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竹马”风俗考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竹马论文,唐代论文,风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39 （2000）02—0036—05
唐代诗人李白，有著名诗篇《长干行》，写的是一位妙龄的少妇，对“远行”丈夫真挚的恩爱情义。她发誓在得到丈夫归来的家书后，一定从家住的“长干里”（今年苏南京市秦淮河南），跑到七百里外的“长风沙”（今属安徽安庆市）去迎接他。而两人这种深情厚爱，又源自于：
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1]
正是这“青梅竹马”的美好境界，使无数男女倾倒，也正是此诗的深厚情谊，促使笔者对“竹马”民俗事象进行探索。
一、文献中最早记录“竹马”的是《后汉书》，而作为一种民俗，“竹马”的源头还要久远
“竹马”成语，起于李白《长干行》诗，这已为学术界所公认；但这并不是说“竹马”风俗就是从唐帝国开始，这一论点，也得到大部分学者认同。不过，究竟起于何时，至今尚无定论。
历史文献上对“竹马”一俗的最早记载，是《后汉书》的《郭伋传》。
郭伋，字细侯，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县东北）人。他既是拥有治乱安邦本领的高质吏，又是能替老百姓办实事的正气官。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郭伋应诏做了边远的并州（治所在今山西太原）牧。当他行入并州辖区内，就遇上数百儿童逢迎道路的盛况。《后汉书》上是这样记载：
“（郭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儿数百，各骑竹马，道次迎拜。（郭）伋问：‘儿曹何自远来？’对曰：‘闻使君到，喜，故来奉迎。’（郭）伋辞谢之。及事讫，诸儿复送至郭外，问：‘使君何日当还？’（郭）伋谓别驾从事，计日当之。行部既还，先期一日，（郭）伋为违信于诸儿，遂止于野亭，须期乃入。”[2]（P1091—1093）
文献正史，是社会真实现象的记录。有后汉时期的“竹马”风俗的盛行，也才会有欢迎郭使君的“竹马”队伍。《后汉书》是第一次记录“竹马”的正史，但绝不能说后汉（即东汉）是“竹马”风俗的起源。
据农业史家考证，至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人们就发现了马，随之利用了马。这可以从内蒙古、新疆等地的崖画图像中得到证实。骑马，是成年人的行为，虽有儿童为之，但不普遍。因此，“骑马”在孩子们眼里，就成了一种荣耀，一种羡慕，进而模仿，也就产生了“骑竹马”。应该说，儿童的“骑竹马”，产生于成人的“骑马”之后。至于具体产生于哪个年代，由于资料的缺乏，难以确定。但是，把它的起源定在新石器晚期到西汉这一范围内，应该说是可以成立的。
有关“竹马”起源于何地的问题，《后汉书》的《郭伋传》里资料，似乎已向人们指明了方向。数百童儿“各骑竹马”迎拜郭使君的并州美稷县，即在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北部。“内蒙古草原上的少数民族素以善骑而著称。马既是草原上主要交通工具，也为战争所不可缺少。儿童模仿成人，以竹代马，奔跑嬉戏”，遂成风俗。[ 3]（P555—556）换句话说，“竹马”风俗起源于北方游牧民族， 而不是中原以汉族为中心的农业民族。
二、东汉以后，“竹马”正式成为儿童的游戏方式加以提倡。同时，融入不少的人情、政治色彩
东汉的并州美稷县儿童骑竹马集体迎奉郭使君的故事，被录入正史后，此法得到文人的效仿。东汉之后的文献，不管是正史还是野史，对“竹马”都给予了关注，出现了不少有关“竹马”事象的记载。
《后汉书》“陶谦传”，留有对著名人物陶谦的“竹马”行为记述：
“（陶）谦少孤，始以不羁闻于县中。年十四，犹缀帛为幡，乘竹马而戏，邑中儿童皆随之。故仓梧太守同县甘公出遇之，见其容貌，异而呼之，与语，甚悦，许妻以女。甘夫人怒曰：‘陶家儿遨戏无度，于何以女许之’？甘公曰：‘彼有奇表，长大必成。’遂与之。” [2]（P2366）
从记述中可知，十四岁儿童乘竹马，即被视为“不羁”行为，而陶谦的“竹马而戏”，竟能使“邑中儿童随之”。任过苍梧太守的甘公，又能从此中预测出陶谦日后的军事才能，进而纳之为婿。后来的陶谦，果真被授以徐州刺史、徐州牧大任，并屡建奇功。
西晋初年，原东吴大司马诸葛靓，在吴亡之后，因其父为晋太祖所杀，誓不归晋，不接受晋朝官职。晋武帝司马炎，借从小与诸葛靓是“竹马”朋友，叔母（琅邪王司马伷妻）又是诸葛靓的亲姐，决定利用这些关系与诸葛靓见面：
“诸葛靓，后入晋……屡召不起。以与晋室有仇。常背洛水而坐。因与武帝有旧，帝欲见之而无由，乃请诸葛太妃呼靓。既来，帝就太妃间相见。礼毕，酒酣，帝曰：‘卿故复忆竹马之好不？’靓曰：‘臣不能吞炭漆身，今日复靓圣颜。’因涕泗百行。帝于是惭悔而出。”[4]
作为皇帝的司马炎，希望用儿童时的“竹马之好”的回忆，换取政治上的和解，达到对方对其政权的支持。这种运用，在历史上也还是第一次。
东晋时，殷浩与桓温是自小“共骑竹马”的好友，成人后又是朝廷中一对重臣。然桓温恃功自傲，轻视殷浩，殷浩又不服他。会稽王（即后来的简文帝）辅政时，见时任扬州刺史的殷浩“有盛名，朝野推服。”即“引为心膂，与参综朝政，欲抗桓温”，[5]更激化了殷、 温两人矛盾。以致殷浩最终在桓温的攻击下，被皇帝贬废为庶人。面对儿时朋友的恶境，温桓却是这样对待殷浩：
“至是（殷浩贬废为庶人），桓温语人曰：‘少时吾与（殷）浩共骑竹马，我弃去，（殷）浩辄取之，（其）故当出我下也。”[6]
这里的“弃去”、“取之”，是说桓温已经不“骑竹马”了，而殷浩还在玩这种儿童游戏。桓温以此来说明自己成熟较早，故殷浩应“当出我下”。这种以儿童时期骑竹马时间的长短，来论一个人成熟的早迟，进而来判断一个人在政治上的得与失。这在历史上，桓温当属首例。
南北朝时期，儿童们在“竹马”游戏中，模仿成人战场指挥，较之晋时的陶谦更有进步。北周时的李远，就是这方面能手。他“幼时尝与群儿为（竹马）战斗之戏，便有军阵之法，郡守见而异之，召使更戏，群儿惧而散走，（李）远持杖叱之，复为向势，意气雄壮，殆甚于前。”[7]
大概由于“竹马”是“用竹竿子放在胯下作马，来回奔跑，乘骑为戏”[8]，材料取之容易，行动来去自如，为儿童乐而行之。 在山野平民中，儿童乐行此戏；即使朝廷中的皇室、贵族，如上文中所述的陶谦、桓温、殷浩、晋武帝，少儿时，也无不乐游“竹马”。正由于全社会儿童对此的热往，也就自然而然地、约定俗成地对“竹马”游戏的年龄，形成一个规范。正如晋人张华《博物志》中所云：
“小儿五岁，曰：鸠车之戏；七岁，曰：竹马之戏。”
唐代以前，“竹马”之戏曾广为流传，历史文献里屡有记载，但是，以诗歌记录、描绘、称颂“竹马”之戏的，则开始于唐代。
三、唐代开始了“竹马”入诗的新纪元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强大的封建帝国。它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此“昌盛”之中，就有娱乐文化。娱乐文化“昌盛”于各个阶级、各个阶层，而且因为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行业，娱乐的形式也不同。唐太宗曾就此事这样说过：“土城竹马，儿童乐也。金翠纨绮，妇人乐也。贸迁有无，商贾乐也。高官厚秩，士夫乐也。战前无敌，将帅乐也。四海宁一，帝王乐也”[9]儿童之乐的“竹马”，竟上了天子的御言。 文人墨客们也纷纷把笔端伸向了“竹马”，生动地描绘起普通的儿童游戏，从而开创了竹马“走”入诗坛的历史。
除李白《长干行》诗中“竹马”写得精彩外，诗人李贺《唐儿诗》中的“竹马”，写得也是风趣有加：
头玉硗硗眉剑翠，杜郎生得真男子。
骨重神寒天庙器，一双瞳人剪秋水。
竹马梢梢摇绿尾，银鸾睐光踏半臂。
东家娇娘求对值，浓笑画空作唐字。
眼大心雄知所以，莫记作歌人姓李。
从“眼大心雄”的唐儿“竹马”里，可窥探出这样的两点史实；一是“竹马”不仅在平民儿童间，即使贵戚子弟中同样盛行，这位“唐儿”，是邠国公黄裳的儿子，黄夫人则是唐朝公主；二是此时的“竹马”之戏的“马”，用的是带绿叶的青竹竿。
白居易是写“竹马”最多的唐代诗人。先看他的《赠楚州郭使君》：
淮水东南第一州，山围雉堞月当楼。
黄金印绶悬腰底，白雪歌诗落笔头。
笑看儿童骑竹马，醉携宾客上仙舟。
当家美事堆在身，何啻林宗与细侯。
因为“笑看儿童骑竹马，醉携宾客上仙舟”描绘的境界之美，为历代唐诗选注者视为名句。
再观他的《观儿戏》：
髫龀七八岁，绮纨三四儿。
弄尘复斗草，尽日乐嬉嬉。
堂上长年客，鬓间新有丝。
一看竹马戏，每忆童騃时。
童骑饶戏乐，老大多忧悲。
静念彼与此，不知谁是痴。
“一看竹马戏”，就使人“每忆童騃时”。竹马，成了儿童时代的象征。儿童时“饶戏乐”，年纪大了就“多忧悲”。观过儿戏，“静念”起在“玩竹马”和“观竹马”之中，“究竟谁是痴”的问题来。妙言妙语，耐人寻味。
晚唐杜牧的诗作中也多次出现“竹马”。他在《杜秋娘诗》里，写杜秋娘在做穆宗皇子漳王的保姆时，漳王的成长过程是“长扬射熊罴，武帐弄哑咿。渐抛竹马剧，稍出舞鸡奇”。在《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里，“竹马”之戏写得更为神奇：
小侄名阿宜，未得三尺长。
头圆筋骨累，两脸明且光。
去年学官人，竹马绕四廊。
指挥群儿辈，意气何坚刚。
诗中的“阿宜”小侄，以“竹马”之戏学着官人样子，“指挥群儿辈”，进行作战军阵，显示出“意气”和“坚刚”的不凡。
晚唐诗人中，堪称描绘“竹马”的代表人物，当数号称“赵倚楼”的赵嘏。这里录下他的一首是《淮信贺滕迈台州》：
凋瘵民思太古风，上贤绥辑副宸衷。
舟移清镜禹祠北，路转翠屏天姥东。
旌旆影前横竹马，咏歌声里乐樵童。
遥知到郡沧浪晏，三岛离离一望中。
以“横竹马”、“乐樵童”，表达台州人民对滕迈使君（太守）的欢迎方式；“到郡沧浪晏”，则是表达台州父老对新太守政绩的期待。
唐诗中大量的“竹马”记录和描绘，构筑起唐文化中的“竹马”文化。这一文化与唐文化其他组成部分一样，放射出经久不衰的奇光异彩。
“竹马”，在唐代几百年的传承中，已有不少的发展与变化。有人认为：李白《长干行》“这里的‘竹马’似乎已不再是一根跨着的竹竿子；”[10]更有人认为：“李商隐《骄儿诗》内，见秉笏、谑胡、笑吃、竹马、参鹘、礼佛等，成为一联串之戏剧行动”。尤其诗中写道：“‘豪鹰毛崱屶，猛马气佶傈！截得青筼筜，骑走恣唐突。’声势赫赫，俨然仿戏台上猛将之雄姿”，认定：“所写皆属戏剧行动之范围”。从而进一步得出：“唐戏中可能已骑竹马上下”，“唐戏之道具中，已先用竹马矣”的结论。[11]这就为唐以后的“竹马戏”“竹马灯”等艺术项目的出现，打下了基础和准备了条件。
四、唐以后，“竹马”演变和发展成“竹马戏”、“竹马舞”、“竹马灯”等多种艺术形式，在各民族中广泛流行，成为中华民族艺林的一束鲜花
唐朝以后，儿童的“竹马”之戏在传承中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了很大的演变。这种“演变”的趋向，一是“竹马”游戏本身逐渐地复杂化；二是“竹马”形式日益艺术化，走向戏剧化。
宋代时“竹马”之戏，除了原始的那种胯下一根竹竿或木棍的形式外，已经出现以竹篾制扎，以纸糊成的“马头”，有鼻有眼、有耳有鬃，但没有马身。骑“马”的儿童，脖子上系一带子，带下栓住“马头”。后面再接上一根长有绿叶的长竹，象征“马身”。游戏时，儿童马鞭高扬，胯下之“马”摇着绿色竹尾，随着骑者脚步狂奔。这正是唐人李贺“竹马梢梢摇绿尾”的写照与进化。此类形象，在今天收藏的宋代文物陶枕“竹马图”中，有着完整而完美的体现。
南宋人周密的《武林旧事》里，说当年临安（今浙江杭州市）元夕舞队中，已出现“男女竹马”。[12]这不仅说明“竹马”艺术化的演进，也说明宋朝时打破了唐朝人那种男孩“骑竹马”、女娃“弄青梅”的模式。“竹马”由男孩独有，变为男女共有。同时，宋代的词调中出现了《竹马子》调，南曲里也有了《竹马儿》曲。从宋人范成大“转影骑纵横”（《上元诗》）、姜夔“纷纷铁马小回旋，幻出曹公大战年”（《观灯口号》）诗句中，可知此时“竹马”不仅进入戏剧，而且盛行了“竹马灯”艺术。
但是，无论是南北两宋，抑或辽金两朝，文人在诗中对“竹马”的记述与描绘，已完全无法与唐代时期的“竹马”诗章相比拟。宋人诗中写“竹马”的，著名的大概要数苏轼熙宁七年（1074年）的那首《元日过丹阳，明日立春，寄鲁元翰》诗了：
堆盘红楼细茵陈，巧与椒花两斗新。
竹马异时宁信老，土牛明日莫辞春。
白发苍颜谁肯记，晓来频嚏为何人？[13]
诗中“竹马异时宁信老”之句，似是唐人白居易“一见竹马戏，每思童騃时”情感诗句的翻版。金人写及“竹马”的诗歌，最有名的当属元好问的那首《寄女严》。从该诗中“竹马几时迎阿姨，五更教诵木兰篇”两句中，可说明在金人统治下的北部中国，女儿童享有“竹马”之戏的自由。“竹马”诗的衰退，从一个侧面窥探出是在于国家的不统一和国力的不强大。
元明时期，“竹马”艺术化、戏剧化的进程加快。有人考证：元明时期演剧，必须“用竹马上下场”，而此时“竹马”变化较大，“并不如儿戏之简单，胯下一竿而已”了。[14]像元代杂剧中，凡以战争为题材的戏剧，都离不开“竹马”这一道具，像《追韩信》、《霍光鬼谏》等剧，“常常见到‘踏竹马’、‘骑竹马上’等舞台提示。 ”[ 3] （P560）
元朝末年，还出现了极带政治色彩的“竹马”传说故事：贫穷落魄的朱元璋，儿童时就引起统治者的注意，视其为灭元人物。一天，卜卦者告知守濠州城（今安徽凤阳境）城门的元兵说，今天上午有一头顶绿伞、手捧玉印、胯枣红马的人入城，得捕之。中午已过，守城门兵汇报没见到此人，说只有一个七八岁男孩，头顶绿荷叶，手托方豆腐，胯下一根枣木棍，被一群小孩簇拥着穿过城门。卜卦者十分懊丧地说，就是这个人。至今这个故事，仍在凤阳地区、江淮大地广为流传。（注：此故事已录入《朱元璋的故事》。）凤阳人的朱元璋成了明王朝的开国皇帝后，同属安徽境内的徽州人，即把这个故事，衍化为“童戏图”。明代徽州的制墨名家方于鲁，再以此图创造出“九子墨”。图案中以“竹马”为主体，此“马”除头似真马形象之外，后面仅是一横竹，竹两端各有一轮，形似小车，童男马鞭高扬，身后有小儿手举绿色荷叶代之帷盖，前有另一小儿肩扛小旗，并有锣、鼓，显示出一种特殊的尊崇而又幼稚可笑的景象。这种明代“竹马”图案的“九子墨”，已作为珍贵文物，为安徽省博物馆所收藏。[15]
至清代与民国，无论是东北、西北，还是东南、西南；也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无不在盛行“竹马”儿戏中对其加以改革。其中之一就是“用篾扎纸糊的马，分前后两部分，内空燃烛，绑在小孩前后腰间作骑马状”的“竹马戏”，这种戏，“多的有戏剧十几出，人物上百人。”[16]清初，“竹马戏”已做为独立的剧种活跃于舞台。这种民间称作“跑竹马”、“竹马灯”、“竹马舞”的戏剧，名目繁多，万紫千红。
而且，这种“竹马”儿戏发展起来的剧种，又与各地方的传统戏剧形式相融合。比如陕北的“竹马”戏，是以秧歌的形式出现；[17]广西的柳州一带的“竹马戏”，是与“龙灯舞”、“旱船舞”相结合[18]；皖南地区兴办的“跑马灯会”（又称“竹马灯会”），戏中的“跨马”者，“仿照戏剧装扮成历史故事人物，如‘刘（备）、关（羽）、张（飞）’，‘岳家军’、‘杨家将’等，间有手持‘令旗’的徒步士卒”，而且还配有“持灯笼者和两班锣鼓，少则五六十人，多则近百人”；[19]（P633）而中州河南省的“竹马戏”，又是与“狮子、高跷、大鼓、高台……旱船、龙灯、耍大头和尚、扑蝴蝶和吹奏乐等等”，共同组成“赛社火”场景。[20]同时，它还与中国传统民间节日相结合，以春节、元宵节表演为最多。这就更增加了“竹马戏”的影响力和感染力。
五、起源于几千年前的儿童“竹马”戏，传承中演化发展为各民族喜闻乐见的“竹马剧”，体现出它的强大生命力
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汉代以前、发明于北方游牧的少数民族的“竹马”之戏。它之所以能“占领”全中国，为各民族、各阶层所流传，儿童都以此为乐。这大抵是因为“竹马简单易玩，以竹、以木、又秫秸皆无不可，跨于裆下，手持刀、枪、剑、棒之类，威风凛凛，真像大将军一样，广为男孩子所喜爱。”[3]（P556）但这只是一面， 而另一面就是：“竹马”在历史文献上第一次出现，则是数百童儿“竹马”队伍，去迎拜郭伋。于是乎产生出“后人常用儿童骑竹马迎拜郭伋事称颂地方官吏”的积极效果[21]，使普通的“竹马”之戏，成了各个时代激励官吏进取的精神载体。
拥有开放气势的唐王朝，具有开拓精神的唐代文人，让“竹马”之戏登上诗坛，进入诗境。诗人李白《长干行》诞生的“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饱含友谊、爱情的美好成语，均为“竹马”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唐诗中写到“竹马”的，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用此来称颂和赞美、激励和期待中、高级官员的。而唐代的官员，尤其是地方官们，也就把“人咏甘堂茂，童谣竹马群”那种动人场面，“旌旆影前横竹马，咏歌声里乐樵童”那种优雅境界，作为判断自己政绩的标尺，并为之而终身奋斗。
汉唐时期这种把“竹马”儿戏升华到为社会、为政治服务的手法应用，一般是对拥有官位权职的官吏。而这种激励思想和手法，也得到平民百姓的效仿和应用。据皖南宣城县（今宣州市）“北乡金宝圩双陡门陈姓家谱载称，明中叶，陈氏先祖为免族人乘闲赌博以及与邻村旁族交欢滋事，（遂）年节兴办跑马灯会，相沿至今数百年”[19]（P633）。这就把“竹马戏”演化为治民间陋俗、兴社会新风的精神文明举动。
正因为“竹马戏”的这种特殊功能，道家、佛门也都在普及“竹马戏”中大显身手。正月十五元宵节，旧时的四川宜宾地区，道家以此日为天官赐福之辰，城乡皆以纸糊竹马，……燃烛其中，鼓乐喧阗，百剧皆作。”[22]。在福建，此日也有“延羽士建醮以祈福”的风俗[23]；而在民国期间的青海西宁塔儿寺，正月十五“跳四大官经时，番、僧（也在）演竹马社火”[24]。这样，就达到了官民同乐、番（凡）俗界与宗教界的同乐。共同的爱好，共同的娱乐，必能产生出国泰民安的共同追求，以及为之达到目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