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方会谈”后的朝核危机：问题与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六方会谈论文,前景论文,核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3年8月27—29日在北京举行的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瞩目。“六方会谈”对于开启朝核问题的和平解决进程无疑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由于美朝双方的核心立场在会谈中并没有任何松动，彼此之间的敌意未能降低，朝核问题的前景仍然充斥着诸多不确定因素。会谈能否真正为朝核危机纳入政治和外交解决的轨道提供历史契机，还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
“六方会谈”的作用与意义
自2002年10月朝鲜核问题公开化之后，危机局势不断升级。由于朝鲜采取了一系列不冷静的举动以及美国坚持在处理朝核问题上的强硬立场，通过对话解决朝核争议的时机一再错失。在中国政府“劝和、促谈”的外交努力之下，2003年4月23—25日，中、美、朝三方在北京举行了“三方会谈”。这是朝核危机发生以来，两个最主要的当事国美国和朝鲜的官方代表在正式场合举行的首次会晤。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彼此之间看法悬殊，对如何解决朝核危机的政策主张没有丝毫改变，首次北京会谈未能取得预期效果，但它还是为通过外交斡旋、促使朝鲜与美国重返谈判、开启政治解决朝核危机的大门创造了成功先例。
由于美朝双方都认为单纯的对话无助于解决分歧，4月以来，朝核危机继续呈现恶化趋势。美国加大了应对朝核危机的军事准备。2003年5月，驻韩美军宣布将调整部署，逐步撤出汉江以北、向韩国南部新的军事基地集中。此举被认为驻韩美军有意避开朝鲜的攻击火力，避免成为日后美朝军事冲突时朝鲜的“人质”。2003年7月31日，美军全球三支“斯瑞克”快速作战旅中的一支进驻韩国；美国还提出了110亿美元的加强韩国军备的计划。同时，美国组织多国部队在公海强制拦截朝鲜船只的计划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之中。(注：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进行海上强制拦截方案的全称是“Nonproliferation Initiative”，共有11国参加。2003年以来，已经举行了三次磋商会议，分别是2003年6月12日的马德里会议，7月9—10日的布里斯班会议和9月6—7日的巴黎会议。有关这一方案的具体内容，请参见Bradley Graham,“Gaps in Plan to Halt Arms Trade:Legal Authority for Intensified Interdiction is Questioned,”Washington Post,August 3,2003.)朝鲜则于2003年4月2日宣布开始对核燃料棒进行再处理，5月12日宣布1992年朝鲜半岛无核化宣言失效，7月1日、22日两度威胁要退出1953年签署的“军事停战协定”。
中国虽然不是朝核危机的当事国，但无法只充当旁观者。朝核危机如果失控，其悲剧性结果很可能殃及中国，损害中国经济建设所需要的稳定的周边环境，危及中国的国家利益并将威胁到中国所在的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与繁荣。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既不能听任朝核危机的消极发展，也有决心、有信心为解决朝核危机发挥建设性作用，促进有关国家的沟通、协调与合作，以保证朝核危机朝着外交与政治解决的方向发展。中国政府的立场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支持和赞赏。在行动上，本着“劝和、促谈”的善意，自6月下旬以来，中国加大了对朝核危机的外交调解力度。戴秉国副外长和王毅副外长衔命出使，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穿梭外交”，努力劝说各方回到谈判桌上来，实际推进解决朝核危机的政治和外交进程。“六方会谈”如期举行不仅凝聚了中国领导人和外交家们的心血与睿智，更展示了中国在双边和多边外交活动中创造性的能力和勇气。“六方会谈”前夕王毅副部长关于希望谈起来、谈下去”，“谈出结果、谈出和平”的讲话，代表了会谈各方的共同愿望，也为“六方会谈”机制的发展确立了战略性的基调。
尽管2003年8月27—29日在北京举行的“六方会谈”未能迅速取得实质性的突破，但外交解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机制毕竟正式启动，从而为今后继续以多边会晤的方式逐步凝聚共识、缩小分歧以及达成最后的解决方案开辟了道路。特别是会谈中形成的六个“共同点”，代表了今后六方如何继续磋商朝核问题外交解决方式的重要指导性原则，也是会谈今后能够曲折前进的基本条件。“六方会谈”所形成的多边架构包含双边直接对话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弥合了美国坚持多边会谈、朝鲜则坚持双边会谈之间的差异。8月27日，参加北京会谈的美朝与美日代表分别举行了“非正式”的双边会谈。美国迄今仍然强调在朝鲜不承诺取消核计划的前提下拒绝与朝鲜进行直接双边会谈，“六方会谈”中的美朝接触只能是“非正式”的、有限的，(注：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进行海上强制拦截方案的全称是“Nonproliferation Initiative”，共有11国参加。2003年以来，已经举行了三次磋商会议，分别是2003年6月12日的马德里会议，7月9—10日的布里斯班会议和9月6—7日的巴黎会议。有关这一方案的具体内容，请参见Bradley Graham,“Gaps in Plan to Halt Arms Trade:Legal Authority for Intensified Interdiction is Questioned,”Washington Post,August 3,2003.)但“六方会谈”能够如期举行，本身就是朝核危机在解决的道路上迈出的重要步伐。
这次，“六方会谈”的进程也反映了目前朝核问题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说明了美朝之间立场对立的严峻状态。由于会谈各方坚持自己的认识和看法，会谈未能通过一项具有一定约束力的共同声明，也没有就下一阶段的“六方会谈”制定出时间表。现有的六个“共同点”还存在着很大的脆弱性。例如，“各方都主张半岛无核化，同时要认识到需要考虑和解决朝方在安全等方面提出的关切”(注：James Brooke,“U.S.and North Korea Announce Accord on Wider Atom A Talk,”The New York Times,August 2,2003.)；但朝鲜强调如果得不到美国的安全保障以及美国不放弃敌视朝鲜的政策，那么保持“核威慑力”是朝鲜不得不做出的选择。(注：“王毅副部长为‘六方会谈’举行新闻发布会”，《人民日报》，2003年8月30日。)“朝鲜不谋求核武器”的提法客观上具有两面性。另外一条为解决核危机，“各方原则上赞同按照分阶段、同步或者并行实施的方式，探讨并确定公正、合理的整体设计”；但美国在会谈中继续强调，朝鲜必须首先无条件地放弃核计划、开放国际核查、公布有关核设施与核材料的储藏信息，才能启动其他问题的实质性会谈。(注：Sam Howe Verhovek and Sonni Efron,“N.Korea Sends Mixed messages,”Las Angles Times,August 29,2003.)与此同时，会谈原有的多边与双边结合的程序设计还有改进的余地。“六方会谈”中的双边对话安排“份量”太弱，未能真正发挥美朝这两个直接当事国在多边架构下“面对面”对话的效用；(注：Joseph Kahn,“U.S.Set to Take a Hard Line in Talks on Korea Arms,”The New York Times,August 27,2003.)会谈期间，朝鲜和美国以对方都可以接受的方式进行了约45分钟的接触，(注：同意在多边会谈中举行美朝“非正式双边对话”，被视为是美国对“六方会谈”机制的妥协性举动，这也是“六方会谈”比“三方会谈”在对话形式上的一个进步。2003年4月的“三方会谈”中，白宫曾否决了美国代表想要与朝鲜进行非正式双边会谈的要求。Philip P.Pan and Glenn Kessler,“U.S.,North Korea Plan One-One-One Talks:Administration Concession Led to Deal for Multilateral Meeting on Nuclear Crisis,”Washington Post,August 2,2003.)客观上抑制了“六方会谈”机制中融合多边与双边的创造性设计。
“六方会谈”难以迅速形成实质性突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自2003年7月末朝鲜同意参加多边会谈以来，美朝双方在如何解决朝核问题上的对峙局面并没有实质性的松动。美国政策尽管有一些调整，但和朝鲜所提朝美签署互不侵犯条约的要价仍然相距甚远。美、朝双方在朝鲜的安全保障、朝核计划停止的方式以及国际对朝核查三个主要问题上的分歧在“六方会谈”中没有缩小。
其次，在临近“六方会谈”举行之际，美朝、美韩及美日关系的基本氛围也是起伏动荡，敌对情绪依然严峻，缺乏配合会谈的良好气氛。相反，会谈前美韩拒绝朝鲜所提取消前者定于8月中旬的军事演习的要求、美国主办11国珊瑚海军事演习等一系列事件继续增加了“六方会谈”中双方的对立情绪。
第三，各方在第一次六方会谈中提出自己基本政策与利益要求的意愿要远远大于让步的准备。例如，对于美国来说，愿意参加谈判和是否具有愿意妥协的谈判意愿，完全是两个概念。(注：美国有谈判的意愿，但如果没有妥协的意愿，谈判同样不可能取得进展。对布什政府这方面政策的批评，请参见Ivo H.Daalder and James M.Lindsay,“Nuclear Wal-Mart?”The American Prospect,September,1,2003.)除非美国有作出妥协的谈判准备，否则，单纯扩大谈判参与者的数量并不能增加外交解决朝核问题的实际机会。
“六方会谈”与美国的战略选择
“六方会谈”目前能否尽快延续并走向成功 ，最大的症结是在美国，在于美国是否愿 意为外交谈判的成功做出应有的妥协。
在“六方会谈”中，朝鲜多少显示了其一定的灵活度，表示了并不必然谋求核武器的建设性立场。在除了朝核问题之外的其他关注点上，朝鲜的立场也依然存在着松动的余地。例如，在“六方会谈”之前，日本媒体披露说，如果日本政府同意向朝方提供食品援助并同意就此结束“绑架事件”，朝鲜愿意归还日本被绑架者的子女。(注：“朝鲜在绑架事件上要钱”，《东京新闻》，2003年8月20日。)要求朝鲜归还被绑架者的子女，是目前日本政府和民众在解决被绑架日本人问题上的首要条件。日本媒体报道说，朝鲜提出只要日本政府为每位被绑架者的子女支付100亿日圆，就能换取他们回到日本。(注：“用钱换人，平壤的新策略”，《日本经济新闻》，2003年8月19日。)然而，如果布什政府不准备在谈判中做出妥协，未来的“六方会谈”势必前景暗淡。
实际上，布什政府的整个朝鲜政策或者朝核政策并没有因为“六方会谈”机制的出现而发生实质性变化。首先，布什政府尽管批准了“六方会谈”计划，但对朝鲜政府出于意识形态的仇视与不信任几乎没有任何改变。主管不扩散问题的副国务卿博尔顿在2003年7月31日的韩国之行时，公开指责朝鲜是一种“地狱般的噩梦”(hellish nightmare)。博尔顿是布什总统身边的“红人”，甚至被认为是故意安排到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单边主义者的代表”，其一贯的立场是反对美国政府与朝鲜进行对话，反对在朝鲜完全取消核计划之前对平壤做出任何妥协。他曾公开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结束朝鲜”那就是“我们的政策”。(注：Christopher Marquis,“Absent from the Korea Talks:Bush's Hard-Liner”,The New York Times,September 2,2003.)博尔顿的看法也是目前布什政府中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新保守主义势力在朝核问题上的基本主张。布什政府的朝鲜政策从一开始就颠覆了克林顿时代对朝“有限接触”、施压的政策，转而奉行视朝鲜为“邪恶轴心”之一的“遏止”政策，在朝核危机爆发后拒绝与朝鲜进行双边对话，这些都是上述主张的结果。目前，布什政府外交政策团队中有一批包括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在内的强硬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在朝核问题上的观点和他们基本相同，他们坚持拒绝对朝核问题采用“给予和获取”(give—and—take)的方法，被称为“只对朝鲜说不”派。(注：John Feffer,“Fearful Symmetry:Washington and Pyongyang”,Foreign Policy in Focus (FPIF)Policy Report,July 2003,p.3.)共和党保守派中甚至有人将金正日在朝鲜的统治与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相提并论，将它们与美国的冲突视为冷战时代全球意识形态对抗的深化。(注：Joshua Muravchik,“Facing Up to North Korea”,Commentary,December 2002.)一向比较温和的鲍威尔国务卿在解释白宫的朝鲜政策时，也强调布什总统对缺衣少食的朝鲜百姓的关心，如果对金正日政府妥协就是加重朝鲜人民的苦难。(注：Transcript:Powell Discuss North Korea,Iran,War on Terrorism,Interview by Regional News Syndicates on August 1,2003;Washington File,August 5,2003,p.5.)直至“六方会谈”前夕，布什政府也没有决定对其攻击朝鲜领导人的政策做任何改变。2003年8月26日，鲍威尔国务卿致信美国国会议员，为博尔顿的强硬立场辩护，指出他公开蔑视朝鲜的讲话是“官方政策”。(注：AP,“Powell Defends Aide's N.Korea Speech,”Washington Post,August 27,2003.)2003年9月3日，朝鲜领导层进行了新的选举，金正日再度当选为朝鲜国防委员会委员长。(注：James Brooke,“Suspense Ends in North Korea:The' Dear Leader'Is Re-elected”,The New York Times,4,2003.)朝鲜现有权力结构的稳定本来应该是朝核问题解决过程中各方都必须尊重的事实。如果布什政府朝鲜政策的目标始终是建立在变更朝鲜制度和政府的基础上，那么，美国就不可能在以后的会谈中做出任何让步。
其次，布什政府以争取“政权更替”来处理朝核问题的方法没有变，不接受分阶段取消朝鲜核计划、不同意给予条约形式的安全保障以及不认可核计划是“可谈判问题”的立场没有变。
“9·11事件”以后，美国在全球反恐这一战略重点的驱动下，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技术的扩散、特别是防止和解除“流氓国家”掌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已经成为新的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议题。(注：有关“流氓国家”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结合为什么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构成了核心威胁的系统论述，请参见Stephen M.Walt,“Containing Rogues and Renegades:Coalition Strategies and Counterproliferation”,in Victor A.Utgoff,ed.The Coming Crisis:Nuclear Proliferation,U.S.Interests,and World Order,Cambridge,Massachusetts:MIT Press,2000,pp.191—226.)为此，布什政府对朝核问题解决的总体看法是否定克林顿政府的“危机主导型”反应模式，不是通过与朝鲜就核问题、导弹问题等举行不同的谈判，并通过这些谈判来寻找解决个体问题的战术性方法，而是谋求将朝核问题同美国在朝鲜政策上关注的其他议题结合起来共同解决。追求的是“威胁主导型”反应模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布什政府在朝核问题上并不是期望简单化解朝核问题这一单一危机，相反，是要通过一种更为综合与彻底的方式，来“结束”朝鲜对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利益、不扩散机制及其反恐事业可能造成的威胁。这种在朝核问题上战略视角的转移和对解决方案预期收益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布什政府要拒绝采取和朝鲜直接对话的传统外交方针。
从“威胁主导型”的反应模式来说，美国政府也可以采取“利益诱导”与“军事威慑”并重的方法，以促使朝鲜放弃核计划，逐步转向与西方国家的全面合作。(注：美国国内对布什政府朝鲜政策的众多批评，都是认为布什拒绝与朝鲜对话和妥协的路线客观上是“自我设限”，人为地降低了政策选择的范围和本来一项政策所应表现出的灵活性。参见Morton I.Abramowitz and James T.Laney,“Testing North Korea:The Next Stage in U.S.and ROK Policy”,New York: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2001;Gary Samore,“The Korean Nuclear Crisis”,Survival,Vol.45,No.1(Spring 2003),pp.19—22;Samuel R.Berger and Robert L.Gallucci,“Two Crisis,No Back Burner,”Washington Post,December 31,2002;Ashton B.Carter,“Alternatives to Letting North Korea Go Nuclear”,Testimony before the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Washington,D.C.,March 6,2003.)然而，布什政府并没有采取这样一种积极的对应方式，而是采取了一种“最为消极”的对应方式，那就是认定对朝鲜的任何妥协都是对朝鲜的“奖赏”或者“鼓励”，都是屈服于朝鲜的“讹诈”政策；美国必须从自己的实力优势和战略影响力出发、联合其他国家共同对朝鲜实行“孤立”和“压力”政策，以迫使朝鲜首先做出美国满意的选择。(注：在“六方会谈”之前，美国朝鲜问题特别谈判代表杰克·普里查特突然宣布辞职本身就是一个很明确的信号，表明布什政府并不想改变在朝核问题上原有的策略和主张。普里查特一贯主张温和路线，但始终被排斥在北京会谈之外。参见Sonni Efron,“Top U.S.Expert on North Korea Quits on Eve of Talks,”Las Angles Times,August 27,2003.)布什政府这一政策选择，很大程度上同白宫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的单边主义政策倾向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新保守主义强硬路线的结果，也可以把它视为是“布什主义”的精神实质在朝核问题上的表现。但最重要的是，布什政府中的新保守主义强硬派相信，平壤的政权性质决定了外交妥协、接触政策以及鼓励市场化发展等外交政策手段都将“注定失败”。(注：布什政府的逻辑很简单：因为“流氓国家”都是“坏政府”“坏政府”是不可能接受规则制约，也是不能通过“妥协”来改变的。参见George Perkovich “Bush's Nuclear Revolution-A Regime Change in Nonproliferation,”Foreign Affairs,Vol.82,No.2(March/April 2003),pp.2—8.)因为朝鲜在现行政权结构下不会真正走中国式的改革开放道路，他们将任何开放都视为“自杀”。(注：Nicholas Eberstadt,The End of North Korea,Washington,D.C.: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Press,1999.)美国的任何外交妥协，都会面临新的“讹诈”。这将是一个没完没了、无法结束的美国不断受朝鲜“要挟”的过程。(注：Jonathan Rauch,“Yes,Bush Has a Policy on North Korea.It Might Even Work”,National Journal,March 18,2003.)
第三，布什政府对朝鲜启动核计划的真实意图与核能力已有水平的判断没有变。白宫相信朝鲜发展核计划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成为事实上的有核武器国家，而不是单纯将核问题作为一张“牌”来打，以便交换朝鲜想要的国际援助。而且，朝鲜一旦拥有了核武器，是不会放弃的。
2002年10月朝核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国内对朝鲜承认有核计划的真实意图的争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朝鲜再度祭起核武器这一“法宝”，还是为了解决国内的经济困难、打破孤立局面以及争取同美日等西方大国关系的正常化。(注：参见James T.Laney and Jason T.Shaplen,“How to Deal with North Korea”,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 2003;Kondan Oh and Ralph C.Hassig,North Korea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2000;Aahton B.Carter and William J.Perry,“Back to the Brink”,Washington Post,October 20,2002;)持这部分观点的人比较强调在2002年10月以前朝鲜在内政和外交上所出现的一系列新的调整，支持美国政府在朝核问题上采取谈判政策，以鼓励平壤做出正确的选择，而不是单纯将朝鲜“逼进死角”。从这一角度出发，承认平壤政府的合法性，并尊重和接受金正日政府为“理性”的谈判对手，应该是白宫对朝政策的前提。(注：Philip W.Yun,“The Devil We Know in N.Korea May be Better than the Ones We Don't Know”,Los Angles Times,May 7,2003.)然而，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朝鲜承认有核计划，是真的为了实现有核武器国家的目的，是为了有能力威胁美国，是追求“核否决”(nuclear denial)政策。(注：John McCain,“Rogue State Rollback,”the Standard Weekly,February 20,2003;Victor D.Cha,“Hawk Engagement and Preventive Defense on the Korean Peninsula,”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7,No.1(Summer 2002),pp.40—78;“North Korea's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Badges,Shields,or Swords?”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17,No.2(Autumn 2002),pp.209—230.)约瑟夫·奈就认为，朝鲜退出NPT条约、驱赶IAEA核查人员以及重新启动五兆瓦石墨反应堆等举动，既是为了获得援助也是为了真的拥有核武器。(注：Joseph S.Nye,“Bush Facesa Tougher Test in N.Korea,”Boston Globe,May 7,2003.)特别是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已经让相当一部分美国人相信，朝鲜为了让自己不成为美国新的军事攻击对象，除了谋求核武器之外没有别的手段。(注：Doug Struck,“Citing Iraq:N.Korea Signals Hard Line on Weapons Issues,”Washington Post,March 30,2003;James Brooke,“North Korea Watches War and Wonders What's Next,”New York Times,March31,2003.)持这种观点的人同时认为，拥有核武器可以让朝鲜在半岛非军事区的常规裁军问题上表现出新的灵活性，让朝鲜可以削减维持常规军备的费用以改善经济。朝鲜政府即在2003年6月9日声言，核武器可以同常规裁军之间建立联系。(注：David Sanger,“North Korea Says It Seeks to Develop Nuclear Arms,”New York Times,June 10,2003.)显然，美国的总体判断是朝鲜真的想要拥有核武器以实质性地提高在同美国、日本等国对话中的战略地位。因此白宫的政策设计者们认为，任何妥协或者让步，都将在客观上巩固朝鲜所争取的战略力量，所以，美国不妥协政策不能改变。(注：这种“不妥协”政策甚至被解释为美国准备接受朝鲜作为有核武器国家的事实，转而通过导弹防御、经济制裁与反扩散措施加以防范和遏止。参见Sonni Efron,“U.S.Said to Be Resigned to a Nuclear korea,”Las Angles Times,March 5,2003.)由于朝鲜周边的国家共同反对朝鲜半岛的有核化，美国又竭力推动朝核问题的“区域解决方式”，客观上形成了反对朝鲜拥有核武器的“区域联盟”，朝鲜打“核武器牌”不会引起支持性的国际反应，美国就可以不用担心朝核问题的区域性消极扩散效应。故而，朝核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坚持不对朝妥协、又不采取划定“红线”政策予以军事警告似乎给人印象：美国准备容忍朝鲜的核武器追求。
布什政府在会谈中和会谈后拒绝任何妥协的强硬姿态，是“六方会谈”继续深入的一大障碍，也是通过“六方会谈”途径达到外交解决朝核问题需要消化的“主要问题”。(注：王毅副外长2003年9月1日在马尼拉公开做出了上述表示。Joseph Kahn,“Chinese Aids Says U.S.Is Obstacle in Korean Talks,”The New York Times,September 2,2003.)
目前来看，布什政府对“六方会谈”究竟抱有什么样的期待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至少三种可能性同时存在：(1)布什政府希望以“六方会谈”的多边机制作为对朝鲜进一步采取“孤立”和“压力”政策的手段，迫使朝鲜单方面首先作出让步。(注：美国官员在谈到北京“六方会谈”成功之处时特别提到，会谈让朝鲜感受到了更多压力，让朝鲜看到除了取消核计划别无出路。Joseph Kahn and David E.Sanger,“North Korea Ends Disarmament Talks”,New York Times,August 31,2003.)即便朝鲜不让步，参加“六方会谈”也可以改善白宫在朝核问题上立场僵硬的公众形象，给人以美国愿意“谈”而朝鲜“不愿意谈”或“不合作”的印象，避免布什政府的朝鲜政策在大选中成为对手阵营攻讦的靶子。(2)通过“六方会谈”稳住朝鲜，避免朝核危机的升级，以便布什政府优先处理伊拉克问题和以巴冲突问题；等到2004年大选之后，当伊拉克重建步入正轨、中东和平有了新的眉目之后，再腾出手来以美国选择的方式解决朝核问题。(3)由于目前找不到更有效的解决朝核问题的“美国方案”，“六方会谈”只是作为一种暂时的、过渡性的方式来处理朝核问题。美国同意“六方会谈”，既可以鼓励和调动中、俄等国在解决朝核问题时的积极性，又可以在“大国分担责任”的同时，减少美国单方面出头解决朝核问题的政策成本；同时，还可以稳定在朝核问题上与韩国等传统盟国的关系，便于美国赢得时间进行伊拉克战争后的全球军事部署调整，防止一味强硬的对朝政策对美韩关系引起的震荡，(注：有关朝核危机对美朝关系的冲击，参见Sung-han Kim,“ROK-U.S.Relations after the Summit Meeting:How to Realize the Vision,”Korea and World Affairs,Vol.27,No.2(Summer 2003),pp.189—201.)损害美国在东亚整体的战略利益。
布什政府对“六方会谈”的战略预期不管是上述三种可能性中的哪一种，都将决定性地影响到美国在“六方会谈”中的政策选择以及对朝政策姿态，都将意味着美国在“六方会谈”中的基本立场：不是在妥协与让步的基础上凝聚共识，逐步形成类似1994年10月框架协议式的最终方案，在承认平壤现行政治体制和政权延续的基础上通过“交易”来解决问题；而是“压服”朝鲜按照美国的“开价”无条件地取消核计划，或是“拖”到美国有适当的机会以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各种方式实现朝鲜的“制度变更”，进而彻底解决整个朝鲜问题。进一步来说，这三种可能性都意味着布什政府将“六方会谈”只是视为与朝鲜最终进行“军事摊牌”前的政治手段。(注：有关谈判对美国考虑运用其他政策手段的重要性，请参见John Kerry,“Next Step on Korea”,Washington Post,August 6,2003.)如果不尝试进行外交解决，即便白宫下决心动武，也将面临重大的国内和国际压力。
“六方会谈”机制的问题与前景
坚持“六方会谈”机制，是推动以外交方式和平解决朝核问题今后唯一现实与合理的方向。
就其现实性而言，布什政府坚持拒绝与朝鲜直接对话、不承认朝核问题是一个可以“讨价还价”的问题，强调在“大国分享责任”的基础上保证朝核问题得到和平解决，因此，在“六方会谈”框架之外寻找外交解决的可能性事实上是不存在的。美国再三强调“多边会谈”，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协调各国政策、发挥美国对其他参与国的影响力，以便尽可能地“孤立”朝鲜，并在未来的解决方案中让其他国家分摊负担和责任。但是，“多边方式”依然有其合理性。首先，“六方会谈”中的中韩俄三国立场较为接近，在如何解决朝核问题的具体方式上与美国有着较大的差距。六国共同介入，有助于在谈判的议题领域形成微妙的平衡效应，可以为公平、合理地解决朝核问题注入应有的积极因素，有利于谈判在曲折中前进。其次，由于朝核问题的冲击和潜在的危害不单单涉及朝美关系，也直接关系到整个东北亚区域的安全与繁荣，目前的“六方会谈”机制囊括了与朝核问题直接和间接有关的主要国家，朝核问题的解决方案必须充分反映这些国家的利益与关切。从这两个方面来看，在确立了“六方会谈”机制之后，如何让“六方会谈”的后续会议能在近期内再度举行，保持各方对会谈的持续进行承担义务，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六方会谈”已经有的共识之一是“各方承诺继续进行会谈”，并通过外交途径“尽快确认下一轮会谈的时间表”。(注：参见王毅副部长2003年8月29日下午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3年8月30日。)从目前来看，中、美、日、韩、俄五国对继续会谈都表示了明确的支持态度，朝鲜虽然有一定的反复，似乎也很快作了修正。(注：John Pomfret,“N.Korea Retreats From Further Talks on Weapons,”Washington Post,August 31,2003;Joseph Kahn,“U.S.Stand Could Stall Korea Talks,Chinese Say,”The New York Times,September 2,2003.)下一轮谈判能够尽快举行，取决于各方对谈判解决问题的信念以及是否愿意为了谈判深入而做出相应的妥协。如果美朝双方现在都将各自的立场视为是解决朝核问题需要对方首先做出的让步，那就意味着短期内美朝双方都不准备进行实质性的妥协，或者根本就没有准备妥协的打算。从长期来看，这将削弱谈判的参与者对谈判形式和过程的热情和期望。这都是“六方会谈”现在面临的问题。
这两个问题的存在又将实质性妨碍为了深化“六方会谈”而需要创造的冷静、低调的氛围，使得朝核问题产生的危机状态在短期内难以消除，其间并不排除有关国家为了弥补在谈判中得不到满足的失落和继续坚持初衷而采取新的挑衅性举动。朝鲜是否将进行核试验的问题，首当其冲就将成为决定今后“六方会谈”命运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旦朝鲜做出核试验的行动，美国和日本将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六方会谈”是否还将继续?这都会是很大的疑问。从美国政府90年代以来的不扩散政策的历史来看，布什政府很可能采取的政策反应是立即终止同朝鲜一切形式的会谈，至少单方面宣布经济制裁，并同时开始正式执行多国海上封锁和拦截计划。(注：目前支撑布什政府采取愿意谈判解决朝核问题立场的一大政策基础，是朝鲜核地位的“模糊性”。虽然美国政府官员公开地说朝鲜拥有“两颗原子弹”，还依然只是一种“判断”；由于朝鲜本身没有进行核试验，尽管朝鲜政府曾多次承认它拥有核武器，但在理论上讲，还可以视之为是一种“讹诈”、而非事实。但如果朝鲜正式进行了核试验，朝鲜就变成了事实上的“有核武器国家”，美国的政策反应会出现决定性的变化，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有关美国对朝核政策的变化形式的探讨，请参见Leon V.Sigal,Disarming Strangers:Nuclear Diplomacy with North Korea,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Victor D.Cha,“Hawk Engagement and Preventive Defense on the Korean Peninsula,”pp.40—78;“North Korea's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Badges,Shields,or Swords?”pp.209—230)这样一来，“六方会谈”将可能出现流产的危险。
从目前来看，美朝双方都采取相应的克制行为也有一定的可能性。从朝鲜方面来说，对进一步的过激行动将导致“六方会谈”机制崩溃的严重性已经有所了解。朝鲜对举行核试验或者正式宣布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将会导致某种“摊牌”效应也应有所考量。“六方会谈”机制对于实现朝鲜的利益要求保留了最大的“机会窗口”。2003年9月9日是朝鲜国庆55周年纪念日，原来国际媒体预计朝鲜可能会采取诸如宣布其为核武器拥有国或者进行核试验之类的重大举动，结果都没有出现。平壤方面只是强调如果美国不放弃敌视朝鲜的政策，朝鲜只能加强发展核威慑力。(注：James Brooke,“North Korea Birthday Party in Japan Illustrates Strains,”New York Times,September 9,2003.)目前，有关朝鲜已经拥有长程导弹的媒体报道，(注：Reuters,“N.Korea May Display New Missile on 55th Birthday,”Washington Post,September 8,2003;Soo-Jeong Lee,“Report:N.Korea Has Long-Range Missile,”Washington Post,September 8,2003.)显然是针对美国无法满足朝鲜安全关切所采取的措施之一，并将强化朝鲜方面的“自主安全”主张。可以期待的是，在美国继续拒绝妥协之前，朝鲜还会继续坚持强硬政策、保持危机事态以向各方施压。但总体来看，由于“六方会谈”机制的出现，朝核危机的高峰应该暂时已经过去。
从美国方面来看，在“谈”的过程中控制危机事态、联合其他国家保持对朝外交压力、塑造美国愿意“谈”的外交姿态，最大程度地符合目前布什政府的外交利益。由此可以预料，美国将会继续支持多边会谈的方式，尽量在外交和政治上孤立朝鲜，将会谈无法取得必要进展的责任都归罪于平壤在坚持核计划问题上的顽固和冒险；同时，保持对朝鲜的“压力”政策，通过某些强制性的“压力”举措来迫使朝鲜就范。这样做，既可以让布什政府为处理朝核问题保持最大限度的主动，又可以配合美国在“六方会谈”中通过外交途径让朝鲜做出实质性的让步，避免美国国内对白宫在朝核问题上“不作为”的批评。目前，美国至少正在考虑三个方面的“压力”措施：一是继续呼吁有关国家加大力度限制和降低与朝鲜的经贸往来，甚至直接出面组织经济制裁；二是加紧进行针对性的防御部署和前沿驻军调整；三是继续推进多国海上拦截和检查措施。然而，在一定时期内，美国会采取一种相对“平静”的调子来做这三个方面的工作，而不会大张旗鼓地向朝鲜施压，在敏感领域问题上，例如是否谋求推动安理会对朝核问题做出正式决定等，依然会采取“缓一缓”的方针，以避免刺激朝鲜，争取稳定和控制危机事态，减少在朝核问题上布什政府所面临的内外压力。
布什政府准备让其政策多少显示一些灵活性也是可以预期的。美国的朝核政策将会继续在国务院的“弹性”立场和五角大楼的“鹰派”立场之间摇摆。北京会谈之后，美国媒体报道说，以凯利为团长的美国谈判代表在“六方会谈”中其实摆出了美国处理朝核问题的“新方法”，包括将不准备向朝鲜提供任何援助改变为愿意直接向朝鲜提供援助，在朝鲜必须首先承诺放弃其核计划、实现彻底和可核查的以及不可逆转地取消朝鲜核设施与核计划之前与朝鲜讨论“向前走”的具体措施。(注：Sonni Efron,“U.S.Is Concerned Its North Korea Overture Got Lost,”Los Angles Times,September 5,2003;David E.Sanger,“U.S.Said to Shift Approach in Talks with North Korea,”New York Times,September 5,2003.)对于美国所采取的这些行动，朝鲜又会如何解读、如何做出反应?这些问题都将影响到“六方会谈”后继会议可能展开的时间以及谈判的具体进程。
未来“六方会谈”如何继续深入，关键是取决于布什政府能否重新检讨其强硬的朝鲜政策，将“政府更替”(regime change)的战略性目标转移到用各种方法帮助和促成朝鲜的“政府转型”(regime transformation)，(注：“政府转型”的政策定位是认可朝鲜的现行政府和政治体制，通过谈判以实现对朝援助、帮助朝鲜解决经济困难和取消核计划结合起来，并鼓励朝鲜进行改革和制度转型以融入国际社会，以此来彻底改变朝鲜对国际社会的挑战。参见Michael O'Hanlon and Mike Mochizuki,“Toward a Grand Bargain with North Korea,”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26,No.4(Autumn 2003),pp.7—18.)真正以外交手段和平解决朝核危机。如果布什政府将其朝鲜政策继续定位在“政府更替”，美国在“六方会谈”中就不可能对朝做出实质性让步，相反即会继续采取“拖下去”的策略，为美国争取与朝鲜最后的“摊牌”来创造各种有利条件。朝鲜政策短期内发生重大调整的可能性也不大。因此，今后一段时期内，朝核问题有可能会出现某种“冷危机”的状况，即既没有新的刺激性的危机恶化趋势，也无法在对话过程中出现戏剧性的突破。但这局面本身隐伏着很大的危险性。因为僵局无法改变的状况，将会事实上鼓励各方继续朝着比较极端的方向发展，军事冲突的风险只会持续增高。(注：美国前总统卡特在2003年9月的亚洲之行中就曾发出警告，认为美朝在核危机问题上的对立是对当代国际和平的“最大威胁”。James Brooke,“North Korea Standoff Poses'Greatest Threat' Carter Says,”New York Times,September 6,2003.)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六方会谈”中的各方都不愿意看到战争的前景，并有能力阻止战争这一最具灾难性的后果，那么，“六方会谈”得以持续的过程，很可能变成美朝双方一场“耐力”的竞赛。双方在持续保持高度的外交对峙的局面时，就看哪一方先“撑不住”，然后首先做出实质性的让步以打破僵局。这样，外交解决朝核问题才能真正出现曙光。
当然，最理想的局面是“六方会谈”中的中国、俄罗斯、韩国和日本能一起说服美国遵守和履行“同步、平行”的原则，迫使美国调整其强硬的不妥协立场；或者，四国能够一起说服朝鲜接受“先废核、再谈判”的原则。而要实现这两点，都需要“六方会谈”中的各方继续努力。不管怎么说，2003年8月的“六方会谈”只是一个开始，未来朝核问题的演变依然存在着很大的变数。
要想真正解决朝核问题，各方都应释放相应善意，恪守三个相互联系的原则，即确保半岛无核化、尊重朝鲜的安全关切和促进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唯其如此，朝核问题的解决即会在不远的将来成为现实。
注释：
⑦参见王毅副部长2003年8月29日下午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中国日报网站：“王毅介绍北京六方会谈：与会各方达成六项共识”，2003年8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