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论自然科学家的真理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家论文,真理论文,自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当代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自然科学的意义已为人们所共识。与此相应，也有必要认真研究自然科学家的真理思想。
一、研究自然科学家真理思想的意义
何以必需研究自然科学家的真理思想？哲学家们对真理观不是有更为清晰、系统的论述吗？是否舍本逐末、多此一举呢？
不然，人类的真理思想源远流长，其思想流径宏大广博。当然，就最终的根源而言，真理来自于实践，来自于千千万万从事各行各业的人们的实践。但在实践的基础上，谁人把它概括、总结出来？真理是哲学理论问题，就最后的加工者而言，主要是哲学家们。然而，哲学家能否包揽无遗地直接从对于他们来说实际上是“无数”的千千万万人们的实践中将所有资料都搜集起来，然后加以总结提炼而得出哲学的理论结论呢？看来这是一个过于繁重、难以完全胜任的任务。因此，为人类提供真理观的，虽则主要是哲学家，但又不限于哲学家，还需要其他更多的有志于探索真理的人们。
当然，不见得人人都有可能直接提炼出或接近于提出关于真理问题的理论观点。一般说来，要达到或接近于达到真理观的高度，需要有较高甚至相当高的智慧、文化科学素养和哲学思想基础。他们应是各行各业的优秀的专门行家、专家，应是千千万万实践者的优秀代表人物。在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艺术家、军事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管理家等等当中，就有相当一部分这样的优秀人物。他们本身既是千千万万实践着的人们中的一员，又是他们的优秀代表；他们的思想观念，既是个人之所得，又往往程度不等地反映着一部分人思想观念的成果；他们不仅思考总结着自己的实践经验，而且往往概括总结了一部分人们的经验成果；他们既掌握着较为丰富的经验素材，而且具有加以概括升华所必备的智力条件。因而当他们顺着哲学的路径去思考时，当他们有兴趣去涉猎真理问题时，往往能提出或提供有关真理观的一些思想观点或是某种“半成品”。就中，自然科学家们所从事的工作，离不开理性认识范围的逻辑加工，其任务是使认识的成果上升到系统的科学理论的高度。即是说，自然科学家们的实践，是科学研究的实践。自然科学家们在科学研究过程中的认识，是一种科学认识，即与科学研究实践相联系的认识。这种认识是人类整个认识中具有自身特点的一种认识，具有理性思维的逻辑性和深刻性。其积极成果，则是揭示反映自然界真谛的真理性认识。这就决定着自然科学家们与真理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一方面，造就了许许多多自然科学家热爱真理、执着追求真理、为真理而献身的高贵品格。牛顿说，我最好的朋友是真理。居里夫人把她一生对真理的追求比作不倦地抽丝作茧的蚕。维纳认为，献身于科学事业就是献身于追求真理。众所周知，为了追求和捍卫真理，有的科学家上绞刑架、赴火刑场而毫无惧色。另方面，又决定着自然科学家们在研究活动过程中频繁地接触到了真理的问题。只要他们有兴趣，就有可能在本专业的研究过程中加以思索和总结，从而提炼出某些关于真理问题的见解或真理的某些思想片断。
不过，过去我们对自然科学家们的真理思想研究甚少。
以往人们在研究自然科学家们的科学思想乃至哲学思想时，较多地涉及到他们的方法论、认识论、科学逻辑、科学哲学等方面的观点，而对他们的真理观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实际上，他们的思想观念却是蕴含着丰富真理观成份的“富矿”。自然科学家们是真理园地中辛勤耕耘着的“牛”，我们何不从他们身上挤挤真理思想的乳汁呢？
同样，以往人们在阐述真理观问题时，常常习惯于引述哲学家或被认为是哲学家的现成结论，解释他们的言词，摘编他们的字句。这虽也未可全非，但若仅以此为限，却也难免有失偏颇。它导致人们在思考真理问题时，失却更为广阔的天地，忘却从自然科学家及其他思想家那里汲取有益的成果。这就使得路子越走越窄，对真理的解说越来越干瘪和固定化，似乎讲述真理，也就只有那么一些人皆知之的话，显得贫乏，难于将真理论丰富而多彩的内容尽皆展现给广大向往着真理的人们。
因此，研究自然科学家的真理观，可以充实哲学真理观的内容，拓展真理观研究的视野，丰富人类的真理思想，有助于避免将真理观固定化、僵化的弊端。同时，这也可以拓宽对于自然科学家们精神财富的挖掘与研究。由此看来，开展对于自然科学家真理观的研究，是十分必要而有意义的。
二、自然科学家真理思想与辩证唯物主义的一致
自然科学与哲学，有着天生的血缘关系。自然科学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诚如列宁所说，现代自然科学“正在生产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观，汇集了人类真理思想的积极成果，代表着真理观的发展方向。自然科学家们的哲学思想，他们对真理问题的见解，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并非尽皆一致，这是不奇怪的。但若从总体、从发展趋势上看，多数自然科学家所持的观点与辩证唯物主义真理观之间，是颇为接近而并不相悖的。自然科学家们在其研究过程中不断涌现出来的真理思想的积极成果，充实、丰富、推进了人类的真理理论，也证实了辩证唯物主义真理观的正确性，为进一步发展辩证唯物主义真理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
就多数的自然科学家而言，他们对真理的客观性是深信不疑的。他们所孜孜不倦追求的真理，当然是客观的，而不是主观随意设定的，不是某种神意或飘忽无定的幻影。否则，他们何必为此献出毕生的精力甚至于生命呢！爱因斯坦对客观实在始终坚信不疑。在他看来，既然有离开人而独立存在的实在，也就有反映这个实在的客观真理。在牛顿的自然哲学中，作为哲学推理规则的头一条，便是要寻求自然事物自身的原因，而且不得超出真实的限度。因此，他的自然哲学，就是要探求自然本身所具有的客观真理。薛定谔颇为风趣地指出，当古希腊产生了科学知识是自然界的真理的观念时，就已经给真理注入客观性的规定了。米丘林是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家，在他看来，自然科学就它的本质来说是唯物主义的，真理的客观性是不可怀疑的。
就多数自然科学家而言，他们对真理持有某种辩证的信念，承认真理有其相对性，又承认有其绝对性，承认真理具有发展的过程性。科学所获得的积极成果，既有其确定无疑的真理性，又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人类所获得的科学真理，总是在跟随着时代和科学实践的足迹而步步发展、永无止息。门捷列夫就认为科学是无限的，认识真理是个过程。他把相当于绝对真理的意思称作为“客观的上帝的真理”，把相当于相对真理的意思称作为“客观的人的真理”，两者都是客观的，但两个方面必须加以统一地考察，不能抓住其中之一，摈弃另一。汤川秀树同样认为，真理是一个过程，没有“终点”，任何真理都是人类认识发展历程中某一阶段的成果，在科学上没有绝对不变的认识。他认为，牛顿、爱因斯坦都是人类认识之途中的一站，至今不知道哪儿是终点。海森堡是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但他并不否定经典力学，而是充分肯定其所适用的范围，肯定科学知识总有其适用的限度。遗憾的是，海森堡到后来，竟也企图去为科学建立某种“最终理论”，从而终未能逃脱终极真理论的悲剧。
就多数的自然科学家而言，他们都肯定认识、掌握真理必须在实践的过程中才能实现。发现真理也罢，验证真理也罢，修正真理和发展真理也罢，都离不开科学实践，离不开实验和观察。自然科学家们身不离实验，这使他们很自然地接受了实践是认识真理的基础的观点。牛顿认为，判定是非的最适当和最直接的方法是实验。他一生的大部分光阴就是在实验室中度过的。凡是科学上的问题，他都设计出一个又一个的实验或判决性实验，以便从中寻找答案。门捷列夫说，科学理论不是别的，正是直接实验的结果。罗宾逊认为，卢瑟福成功的最主要因素，可能是“他明显地和极其喜爱实验”。坂田昌一说得最明确：科学认识的真理标准在于实践。为什么呢？板田指出：人是通过实践的成功和失败才发现不依自己的愿望和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自然结构及其规律的。
就多数自然科学家而言，他们都认为，要掌握真理，必须有科学的方法。真理并非从实验、从现象中自行涌现出来的。若无正确的方法，即使面对着真理，仍将一无所获。当然，什么样的方法才是科学的、足以揭示真理的方法，各人见解不尽相同。在牛顿看来，实验、归纳是事物本性所许可的最好方法。在爱因斯坦看来，科学真理是运用思维对感觉经验材料进行理智构造的结果，而在理智的构造过程中，往往要运用想象，以便进行科学概念的自由创造。在薛定谔看来，探求真理的重要方法是哲学方法、数学方法和类比方法。他认为，哲学方法是一切科学方法论的基础，数学分析方法有最大的普遍性，类比则是创造性的思维方法。狄拉克则特别强调数学方法的作用，认为数学是特别适合于处理任何种类的抽象概念的工具，它的力量是没有限制的。汤川秀树却强调直觉思维，认为这种方法可以造成自然界中人类一直未知的真理的发现。而坂田昌一则十分强调唯物辩证法对科学及真理发现的指导作用。他说，近代科学的巨大发展，已经揭明了自然界的辩证的结构，因此，真正有益于科学发展的唯一的哲学就是唯物辩证法。他认为，贝尔纳、李约瑟等著名的科学家都是运用了自然辩证法写出了优秀论文的，而居里夫妇、布莱克特、奥本海默都很重视研究自然辩证法。因此，探究自然界的规律的真理，应以自然辩证法为指南。
自然科学家在他们的科学实践和科学研究过程中，对于真理观也提出了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有待于从哲学的高度上加以认真探讨。例如，按贝塔朗菲的看法，真理应是一个系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玻尔在量子力学的研究中提出互补原理，认为在微观世界的研究中，真理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即有两个侧面不同的真理，两个侧面结合起来才能得到微观客体的全面知识。因此，两个侧面之间是互补的。他又提出，在微观世界的研究中，测量仪器与客体的相互作用已成为人们所观察到的现象不可分割的部分。因此，凡被认识的客体，都有主体因素的渗入，没有“纯粹”的客体。那末，主体因素对真理渗入到何种程度？如何看待真理的主观性？同样，如何看待真理的“互补”问题？真理的全面性与真理的一元性如何加以统一的把握？这都是有待于深入探讨的。在怎样理解真理的问题上，还有种种问题提出。如彭加勒认为，在实验的真理之外，还存在着“定义的”真理，它是科学实验所无从检验的，如数学中的定律，就是无法通过实验加以检验的，只是一种约定。普朗克则认为，真理是一个理论体系，而不是几个简单的原则，它有内在的完备性。同时，真理是一种信念，它既被人们信奉，又随时代而变化。而海森堡认为，同时存在着科学真理与宗教真理，两种真理是相容的，都是不能怀疑的。在真理观的问题上，需要探讨的问题还很多，随着科学的发展，还会再提出其它有待于探讨的问题。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便推动了真理观的发展。因此，自然科学发展过程中所提出的涉及真理观的诸种问题，是推动真理观发展的因素之一。
三、自然科学家真理思想的特点
自然科学家的真理观，是在自然科学研究过程中渐而萌生、形成的。多数的自然科学家并非哲学家，因而他们所提出的真理思想，有着自己的特点。
其中之一，是朴实性。
实践着的人们都是在各自的岗位、从各自可能的角度，去认识事物、逼近真理的。自然科学家是在他们的自然科学实践过程中逼近真理的，同时也就在这一过程中产生、形成了各自对于真理问题的见解。因之，他们的真理观总是与他们所从事的科学事业直接联系着，而不是通过哲理的途径达到的。在他们对于真理的见解中，往往散发着科研园地中“泥土”的芳香。他们关于真理的观点，往往与自身特定科学领域研究中的见解息息相通。他们所谈论的真理，也往往并非某种一般的形而上学的议论，而是直接和他们的科学思想相互贯通着的相当朴素、实在的观念。
其中之二，是单纯性。
由于人都是社会的人，都是从自己所处的特定社会环境、社会地位出发去认识事物、接近真理的。因此，人们的思想、认识，无不打上当时、当地社会实践环境的烙印。这是由主体实践地位的具体性所决定的。倘若是一个政治活动家，他处在尖锐政治斗争的环境中，其思维参照的座标系统，主要是各种政治斗争的因素。从主体这种特定的实践地位出发，他的认识，以及相应形成的对真理问题的思考，便必然会渗进有关社会政治斗争方面的因素的影响。倘若是一个实业家，他思考问题时，也难免不受到实业家的实际地位的影响。倘若是一个艺术家，他的整个生活环境、思想色彩，都充满着艺术的情调，他在这样的氛围中生活、探索、思考着周围的世界，逼近有关真理的问题，便或多或少地要渗进艺术家特有的色彩。
自然科学家实践地位的特点，恰好在于他们所面向的对象是大自然，不是纷争不已的社会。因而在他们的思维建构过程中，较少地受社会斗争因素的影响，主要起制约作用的是自然界的面貌及其变化本身，以及由此在他们的思维中所淀积起来的渐而形成某种思维框架的因素。他们要探索自然界本身的真理，必须直面自然界本身，必须从自然的深处中去寻找问题的答案，而不是从其他诸如经济、政治利害得失中去把某种答案加之于自然。主体实践地位的这种特点，凝结在意识状态中，在自然科学家那里，便往往形成某种科学良心的心态。历史上不少科学家，往往都是在科学良心的驱使下，去追求和献身于科学的真理的。因此，他们所固执的关于真理的见解中，较少受科学之外因素的干扰、影响和固蔽。较多的只是在科学的追求中所凝结起来的真切体会，有较大的可信性，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观点都是正确的。而且，也不是说他们的思想根本不受社会斗争的影响，只是相对而言这种影响是较为淡弱的。
其中之三，是零散性。
在自然科学家中，少数人身兼而为哲学家，因而有较为系统的哲学思想。与此相应，他们也可能持有较系统的真理思想。但就多数人而言，他们的真理观，是在本领域的科研实践中感受到、提炼出来的，是与自身的科研事业共生的，并夹杂于自身的科学思想之中，而缺乏专门的整理、阐述，因而多半是较为零散的。当然，各人之间的情况又有不同。有的对于真理问题曾经在不同程度上作过较为直接的论述，谈得也多些，对自己的见解表述得比较明确。有的谈得隐约些，或者并不加以直接的陈述，但他们在论述、概括、总结其科学思想理论时，又程度不等地涉及到对于真理问题的见解。也有的甚至对哲学不感兴趣，但在他们的科研活动中，从他们对于科学研究、科学理论、科学问题的见解、态度、倾向中，却也反映出对于真理问题的一定观点。总之，他们对于真理问题的思想观点，一般是较为零碎、分散的。
自然科学家的真理思想不仅较为零散，有的还十分混杂。可能不同观点相互掺杂着，可能不同地方表达出来的观点并不一致，可能前后思想观点并不相同甚至相左。他们中有的观点缺乏确定性、明确性，表述缺乏准确性。这些都是难免的，也不难理解。
我们在探索自然科学家的真理思想时，不能不注意到这些特殊之处。
四、研究自然科学家真理思想的方法
蕴藏于自然科学家中的真理思想的积极成果，是相当丰富的，不乏真知灼见。但往往又较为零散，有的见解未必确切、恰当，也免不了有不正确的观点。我们应如何研究自然科学家们的真理观呢？
无论研究何种问题，当然都得综合地运用各种思维手段，采用一些必要的具体方法。对于自然科学家真理观的研究，亦如是。但若就主导的方面而言，科学、可靠的方法只能是实事求是的方法。
“实事求是”一语在《汉书·河间献王传》中，说的是“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即一种务实求真的学风。故颜师古注释说：“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连绵数千年的文明古国，恢宏浩大的优秀文化连续不断，文明成果代代相传，虽有曲折，但终盛而不衰。原因之一，与中国人在历代文明接续过程中所形成的实事求是、务实求真的朴实而可靠的治学风格、对待前人文化成果的真诚态度是分不开的。此种态度，能使前人文化成果的真实面貌，不依后人的好恶而任意剪裁肢解，使其较好地保留继承下来，进而加以弘扬推进。对源于中国古思想文化中的这一成果，毛泽东加以马克思主义的改造，邓小平又进一步加以发扬光大，从而使实事求是焕发出现代科学思想的光辉。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同样，也是现代科学研究中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思想路线。
研究自然科学家的真理观，是一项难度颇大的开拓性、创造性、探索性的尝试。为求得科学、真实的结果，唯有实事求是地研究自然科学家对于真理问题的见解。我们应从自然科学家们的科学思想、科学实践的实际情况出发，实实在在地研究他们对于真理问题的真实思想和见解，不能附加任何人为的编造，或实用主义的解说。
要实事求是地研究自然科学家的真理观，只能从他们思想观点的实际出发，不能从主观设定的框框出发。不能从我们习以为常的观点、体系的框架，或我们设想他们应该有的某种框架出发，然后把对自然科学家思想的挖掘，变成一道道“填空题”，简单地剪取某些片言只字，填入我们设定的框架模式。这样必将弄得面目全非，令人啼笑皆非。正确的做法应当是，他们是什么观点就是什么观点，决不能将我们的观点或我们自以为他们应该有什么样的观点强加在他们的名下。他们有多少见解就是多少见解，不能勉强地把他们的见解编织成一个完备的体系。对于某一个问题，他是什么态度就应承认他所持的这种态度，而不能加以画蛇添足式地修饰，那怕这种修饰是出于善意的。当然，由于一些自然科学家的真理观较为零散、隐约，必须细心、谨慎地加以挖掘、整理，不要忽略其中可能隐含着的有价值的见解。但在做这一工作时必须力求符合本人原意而不致“走样”。
总之，自然科学家对于真理问题的见解，不等于我们的见解。他们的见解与我们的见解之间不见得都一样、一个模式。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他们的观点纳入我们观点的框架。同样，不同自然科学家之间，在对于真理问题或其中某一点的看法上，也不会都是一样，都取同一个模式。因而我们也不必人为地把他们之间的观点“拉平”，使之变形而构成“统一”的观点。当然，无论是自然科学家之间或是他们与我们之间，也有共同的观点，那也不能故意加以回避，这也是实事求是题中应有之义。
对于自然科学家的思想不可能没有评议。但这种评议也应当是客观、辩证、实事求是的。评议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加以完整的全面的恰如其分的分析。评价应科学、确切、符合实际。不能断章取义、牵强附会，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不能望文生义、哗众取宠。对于科学家们的真理思想及其意义，不能堆砌溢美之词，拔高颂扬；亦不能加以苛求，刻意贬谪。
由于自然科学家们所处的学科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也不同，因而我们研究的对象在学科、时间、空间的跨度上都是很大的。不同的自然科学家之间，他们藉以成长的土壤、所面临的现实、所受到的熏陶与感染，特别是他们所从事的研究课题，以及他们对于哲学和真理问题的关心、涉入程度，是极不相同的。这就很难把他们的观点归纳、梳理成一个统一的共同理论体系，倒是应当“因人而异”、“分别对待”。各是何观点，各人观点之间是同是异，或有无共通之处，或彼此相左，均不回避，更不能人为修剪。如是，方能将自然科学家们对于真理的见解，呈现于人们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