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新加坡的精神文明建设及其对我们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加坡论文,精神文明建设论文,启示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起新加坡，人们都知道，他不但经济建设搞得好，而且精神文明建设也卓有成效。那么，90年代以来，新加坡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面临了哪些挑战？又是如何解决的呢？并能给我们提供什么启示呢？
一、新加坡精神文明建设面临的新挑战
独立以来的31年，新加坡经历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变化，在创造出令人惊羡的经济奇迹的同时，也创造令世人瞩目的精神文明。然而，新加坡毕竟是个独立尚不到半个世纪的小国，缺少深厚的文化根基，他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又使他特别容易受到外来的不良文化的影响。因此，新加坡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一直面临着严峻挑战。
31年来，新加坡的精神文明之所以能够有大发展，是与政府重视法制建设分不开的。可以说，新加坡精神文明水平的提高主要是靠严格执法来实现的。在新加坡，几乎是无事不立法，无处不执法。健全、完善的法律法规，预防、制止了一些于理不通、于法不容、于德相悖的行为。这对促进精神文明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问题是，正因为新加坡精神文明水平的提高主要是靠外在的他律，强制而为，而不是靠内在的自觉自律来实现，因此，人们的文明行为多是出于受约束而遵守，而未能做到自觉行事，精神境界尚未臻于高尚。新加坡精神文明建设的这种不足和缺陷日益凸现并引起了人们的重视。1996年5月28日的《联合早报》发表社论指出：“在社会的层次上，法治精神固然使我国在效率、廉洁与治安等方面取得成功，但过于依赖法律以达到目的，则多少削弱了自发自动的精神，这或许正是我国多种群众性运动虽举办多年、范围也极广，却难以对个人修身发挥理想效果的原因。”《联合早报》专栏作家佘长年先生也撰文指出：“用法律来管制嗜毒、抛垃圾和吐痰等问题，效果都很好。但现在我们面对的是新的课题，如优雅社会、孝道、职业道德、社区凝聚力等，条例就不容易管得好”。[1]如何在坚持依法治国的同时，寻找更有效的途径来提高新加坡的精神文明水平，已经成为新加坡政府和人民极其关注而又急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此外，由于历史上的原因，新加坡独立后始终面临着如何生存下来的问题。所以，建设的重点一直放在经济上。应该说，新加坡的政府一直是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的。但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首要任务却是服务于经济建设、服务于生存。所以，新加坡的精神文明建设往往带有很强的功利性，多少忽略了精神文明的层次。正如1996年8月10日的《联合早报》社论所指出“在考虑文化建设时，我们往往偏重于它在工商业方面带来多大的利益，而多少忽略了它的文化层次”。所以，在道德建设方面，过于偏重国家意识和公德教育，而较忽视个人品德的教育，以致未能有效地阻遏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滋长。新加坡的经济建设无疑是成功的。然而，经济建设的成功也给新加坡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
年轻一代的新加坡人大多是在独立后出生，在经济繁荣的环境里长大的，因此，许多人把成功视为理所当然。他们相信，新加坡将继续取得增长，国民生活将会一年比一年好。“因为他们相信一切都是完好的，他们就不大愿意为社会的其他人作出牺牲了。他们更加关注的是个人和家庭的福利与成就，而不是他们的社区或整个社会的好处”。[2]
社会责任感的缺乏，生活的越来越富裕，再加上由于政府的务实政策的负面影响，使得不少年轻人越来越在乎个人的经济利益，越来越在乎物质成就。《联合早报》在1995年11月作了一次调查，81%的被访问者认为，新加坡人是“物质主义者”[3]。环境发展部长兼国防部第二部长张志贤准将指出，“新加坡人越来越以物质条件作为他们对事物的判断标准，这已经形成一种趋势”。[4]现在，新加坡年轻人所追求的就是所谓“5C梦”，也就是追求事业、金钱、信用卡、汽车及共管公寓等物质成就。新加坡年轻人的这种一味追求物质享受的心态引起了新加坡政府和人民的忧虑。吴作栋总理说：“新加坡人已变得较为自私，许多新加坡人只关心为自己和家庭争取物质上的优良条件，而无视国家所面对的主要问题，这已在政治上成为一项隐忧”。[5]新闻及艺术部兼卫生部长杨荣文也指出：“民众如果一味追求物质和地位的象征，就不会快乐。年轻一代也将在错误的价值观下长大。”[6]新加坡在建设中取得的成就也使一些人自满自大起来。有的人认为，新加坡的成就已够骄人了，可以松懈点了。有的人则在国外旅游时，动不动就批评他国，影响了新加坡的国家形象。1996年1月25日《联合早报》发表的题为“改造国人，刻不容缓”的署名文章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一批在泰国游览的新加坡人，竟在大庭广众之下随意地批评某个风景区的不洁。他们大声说：“为什么这么肮脏，我们新加坡就不会这样”。言语中透出某种自大心理。这种自满自大的心理显然是不利于新加坡的未来发展，也不利于新加坡走向区域、走向国际的。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新加坡开始出现社会分层的现象。一些较成功的人士住进私人住宅，而住组屋的就成了差人一等的。这样，拥有私人住宅就成了有钱人的象征。组屋与私人住宅的隔阂化及房产拥有概念的日益定型化，就使得社会阶层被定型化。社会分层现象的出现，引起了新加坡领导人的担忧。吴作栋在1996年的国庆群众大会上强调说，一些新加坡人越来越势利和只是热衷于名利地位的趋势，将会导致国家分裂，这对我们这个原本就十分脆弱的社会来说是非常不利的。[7]李光耀也强调指出：“将社会结合起来的社会凝聚力，是一个社会是否能容忍、克服它的问题，并为人民提供令人满意生活的关键因素。要加强这个社会凝聚力，我们必须抵御目前的趋势，即成功人士寻求地位和日渐势利的作风，并且希望自己的住所和孩子的学校跟较不成功人士隔离开来的做法”。他警告说：“如果我们把住在私人共管公寓的人视为生来就比住在建屋局组屋区的居民优越的人，我们的社会将有衰弱和分化的危险”。[8]
31来，新加坡为了搞好经济建设，一直推行重理轻文的教育政策，结果使年轻一代普遍缺乏人文知识，特别是缺乏历史知识。据新加坡教育部调查，许多年轻人对新加坡如何取得独立的历史所知甚少，有的甚至根本不知道新加坡马来西亚当年曾是一家。[9]历史知识的缺乏使得年轻一代容易把眼前的稳定与繁荣视为理所当然。也就不了解新加坡生存的脆弱性和局限性。而这又势必对国民的共识和团结精神的建立产生不利影响。
总之，如何解决成功带来的新问题，以及如何减少或消除务实政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已成为新加坡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从1996年1月起，新加坡已升级为较先进的发展中国家。这就意味着新加坡今后将面临更激烈的挑战和竞争。他不仅要与发展中国家竞争，而且还要与发达国家进行竞争。因此，如何提高新加坡人的科学文化素质，已经成为一个政府和人民极其关注的重要问题。
尽管新加坡已成为较先进的发展中国家。但他“要成为一个优雅的社会，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吴作栋总理在1996年的新年献词中说：“与建国初期比较起来，我们的社会行为已大为改善”。“不过，我们的经济进展太过迅速，而我们的社会行为却未能赶上这种演变”。他甚至说：“一些新加坡人的行为举止，好像还处在石器时代一样。他们在公共场所乱抛垃圾，胡乱停放车辆、破坏图书馆里的图书、在领取免费旧课本时争先恐后、偷采或破坏植物园里展出的胡姬花等。他们破坏了别人的愉快生活环境，给游客留下一个不好印象，以为新加坡人都是粗鲁、没有教养的”。[10]吴作栋用“石器时代”来形容一些新加坡人的行为举止虽不免有点夸张，但它确实反映出新加坡人的社会行为离吴作栋定下的在21世纪实现优雅社会的目标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而要大力改善社会行为，就要求精神文明必须有一个更大发展。
国际网络的出现和日益普及一方面为人们获取资讯提供了极大方便，另一方面，也使人们更容易受到不良文化的影响。对新加坡来讲，这种挑战更显严峻。在当今国际网络日益普及的时代，新加坡要在各个领域不断保持领先地位，要成为一个智慧岛，就必须大力支持国际网络服务业的发展，问题是，国际网络的迅猛发展又会使新加坡受到更多更大的挑战。政府固然可以通过管制国际网络来减少不良文化的影响，但是，这种管制如若不当，势必又会影响国际网络服务业的发展。因此，如何在配合资讯开放的时代需求的同时，又得以抵制不良文化的影响，确实是资讯发达给新加坡带来的新挑战。
二、新加坡精神文明建设的新举措与进展
面对新的挑战，新加坡政府从实际出发，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新举措，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新的进展。
1.加强全民的共识。1996年8月，吴作栋在发表国庆献词时指出：“在进入21世纪，我们面对一个比经济更重大的问题，那就是要使全民达到共识，决定我们要一个怎样的新加坡，然后共同努力达到目标”。他强调，政府的使命，不能只是为人民制造舒适的生活条件以及让创业者得到致富的机会。我们必须不断培养、加强和重申新加坡人以一个民族为整体，对国家作出承诺。“新加坡不是供人寄宿的旅馆，也不只是让人们赚钱的地方。新加坡是我们的家园。”他说：“假设新加坡人的心目中，只知道各种房地产的价格，却不知道共同家园的价值，每个人就会各走各的路，新加坡大家庭将四分五裂。”他强调，“我们必须明白，一个完整的国家，需要有团结合作的国民；假使我们不团结，其他一切都会失去。成语说：国破家亡，就是这个道理。”他说，当年，新加坡从来没想过能离开马来西亚而独立，因此，如何成功地保持一个国家的特征，一直是我们面对的基本问题。他指出，尽管立国31年了，但新加坡作为一个“国家”，在语言、文化、历史、价值观等方面，条件仍不是很足够。因此，“我们现在必须完成比发展经济和创造美好生活更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培养新加坡人的认同感和建立国家的特质”。[11]
2.保持传统价值观。新加坡建国以来，一直非常重视保持传统价值观，进入90年代后，新加坡领导人进一步强调了保持传统价值观的重要性。1996年1月，李光耀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指出：“在资讯发达的时代，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孩子保留基本的价值观，只有这样，他们才不致受到西方的影响”。[12]同年2月，吴作栋在发表新春献词时也指出：“我们的传统就像是我们社会中的‘气’。‘气’促使我们不断向前，我们需要‘气’来保持强壮。如果我们的‘气’很弱，我们就会被难题和挑战打垮”。他同时呼吁新加坡人“拨出时间加强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向儿女灌输久经考验的传统价值观，以免家庭所扮演的角色继续被削弱”。[13]基于这种认识，新加坡政府采取了许多法律和政策措施，来促进人民对传统价值观的保留。通过立法，规定子女必须照顾、赡养老人；“单身妈妈”不能直接向建屋局申请购买组屋；同时又宣布，为协助年轻夫妇拥有他们的房子和提早生儿育女。首次购买公共住屋的年轻夫妇，可获得4万元津贴，如果所购房子靠近父母的住所，又可再多得1万元。1996年2月21日的《联合早报》社论指出：“我们现在都可以感觉到，加强东方人的家庭伦理关系，灌输亚洲人所共有的传统价值观，已经逐渐成为新加坡人的共识。这是新加坡独立以来，物质建设以外的另一重大成就。我们必须在这方面继续坚持和努力下去”。社论强调，“发扬固有与共有的文化与价值观，是一个多元社会凝聚力能否长久延续与巩固的关键。失去这种凝聚力，国家就会有后顾之忧，也就无法长久维持经济的冲刺力。因此，我们应该更加认真看待政治领袖的呼吁，在自己的生活态度上作出更加积极的回应。”学校也设法在学生的课本中注入传统价值观。为避免因强调各族传统价值而削弱作为新加坡人的意识。政府在充分吸取各族传统价值观的精华的基础上，又相继在1991年和1993年制定和公布了共同价值观和家庭价值观。共同价值观是：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支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家庭价值观是；亲爱关怀、互敬互重、孝顺尊长、忠诚承诺、和谐沟通。并力图在强调保持各族传统价值观和共同的价值观之间，取得平衡。
3.加强社会凝聚力。近年来，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新加坡社会结构发生了急剧变化，最明显的是社会分层化已越来越严重，传统的社区精神正逐渐淡化或消失，社会凝聚力已被严重削弱。针对这一情况，新加坡领导人近年来反复强调加强社会凝聚力的重要性。1996年8月，国家发展部部长林勋强强调，“我们的社会需要时时提高警惕，避免让种族主义、过于自我中心的物质主义与严重的贫富悬殊现象等不利因素分化人心，否则就会摧毁我们过去31年来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社会凝聚力和紧密的团结力量。”他说，社会凝聚力和人民紧密团结为国为民，是维系国家成功的两股重要社会力量。新加坡这些年来就因为成功把握了这两股力量来建国，才使我们的国家和社会能稳健成长。[14]吴作栋也强调保持和加强社会凝聚力是新加坡今后继续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他指出，新加坡正处于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马拉松长跑的一个重要关头。只要继续努力不懈，我们很可能成为热带第一个发达国家。但即使在最佳的气候情况下，下一圈路程还是更艰巨的。这是因为，许多赛跑者已感到疲倦，队伍也开始拉开，最强壮有力和能力最强的人跑在前头，最弱的人远远掉在后头。因此，他说，要确保全国人民都能跑完整个赛程。我们就应该在不阻挡跑在前头的人的同时，使落在后头的人们得到应有的照顾。[15]从这种认识出发，近年来，新加坡政府通过实行组屋翻新、全民拥股等资产增值政策使中下层人民也能分享国家经济繁荣的果实。同时，通过实施“小家庭辅助计划”，“教育储蓄计划”、“教育储蓄优异助学金计划”来扶助中下层人民和他们的子女。为进一步加强社会凝聚力，1996年5月，吴作栋提出，把社区精神作为组屋翻新的一个条件。他指示建屋局、人民协会和社会发展部研究如何衡量社区精神。国家发展部部长林勋强也正式宣布，从1997年开始实行这项措施。他同时宣布，以居委会的领导能力、基层组织所举办的活动、居民对社区活动和全国性活动的参与以及居委会与居民之间的沟通和联系4个准则来衡量社区精神。
4.维护廉洁体制。新加坡领导人认为，执政党政府廉洁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能否生存，关系到社会能否正常运作。从这种观点出发，人民行动党从1959年执政开始，就把实现和保持政府廉洁作为其从政的基本目标和宗旨。经过多年的廉政建设，新加坡终于成为亚洲最廉洁的国家，在国际上赢得了广泛赞誉。可以说，廉洁体制已成为李光耀留给新加坡第二代领导人的最宝贵的政治资产之一。如何保住这份资产是吴作栋政府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尽管第二代领导人反复强调廉洁的重要，但人们还是担心，新加坡能否继续保持廉洁。今年5月，吴作栋下令调查李光耀和李显龙父子购买公寓一事，已用行动证明了第二代领导人维护廉洁体制的决心和勇气。今年5月，李氏父子因购买公寓获取折扣一事传媒披露后，在社会上引起了一些议论。吴作栋听到有关传言后，便下令展开调查，李光耀资政主动要求进行国会辩论。在3天的国会辩论中，李光耀资政和李显龙副总理向全体议员和新加坡人民就他们购买公寓的经过作了详尽的介绍和解释。吴作栋总理、陈庆炎副总理和财政部长胡赐道也把整个调查的过程作了介绍。经过调查和辩论，表明李资政父子购房的程序和方式是正常的，并没有任何不妥之处。对这次调查和辩论的意义，李光耀作了很好评论。他说：“我们公开讨论这次事件，新加坡已让全世界知道，新加坡政府的新阵容和新领袖也将保持同样的正直标准，这就否定了亨廷顿认为新加坡廉洁有效制度无法延续的论调”。[16]
5.加强历史教育。鉴于新加坡年轻一代历史知识的贫乏，李显龙副总理在今年7月强调，新加坡有必要加强年轻一代对于新加坡如何取得独立的历史教育。他说：“如果我们对于自己的历史认识不足，尤其是不了解我国之所以独立的原因。那我们将会失去团结的共同认识，而这正是国家赖以生存和繁荣的要素。”[17]之后，他又指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历史，就会像一棵没有深深扎根的树木一样，在暴风雨或危机来临时，轻易地被连根拔起”。[18]新加坡其他一些领导人也在不同场合强调要加强历史教育。吴作栋总理同时指示教育部“重新检讨学校的历史课程，研究如何加强历史教育，以便使学生对我国的历史有更深刻和正确的认识”。[19]
6.灌输居安思危意识。1996年8月，吴作栋在发表国庆讲话时指出：“新加坡立国以来不断的经济增长和好运，使得独立后成长的一代人，把精力都集中在增加自己的财富。追求这些个人目标并没有不对，不过如果只追求这些目标，它将成为新加坡最大弱点，事实上即使没有外来的威胁，新加坡的脆弱性仍然存在。国家一旦失去竞争力，人民的衣、食、住、行都会成问题”。[20]他又指出：“不论新加坡现在是多么的繁荣，多么的强盛，我们还是必须认清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我们的局限性和脆弱性并没有变”。他强调说，“历史与地理的条件让我们成为一个处于优越地理位置，拥有300万由不同种族、使用不同语言，拥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民组成的小岛国。这是我们在建设一个国家时的原料。它们使我们的生存永远是一种挑战。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些基本的事实，我们将灭亡”。[21]新闻与艺术部长杨荣文也指出：“如果新加坡无法在物质、知识以及精神方面取得平衡发展，它将无法维持目前的良好发展，整个社会将会出现问题，而我们的孩子也将会受苦”。[22]基于这种认识，在1996年7月，由新加坡国防部与教育部联合主办了一次以新加坡的生存局限与脆弱性为主题的大、中、小学校长研讨会。之后，教育部宣布将在青少年中进行国家局限、求存及成功之道的教育，以便让他们多一点居安思危意识。
7.加速发展科学教育。90年代以来，新加坡政府认真研究了当今世界局势及新加坡面临的挑战，充分认识到：加速发展科学教育，不仅是物质文明建设的需要，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从这种认识出发，1996年9月，新加坡政府作出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接着，政府公布了第二个五年科技发展计划，计划的目标是争取在10到15年内，使新加坡在某些领域内的科研成就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计划的重点是增强新加坡的科研能力，支持私人企业的科研活动、培养科技人才。为此，政府决定增大科技投入。科技发展经费从第一个计划的20亿元，增加到40亿元。同时，制定和通过了技能发展征费法案。该法案规定，“今后，无论是受薪者、自雇人士、觅职者、合同雇员、被裁员工，以及有意重返工作的家庭主妇和退休人士，只要他们希望接受训练以提高技能，都有资格申请技能发展基金的资助”。这就改变了过去18年来，只有受薪人士才能享用技能发展基金的规定，有利于提高全体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之后，政府又公布了“全盘教育革新计划”。计划的要点是：设立国民教育委员会来推动国民教育；改进考试制度，以培养学生的创意与思考能力；加强资讯科技教育；在2000年以前，在全国中学实行单班制。[23]
8.积极发展文化艺术事业。进入90年代以后，新加坡把发展文化艺术事业放到更加突出的地位。新加坡政府认识到，积极发展文化艺术事业，不仅可以改变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不相称的状况，而且，有助于加强人民的人文素养，有助于改善人民的社会行为，有助于实现建立优雅社会的构想，有助于实现把新加坡建设成为“新亚洲文艺复兴城市”的宏伟目标。新加坡的主要领导人都向人民反复强调发展文化艺术的重要性，他们还以行动表明政府将倾大力发展文化艺术的决心。1996年1月，吴作栋总理亲自为新加坡美术馆主持开幕仪式。1996年8月，陈庆炎副总理为滨海艺术中心主持盖建大厦动土仪式。新加坡政府在内阁中专门设立一个负责发展文化艺术的“新闻及艺术部”，由属于政府核心成员之一的杨荣文担任部长。同时，政府也通过降低文化消费税，举办文化艺术节，改建或新建文化设施等手段，调动和促进人民从事文化艺术的积极性。
9.更加重视环境保护。新加坡的清洁是国际有名的，但新加坡政府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决心再接再砺，把整个国家建设得更加清洁、更加青葱翠绿。1996年1月，吴作栋总理在发表新年献词时提出，把组屋邻里的清洁程度和组屋翻新条件挂钩。4月，他又提出，把公厕清洁程度列为衡量优雅社会的一项标准。为贯彻这一精神，环境部在8月19日到10月12日，开展了为期近两个月的公厕卫生教育运动，以此加强人民对公厕清洁的重视。政府也呼吁企业注意环境保护，并在政策上对注意环保的企业给予倾斜。对乱丢垃圾者，环境部表示，将采取更严厉的行动，或增加劳改的时间，或增加罚款。此外，新加坡政府更加重视绿化。新加坡国家公园局局长陈伟杰博士在接受《联合早报》记者专访时说：政府决定在2010年时，让每1000人能享有0.8公顷绿地。[24]
10.加强对传播媒介的管理。1995年7月15日，吴作栋总理在庆祝《海峡日报》（新加坡的主要英文日报）150周年晚宴上发表讲话时，强调了政府对新加坡传播媒介的要求。他指出：“新加坡报章不能因为其他国家的新闻机构采纳了对抗性的角色而这样做”。“报章的任务是促进共识，而不是挑起对抗；是促进建国，而不是损害社会组织。”[25]由此可以看出，新加坡政府对本国传播媒介的管理是很严格的。至于外国传媒也被要求必须遵守新加坡的法律和规则。对国际网络，政府也采取了管制。1996年3月，杨荣文宣布了管制网际网络的条例，规定：“任何网上资讯，就如传统的报章及广播媒体内容一样，仍然受制于刑事法典、诽谤法令、煽动言论法令和维护宗教和谐法令”。条例还特别指出，有3类网页必须向新加坡广播管理局登记，它们是：“由政党控制的网、主要讨论新加坡政治和宗教的网页，针对本地订阅市场的电子报章”。[26]不过政府也意识到，“单靠严厉管制不良资讯的传播，并不能完全抵制不良资讯对孩子的影响。要确保孩子获得正确的指引，我们应该在他们年幼时，便向他们灌输良好的行为举止”。[27]
三、几点启示
1.精神文明建设是长期的、复杂的，一向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加坡在进入富裕社会后仍然面临那么多的挑战，以及政府更加重视精神文明这一事实提醒我们：精神文明建设是长期的、复杂的。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时必须坚持常抓不懈，方能取得实效。
2.开展精神文明建设，特别要注意寻找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契合点。新加坡精神文明建设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善于寻找契合点。如重视和加速科学教育，重视环境保护等等，既是物质文明建设需要，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也正因为如此，精神文明建设才能得到人们的积极支持并获得大发展。
3.精神文明建设要虚功实做。精神文明建设不能只是写在文件上或停留在口头上，必须真正落实在行动上。新加坡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特点，就是把精神文明具体地转化为行动。如加强历史教育，政府一提出，教育部便积极制订具体计划，然后落实在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中，正因为如此，精神文明建设才能取得实效。
4.注重硬约束与软约束的结合，把提高人民的文明素质摆到突出位置。新加坡精神文明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精神文明水平的提高固然离不开外在的强制，但关键的还是应通过提高人的文明素质，靠内在的自觉自律来实现。
注释：
[1]《联合早报》1996年7月1日。
[2]《联合早报》1996年6月8日。
[3]《联合早报》1995年11月26日。
[4]《联合早报》1996年7月10日。
[5]《联合早报》1996年7月13日。
[6]《亚洲周刊》1996年8月11日。
[7]、P《联合早报》1996年8月19日。
[8]《联合早报》1996年7月20日。
[9]《联合早报》1996年9月15日。
[10]《联合早报》1996年1月1日。
[11]、[20]《联合早报》1996年8月9日。
[12]《联合早报》1996年1月9日。
[13]《联合早报》1996年2月18日。
[14]《联合早报》1996年8月18日。
[15]《联合早报》1996年8月9日。
[16]《联合早报》1996年5月23日。
[17]《联合早报》1996年7月18日。
[18]《联合早报》1996年7月27日。
[19]《联合早报》1996年7月28日。
[22]《联合早报》1996年7月15日。
[23]《联合早报》1996年9月9日。
[24]《联合早报》1996年11月15日。
[25]《联合早报》1996年7月16日。
[26]《联合早报》1996年3月6日。
[27]《联合早报》1996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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