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想要“毁灭”和“实现”什么哲学?_哲学论文

马克思想要“毁灭”和“实现”什么哲学?_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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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中提出“消灭、实现哲学”的思想,学界对此一直众说纷纭。柯尔施曾最早指出,马克思在这里的“消灭哲学”是“把消灭哲学作为消灭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的一个部分,哲学是这个现实的观念上的构成部分。”①所谓“实现哲学”则是指马克思自己的哲学唯物辩证法。②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基本上采用这个观点,如认为是指马克思“正在形成中的新型哲学”③或者“哲学社会主义理论”④。也有不少人把《导言》中的这个观点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述中的类似论述联系在一起,把“消灭哲学”理解为现代西方哲学意义上的“拒斥形而上学”、“哲学的终结”。⑤

       但这两种理解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笔者认为,对马克思在这两个阶段(1845年为界)所提出的“消灭(或否定)哲学”应该作分别的研究。马克思与恩格斯后来的“否定哲学”的思想,确实可以在现代西方哲学的语境中进行新的理解,这也有助于两者之间的对话。但对于《导言》中“消灭、实现哲学”思想不宜采取同样的做法,因为两者是异质性的。举例来说:马克思在《导言》中是把“消灭哲学”与“实现哲学”联系在一起讲的,它们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转化的关系,即只有消灭哲学,才能实现哲学;实现哲学本身就是消灭哲学的过程。但在《形态》和《反杜林论》等著述当中,“实现哲学”的说法再次使用,便只剩下“消灭(否定)哲学”。马克思后来在自己的著述中也不再有“实现哲学”的用法。我们不能忽略这个差别,因为它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前期对哲学的看法与后来是有异质性的。所以对《导言》中的“消灭、实现哲学”的观点应当把它还原到当时的语境,即马克思的思想与当时的德国哲学、社会现实的关系中,结合马克思当时的其他著作(如《论犹太人问题》)进行单独的研究。

       一 不能用马克思1845年以后“否定哲学”的思想来说明《导言》中“消灭、实现哲学”

       传统对《导言》中“消灭、实现哲学”思想的理解,往往用马克思后来的思想(如1845年《形态》)来理解马克思1843年所写的《导言》中的话语。比如柯尔施认为《导言》的“消灭哲学”是“完全反对德国哲学的前提”,⑥但“反对(批判)德国哲学的前提”是《形态》中的说法,《形态》第1章一开头就批评德国批判“没有研究过自己的一般哲学前提”⑦,这个前提就是“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的联系,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的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⑧而《导言》中并没有同样的说法。虽然其中有“该派对敌手采取批判的态度,对自己本身却采取非批判的态度,因为它从哲学的前提出发”⑨这样的批评,但并非针对德国哲学本身,而是针对“理论派”对德国哲学的态度,即批评该派仅停留在思辨上而未进入实践。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形态》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⑩换言之,在1845年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的说来还处于“对德国哲学的信仰”当中。《导言》很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阿尔都塞曾称《形态》标志着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断裂”即范式的转换。这个观点也是公认的。因此一般说来,我们可以用马克思1844年的论述来解释论证他1843年的著作,却不宜用马克思1845年之后的著述来解释他在这之前的观点。把《导言》“消灭、实现”哲学的观点与《形态》、《反杜林论》当中的类似的对哲学的否定联系在一起,都说成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拒斥”,也是同样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恩格斯有一个很明确的说法,他在《反杜林论》当中说明自己和马克思在1845年以后为什么会“否定哲学”:那是因为他们已经提出了唯物历史观和唯物辩证自然观,“在这两种情况下,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于是,在以往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的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11)《费尔巴哈论》指出:“(马克思)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12)这个说法得到了《形态》的印证:“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13)也就是说,只有在唯物的历史观和辩证的自然观提出之后,“否定哲学”才成为可能。

       但是《导言》中的情况不是这样。首先,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的自然观。其次,当时马克思谈论哲学的目的主要是为政治斗争服务。恩格斯在谈到1840年代早期德国的哲学和政治斗争的关系时指出:“青年黑格尔派,在反对虔诚派的正统教徒和封建反动派的斗争中一点一点地放弃了在哲学上对当前的紧迫问题所采取的超然态度……斗争依旧是用哲学的武器进行的,但已经不再是为了抽象的哲学目的,问题已经直接是要消灭传统的宗教和现存的国家了。如果说在《德国年鉴》中实践的最终目的主要还是穿着哲学的外衣出场,那么,在1842年的《莱茵报》上青年黑格尔学派已经直接作为努力向上的激进资产阶级的哲学出现,只是为了迷惑书报检查机关才用哲学伪装起来。”(14)恩格斯这里讲得很明确,当时青年黑格尔派所发动的哲学批判只是一种表面现象,目的实际上是为了政治斗争,只不过用“哲学”作为掩护的“外衣”而已。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地指认马克思的《导言》是否也属于这种情况,但考虑到马克思当时属于青年黑格尔派,再结合《导言》以及与《导言》一起刊登在《德法年鉴》上的《论犹太人问题》,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对当时德国社会问题的分析思路是:从宗教解放出发(国家从宗教中摆脱出来,但个人依然受宗教束缚),经过政治解放(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分离,人分离为利己主义的个人与抽象的公民),最后达到人类解放(人使人的各种关系回归人自身,成为类的存在物)。而“消灭、实现哲学”正好就是表述了这样一个过程。马克思当时给卢格的信中表示,“自然”应当与“政治”结合,也就是把德国的哲学思想与法国的社会主义思想结合(刊登《导言》的杂志取名为《德法年鉴》即蕴此意),这不仅是马克思的意见,同时也是当时青年黑格尔派赫斯等人共同的主张,(15)所以它也确实可以理解为政治斗争。

       二 《导言》所要“消灭”和“实现”的哲学都是德国哲学

       首先,马克思从来没有把自己的思想称为哲学。柯尔施也承认:“至少,从1845年以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再把他们的新唯物主义的和科学的见解表述为哲学的见解。……对他们来说,全部哲学等同于资产阶级哲学。”(16)但“从1845年以来”这个说法给人一个错觉,好像马克思在这之前仍然把自己的思想叫作哲学。但实际上现在我们看到的马克思1845年以前的著述中,找不到他称自己的思想为哲学的说法。诚然,我们也同意柯尔施的看法,马克思主义是有哲学的,比如《反杜林论》等著作中阐述的“辩证的自然观”毫无疑问属于哲学。但那是后来的事情。1843年以后,马克思一直对“作为哲学的哲学”采取否定的态度,是众所周知的。所以他不可能把自己的思想说成哲学,更不会想到要去“实现”自己的哲学。

       其次,退一步说,即使马克思确实想要“实现”自己的哲学,他也不可能这样写。从纯文本写作来讲,在同一句子中,用未加说明的同一概念指称不同的事物是不可以的。身为哲学博士、受过严格逻辑训练的马克思,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不可能犯如此错误。比如《导言》中有这样一句:“你们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从逻辑关系来讲,这里两句话指的只能是同一种哲学。如果按照柯尔施的理解,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你们不使(马克思自己的)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传统)哲学。”如果说马克思想表达这样的意思,不仅文句不通,而且初出茅庐的青年马克思根本不可能这样要求当时的德国理论界。主张马克思要“实现”自己哲学的论者往往忽略了这样一个史实:马克思1844年8月曾把《导言》寄给了费尔巴哈,并在信中称赞费尔巴哈“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而共产主义者也就立刻这样理解了您的著作”。(17)如果马克思要“消灭”其他哲学、实现“自己的”哲学,他还会这么做,还会向费尔巴哈说这样的话吗?

       最后,刊载《导言》的《德法年鉴》是面向读者(主要是德国学者)出版发行的。马克思既然只用“哲学”而不明确具体所指,那么他心目中的读者显然就应该是与自己使用同一理论范式,从而对这种用法心知肚明的,这些读者就只能是德国学者,主要是青年黑格尔派学者。而把德国哲学当作哲学的全部,以“哲学”指代德国哲学,是黑格尔和他以后的德国哲学家共同的习惯做法。黑格尔认为德国以外无哲学。他在《柏林大学开讲辞》当中就宣称:“就日耳曼人在哲学这一文化部门的优异成果而论,哲学研究的状况、哲学这个名词的意义即可表示出来。在别的民族里哲学的名词虽还保存着,但意义已经改变了,而且哲学的实质也已败坏了,消失了,以致几乎连对于它的记忆和预感一点儿也都没有存留了。哲学这门科学已经转移到我们日耳曼人这里了,并且还要继续生活于日耳曼人之中。保存这种神圣的光明的责任已经付托给我们了。”(18)当时的德国哲学家们对黑格尔其他方面虽多有批评,但却沿用了黑格尔这种哲学观。甘斯在黑格尔逝世的讣告上宣称:由于黑格尔,“哲学现在已经达到圆满的境界。”(19)费尔巴哈《改革哲学的必要性》、《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等著作,其中的“哲学”基本上是指黑格尔哲学(有时他也用“思辨哲学”指代之),所以柯尔施批评说,当时的“德国人无视在德国的界限之外还有其他哲学家这一事实”。(20)

       为什么会这样,这里有三个原因:第一,黑格尔认为,哲学的历史与其逻辑是一致的,历史是逻辑的现象展开,逻辑是历史的本质内涵。从古希腊哲学到“日耳曼哲学”是整个哲学体系的运动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已经包含在他自己哲学的逻辑体系中了,“哲学史上所表现的种种不同的体系,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只是一个哲学体系在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罢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那些作为各个哲学体系的基础的特殊原则,只不过是同一思想体系的一些分支罢了。那在时间上最晚出的哲学体系,乃是前此一切体系的成果。因而必定包括前此各体系的原则在内。”所以德国哲学或者说他自己的哲学就是哲学。正如“水果”包含在樱桃中一样。普遍性即在特殊性之中。(21)第二,黑格尔对“什么是哲学”有自己的定义。他认为,哲学以“理念”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是对思想的思想,亦即对概念的反思。凡是不符合这些条件的都不是哲学。如英国培根经验主义就不能称为哲学,黑格尔在介绍它们时说:“这些科学虽被称为哲学,我们却叫作经验科学,因为它们是以经验为出发点。”(22)所以他在《哲学史讲演录》里虽然介绍了世界各国不同时期的哲学,但却强调说,从古到今只有两种哲学,一种是古希腊哲学,另一种是日耳曼哲学。(23)第三,这里可能还牵涉到民族自尊心问题。当时欧洲普遍有一个看法:法国人有以卢梭等人为代表的政治学;英国有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经济学,德国在经济上既落后,政治上也落后,唯一可以引为自豪的就是其哲学的思辨传统。由于以上原因,所以德国哲学家往往用“哲学”来指代德国哲学。

       马克思当时属于青年黑格尔派,所以有时也沿用这一做法。比如他当时在给卢格的信中要求自由派“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多向人民宣传哲学的内容”,(24)这里的“哲学”应该就是指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思想。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在于:(1)证明了哲学不过是变成思想的并且通过思想加以阐明的宗教,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的存在方式,因此哲学同样应当受到谴责。”(25)“哲学”在这里应该是指黑格尔哲学。《导言》中说:“哲学把受僧侣影响的德国人转变为人,这就是解放人民。……今天,神学本身遭到失败,德国历史上不自由的最尖锐的事实——我们的现状——因碰到哲学也会破灭。”(26)这里的“哲学”也应该是指当时以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哲学。

       三 “消灭”与“实现”并存源于马克思对德国哲学性质的认识

       《导言》中“消灭”与“实现”哲学的并存,源于马克思对德国哲学性质的认识,以及由此产生的两方面态度:一方面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和国家哲学,认为它是德国国家制度的“副本”,要消灭后者就必须先消灭前者,同时也不满意德国哲学的纯思辨性;另一方面又认为德国哲学的思想内容走在了欧洲思想的前列,只要付诸实践就能实现人类解放。对于前者,研究者们一直以来没有什么异议,但对于后者,即马克思是否对德国哲学有如此高的评价,有必要加以说明。

       马克思之所以对德国哲学有如此之高的评价,是因为他认为:理论必须抓住人的根本,抓住人本身。“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27)当时马克思认为,德国哲学(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从思想上来讲已经达到了这一点,即抓住了人的根本,这个根本就是人的“类本质”。众所周知,德国哲学是以“自我意识”为标志的。康德认为,“我”在理论领域以先验范畴整理感性材料,在道德领域内以普遍立法者的意志为自己规定行为准则(定言命令)。康德并不否认个人会受情欲的驱使而违反这个定言命令,但是他认为那是因为理性尚未受到启蒙,或者是理性的误用(仅为工具),人们还处于一种不成熟的状态。(28)人之所以为人,就因为他是理性的,把人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承认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自由的,他能摆脱情欲的控制,作出适用于一切人的、具有普遍意志的理性的选择。即“我”的行为不仅是代表我个人,而且代表全体的所有的人。在这里,康德虽然没有明确地说人的自我意识是人的“类本质”,但实际上已经蕴含着这样的思想。由于实践理性“择善去恶”,并设置了“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死”、“意志自由”作为择善去恶的保证,所以在康德看来,人的类本质的自我意识是善的。黑格尔继承并发展了康德的思想,把“善”扩展到了人类活动的其他经验领域,指出善有“实现自身的冲力”,“善趋向于决定当前的世界,使其符合于自己的目的。”(29)但黑格尔哲学又具有保守性,表现在他认为善是“理论的和实践的理念的统一。意思就是自觉自为的善是达到了的,而客观世界自在自为地就是理念”。“一切不满足的追求都会消逝,只要我们认识到,这世界的最后目的已经完成,并且正不断地在完成中。”(30)同时,黑格尔推崇的是“精神”(理念)的自我意识,个人不过是精神实现其自我意识的载体和工具。所以费尔巴哈和马克思都批评黑格尔哲学是没有神的神学。鲍威尔批判了黑格尔的理性神学思想,但同时又把人的自我意识提升到了世界历史创造者的高度,从而又在另一维度上回归到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

       费尔巴哈在批判基督教的基础上,建立了他的“类本质”的哲学思想。上帝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上帝的本质是“爱”,所以人的类本质也是爱。他又批判了黑格尔和鲍威尔纯抽象思辨的自我意识,把人的类的自我意识建立在“感性存在”的基础上,是感性的自我意识。“具有感情的、充满着感情的人,只信仰具有感情的、充满着感情的上帝。换句话说,他只信仰他自己的存在与本质之真理性。……但是,人认为是神圣的,不外就是他的最内在的、最固有的东西,不外就是他的个体性之最终根据、本质。(31)“人就是人的上帝”。(32)所谓人的解放,就是实现这个爱的类本质。众所周知,马克思与恩格斯在1845年以前受费尔巴哈的影响颇深。恩格斯说,当时他和马克思“都成了费尔巴哈派了”。(33)恩格斯当时从政治和社会解放的角度,对德国哲学几乎是无保留地推崇:“迄今为止总是提出这个问题:神是什么?德国哲学就这样回答问题:神是人。人只须认识自身,使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质去评价这些关系,根据人的本性的要求,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来安排世界,这样,他就会解开现代的谜语了。……不是到存在于世界之中或与世界对立的什么‘神’那里去寻找真理,而应当到最近处,到人的心胸中去寻找真理。人所固有的本质比臆想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神’的本质,要美好得多,高尚得多。因为‘神’只是人本身的相当模糊的和歪曲了的反映。……只有彻底克服一切宗教观念,坚决地真诚地复归,不是向‘神’而是向自己本身复归,才能重新获得自己的人性、自己的本质。”(34)他在写于1843年底的《德国和瑞士》中坚决认为:“共产主义是新黑格尔派哲学的必然产物,任何反对行为都不能把它扼杀。”“共产主义……是从德国自己的哲学中得出的必然结论。”(35)又说:“德意志民族在哲学上所做的一切努力,从康德到黑格尔所做的一切努力,要么毫无裨益——其实比毫无裨益更坏,要么一切努力的结果应该是共产主义;德国人要么抛弃他们曾把其名字奉为本民族的光荣的那些伟大的哲学家,要么就得接受共产主义。”(36)同时,恩格斯举出马克思、赫斯等人以为自己同道。(37)这是符合事实的。对此我们可以用马克思在《导言》中的话作为印证:“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38)众所周知,“人是人的最高本质”正是费尔巴哈一再强调的观点。如前所述,马克思曾把《导言》寄给了费尔巴哈,以期引起共鸣,并称赞费尔巴哈“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39)这些地方都很明显地表现出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态度,说明马克思当时所要实现的哲学只能是德国哲学(主要是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的思想),而不是其他什么哲学。

       同时必须指出,马克思当时虽然“信仰”德国哲学,但已经有一些与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比如他已经具有现实、历史的眼光,对德国哲学的思辨性、空谈等开始持有批判的态度,即使在对费尔巴哈的崇拜时期,他和恩格斯仍然在这一点上与费尔巴哈不同:强调革命和政治斗争,不讲其生物学意义上的“爱”。他在1843年3月致卢格的信中曾批评费尔巴哈“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40)《导言》试图改正他的这一缺点。所谓“不消灭哲学,就不能实现哲学;不实现哲学,就不能消灭哲学”集中地体现了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和其他青年黑格尔派的这一分歧。但是从总的方面来讲,当时的马克思与他们在哲学观方面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

       注释:

       ①②⑥(16)(20)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出版社,1989,第37-38页;第54页;第37-38页;第15页;第9页。

       ③《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1卷,孙伯鍨、金隆德等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第74页。

       ④普雷德腊格·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I),李嘉恩等译,人民出版社,1986,第98页。

       ⑤余乃忠、陈志良:《马克思“消灭哲学”的出场语境与彻底意识》,《宁夏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张汝伦:《马克思的哲学观和“哲学的终结”》,《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何中华:《马克思与“哲学的终结”》,《学术研究》2008年第10期;张曙光:《哲学的命运与思考者的责任——关于马克思哲学观的重新考察与反思》,《学术月刊》2007年第10期;杨学功:《超越哲学同质性神话——从哲学形态转变的视角看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⑦⑧(13)(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4页;第66-67页;第73-74页;第10页。

       ⑨(25)(27)(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0页;第200页;第11页;第18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4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64页。

       (12)(14)(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57页;第220-221页;第222页。

       (1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443-444页。另可参看戴维·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陈启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35-36页。

       (17)(24)(39)(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450页;第436页;第450页;第443页。

       (18)(21)(22)(29)(30)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33页;第55页;第46页;第419页;第420-421页。

       (19)转引自戴维·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陈启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2页。

       (23)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3,第105页。

       (28)参看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历史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6。

       (31)(32)《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荣震华、李金山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第93页;第113页。

       (34)(35)(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521页;第492页;第493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492页。不过这里必须指出:马克思那个时候还只讲“人类解放”,还不太赞成“共产主义”这个思想派别,还对此有所保留:“《莱茵报》甚至不承认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思虑具有理论上的现实性,因此,更不会期望在实际上去实现它。甚至根本不认为这种实现是可能的事情。《莱茵报》将对这种思想进行认真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95页。)马克思在《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中都不谈共产主义,只谈人类解放。他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在对“共产主义”作了自己的解释之后才接受这个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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