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阈的转换：从“追求现代化”到“反思现代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26(2012)01-0175-03
“文革”结束以后，“现代化”成为了国家和知识分子的共识，成为了“新时期”的时代主题。“新时期”被认为是重新延续被“救亡”(革命)中断了的启蒙传统和“文革”偏离了的现代化目标。李泽厚“救亡压倒启蒙”的命题成为了1980年代“新启蒙”的一个经典表述。在新启蒙思潮的推动下，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构了五四启蒙神话。在“传统与现代的对抗”和“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的坐标中，强烈地表达了启蒙主义的目的和现代化的意识形态。伴随新启蒙运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发生了声势浩大的“重写文学史”运动，以“现代化”的观点重构了文学史视野：“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文的艺术折射并表现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1](P.11)“20世纪中国文学”、“中国新文学整体观”、“重写文学史”、“把文学史还给文学”构成了“文学现代化”的概念家族，获得了学界普遍认同。王瑶说：“现代文学史的起点应该从‘现代’一词的涵义来理解，即无论思想内容或语言形式，包括文学观念和思维方式，都带有现代化的特点。它当然可以包括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性质和内容，但‘现代化’的涵义要比这广阔得多。”[2]“重写文学史”用现代化理论代替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确立了19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典范。现代化理论消解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文学(现代文学)消解了当代文学。当时走红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季红真挪用“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这样一个现代文学的命题来描写、解释和评价中国当代文学，在当代文学批评领域建立了批评的权威和声望。
1980年代的现代化思潮，受到美国现代化理论的影响。美国的现代化理论兴起于1950年代，现代化被看作是一个在西方率先发生的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世俗化和工业化的过程，全世界都将普遍经历西方的现代道路。现代化的理论先驱、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总结了现代社会合理化、科层化和祛魅的趋势。但在他看来，现代化包含了明显的矛盾和内在的紧张，他在1919年最后一次公开谈话中说：“正在等待我们的并不是夏季盛开的鲜花，而是极地的黑夜，寒冷、阴暗和狂暴。”[3]在冷战背景下，美国的现代化理论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极大地简化了韦伯的思想。
1980年代，我们把现代化作为追求的目标，作为不言自明和全面肯定的价值理想。1980年代“伪现代派”这样的说法就反映了当时那种把现代派等于现代化和把现代化当作一种价值目标的态度。1990年代，中国深深卷入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知识和思想界开始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向：从追求现代化到反思现代性。1990年代，随着“现代性”这个概念的出现，对“现代化”开始产生了质疑与批判，从而使知识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转换。陶东风在《从呼唤现代化到反思现代性》一文中指出：“90年代中国学术——思想界出现了一些新的走向与趋势，其中之一即是所谓‘现代性’反思，它的核心或许可以概括为对于现代化理论的批判性审视。这一点形成了90年代中国思想状况与80年代的最鲜明对比，同时也对深受现代化意识形态支配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严峻挑战。”[4]现代性反思是一种深层的知识立场的变化，是知识地基的移动。
台湾学者龚鹏程批评文学现代化论者没有走出现代化的迷思，他们将20世纪的历史简单地解释为各民族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而没有思考“现代化”这一概念的复杂内涵以及全球现代化历史的复杂性。[5](P.89-92)“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者之一——钱理群——对1980年代现代化思潮的反思尤其令人注目：什么是现代性？什么是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如何从中国文学、学术自身的发展，特别是晚清、民国以来文学、学术的发展，来揭示‘五四’文学变革、现代文学的诞生的内在理路与线索；如何将现代文学置于与现代国家、政党政治、现代出版(现代文学市场)、现代教育、现代学术……的广泛联系中，来理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如何从更广阔的视野来考察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在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中如何认识与处理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实现中国文学(文化)的现代化的过程，同时又是反抗殖民主义的侵略与控制，争取民族独立与统一的过程这两者间的关系；如何认识与处理本世纪文学发展的总格局中的不同组成部分，新、旧文学，雅、俗文学及其关系，新文学内部的不同组成部分，自由主义文学、革命文学及其关系；如何认识与处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城市与乡村、沿海与内地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及其在文学上的反映，由此形成的海派文学与京派文学的对峙与互渗；如何评价反思现代化后果的文学作品及作家；等等。所有这些反思都为现代文学的研究打开了思路，开拓了领域，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困惑。”[6]
西方对现代性的反思与1960年代的政治运动——学生运动和反越战运动以及妇女运动、生态运动尤其后结构主义理论密切相关。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构成了西方新的理论发展。现代化是以民族国家的历史建构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主线，而对现代性的反思则是新的政治、文化力量的出现和新的社会、政治、文化空间和认同的建构。现代化是一个宏大叙事，被认为是一个普遍化和同质化的过程，而在对现代性的反思中兴起的则是“多元文化”的议题和对“微观政治”的思考。
索雷尔在《论暴力》中警告我们：“如果他拥有狂热的性情，而且又不幸地让他手握大权，允许他实现梦寐以求的理想，乐观主义者就有可能为他的祖国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他会竭力消灭那些看起来拥有危害众人幸福的错误思想的人。在大恐怖时期，流血最多的人恰恰是那些最强烈希望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黄金时代的人，是那些对人类痛苦有着最深切同情的人：他们都是乐观、理想主义并且敏感的人物，他们越是毫不妥协，他们追求普遍幸福的愿望也就越强烈。”[7](P.7)“大跃进”和“文革”给中华民族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可是，如果简单地将“文革”看作是“封建主义复辟”，将它排除在启蒙的故事之外，就无法构成一部完整的中国现代启蒙史，我们也就无法真正深入地理解启蒙。我们只有将对“文革”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反思扩展为对现代性的反思，才能真正深刻地理解启蒙和现代性。五四时期，学衡派将反现代和反启蒙认作自己的使命。在中国现代文学还没有出生之前，当胡适的文学革命还在娘胎里的时候，梅光迪就已经开始反对它了。梅光迪觉得现代和启蒙那个“美丽的新世界”并不那么美妙。他在《中国人觉醒了吗？》中充满了悲观的预言，认为世界不是被理性的光辉照亮，而是长夜将至。高远东在《契约、理性与权威主义——反思“五四”启蒙主义的几个视角》一文反思了“启蒙语法”。他指出，五四启蒙的主要方式是权威主义，梁启超的“制造中国魂”、鲁迅的“改造国民性”、1950年代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文化大革命”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都隐含了一种企图操纵和控制人的精神的倾向。有些人或者曾经是“文革”的吹鼓手，时移势易，他们与时俱进，又成为了“改革”的吹鼓手。他们“真诚地”忏悔之后，又迅速地对准“时代的对立面”和“真理的敌人”勇猛开火。
文学现代化本身是一个不无疑问的概念。白话文运动可以说是一个现代化的运动，是语言的现代化，它服务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目标，但新文学运动很难简单地归纳为文学现代化。确实，新文学运动的领导人胡适在《论短篇小说》中，从“经济”的观点出发，推崇短篇小说，推演现代文学的命运，体现了鲜明的“现代化”思维。他反对陈独秀“美文”和“应用文”的区分，也体现了这种“现代化”思维。然而，“美文”与“应用文”的分离却正是文学现代性的根本特点。现代性内部包含着深刻的紧张，这种紧张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资产阶级世俗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对立。1980年代，一种重要的观点是将文学现代化和文学现代派等同起来。建立在审美主义基础上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和文学现代性，以及对“纯文学”和“纯艺术”的追求，恰恰与我们通常所谓的“现代化”背道而驰。现代派文学是对现代化的反应，是对现代化后果的沉思，与现代化理论的乐观主义倾向相反，现代派文学反映了一种悲观主义态度。在韦伯看来，合理化(理性化)是现代化最根本的特点。而现代派文学的哲学基础则是非理性主义。现代派文学恰恰可以说是“反现代化”的。1980年代，官方一方面提倡“现代化”，另一方面却视西方现代派为“精神污染”，对以非理性主义为特点的现代派文学恐惧、敌视和诋毁，个中道理值得深味。浪漫主义是现代文学的重要起源，它是对工业化和法国大革命的反应。高尔基曾经将浪漫主义区分为“消极浪漫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实际上，现代派文学对于工业化和现代化也发生了两种不同的反应，德国和美国的表现主义对工业化和现代化表现为一种悲观和否定的态度，而俄国和意大利的未来主义，则对机械和工业化表现出热情的礼赞和狂热的崇拜。但是，表现主义和未来主义这两种对现代化持相反态度的文学现象都被归入到了现代主义的概念之下。
在19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运动中，海外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具有示范的意义。同样，由海外学者唐小兵编辑、1993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成为了199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向，它对中国当代文学构成了巨大冲击，有类似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19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示范作用。“文革”后主流意识形态是去政治化，告别革命，贬低和否定左翼文学的价值，“文学回到自身”，回到五四。《再解读》的“大众文艺”和“意识形态”这两个概念将文学重新引进了新的场域之中，对左翼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作出了新的解释，提出了“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尽管立于“解构”的立场，“再解读”将所谓“红色经典”从文学史的“空白”中释放了出来。它的重要意义不在于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而在于提供了新的“问题与方法”，尤其是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处于停滞和沉闷的时候，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激活的作用。在对现代性的反思中，对1980年代的“纯文学”概念重新进行了检讨，将文学现代性和审美主义放到历史中加以考察。《再解读》引入了新的文化研究的方法，文化研究在1990年代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和视野，对以往的文学研究构成了重要的冲击和拓展。如果说1980年代文学是“向内转”和“回到自身”的话，那么1990年代，就是把文本重新打开，将文学和社会、政治、历史实践以及其他话语重新联系起来。“重写文学史”运动是一个将五四和启蒙神话化和经典建构的过程，而“再解读”则是对经典的解构，对“批评的批评”，一种反思性作业。文学现代化话语和“重写文学史”是用“现代化理论”否定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论架构，“再解读”则是从“反思现代性”的视野出发对1980年代的“文学现代化”的“否定之否定”。洪子诚的《问题与方法》、程光炜的《文学史的兴起》以及他在人民大学主持的“重返80年代”的讨论课程、李杨的《文学史写作与现代性问题》等从现代性的视野出发，对当代文学史的写作提出了新的思考，使得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讨论成为当前知识生产的一个重要生长点。正如李杨所指出的那样，“重返80年代”不是“重写文学史”，而是对“新时期”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一些前提和理论预设进行反思。[8](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