄罗斯人矛盾，维护国家统一；成立民族管理机构，加强民族管理工作等。[3]对于中亚地区公众来说，见证了中东变局及乌克兰危机等一系列事件，对民族宗教问题和民主政治的参与也有了更加理性的认识和更为成熟的态度。经历了二十余年的发展，中亚国家政府的民族问题治理能力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国家领导人的处理民族问题的政治能力和个人威望等因素使得当前中亚局势脆弱的稳定得以维持。[4]但近年来中亚民族问题形势总体保持稳定的同时，受国内社会阶级矛盾、经济发展滞后、宗教问题和外部势力介入等复杂因素影响及中东、阿富汗和乌克兰等域外问题外溢效应的作用，中亚国家的民族问题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增加，中亚地区民族关系仍处于持续变化与调整的状态。 (二)部族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问题长期存在 中亚各民族在突厥化进程中形成了以地域和血缘为标志的部族(或氏族)部落，往往将部族属性作为自我识别的重要标志，部族文化和部族意识也成为中亚各民族特有的传统文化和政治思维方式。独立之后，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根植于部族文化基础上的各种矛盾随着中亚民族问题的变迁突现出来，对中亚国家独立以来的政治发展进程、民族政策取向、国家权力分配和国内暴力冲突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5]并对现代中亚各国的政治体制模式和社会发展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中亚各国建制与建国的“双重”进程中，一些中亚国家的领导人将部族政治文化加以利用，使其成为他们执政的重要权力基础。哈萨克斯坦等国家领导人扬长避短，充分挖掘和利用部族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淡化部族的族群意识和地域观念，避免了部族之间的对立，促进了国家政权的稳定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而吉尔吉斯斯坦等国，执政者部族意识浓厚，由于缺乏平衡部族权力与利益分配的政治权威和正常的政权轮换机制与政治妥协机制，各地方部族势力彼此对立的局面始终未能完全消除，部族间矛盾冲突甚至引发了国家内部严重的政权与社会危机。[6]吉尔吉斯斯坦多次爆发暴力骚乱和政权频繁更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政权内部代表不同部族和地区利益派别之间矛盾激化的结果。此外，塔吉克斯坦南、北部族之间的矛盾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国家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政局走向。 中亚地区部族文化历史特殊，存在已久的部落传统和根深蒂固的部落意识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并已成为影响吉尔吉斯斯坦等国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将对中亚政治走向和民族问题产生深远影响。不应忽视隐藏在中亚诸多政治现象和民族问题背后的部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因素。 (三)“三股势力”威胁依然严峻 中亚地区是一个民族矛盾十分复杂的地区，自苏联解体以来，一直存在着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国际恐怖主义三种邪恶势力的活动，他们利用当地民族关系复杂、宗教传统深厚、经济发展落后、人民生活贫困和国家体制弱化等特点，通过极端形式开展恐怖活动，不断煽动周边突厥语民族的国家分裂，严重阻碍着中亚国家的社会政治发展进程，对整个中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构成现实的威胁。而且这些势力与境外极端势力相互之间有着联系，其溢出效应也严重影响了周边国家的领土统一和政局稳定，成为长期影响中亚各国稳定的难题。 近年来，“三股势力”未对中亚地区安全形成重大威胁，但极端势力总体呈上升趋势。地区内固有极端组织活动活跃，其中“伊扎布特”仍是地区内最大的极端组织。此外，当前在中亚地区较为活跃的极端组织还有“乌伊运”、“真主卫士”和“24Group”等。2014年北约联军从阿富汗撤出后，由于与塔利班“基地组织”在行动方向及方式上的分歧，阿富汗境内的中亚宗教极端分子也可能大量向中亚地区回流。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新生极端恐怖组织也加强了对中亚地区的渗透，当前在中亚四国(除土库曼斯坦外)都出现了“伊斯兰国”的活动迹象。这些中亚极端分子已经成为全球恐怖网络的一部分，未来可能加大对中亚地区恐怖组织的联系和互动，地区安全面临更为严重的威胁。最令人忧虑的问题是宗教极端主义思潮在中亚地区的传播进程明显加快。就目前来看，虽然中亚国家政府已采取了多重举措遏制宗教极端主义的传播，但成效并不显著。宗教极端主义如果不能得到有效遏制，未来将会在本地区酿成极大的“祸端”。政治伊斯兰组织也伴随宗教极端主义思潮扩散在部分中亚国家快速发展，在内外部诸因素的作用下，未来甚至有可能成为中亚国家世俗政权和执政党最强有力的挑战者。 (四)国家间“资源战”与边界争端频发 近些年来，中亚地区“能源安全”和“水资源安全”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中亚的自然资源比较丰富，但分布非常不平衡。苏联解体之后，五国间计划指令性能源和水资源使用管理措施不复存在，国家间始终未能形成能源开发和水资源分配的协调机制和合作框架，五国在水资源和能源问题上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与纠纷。 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是中亚主要跨境河流(咸海流域和阿姆河及锡尔河)上游国家，中亚水资源主要集中在两国境内；而处于下游地区的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则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煤及其他矿产资源，境内水资源则相对较为匮乏，需要大量引水灌溉来维持其农牧业经济的发展。上游塔、吉两国油气资源匮乏，需要向哈、土、乌三国进口油气，但由于经济落后，吉、塔两国经常拖欠油气费用，作为油气输出国的三国不愿意向吉、塔提供能源，致使吉、塔经常发生能源危机，只能依赖水力发电的方式解决国家自身的能源问题。但两国坚持建设的坎巴拉塔1、2号和罗贡水电站等大型水电项目对下游的乌、哈、塔三国农牧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影响，中亚各国间因能源和水资源问题不断交恶，甚至引发武装冲突，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资源民族主义兴起。[7] 中亚国家独立后一直致力于通过谈判解决彼此的边界划分问题，但由于边界变更频仍、犬牙交错，边界地区民族迁徙频繁、民族结构复杂，二十多年来中亚国家领土争端始终难以平息。当前，中亚国家的边界问题主要集中在乌吉塔三国之间。三国在费尔干纳地区的边界问题与民族矛盾、水资源及矿产资源争夺等问题交缠在一起，非常敏感和棘手。三国边境地区时常发生边民冲突、边民与边防军人冲突以及边防军人相互对射事件。2016年1月，塔吉两国就520公里争议边界达成一致意见，但两国尚有大约70处、396公里边境需协商界定。乌吉两国还有300多公里50-60个地段未划界。乌塔之间约1500公里的边界也有15％-20％的地段未划定，并长期受撒马尔罕和布哈拉问题困扰。[8]领土争端常常在边境地区引发边民流血冲突，导致相关国家关系和民族关系紧张。如2014年，塔吉两国因划界不清导致两国边境以及飞地局势恶化，冲突频发，其中5月7日塔吉两国间爆发的边境冲突涉及1500余人，并直接导致60余人受伤。 中亚国家之间这些自然资源和领土争端大多属于历史遗留问题，解决起来极为复杂，随着中亚国家内部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边界和资源问题越来越敏感，可能导致中亚国家间更大规模的对抗。 (五)相关国家民族问题溢出效应影响叠加 中亚国家独立后，阿富汗局势始终与中亚国家联系在一起。阿富汗局势是影响中亚安全的重要因素。2014年7月，美国和北约部队开始撤离阿富汗，中亚国家特别是与阿富汗接壤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感受到了来自阿富汗的安全压力增大。一是中亚国家与阿富汗交界地区恐怖事件增多，2015年，塔阿、土阿边境边防军多次与企图潜入塔境内的阿富汗武装分子(毒贩或极端分子)交火，并造成数名士兵死亡；二是阿富汗冲突中的民族因素不断对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国内安全形势构成威胁，在阿富汗北部有塔吉克族武装、乌兹别克族武装，甚至土库曼族也形成了自己的武装力量，这令阿富汗北部与中亚国家的安全关联更加复杂；三是阿富汗毒品威胁加剧，目前，与中亚毗邻的阿富汗已成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毒品产地之一，中亚极端宗教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将毒品走私作为从事其不法活动的重要资金来源。毒品泛滥伴随着贫困、失业等社会问题，不仅影响了中亚国家的社会稳定，也干扰了中亚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对中亚地区构成了复合性安全威胁。[9] 乌克兰危机自2014年2月爆发以来持续发酵，不仅将乌克兰拖入到内战之中，而且导致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明显恶化。中亚各国也面临着很多与乌克兰类似的问题，比如领土争端和复杂的民族问题，乌克兰的分裂如果从既成事实变成法律事实，将对中亚各国跨界民族心理、民族关系和国家关系带来直接影响。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导致俄罗斯经济出现严重困难，经济形势异常严峻。中亚国家对俄罗斯的经济依赖程度较高，无论是能源出口大国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还是劳动力输出国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都是俄罗斯经济下滑的最直接的被冲击者。可以说，乌克兰危机对中亚国家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冲击比在政治、外交方面的影响更为直接。中亚经济受俄罗斯经济衰退的影响面临巨大下行压力，此局面如不能尽快得以改变，中亚抵御安全威胁的能力必然下降，但这也为中亚与中国等国加强经济合作提供了契机。 (六)地缘政治博弈导致民族问题日趋复杂化 极具战略价值的地理位置和石油与天然气等战略资源的巨大潜力，使中亚地区成为世界政治、经济、安全利益的交汇点之一，成为世界大国和周边国家争夺的对象。 俄罗斯和美国仍然是当前中亚地区最为重要的博弈力量。阿富汗撤军后，俄罗斯仍在通过继续加强其与中亚国家在安全、经济合作等方面的优势地位，以保证其在中亚地区的传统影响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则利用其在经济上的优势，争取其在中亚地区资源开发和运输领域的主导权。在中亚国家“全方位”的外交政策下，世界其他力量也纷纷加入中亚地缘政治争夺战。中国始终稳步推进，不断深化与中亚国家在经济、政治关系和安全上的合作；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印度等国也积极利用其在民族、宗教上的联系，加强对中亚国家的渗透；欧盟、日本、韩国也非常重视这一地区，继续加大其在中亚各国进行的投入，以巩固业已建立的关系。中亚国家在大国关系中所采取的“平衡政策”，使得它们也更容易受到大国间利益冲突的牵制。伴随着中亚地区国际格局的日趋“多元化”发展，大国间、地区间关系的协调将成为影响中亚地缘政治格局的重要因素，中亚地区的不稳定因素也进一步增加。 中亚各国部族政治色彩浓厚、民族关系矛盾丛生，大国为了实现在中亚地区的战略利益，必然要培植各自的政治势力，利用、煽动民族、部族和教派矛盾，甚至进一步推动政治演变、实现政权更迭。乌兹别克斯坦的“安集延骚乱”和2010年的吉尔吉斯斯坦大规模骚乱中，都可以看到不同外部势力如俄罗斯和美国的公开“较量”或暗中交锋，甚至还有伊斯兰极端势力的乘势跟进。[12](P250)而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爆发的“颜色革命”则被认为是内部因素和外部压力综合作用下美国导演的“不同民族和部族之间利益冲突的民主化嬗变”[10]。大国力量对中亚的介入必然会加深中亚国家内部民族、部族乃至教派分化，使得民族问题进一步复杂化、长期化。 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新干涉主义”政策和中亚各国在政治、经济上的亲美政策也再次点燃了中亚极端主义组织的反美情绪，刺激了中亚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活动，造成中亚地区暴力恐怖活动频仍。大国对中亚国家有所区别的政策无疑也加深了中亚各国间的芥蒂，影响到了中亚国家之间进行安全方面的合作。这一系列不稳定因素反映到民族问题上，使得中亚地区的民族问题，在新的历史阶段不断演进，并一直困扰着中亚各国。 二、中亚民族问题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影响 中亚国家独立以来，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政治关系不断提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目前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关系均提升至战略伙伴关系的高度，为未来扩大和深化相互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当前中国周边形势变数增多的情况下，保持中亚地区的稳定尤为关键。而当前和未来几年，中亚各国正处于政权新老交替的转换期，民族宗教关系更趋复杂，风险和变数增多，包括“伊斯兰国”渗透等新威胁也不断涌现。对于中国而言，有必要做好相关形势的研究和预判，提前采取预防性政策措施，以避免或减轻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过程中因民族问题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带来的损失。 (一)影响中亚国家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中亚各国深厚的部族文化传统与政治思维方式使得领导人往往具有浓厚的同乡情结和地域观念，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容易将民族或部族需求和利益内化于国家经济政策之中，常常带有狭隘民族主义或部族主义色彩。部族主义与地域情结往往会诱发国家政权中裙带关系和腐败的滋生，对国家行政体系的运行规则造成破坏，进而对政治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地区享有的经济与政治优惠政策的差异常常引发部族和地方势力之间的对立，导致部族矛盾和冲突不断，使国家政权的稳定遭遇威胁。[11]中亚五国推行的民族政策也导致非主体民族与主体民族之间的矛盾加剧，各国的反对派常利用民族或部族问题挑起矛盾、制造骚乱，导致国内持续的政局动荡，甚至引发政权更迭，进而冲击国家内外政策，导致政策的不连续性，给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带来不确定因素。 与此同时，中亚地区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并已经扩散至经济领域。中亚国家的民族主义往往片面强调本国利益，在对外合作中持保守甚至激进态度，在许多领域和行业实行地方保护主义政策。目前中亚国家在对华签证、人员商品通关、中方企业在中亚投资等方面政策开放化和便利化程度依然较低。一些西方势力和中亚国家内部部分势力试图通过炒作和鼓吹“中国威胁论”来为自己的政治目标服务，使中亚一部分政治精英和民众表现出对中国未来中亚战略的担忧甚至负面情绪。以“中国威胁论”为代表的怀疑或猜忌论调是中国在中亚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无法避免的潜在不利因素。[12]2012年8月28日，中国企业参与的吉尔吉斯斯坦历史上首次矿产公共拍卖会就因为民族主义示威者闯入会场强行冲散参加拍卖人员而被取消。吉尔吉斯斯坦国内经济民族主义情绪在中亚并非个例。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构建过程中，中国需要对这一情况提前把握，妥善应对。此外，中亚国家市场经济体制、内部法制以及配套政策并不完善，也导致中亚国家政策稳定性不强，可能会给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各项合作带来影响。[13]“双泛思潮”在中亚的传播，深刻地影响了中亚民众对新疆民族问题和中国的理解及态度，进而影响其对中国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认识和态度。类似的负面认知侵蚀着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发展的基础，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中亚各国民族、部族、宗教问题及其走势，注意防范该区域内因民族问题可能带来的政策风险。 (二)破坏中亚地区正常的经济秩序 民族宗教问题激化后常常引发暴力冲突和社会动荡，并波及经济领域，对交通工具、基础设施、店铺厂房等造成破坏，生产经营活动被迫中断，商品流通和贸易活动受到阻碍，进一步造成商贸活动萎缩、物价上涨。失业率攀升，国家的正常市场秩序被打破。重大的民族冲突事件往往会影响投资者的信心，造成股市的剧烈波动，外资进入大幅减少，使经济发展环境受到严重冲击。[14]“阿拉木图事件”、“费尔干纳事件”、“奥什事件”、“郁金香革命”以及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骚乱事件等无不以巨大经济损失为代价。2010年4月和6月，吉尔吉斯斯坦先后爆发两场由部族矛盾引发的骚乱，骚乱事件的负面影响导致2010年吉国内生产总值下降1.5％。由于投资环境恶化，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区层面的新投资项目都停工停建。[15]在吉经商的华商店铺及一些中资企业也受到冲击和破坏，遭受到巨大财产损失，中国在当地的工程承包企业出现停工、应付款拖欠及业主失去联系等问题。 由于极端民族宗教主义势力的强力渗透，以及缺乏规范化运行机制和法制化的运行体制，中亚各国金融领域也面临着恐怖主义威胁。很多民族宗教恐怖主义势力利用其金融系统漏洞从事恐怖活动，如洗黑钱、造假钞、开地下钱庄、走私毒品、购买军火等都可以通过银行实现资金筹集、流动和交易，给中亚地区国际金融业带来风险。 为了争夺各自地缘经济战略中的优势地位，中亚各国纷纷将地理因素变为了追求经济优势甚至地区霸权的砝码，为了追求和保护眼前自身的经济利益，为了争夺自然资源特别是水资源，中亚各国一度打起了贸易战、运输战和资源争夺战。中亚五国间经济利益的冲突，加上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使得彼此问的矛盾冲突愈演愈烈。这也势必会影响到中亚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不利于构建健康、稳定、有序的区域经济秩序。 (三)威胁到我国在中亚地区的投资安全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优先领域。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欧非之间包括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在内的基础设施网络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基石。基础设施建设不只是经济问题，也涉及国家战略与安全。中国在中亚地区总投资数百亿美金建设的四条天然气管线全部竣工后，中国在中亚地区建设的境外油气管道将累计达10738公里，天然气供应总量将增加到850亿立方米。能源基础设施投资和管道安全超越了传统的边防安全范畴，但管线安全较为薄弱，一旦发生恐怖袭击、民族冲突或骚乱，很可能成为被破坏的目标。这些基础设施一旦遭受袭击，不仅经济利益会受到很大的损害，还会导致我们国家很多地方的能源供给受到影响、国家的能源安全受到威胁，给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带来影响。[7] 随着中国贸易的不断拓展，在中亚的各经贸领域占据的份额越来越多，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与区域内民族势力、宗教势力、地方势力或部族势力的利益发生碰撞。利益分歧引发的冲突也可能会给我国在中亚地区的投资带来风险和损失。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延伸，中国在中亚从事经贸活动的人员不断增多，中亚各国的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活动对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和经贸活动的开展构成了威胁。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发生过多起针对中资企业员工的绑架和人身伤害事件。 三、中亚五国民族问题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影响的因应对策 中亚地区的政治、经济问题与复杂的民族因素交错相缠，处理不好极有可能诱发政治对立甚至军事冲突，在短时间内造成严重的安全威胁，给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带来不利影响。我们不应低估并必须面对中亚地区民族问题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应通过深入、系统的研究区域内民族问题，对安全隐患和现实威胁进行预警，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和应对措施，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12] (一)深化古丝绸之路发展的传统民族友谊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属于沿途各国并造福各民族人民的长期、系统的宏伟工程。只有得到沿途国家和各族人民的认可和支持，才能汇聚沿途各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实现沿途各国和各民族共同的利益。[16] 数千年文明交往形成了丝绸之路上深厚的多元文明和“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丝路精神”，中国倡导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植根于中国同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悠久的历史联系和深厚的传统友谊，主要着眼点之一是丝绸之路相关国家及其背后多元文明的民族复兴，顺应了各国共同发展的现实需要，符合本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与古丝绸之路在精神上也是一脉相承的。[17]对于古丝绸之路共同、美好的历史记忆以及对于“丝路精神”的认同，为今日各国复兴丝路的梦想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理念支撑。丝绸之路经济带要不断深化古丝绸之路发展的传统民族友谊，加强与沿途国家的沟通，使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愿景与理念能为沿路国家和人民所相信和接受；要注重依靠区域内各民族自身的文明特点、发展特征、资源与制度禀赋的优势，各方实现互利共赢；要促进区域内民族关系的不断发展，找到彼此利益交汇点以及各方能够接受的实现共同利益的途径，从而为区域合作营造稳定的社会环境，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 (二)利用当前区域内有利民族因素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我国西北地区既有对外开放的地缘经济优势，也有与周边国家交流合作的地缘文化优势。中国西北地区，尤其是新疆，与中亚五个国家中的三个国家(哈、吉、塔)有直接的领土接壤，一些民族与中亚国家的同源跨境民族在种族、语言、宗教、文化、历史和习俗等方面相同或相似，使得双方开展经贸合作具有天然的语言优势，而“文化共性”在心理上形成的历史文化联系使得双方交流交往更为顺畅。应该充分利用中国西北地区和中亚各国跨境民族在文化、语言和宗教上的联系与共性，营造有利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经济、文化人文环境和民族关系。[18] 中国和中亚各国都深受“三股势力”的危害，在维护地区稳定和反对恐怖主义问题上态度一致，中亚各国对国际安全合作也有高度的需求；中亚国家独立后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其通过与其他国家发展经贸合作发展本国经济的意愿也较为强烈。在上海合作组织等成熟的地区合作组织框架下，中亚各国已与中国政府在反对“三股势力”斗争中建立起有效的合作机制，使地区整体安全水平不断提高。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过程中，中国应积极寻找与中亚各国的利益契合点和共同关注点，注重将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与中亚国家相关政策对接。在深化合作、加强互信的基础上，以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契机，不断深化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等各领域的合作，切实维护中亚和中国西北地区稳定发展的新常态。[19] (三)防范区域内民族问题给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带来的风险 近年来，中亚地区的民族问题未对地区安全造成破坏性影响，地区总体上保持基本稳定的态势，但局部地区的民族问题和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其未来走势也充满了不确定性。中亚地区民族问题错综复杂：“三股势力”长期在中亚地区肆虐，区域内反动势力与境外恐怖分子勾结，进行破坏油气管线等恐怖活动的威胁并非杞人忧天。邻近的阿富汗局势仍然动荡，毒品、跨境犯罪、恐怖主义等问题尚未得到根治，阿富汗问题的溢出效应对中亚地区的影响明显。中亚各国发展差异较大，国家之间也因边界纠纷、资源争夺等屡有龃龉。中亚地区地缘政治形势复杂，受到各种国际力量的交织影响，政治环境较差，严重制约经济发展。除了哈萨克斯坦保持稳定外，其他国家政治局势跌宕起伏。这些问题都与复杂的民族因素交错相缠，再加上地区外的政治势力的挑唆、干扰、破坏，有可能在短时间内造成严重的安全威胁，使得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受到严重影响。 中亚国家尤其是吉尔吉斯斯坦，因为民族问题发生局部社会动荡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可能会影响到中国在中亚的经济活动以及中亚投资和中资企业的生产与安全。近年来，中亚国家部分精英和民众的排华情绪有所上升，针对中资企业的抗议、群体性事件和暴力事件可能会增多，虽然总体上不会对中资企业造成太大冲击，但相关部门和机构应做好中亚地区民族问题的研究，密切关注中亚地区民族问题的变化和走向，对相关风险进行研判和预警，完善整体安保规划和应急预案，帮助相关企业做好风险预估和规避。同时，我们要充分尊重中亚各国的民族情感和宗教习俗，加强对赴中亚人员的民族宗教知识进行培训宣传，增进与当地民众的互动和沟通，赢得中亚国家政府及国民的信任，积极妥善地化解误会和摩擦，减少不必要的冲突或争端。 (四)积极发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在解决民族问题中的作用 中亚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民族关系非常复杂，加之宗教、历史原因以及民族政策上的失误，导致民族关系紧张，甚至某些民族之间积怨颇深。中亚地区的经济发展长期处于缓慢甚至停滞的状态，严峻的经济形势导致社会问题丛生，居民贫困状况加剧、失业人口迅速增加、分配差距和地区发展差距加大以及严重的腐败问题仍困扰着各国，并由此导致犯罪和社会冲突问题增加、民族关系恶化和局部地区安全形势恶化。贫穷和政局动荡使中亚恐怖主义在民众中获得了存在的社会基础，为“三股势力”的孳生创造了条件。“反恐更要反贫”，在以必要的强力措施遏制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蔓延的同时，中亚国家需通过互利合作来共同促进各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消除贫困——这一极端思想滋生的土壤，才能从根本上遏制中亚地区“三股势力”的破坏活动。 中亚相关国家之间在边界问题、水资源、能源问题等方面都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不仅成为掣肘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还有可能会引起地区内的局部冲突。解决中亚领土和资源争端的根本出路，在于逐步推动和实现适合本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但由于受到民族宗教问题等多种不利因素的干扰，中亚国家间矛盾丛生，中亚一体化陷入困境，导致许多区域性问题无法通过跨国合作来妥善解决。通过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和中亚国家可以通过灵活的合作方式，在现有合作机制的框架下，加强政府间合作，积极构建多层次政府间沟通交流机制，共同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协商解决合作中的问题，逐步推动和实现适合本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利用各国经济互补优势实现共同发展，把地缘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的成果。通过经济的共同繁荣与进步发展稳定的国家关系和民族关系，同时又以稳定的国家关系和民族关系促进经济的共同繁荣与进步。[14] 民族间的互助合作是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需要，也是国家安宁及稳定发展的需要，只有消除各民族经济上的不平等，才能达到政治上的平等，实现民族和解与宗教和谐。加快各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无疑为沿带国家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将会极大地促进沿带各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从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减少贫困，消除地区不稳定的经济基础，为更好地解决地区的民族问题提供有利的经济支撑。 收稿日期：2016-02-11标签：丝绸之路论文; 民族问题论文; 丝绸之路经济带论文; 中欧关系论文; 中亚民族论文; 经济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冲突管理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文化冲突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