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实录编纂理论的进步——以薛三省《实录条例》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录论文,条例论文,理论论文,中心论文,薛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实录是由国家出面组织编纂的政府编年史，一般一帝一史。实录的编纂，自梁朝至清，有近1500年的历史。20世纪以来，学术界出了不少成果，推动了实录体的研究（注：有关研究成果概况，详见钱茂伟：《实录体起源、发展与特点》（《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2期）及谢贵安：《明实录研究·引言》（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明实录》是研究历代实录“最早且最完整的标本”（注：谢贵安：《明实录研究》，第90页。）。80年代中期，华中师大等单位组织编纂了大规模的《明实录类纂》，这可以看作是《明实录》史料价值的应用开发。《明实录》从编纂以后，一直只有抄本，没有正式出版的定本。台湾地区的学术界将《明实录》制成电子版本上网，这是一件有意义之事。对《明实录》编纂的研究，目前以武汉大学谢贵安教授为权威。谢贵安参与了《明实录类纂》工作，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写成博士论文《明实录研究》。此书1995年收入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的“大陆博士文库”。《明实录研究》无疑是吴晗《记明实录》之后最为权威的研究《明实录》的专著。谢贵安精通《明实录》本体资料，《明实录研究》充分展示了这方面的特点（注：谢贵安教授正在进行“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200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通过《明实录》本体资料，确实解决了不少问题，这是此书的一大贡献。
近二十多年来，笔者一直关注明代史学的整体系统研究。《明实录》既是明代官方史学的代表，同时也直接制约着当时的民间国史修纂活动，自然是我十分关注的对象。初步的研究成果，见于《明代史学的历程》（注：收入“东方历史学术文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历史研究要重视扩充新史料，解决新问题。明人上千部文集，无疑是搜寻新史料的宝库。最近，笔者在重新阅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明人文集时，从《明神宗实录》副总裁薛三省的《薛文介公文集》中找到了完整的《实录条例》。对照台湾地区影印本《明神宗实录》，正缺凡例。这篇条例，不同于吴晗《记明实录》所收《明宣宗实录·修纂凡例》，也不同于谢贵安《明实录研究》所收《明太宗实录·修纂凡例》，理论水平更高，自然也更值得研究。
本文拟以薛三省《实录条例》为主，再结合其他相关几篇资料，对晚明的实录编纂思想、规则，作更为深入的考察。
一、薛三省与《神宗实录》的编纂
《明实录》的修纂，是明朝官修史书的主要项目。明代惯例，老皇帝死，新皇帝立刻要修实录。天启元年（1621年），神宗、光宗先后逝世，熹宗继位，允辅臣之请，纂修祖宗实录。三月，下令组建班子，修《神宗实录》。张惟贤监修，叶向高、朱国祚等七人为总裁，顾秉谦等十二人为副总裁。
《神宗实录》纂修难度较大，“朝家故事，湮废者多”（注：周宗建：《周忠毅公奏议》卷一，转自吴晗《记明实录》。又略见《熹宗实录》卷八，天启元年三月己酉。）。有鉴于此，这年三月，御史周宗建在汇总朝野诸臣意见基础上，上了《请修实录疏》。该奏议主要提出了七点设想：
（一）主张分地采访，“臣请于中行仪部中，择其博雅端详者，分地而往，务令幽遐之壤，孝子贞女，逸士高流，悉讨其实，纳之囊中。而又问询故老，核之名家，悉录其书，以备闻见”。
（二）立专官，“方今承明著作之庭，虽称济济多才，而学有专门，事难兼习。如星历、乐律、河渠三项，非藉讲求，终难虚课”。
（三）求野之宜公，主张乘修史之机，统一传闻之讹。“请悉收其书，明为订辨，务令野之所信，合于朝之所征，墓谀无灵，齐谐息影。”
（四）查邸牍，主张仿《武宗实录》例，将万历朝留中之奏疏，宣付史馆，“使感时慨论者既得尽见，而任情附会者毋得轻淆，以正今日之公是公非，达皇祖之不闻不见”。
（五）入传人物不论官品。“臣谓史以褒贬人伦，岂论显晦？若令一遵官级，将高门跖、桥亦书，寒退者夷、鳅并屈，以此垂后，何益劝惩？则请大僚而下，倘有奇节特行，不妨并为序次。间有大谗大秽，亦复著其情形，蕙葹并列，衮鉞平悬”。
（六）编次有期，主张照万历初年修实录例，严立程限，不准史臣“乞私差而图自便”。
（七）总裁专职化，“今请略仿万历初年，责令总裁分年专任，示以划一”（注：周宗建：《周忠毅公奏议》卷一，转自吴晗《记明实录》。又略见《熹宗实录》卷八，天启元年三月己酉。）。
周宗建的奏议，得到了熹宗的重视。
据董其昌记载，天启初年，“礼部奉诏，移文海内，求岩穴佚才、有所纂述、可为实录用者。所司以闻于时，附丽而起者甚众。两都九卿之署，各自修志。志成，其秉笔者，各予官郡倅，或中书舍人。”（注：董其昌：《容台文集》卷八《沈高士公路墓志铭》。）这说明三个问题：其一是修实录开始之时，例向全国征求修史人才。其二是南北各衙门各自修衙门志。其三，修志也是升官资本。各部门志纂修者，都得到了不少职务。
天启二年八月，吏部推荐《光宗实录》纂修董其昌为《神宗实录》纂修，等到《光宗实录》成稿，前往南京采辑邸报、奏疏。十月，董其昌到南京。在南京方面官员支持下，抄得留中邸报、奏疏，装为三百本。“但据原本对录，以备史官取材征实，无所点窜，随蒙钦命”（注：董其昌：《荐李维桢修史疏》，见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三十二《翰林院》，转引自谢贵安《明实录研究》，第71页。）。这部书，有的称为《万历事实录纂要》。这正和薛三省的《移阁列实录条例揭帖》“凡奏疏留中而编纂所不及收者，近南都所抄录进在内阁者，亦已略备”记录相吻合。董其昌认为自己“有删繁举要之义”，觉得“兹四十八年之留中之疏，有事因疏而传，言不以人而废”，于是，复采留中之疏，切于“国本、藩封、人才、风俗、河渠、食货、吏治、边防，议论精凿、可为后事师者，别为选择，仿史赞之例，每篇系以笔断……共四十卷，目录一卷，别表进呈”。这就是传世的《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四十卷。董其昌回北京时间，各书不详。据实录记载，在天启四年四月（注：《熹宗实录》卷四十一，天启四年四月己丑，转引自《明实录类纂·文教卷》，第647页。又见董其昌：《容台文集》卷五《进神庙留中奏疏汇要表》，今有铅印本。）。
由于时局动荡、政治腐败，《神宗实录》修撰进程很慢。天启三年四月，熹宗下令吏部，要求翰林院请假、告病官员前来供职。薛三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我们视线的。由于现存《明神宗实录》没有修纂官，故纂修人员名单也成了难题。谢贵安的《明实录研究》经过深入研究，初步整理出《明神宗实录》总裁、纂修名单，这是一大贡献。唯因材料缺乏，故而仍有探讨之余地。譬如，副总裁薛三省，就不见于谢贵安所列《明神宗实录》的35位副总裁名单，仅见于纂修名单。
薛三省（1558—1634年），字鲁叔，别字天谷，浙江镇海（今属宁波市）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后守母丧，万历四十年复原官，后升左春坊春赞善、右谕德。万历四十七年，升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读。以兄三才卒，辞职回家。天启元年，即家起少詹事，兼原官。天启三年，升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薛三省上疏辞，皇帝不允。天启四年夏，始赴任。“寻充经筵讲官，兼神宗实录副总裁，署翰林院事”（注：民国《镇海县志》卷二十四《薛三省传》。又见光绪《镇海县志》卷二十二。）。光绪《镇海县志》的薛三省传，据《神宗实录》另一副总裁李康先所撰《行状》及《明史稿》而成，当是可信的。此外，薛三省本人也提到了，如天启五年三月作的《催实录文册疏》“臣顷者叨掌院事，为诸史臣领袖，盖不胜陨越。草疏欲上，而适解院事，意谓可相忘于言；更念忝副总裁，倘实录或有未光，臣亦无所逃责”（注：薛三省：《薛文介公文集》卷三《催实录文册疏》。）。
地方志大体介绍了薛三省在史局中的情况：
“史局开已数岁，日费不赀，而业未及半。三省为条议，裁滥员冗费数千金。复手创实录总例，曰帝赞、臣传、提纲、事论、摘要、存疑，条凡六。实录分例曰大书、重书、特书、常书、数书、别书、最书、参书、备书、权书、直书、约书、原书、及书、不书、略书、凡书、附书，凡十有八。兼咨内阁检丝纶簿，其不及注起居与南都抄录所进，与疏留中而副在阁者，发史局折衷。又咨各部寺院监，据款查辑，送馆参订，以备六曹编纂之漏”（注：民国《镇海县志》卷二十四《薛三省传》。又见光绪《镇海县志》卷二十二。）。
关于薛三省兼翰林院事时间，方志仅称天启四年夏上升，“寻”署翰林院事，精确时间不详。成于天启五年的《催实录文册疏》有“昨秋，臣叨掌院事，更列款目，复行催趱”，则可以肯定，薛三省是天启四年秋兼任院事的。薛三省为翰林院院事，“为诸史臣领袖”，于是，具体负责实录条例的修订，作《实录总例》、《实录分例》、《移阁列实录条例揭帖》、《再论实录条例》四篇文章。
《明神宗实录》的编纂进程十分缓慢，到了天启五年，“迄今犹复如前，寂然不应也”。为此，天启皇帝对史馆成员的低工作效率提出了批评，天启五年正月，上谕“朕惟：史官无他业，专纂修为事。皇祖实录开馆至今已经五载，而未告成，虚靡廪禄，各官职守何在？以后俱著入馆编摩，不许私寓逍遥宴饮，亦不得给假乞差，以致出入无常，稽误大典。仍限按月送馆，其修成实录，一年两次进呈，务在早完。特谕。”（注：《熹宗实录》卷十五，天启五年正月癸酉。）这年三月，时已经升礼部左侍郎、不再兼翰林院事的薛三省，实在看不过去，考虑到“条例原发自臣，何敢终默然不竟初议”，“是用不嫌越俎，理牍上陈”（《催实录文册疏》），要求皇帝再次催促各衙门编纂文册。这年九月，薛三省升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侍讲经筵。十二月，因与魏忠贤不合，辞职回家，从此离开了实录编纂工作。而《神宗实录》编修工作，直到熹宗去世仍遥遥无期。崇祯元年（1628年），继续修《神宗实录》。在崇祯的督促下，修史进程加快。崇祯要求起用薛三省为南京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协理詹理府，兼《熹宗实录》副总裁。薛三省以病辞而不赴。崇祯三年十月，《神宗实录》进呈。至此，前后花了10年时间。薛三省等受到嘉奖，皇帝再次要求薛三省赴任，但薛三省再次推辞了；崇祯七年，第三次要求起任，诏令到宁波，而薛三省已卒月余，年七十七，赠太子太保，谥文介（注：民国《镇海县志》卷二十四《薛三省传》。又见光绪《镇海县志》卷二十二，乃据李康先所撰《行状》及《明史稿》而成。）。
与宋朝相比，明朝政府不太重视官修。明朝政府只对修《实录》还勉强重视，修正史不感兴趣，重修旧史更不感兴趣。如何看待这种官修的弱化现象？一般总将之归结为官修的腐败。我的看法相反，官修的弱化，是正常的事，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因为，政府毕竟是政府，有更多的行政工作要做；修史，说到底是学者事业，让政府投入那么多的精力来做这种事，是不现实的；过多依赖官修，对政府寄予很高的期望值，是一种错误的史学理念。政府有事实记载之责，档案保管之责；中国传统的左右史理念，应该从记载的角度来理解。至于修史，应该交由学者去做，政府不必代庖。把修实录当作国家大事来做，每次修实录要牵涉那么多现任朝廷高层领导，也只有中国才有的事。史官参与修史工作，有其长处，如了解朝廷情况，政治把关比较好。但也有其短处，官员大多是一些功利思想很重的人，他们不可能静下来修史。官场中的推诿、扯皮毛病，在修史工作中时有表现。政府只负责基础性的编年国史，放弃纪传体国史编纂大权，由学者负责综合性社会史写作，形成自然的社会分工，也许是一个进步。
二、广采故实，汇编文册
薛三省重视实录的资料搜集，重视实录的书法。天启四年作的《移阁列实录条例揭帖》，主旨有二，“广采故实，谨酌凡例，以便纂修”。
决定一部实录编纂质量高低的要素：一是材料，一是书法，一是史官。史料的丰裕程度，直接决定实录的编纂。“窃照国家之正史，取裁于累朝之实录，而实录之典故，又取衷于每年之纂注。起居注与六曹编纂，即实录之底草，实录又正史之成案也。故必实录慎而后正史当，纂注详而后实录备。若弗备，则无从加慎也。”（注：薛三省：《薛文介公文集》卷三《移阁列实录条例揭帖》。）这是从理论上说明，纂注是实录之“底草”，实录是正史的“成案”。
明神宗一朝的历史记录，问题较多。“我神宗皇帝临御多年，而晚年政事则不无少弛。夫政弛则官守易懈，而史氏之纂注，遂成率略。况年久则故迹故湮，虽朝章之要务，亦多遗忘。”（注：薛三省：《薛文介公文集》卷三《移阁列实录条例揭帖》。）万历朝有起居注，但十分简略。万历朝起居注官，主要的工作是编纂《六曹章奏》。“神宗时，阁臣始议开史局，以东西十馆密迩朝堂，纪述为便，乃以东馆近上四所，令史臣分直其中，一起居，二吏户，三礼兵，四刑工，日轮日讲官一员，专记起居，兼录圣谕、诏敕、册文。其《六曹章奏》，则选史官中年深而文学素优者六人分纂。因定常朝御门，日记注”（注：《钦定历代职官表》卷二十四。）。从《明实录类纂·文教卷》来看，从万历四年正月以编修沈渊、黄凤翔为起居注馆的编纂章奏官开始，一直到万历四十六年为止，中间隔几年换一批纂修官，一直没有中断过《六曹章奏》的编纂工作。《六曹章奏》是六部上奏的奏疏，问题是仅有奏疏目录还是抄录了全文？从“凡奏疏留中而编纂所不及收者”来推断，《六曹章奏》应该抄录的是全文，且是经过皇帝批文、下发的奏章。所谓“留中”，就是未经皇帝批文、自然也没有收入《六曹章奏》的奏疏。“二十余年之静摄，公车之言率归高阁；其所下六垣者，不啻十中之一”（注：周宗建：《周忠毅公奏议》卷一。），说明《六曹章奏》内容不全。《万历起居注》记录工作也基本保持了，但内容较为简单，已经失去了第一手记录的真义。“圣明之举明，半销于禁庭之秘；起居之职徒悬，风影之传失实。”“史局条章，因循且久；阁中之私记，仅托诸于执事之人”（注：周宗建：《周忠毅公奏议》卷一。）。内阁有《丝纶簿》，即条进稿底，“今起居注所不及注者，内阁《丝纶簿》则所具载”，这似乎是说，《丝纶簿》可以弥补起居注记录之不足。虽然政府有《六曹章奏》、《万历起居注》、《丝纶簿》，但要编纂出高质量的《神宗实录》，仅有这些是不够的，“自非今日先为广询博采，未免他日遂至挂一漏万，非所称一朝实录也”（注：薛三省：《薛文介公文集》卷三《移阁列实录条例揭帖》。）。
搜集材料之法，无非是“送进来”与“走出去”。官修模式，决定了史官搜集资料之法，必定要别人“送进来”，而不会自己“走出去”搜集资料。实录编纂，核心是解决政府各部门的文册编纂。纂修实录，主要依据现存的文册撰写；文册的编辑，直接影响了实录的编纂进程。薛三省也不例外，要求各级政府部门组织编纂各部部门志。“本院深惟，编纂虽有疏漏，六曹职掌，藏在副案，必不以年远而或至湮没。相应随诸曹所掌，移咨各部寺，分别款项，督令司官，逐年纂辑要略，类成一册，以移本院呈阁，随年分发副总裁官，转发各纂修官。即彼此先后互参，共为商略，亦一便也。其先经催取天下司府县册籍，以备纂修者，今当大计，政可携带前来。相应移咨原行衙门，及今行文督促定限，大计前完。其不完者，所当以怠缓示戒，仍刻期为限者也”（注：薛三省：《薛文介公文集》卷三《移阁列实录条例揭帖》。）。
要别人送进来，就会受制于外界配合程度。按理，编文册是修明政府历次修实录的惯例。“窃照累朝纂修实录，皆移文在京各衙门修辑事件文册，送馆参订，以备六曹编纂之所未备，此成例也。盖纂修实录，虽稗官、野史、邑志、家乘，皆所兼访，以备采择，岂以各衙门公牍而可或遗？”但因为实录编纂不涉及各部门利益，所以各部门积极性不高。“盖各衙门直视纂修为史局之事，不关其职掌，故了不经意若此。”《神宗实录》文册的编纂，就遇到这样的难题。天启三年前后，翰林院臣钱象坤、周如磐已经移文，要求各部门提供文册。结果两年过了，文册编纂仍无动静。于是薛三省再上《催实录文册疏》，基本精神也是催各部门提供史料汇编，“各衙门文册关系实录，且往可以补毁册、后可以务会典”。要求各衙门“专委属官，刻日分造，解送史官，以便纂修”。针对各衙门事不关己心态，薛三省动了一些脑筋，从文册编纂有利于会典编纂角度来相催促各衙门。对政府各部门来说，修会典与修实录不同。会典涉及各部门利益，自然积极。“实录与会典相关，会典又与诸司故实相关。会典不修者已四十余年，此必修之书也。修则各衙门必详备故实，先为草创，而后主者讨论润色，萃为成书。此时各衙门欲藉口于无存，恐无是法也。且会典所载，必证诸实录。今日实录所不收，他日会典将何所凭据！即今日实录所收，与他日各衙门故实稍有异同，会典又安所折衷！故今日文册，虽为实录，亦所以为会典。各衙门政非为史局代笔，实自为会典属草也。”汇编文册是苦差事，但又是一举三得之好事。“虑从败楮中翻阅精详，从冗牍中芟取要领，不无不费心目，诚人情所苦，然了一事而三事皆办，则暂劳者，乃所以永逸，又何烦之惮而不亟为纂辑也？”薛三省尤其强调各部门派专人负责文册汇编工作。“顾欲纂辑不可无专责……臣念各部院府寺皆多属官，其无属官者，掌印外，亦多备员堂印官，皆得推择。若皆如臣部选新进有才学者，专领其事，文册完日，即与咨递迁转，而吏部则少录其劳，有敏于事而竣者，虽一月亦准一年之资。如此，则既急向进而惜日，又冀累资而趋时，庶任事者人皆竞劝，文册可刻日立就。文册就而纂修有所取裁，实录亦可以刻期早完。不然，诸臣虽日进馆，而故实不备，终不免于阁笔”。
编纂实录，是政府行为，史馆完全是一种行政化的编纂机构，政府部门色彩十分浓。从薛三省奏疏可以看出，当时史馆修史，用的是上班制，史官每天进出史馆，纂修实录。由于纂修者都是官员，不会像学者一样，自己找材料，必须由政府各部门提供资料，才能顺利纂修。资料的来源：一是纂注，一是各衙门文册。实录的本质是政府史，所以更重视衙门之事。衙门文册汇编进度与质量，直接关系到实录的纂修进度与质量。而在官僚体制下，强调各尽其守。修史是史官职责范围之事，不是衙门职责之事，各衙门自然不肯积极配合。在以行政为中心的时代，一切工作，都是靠“红头文件”来办。皇帝与史馆总裁屡次催促，但效果并不明显，反映出当时官僚体制太僵化、以致政府文件失灵、指挥不动。
三、参用史法，谨酌凡例
凡例是集体纂修的基础。大千世界大得不得了，社会人物多得不得了，要记录的历史信息浩如烟海，人类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全部将之记录下来，所以人类的历史记录，总是一种有选择的记录。既然历史记录是一种有选择的记录，那么记录内容轻重缓急比例的确定就成了问题。选择是一种人为的主体选择，选择总是受一定的标准制约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选择标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标准。为了让人们明白自己的选择标准与思想，史家们总要制作一定的凡例，形成一套成文化的修史规则，这就是书法。对于集体修史来说，凡例是最为重要的。凡例是修史机构统一修史人员的行动指南，没有一定的凡例，就不可能形成风格统一的史著。薛三省自然也有这种认识水平：“至于纂修凡例，更为史官第一要义。此义不立，则编摩无法，详略任意，或当详而反略，或可略而反详，或详而致冗，或略而致疏，他日将过勤大总裁之修润，亦安取纂修者草创之为也？”（注：薛三省：《薛文介公文集》卷三《移阁列实录条例揭帖》。）凡例不当，选择不当，影响上面口味，自然是头等大事。
明代历朝修实录，都有一定的凡例，如经常提到的《明太宗实录·修纂凡例》、《明宣宗实录·修纂凡例》。今本《神宗实录》前面没有凡例，不知何故？不过，明代的实录编纂规则比较成熟，想来与前面的凡例相差不会太大。除此凡例之外，《神宗实录》的编纂还有副总裁薛三省提出的一套实录“书法”理论。
薛三省的实录书法理论，是建立在实录即史著基础之上的。薛氏认为，实录是史著，所以，应讲究史法。“实录既为史底，其比事属词，务当模仿史体。若起凡创例，更当参用史法，使事核文典，录成而无少纰缪。及今不失述而之旨，更词严指正，义具而有所折衷，将来可备作者之资，庶一朝之文献足征，而千古之笔削不爽。此副总裁者皆所留心，而本院谬与其任，更为悚惕者也。是用仰成大指，略取史汉之法，并寻《纲目》之义，拟为《凡例》数款，具列于后。伏俟裁定施行，须至揭帖者。”（注：薛三省：《薛文介公文集》卷三《移阁列实录条例揭帖》。）从薛三省话来推断，《神宗实录》编纂班子开工四年，虽有修史凡例，但显然没有“书法”理论。
薛三省拟定的条例，分《实录总例》、《实录分例》两部分，没有一个总标题。从“拟为《凡例》数款”来看，似乎称《凡例》。但《移阁列实录条例揭帖》、《再论实录条例》则称“实录条例”。为便于与政府实录凡例有所区别，还是将薛三省凡例称为《实录条例》为妥。
1.首次总结出实录编纂的总体书法
薛三省的《实录总例》凡5款，文字不多，全文录于下：
帝赞，颂语也。大指在称功德，总举临御之大体规模，而略其细过小疵。万一圣德或有亏损，如日月之食而不可讳者，亦微词寓意焉。及后妃赞，亦略仿此。
臣传，小传也。主于定人品，少或数言，多亦不过数十百言。评目务当其人，毋过誉，毋曲讳，亦毋苛，毋褒采虚声，毋刺捕疑影，以失人之生平。其履历先后，具于录中，不必复叙。若有异绩，则直云在何官时。其为某科甲，则不可略也。
提纲，揭大纲也。每遇大事，以大义裁之，提于其首，后详其事之始末，与议事之异同。若案牍之有朱语，则大意自明也。
事论，断国事也。凡事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论，而论于事始，或淆于是非，论于事后，又易掩于成败。自非究极其端末而熟察其事情，则一时之臆断，未必足千古之定案。如使剿取异同之说，又无贵论矣。
摘要，采其大要也。如条议实可以施行者，章疏实有稗益者于中，则饰其要而芟其繁。然亦有不必可行而议论必不可不存者，亦复删削载之，不没其大指（注：薛三省：《薛文介公文集》卷三。）。
关于实录总例，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据文集，总例只有五条。但地方志称总例有六条，多“存疑”一条。“存疑”见于《再论实录条例》第一条，或许是后来补上的。“存疑，非《春秋》阙疑之谓也，盖万历间事亦多变矣。如初年则有怀刃入宫门者，真王大臣乎？真谋逆乎？真某以刃授之，欲阴行其毒乎？末年又有从狱中上书告变者，真王日乾乎？真宫戚咒诅乎？即如持挺入东宫者，真谋太子乎？真有主谋乎？然又俱无从辩其非也。盖四十余年之事，亦不止于此，故特拟此例，欲存所疑，以传信于后也。”
第二，《实录总例》可以明了实录体特点。谢贵安教授讲到实录体例，称“《明实录》并非简单的编年体史书……是一部融进了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典章制度体等多种体裁风格的史著”（注：谢贵安：《明实录研究》，第90—91页。）。这个观点大体是对的，但须进一步完善。这五条原则，实际上揭示了实录体的特点。从这篇总例来看，一部实录的写作，要注意帝赞、臣传、提纲、事论、摘要五个基本方面。每一个方面的编纂、写作、评价，都有明确的要求。显然，君臣是主角，皇帝与大臣有简传，写作分寸的掌握十分要紧。实录体例有点类纲目体。奏疏摘要。大事有结论。
2.规范实录编纂具体“书法”
《实录分例》16款，又补2款，共18款。这篇分例篇幅较大，每一条都有详细的要求。
大书，“谓国之大事”；颂书，“谓经政足配帝王，宝训足当典谟”；特书，“谓重其事而书也”；常书，“谓寻常制度沿习者也”；类书，“谓事体相同而先后繁复不胜书者”；别书，“谓同事而分别以书”；撮书，“谓撮其大凡以书也”；参书，“谓参互并书，以见情实也”；备书，“谓国家有故典而不行，特借此书以备此制也”；权书，“谓衡量其事而书之，以寓微意也”；直书，“谓事本显直截以书，当否自见也”；初书，“谓事所创见，或有更旧为新者也”；原书，“谓本其事之所由而书也”；及书，“谓因此而及彼者也”；略书，“谓举其大略而书之也”；不书，“谓非所当书，与不足书者也”；凡书，“谓国家之典礼，所循习常行者，因此举此典礼乃有此仪注”；附书，“谓大事内之支事，本非所书，则因此而附见也”（注：薛三省：《薛文介公文集》卷三。）。
《再论实录条例》16款，可以算是补充性文字，即对实录总例与分例书法有异议或不明确内容，再次予以说明。由于内容较为琐碎，且是针对前面内部的某些条例展开讨论的，所以，不再予以抄录。
关于这个凡例，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这是一套历史书写理论。明代历朝实录编纂，都有凡例，如《明太宗实录·修纂凡例》、《明宣宗实录·修纂凡例》，特点是平列了五十多条。《神宗实录》开馆时，应该也有这个凡例，且是按常规凡例编纂的。薛三省的《实录条例》是开馆四年后提出的，完全按逻辑方式加以提炼，不同于常规凡例。常规凡例至多圈定了实录书写的边界，至于如何写，写到什么程度，并没有交代清楚。而薛三省的《实录条例》则进一步规定了实录书写的轻重缓急配置格式：文本仿佛是一种镜框，一个镜头，同时可摄进的历史内容有限，必须加以比例配置；文本的总篇幅，决定了历史记录内容的篇幅；历史内容的选择与历史内容的比例配置，两者功能不同，都是历史记录不可少的要素。
第二，薛三省的《实录条例》理论水平高于常规凡例。中国的实录编纂，到16世纪初期，有了近1000年的历史，理论化程度并不高。像明朝的常规凡例，也停留于就事论事阶段，严格说来，没有理论可言。一个学科理论思维的成熟标志，无疑是术语或概念的提出。《实录条例》才可以算是真正的历史书写理论。薛三省在研究历朝实录凡例基础上，对书法进行了形式上的归纳，提炼出了一系列的术语，形成了一套历史书写理论。《实录条例》高明之处，在于术语的提出，且有规范性文字解释。《实录条例》所谓18种书法，此前没有人提出过。如此细化，正是理论进步的表现。尤其有规范性文字解释。众所周知，传统中国学人，逻辑思维落后，擅长于譬喻，短于概念界定。《实录条例》于每一种书法术语，都有明确的概念解释，且有详细的事例加以说明，这就相当不容易了。
第三，薛三省的《实录条例》操作性更强了。从这个条例来看，实录书写方法，到了明朝已经相当成熟，完全格式化。把历朝实录编纂中积累起来的经验文字化、法则化，这是一大贡献。术语或概念是实践经验的理论化。有了详细文字规定，才有可操作性。操作性强，是历史书写理论的基本要求。这些书法格式，也有助于后人正确解读实录记录的深刻内涵。不了解实录书写成规，自然也无法透彻理解实录内容。
第四，薛三省的《实录条例》在当时有一定影响。方志有“议不尽行”一语，不知此话是针对文册编纂而言，还是针对实录条例而言。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条例在当时是有影响的，且有助于后人阅读理解实录书写成规。《实录条例》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薛氏在历朝实录编纂经验基础上提炼出来的。它是实录书写理论的总结，自然有助于后人理解实录的书法理论。
第五，薛三省的《实录条例》反映出晚明史学理论化程度的提高。讲究史法，是这个条例的特色所在。这恐怕是晚明叙事史学复兴的产物。明代前期史学，基本为理学化史学控制。唯一没有理学化的内容，就是正史、实录编纂。嘉靖以后，晚明史学开始走出理学化史学，走向叙事化史学之路。在这个过程中，史、汉提供了理论与实践模式（注：详见拙作：《明代史学的历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14—216页。）。薛氏条例显然吸收了史、汉记录格式理论，这是产生薛氏条例的学术基础。同时，在形式上，显然也模仿了朱子《纲目凡例》。详细罗列修史凡例，正是《纲目》的特色。