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倦地探索与创造——报告文学面面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报告文学论文,不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杨：秦晋同志，报告文学这种文体，产生于现代社会，因能真实、准确、快 速地反映社会和现实，包含着巨大的信息量，具有时代性、文学性、新闻性、社会性等特点，因而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发展十分迅速。当代中国报告文学的崛起是在新时期，发展高潮是在80年代末。那时，人们对报告文学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其他文学形式，甚至超过了新闻。尤其是1988年百家文学期刊“中国潮”报告文学联展时，光一等奖就评出了十篇，二、三等奖各二十篇，影响巨大，形成了空前的报告文学热潮。有人认为，报告文学过热，并不是文学发展的正常现象，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秦：新时期的报告文学的确发展很快，影响很大。就其发展而言，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粉碎“四人帮”到80年代初。我将这个时期的报告文学称为“描述型报告文学”。作品的背景是拨乱反正，主要作家有：徐迟、黄宗英、柯岩、理由、张锲、程树榛、陈祖芬、肖复兴、鲁光等；第二阶段是8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期，我将这个时期的报告文学称为“综合型报告文学”。它突破了以往一人一事的写法，对社会问题进行宏观把握、整体观照，采取全景透视和综合结构的方式，将人与社会、历史与现实、描述与评说、研究与思考融为一体，强化了报告文学的综合性、报告性和思辨性，使读者的视野和思维陡然开阔起来。尤其是这类作品所包含的对社会历史文化的总体思考，对现状和过去的全面审视，对现实问题的深刻而系统的剖析，都呈现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艺术视角。这类作品如《洪荒启示录》、《中国的“小皇帝”》、《神圣忧思录》、《世界大串连》、《丐帮漂流记》、《土地与土皇帝》、《伐木者，醒来》、《强国梦》等，均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是当时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
杨：为什么在80年代中期，报告文学会突然发生这种变化，它与当时社会生活的变化有什么关系？
秦：某种文学样式的产生，某个文学样式在某个时期呈现出某种特点，并不是简单和孤立的，它总是有着某种必然的因素。报告文学的“宏观综合”反映的是一种现代的和普遍的思维方式，随着技术进步和工业发展，经济结构、社会结构都日趋系统化。系统科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起来的，结构主义思潮的兴起也是综合趋向的表现。人们在不断寻求有效方法和理论来回答当代复杂的、多维的、普遍联系的现实问题，综合便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它是整体化系统思想的体现，是人们对物质和精神世界认识深刻化的反映。对80年代的中国而言，这种宏观综合思维应该说体现了开放改革后走出封闭世界、摆脱小农意识的当代中国人的新视野，或者说是当时社会变革要求的表现。这种思维方式，既是开始进入市场经济的一种需要，又是商品交换社会，普遍联系中逐渐形成的把握事物的意识和考察自我的方法。
文学说到底是社会的需要。在大变革之际，在中西观念碰撞，新旧交替的过程中，人们普遍感到困惑，希望通过文学的反射，了解变得陌生的生活和难以名状的心态，更希望能够从历史与现实、社会与文化、观念与行为的总体思考中解释周围发生的一切。当这种心理情绪转化为普遍的审美要求，而小说创作却出现与现实拉开距离的倾向（当然这也有它自身的原因）的时候，宏观综合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出现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从报告文学发展自身来看，它总是在新闻与文学的两种特性中走“之”字形。前一段过于小说化的倾向，使读者很难断定其真假，渐渐对于过分细致的心理描写变得反感，形成一种潜反射审美态势。于是，报告文学的大众审美情趣开始转向更具报告性的作品，希望获得一种纵横捭阖、气势恢弘的艺术感受。因此报告文学新格局的形成，也是艺术发展和审美流变的结果。
杨：前些年，报告文学界曾一度沉寂。到了92、93年，重新开始出现一些具有鲜明特点的新品格的报告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好像都和现实生活保持了一定距离。和80年代的报告文学作品相比，它们大都比较冷静、理智、客观，把某件事、某个问题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分析，不再是简单地提出判断，或给问题一个明确的答案。报告文学作家们对问题的复杂性也好像有了充分的认识，有的还上升到人性和人类文明史的高度进行创作。不过，除了圈内的人，对这些报告文学作品，读者反应并不热烈，作品发表后，甚至根本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当然这跟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文学现象不再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有关。不过，有的研究者还是认为，这是因为作品对社会的影响力和冲击力减弱，是因为90年代的报告文学不如80年代的。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秦：90年代的报告文学与80年代的相比，既有承继关系，又有明显的差异，这是由各种原因促成的。进入90年代后，新时期报告文学开始了第三阶段，那种纵观古今、横览中外、研讨社会、评说世事的宏观综合报告文学消退了，报告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再次面临选择。经过一段沉寂后，一批更年轻的报告文学作家出现，他们以一种新状态、新感受出现在读者面前。其主要作家有：马役军、张建伟、邓贤、罗盘、李鸣生、张雅文、陈桂棣、李中孝、杨黎光、邢军纪、曹岩、黄传会等。这是一个新的群体，是新时期报告文学的第三代，他们在对前一段报告文学承袭与批判中开始显示自己的总体风格，体现了中国90年代文学新观念和创作思维的新方式。这也是报告文学对自身的一次再认识，对自身价值、运用方式、存在方式的再思考和再探索。我将这个时期的报告文学称之为“状态型报告文学”，它强调对现实状态的研究。和“宏观综合报告文学”相比，其特点是：从宏大的社会问题回归到对人生价值和生命意识的探求，从现象透视转为历史观察，从二元判断改为多元思考，从强化主体意识变为强调客观实在，从煽情激越改为冷峻平静的叙述。比如，同样是写三峡工程，卢跃刚的写法与80年代的有关作品就有明显不同。他跳出上马与反对上马之争，把它作为中国人治水历史的一个环节，着重写了在与自然抗争中各种杰出人物的思维、命运和性格。李鸣生的《走出地球村》在写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愚昧与科学、狂热与进步彼此背离又相互胶着的状态，也与以往的是非分明的叙述方式不同。总之，报告文学作家观察生活的角度和表现生活的方式不一样了，作者与他所写的人和事的关系反映了新的态度和价值。就是说，事实被作者创立了新的意义。这是90年代报告文学和80年代报告文学最根本的区别。我认为，90年代的报告文学在认识和反映世界方面，在思维和叙述方法方面，都显得更成熟了。
杨：这个时期还出现了不少以历史题材为内容的报告文学作品。有人认为，历史题材不是报告文学所应该写的。报告文学因为它本身的特点，需要作家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忧患意识和参与意识，报告文学必须反映现实和批判现实，反映和披露当前社会上存在的重大问题，比如眼前中国的人口问题、道德问题、教育问题、环境问题、毒品问题等等，反映这些问题是报告文学无法推卸的责任。但有的评论者又认为，当今的报告文学象是在纯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后，靠贩毒、贩卖人口、卖淫等题材来哗众取宠，或是以政治秘闻来刺激读者，以获取一种文学之外的功利。您认为报告文学应该写什么？
秦：报告文学应该写什么，不应该写什么，这不是什么人决定的，而是社会需要的结果。从文学发展来看，报告文学会自己选择一种适合社会需要的题材来写，报告文学作家也会自己寻找一种能够更好地表现他们所想表现的内容的艺术表达方式。正如我刚才所说，就总体而言，文学说到底是社会的需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精神生活的过程，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谈得上艺术和观念文化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从它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报告文学对社会经济变化的反应更为敏感。在社会需要之下，报告文学会自行调整，如果一种题材或者表现方式不适合社会需要，经过多次调整，那它就应该灭亡，取而代之的是新的题材、新的角度和新的表现方式。
至于说到历史题材，按习惯和常规本不是报告文学的内容，但它以报告文学的面貌出现，显然与写历史故事不同，作者更着眼于现代人对历史的审视和评论，实际上关心的还是现实问题。这种写法能否作为报告文学而成立，这要看读者是否接受，但有一条是作家必须遵守的，那就是写历史要尊重历史基本事实，不能随心所欲地篡改和编造历史。
杨：那么对于90年代报告文学出现的一种新现象——有偿报告文学，你又怎么看？难道也像有的人所说，只要有人出钱，有人愿写，有报刊愿意登，那么就说明它有社会的需要，也有存在的价值。可这种不顾事实真相，根据出钱者的需要任意夸张，把报告文学变成广告文学的行为，根本就悖离了报告文学的创作。而作家因为拿了别人的钱，就在创作中任凭别人摆布，不对事实负责，不对读者负责的行为也是一种渎职。
秦：所谓有偿报告文学，就是有人出钱，请作者写，然后向报刊付费刊登。这种作法是有损报告文学的严肃性的。正如你所说，它会丧失报告文学在读者心中的地位，败坏其声誉，发展下去将会断送这种文学样式。不过，这种现象虽然不少，但并未侵害报告文学的主体，真正的也是主要的报告文学作者，仍然在从事自己的严肃文学创作，不能因为有这种现象就认为报告文学都媚俗了，因此把这种现象视为90年代报告文学的特点是错误的。另外，我们应该把有偿报告文学归入软广告或形象广告的系列之中，让它名正言顺地做。
杨：你怎么看待报告文学的真实性问题？
秦：第一，这是报告文学与生俱来的问题，是报告文学的一个难点；第二，尊重事实、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特质，也是报告文学作家的职业道德；第三，报告文学在基本事实不变的情况下，允许作家进行合理的艺术想象，没有想象，没有创造就不成其为文学。作者需要进入创作状态，进入艺术思维的世界，否则，所创作的人物就活不起来。比如，为了使报告文学中的人物更生动感人，可以在合乎人物性格，合乎人物所处的环境的情况下对某些语言和细节进行虚构，因为报告文学不是事实的直接记录。现在纪实文学出现后，事实上虚构的成份在增加，但应有一条线将报告文学与小说划分开来，否则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而且会制造出无穷无尽的麻烦，所以报告文学作家要掌握好尊重事实与合理想象之间的度；第四，前面已经讲过，对重大题材，要尊重历史事实，不能随意篡改和创造历史，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杨：著名诗人艾青曾经开玩笑说，中国作家协会是中国小说家协会。的确，听说今年中国作协在为文学所制定的有待发展的创作规划中，有小说、诗歌、儿童文学等文学样式，就是独独没有报告文学。所以，许多报告文学作家都认为，他们的创作不被重视，甚至有些歧视。而且报告文学虽然读者喜欢，可评论家却不屑于评。当报告文学作品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不断被转载，被重版后，却没有一个评论家在刊物上发表有关这个报告文学作品的评论文章。而一篇小说被出版以后，发行量很少，没有什么读者，圈内的人看了也直摇头，却有评论家在报刊上大吹大擂，开讨论会，出版评论的集子，并且还给作品定名什么新现象、新主义、新感受一类，报告文学家感到很委屈，也很疑惑，不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对此，您怎么认为呢？
秦：小说成为文学的主体，这是历史形成的。哪一种方式最能表现人的情感和思想、最能满足人们的认识的审美要求，它便自然成为那个时代的主要形式。因此是否被重视，首先是自身的问题。当然也有习惯和成见问题，就是说人们对纪实性文学的认识还没有突破性变化，现实也可能还没有为这种变化提供更有说服力的条件。尽管纪实文学有很大的发展，而且是一股世界性的潮流，例如美国非虚构文学作品50年代以前占总写作量的三分之一，到60年代猛增至三分之二。许多人甚至预言这是标志着人类写作活动的重大转变，是从传统的艺术虚构写作转向现代纪实写作。因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写作方式已经难以反映当代繁杂快节奏的世界。但这毕竟是一种预测。在现实中它还不能完全代替小说，它的价值和作用还要在实践中检验，要形成新的理论认识和观念习惯，那需要更长时间。不被重视其实也没什么坏处，适应力、生存力、创造力也许更强。
杨：关于报告和文学的关系，也是报告文学界由来已久的争论话题。有人认为报告文学作品，主要是新闻性的报告，而非文学，因此不足以研究；而有的人则认为，报告文学重在表现，它具有更多的文学性，而非报告性。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秦：报告文学是一种边缘化的文学样式，它介于小说和新闻之间，没有独立的、体系化的理论认识。判断报告文学作品的艺术质量时，基本上是采用分析小说的标准和方法，它的审美特性始终很模糊。现在讲得最多的“文学性”问题，就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其实，当我们为报告文学的“文学性”而忧虑时，或许并不真正了解和掌握报告文学所特有的文学性。报告文学的特性应该使它具有特定的不可交换的美，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否则，它就不可能存在。
作品的审美价值，是由其反映的信息、心理情感、语言符号、思想道德评价等多方面融会交织形成的。它可以通过人物体现，但不是只能和只有通过人物体现。比如：观念、情绪能否直接成为审美因素？这都是需要研究的。美国文学家乔治·桑塔那说：“认为审美原理仅仅适用于我们对艺术品或者对主要因其美而予以注意的自然物的判断，那是一个错误，在人们心中形成每一观念，每一活动，每种情绪无不和痛感、快感有些关系，不论是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关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中，在民主主义思想中，我想这里面就有着一种强烈的审美成分。”一篇宏观报告文学，它的感染力和审美意味，完全可能体现在尖锐而又新颖的思考和激烈而又深沉的情绪之中。
有时候，一种巨大的魅力不是来自一个完整的故事或完美的典型，而是产生于事物之间的联系。当作家把生活中平常而一般的人与事，各种平淡的现象和无足轻重的东西集中起来，当人们从繁复中看到了一致，从纷乱中看到了必然，联系就产生了神奇的效应，创造出了一种新的审美价值。这也是“综合”的最主要的审美依据。综合本身就是艺术化的过程，它需要选择、结构、叙述，它是在均衡适度和关系的意义上对复杂体的把握。只要它表现了人、人的情感和思考，反映人在发展自身中的历程和正在达到的水平，只要它体现出生命的形式、跃动着万物生机的力量，它就是美的，它就具有了“文学性”。
杨：你的意思就是说，在报告文学这样的文学样式中，对创作素材的剪裁、取舍、综合就是一种美，而作品所表现的事实也可以带有一种美感？
秦：不是绝对的，但就报告文学的审美意义而言可以这样讲。在美学上，非虚构文学思潮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客观生活本身所蕴含的表现力，比作家创造出来的更丰富更深刻更生动，生活看似平淡，仅仅是因为你没有认真观察和深入挖掘。有时候，在生活中，一个人的经历，一个事件的过程所包含着的哲学启悟和艺术感染力，是一个作家凭他的经验和想象很难完全安排和表达出来的。用一个外国批评家的话来说，这是现实不断超越作家才能的缘故。
杨：报告文学的语言也像其他文学创作的语言一样重要吗？
秦：对报告文学而言，语言本身就是价值。报告文学是一种叙述的艺术，它没有生动的故事，也没有太多的细节，更不会有那么多的悬念巧合，就看你把那个事情讲得怎么样了，所以语言对报告文学来说可能更重要。从叙述语言来看，最好能从自然语言进入艺术语言。艺术语言是一种表现人类情感的符号，它应有色彩、节奏、有深刻内在的思想力量和情感意蕴，能唤起意象、激发相应的感觉经验，在一个层次上是语言，在另一个层次上是人的行为经验，在又一个层次上就是人的思想情感。目前，和其他一些纪实文学一样，报告文学中忽视语言的现象极为普遍，如果有一天它失去了读者，绝不会因为它写了一个真实的故事，而肯定是因为它没有讲好这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