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道德内涵与当代中国民族伦理的确立与发展_为人民服务论文

中国革命道德内涵与当代中国民族伦理的确立与发展_为人民服务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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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领导中国无 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 会主义革命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革命道德传统。我们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道德主要是 指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夺取政权的政治制度革 命),再到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经济制度革命)这一时间 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建立人民民主专政以及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 改造过程中形成的革命道德,它与中国人民的政治、经济革命实践活动紧密相关。期间 经历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伟大的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改造 运动。(注:笔者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道德”与其他一些学者的说法有些不同。罗国 杰教授认为中国革命道德发端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经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对此,可参见《罗国杰自选集》,学习出版社2 003年版,其中的《论‘五四’以来的中国革命道德》一文。)这种对“中国革命道德” 划分上的难度也是与“中国革命”概念有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认为,新民 主主义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但 它属于世界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范畴,因为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中国革命首 先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再经过社会主义改造, 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笔者所说的“中国革命道德”不包括社会主义 经济制度建立(1956年)以后,在时间上即是1919年前后至1956年之间。因为笔者认为革 命大致主要包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革命。中国革命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 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这是政治 革命的胜利,而1956年我国完成对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标志着经 济革命的胜利。以后中国主要是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的 社会主义道德在特质上与中国革命道德有些区别,当然也有直接的联系。)中国革命道 德从属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意识形态范畴,它已完全不同于中国 以往的意识形态体系,是中国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传统的开始。当然,不可否认中国 革命道德也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的继承和发扬,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中华民族 传统美德的发扬光大。应该说中国革命道德对于今天的公民道德建设仍具有极为重要的 道德资源的价值,在与当今时代精神结合的基础上,仍会对当今的公民道德建设发挥不 可忽视的作用。

中国革命道德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以及对民族 资本主义改造实践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传统。革命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 导下的人民军队、革命的人民群众、一切先进分子等。它之所以被称为“革命”道德, 就是因为这种社会实践活动要“革”旧的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命,在中国推翻私 有制和剥削压迫的制度,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没有剥削、压迫的社会主义新社会, 其最高目标是共产主义。中国革命道德的形成与千百万中国革命者的实践紧密相关,它 是革命者无私无畏人格魅力的写照,是一种伟大精神的凝结。

中国革命的目的是为全中国人民谋福利,“为人民服务”必然成为中国革命道德的核 心。中国革命道德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中国革命的 领导者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对中国革命道德实践进行了理论概 括,使中国革命道德从实践上升为理论,并指导、激励着中国革命实践的蓬勃发展。毛 泽东等革命领袖对“为人民服务”这个中国革命道德的核心进行了概括和论述。1944年 ,毛泽东在纪念革命战士张思德所写的《为人民服务》中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 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 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1](P954)1945年他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进一步提出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 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 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 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 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1](P1042-1043)三大作风是革命 成功的保障,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既是革命队伍的政治宗旨,也是一种革命的道德要 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既表明了革命者、革命队伍的服务对象——人民大众,也表明 了其服务的程度和境界——全心全意而不是半心半意、有所保留。这就是说,完全为了 人民的利益着想,没有自私的个人利益,是革命者的崇高道德追求。“共产党员是一种 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1](P47)中国共产党及其 领导的革命队伍是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着想的,时刻想着人民群众,把人民的利 益放在首要地位,这不是向人民群众献媚,笼络人心从而把团结起来的人民群众当做夺 取政权的工具,而是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目的。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既是革命者自觉的道德追求,也是反对剥削、压迫阶级革命的必 然要求。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队伍要想实现政治理想,推翻三座大山的统治,建 立人民政权,就必须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挂在心上,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不允许丝毫 脱离人民群众,否则革命实践就会走弯路、受挫折。不损害人民群众利益,既是革命队 伍的纪律,也是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需要自觉遵守的道德准则。毛泽东在1943年《中共 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中说:共产党员“他们每时每刻地总是警戒着不要脱离群 众,他们不论遇到何事,总是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因此他们就能获得广 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这就是他们的事业必然获得胜利的根据。”[1](P47)不可想象 ,一个革命的政党,一个为了人民夺取政权的政党和军队,不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重要位 置。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集体主义有着内在的联系,集体主义是中国革命道德的原则。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要求把民族利益、革命利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不是把小团 体利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在革命战争年代,这种崇高的道德精神是保证革命胜利、 成功的重要精神力量。朱德在《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主义》一文中指出:“革命的英雄 主义,是视革命利益高于一切,对革命事业有高度的责任心和积极性,以革命之忧而忧 ,以革命之乐而乐,赤胆忠心,终身为革命事业奋斗,而不是斤斤于作个人打算;为了 革命利益和需要,不仅可以牺牲自己的某些利益,而且可以毫不犹豫地贡献出自己的生 命。”[2](P245-246)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说道:在共产党员看来,“为 党、为阶级、为民族解放,为人类解放和社会的发展,为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而牺 牲,那就是最值得、最应该的。我们有无数的共产党员就是这样视死如归地、毫无犹豫 地牺牲了他们的一切……除了这种最伟大、最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以外,在阶级社会中 没有什么比这更伟大、更崇高的道德。”[3](P133-134)为了人民和革命利益义无返顾 、无私忘我的高尚精神、牺牲精神,在无数革命者的实践中获得了生动的注解。30岁左 右的夏明翰被反动派逮捕后,在狱中面对审判官说道:“我们共产党人热爱国家民族, 热爱劳苦工农,当然也热爱自己的亲人,爱妻子儿女……但是,为了劳苦工农的解放, 为了使我们的后代能过美满幸福的生活,我们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共产党人的这 种高贵品德是你们所无法理解的。”[4](P451-452)他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名句至今无不令人感叹、敬佩。象夏明翰这样的革命英雄 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许许多多的,正是靠着这种不怕困难、无畏牺牲,把人民、革命利 益放在首位的崇高道德精神,中国革命才能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中国革命道德是中 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道德类型,历史上虽然也有人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但在本质上都没有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更彻底,更能代表大多数 人民的利益。

中国革命道德充满着不怕牺牲、无私奉献,为着理想和信念英勇奋斗的精神,体现着 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风貌,它在中国革命的杰出的先进分子的身上得到了完美表现,在 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种“精英道德”。这种道德精神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 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国革命道德是中国 革命胜利的精神保障,是中国革命实践过程中取得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值得广大人 民群众学习的道德精神楷模。它必将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家伦 理(注:关于“国家伦理”的界定可参见拙文“市民社会视域中的公民道德建设”,发 表在《道德与文明》2004年第2期。)的首要选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人民民主专政的实现。政治制度的初步建立, 并不预示经济制度革命的完成。面对着私有制的存在,还必须进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 改造。1949-1956年的过渡时期“三大改造”的经济革命成功,标志着社会主义经济制 度的确立。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从革命的政党转变为执政的政党,随着经济革命 (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获得确立,这样也要求确立与 这个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包括道德意识形态,这个道德意识形态也就是我们的国 家伦理,而这个国家伦理将是对中国革命道德的优先选择,也就是说中国革命道德将自 然而合乎逻辑地成为(建国初期及以后一个时期)社会主义公有制和人民民主专政条件下 国家伦理的主要内涵,而共产主义道德这个中国革命道德的精髓也从此确定了它在此时 的地位。“新中国的成立,为确立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指导地位奠定了基础,共产主 义道德从共产党人的行为准则一跃而为国家占主导地位的道德体系,获得了在全社会推 广宣传的政治文化条件。”[5](P6)革命道德上升为国家伦理,在全社会倡导大公无私 、毫不利己、无私奉献为主的共产主义道德,这在50年代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 但后来,随着政治形势的复杂和变化,我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实认识的不够, 我党在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目标上,有不切实际之处。在道德教育方面,也没能很好 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的角度思考国家伦理内涵随我国社会情况的变化而应有所调整 ,在对人民群众的道德教育上,有用“革命道德”、无私奉献一个标准要求广大人民群 众,而忽视了人们道德境界以及道德标准的层次性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日益明确,我党提出了要建立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从此,国家伦理内涵的再思考提到 了一个新的高度。此外,经济体制的改革,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共同 发展,不仅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同时,经济生活的变化也必将带来 伦理观念的变化。尽管如此,并不是说中国革命道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已变得 不重要,实际上在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中国革命道德一直发挥着 重要的社会导向作用。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同样应结合时代精神发扬光大 革命道德精神,特别是做为先进分子的共产党员,更应努力实践它。另外,它作为一种 最高尚的道德追求,也是全体人民、公民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正如邓小平指出:“在长 期革命战争中,我们在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导下,从分析实际情况出发,发扬革命和拼命 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 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搞 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大大发扬这些精神。 如果一个共产党员没有这些精神,就决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不但如此,我们 还要大声疾呼和以身作则地把这些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为世界上一切要求革命、要求进步的人们所向 往,也为世界上许多精神空虚、思想苦闷的人们所羡慕。”[6](P367-368)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精神文明主要支柱,也就是我们的国家伦理的重要内容。

中国革命道德属于先进性的道德要求,它在当今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 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中仍具有“高层规范”的重要价值和意义,或者说当代我们的国家 伦理,即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在建构过程中将对其进行 优先选择、发展和继承,比如为人民服务作为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集体主义作为社会 主义道德基本原则等。当然,也会随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赋予其时代的新内容。比如对 于为人民服务,《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为人民服务有高低不同的层次,无私 奉献是为人民服务,做好本职工作也是为人民服务,守法经营、敬业开拓、服务上乘等 经济谋利活动也是为人民服务。这样对全体公民的道德要求,就把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 要求结合了起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也指出,“坚持尊重 人、理解人、关心人,有针对性地解决不同社会群体的思想问题,既要鼓励先进又要照 顾多数,既要统一思想又要尊重差异”,把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结合,既鼓励先进又要照 顾多数,这不是道德要求的“降格”,而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尊重道德教育的客 观规律,促进人们不断进行自我更新,从而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实现我国政治、经 济、文化发展目标,也是符合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即发展的要求的。中国革命道德作为 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的文化资源。我们的 国家伦理也不会是凝固不变的,时代、社会在发展变化,我们的国家伦理也将随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完善,目前而言就是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 的,与中华传统美德相承接,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的道德规范体系。这既是道德 理论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道德实践发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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